相信广州的当代艺术从业人员，包括艺术家、策展人、媒体、广美学生都对当地的状态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这里艺术氛围的憋闷，人们总带着一点不思进取也不争强好胜的务实。那些已经获得成功且听起来像神话般的艺术家、策展人（如“大尾象”、侯瀚如）已经不再活跃于此，广州美术学院除了第五工作室之外，不提供任何当代艺术土壤，所以此地的年轻艺术家总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遥望着北京（也许在盼着哪天也可以北漂然后回到广州，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正式”的当代艺术家）。事实上，对“广东”的讨论既显得迫切又面临尴尬。

冯原、樊林将“广东主义”作为了本次展览的主题，其副标题是“一种地方性的博物志”。展览陈述中展示出明显的人类学方法论（包括与每个艺术家的进行的关于“广东主义”的对话），策划前言中提到“我们邀请了十数位带有各色棱镜的艺术家——这是一群现在或曾经生活在广东，并愿意对广东现象进行梳理和分类的艺术行动者——提供他们基于广东现象的一些艺术实践。”但对于满怀希望可以从展览中感受到什么是“广东”的观众来说，展览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无论从展览中的文字还是作品来看，“广东现象”依然没有着陆的土壤，广州部分的参展作品大多数与地方性研究或现象梳理无关。

有趣的是，本次展览的香港部分作品，显示出相当明显的政治针对性，在策展人郑怡敏（阿金）看来，其策划重点不在某地主义，而是以香港与广州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演变为出发点。其主题“行路上省城”大意为“走路去广州”，这是四十年代初香港日治时期，日本执行“归乡政策”，大批香港市民被逼返回大陆的现象。如今该词已经变成愚蠢的代名词，该词暗示了香港人对内地政治的微妙心态——既担忧又不满。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展览中会出现反高铁的作品，还有一个名为《禾鞋》（数对禾草做的鞋，依次朝着南面摆放，一双比一双散乱，最后一双只剩一堆禾草）的作品，简单直接——香港艺术家更喜欢在作品中表达政治态度。

原本希望以联合珠三角艺术家的方式探讨“广东主义”的方式并不成功，原因依然是提出某地主义具有危险性，其前提在于地方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必然联系似乎被无限放大了。

文／ 吴建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