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今天做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变成千万营生中的又一种求生方式，那至少这种方式跟“生活”的距离最难界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五点之前做螺丝钉，五点以后找“自己”，职业艺术家却要以“自己”来保证“工作”的独立和独特。这种由无数可辨度或高或低的特殊“个体”组成的特殊“群体”以及该“群体”的劳动成果究竟具有多大说服力（或者，魅力）？

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光想显然不够，所以总会有“干点儿什么”的冲动。作为泰康空间“51平方”项目启动的由来，想“干点儿什么”并“动手实现”的做法值得肯定。项目长达一年多的展开过程中，也有不少同样值得称道的时刻出现。但最后形似集体谢幕一样的群展“16位年轻艺术家”却不幸未能与早春三月沆瀣一气，春天的门外汉来现场看展，心里难免留下缱绻的遗憾。

从题目可以看出“51平米”的一贯态度，不为艺术家预设主题，不对创作进行过多干涉。自由放任的策展理念在呈现艺术家相对“素颜”状态的同时，也集中回放了整个项目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51平米”的艺术家虽然被冠以“年轻”之名，但一路看来就会发现，大部分参展艺术家的创作都已经过推敲，不加控制的年少恣意在这里基本看不到，相反梁远苇、刘窗、赵要等人的作品让人感觉到明显的针对性。但推敲的度却很难把握。

在东莞灰蒙蒙的街头一路走一路拾捡废纸并烧掉（刘窗，《无题（节日）》），两人一起划橡皮艇沿北京护城河绕行（徐渠，《逆水行舟》），黑色幕布前按照泰康空间工作人员身高悬挂的两盆植物（辛云鹏，《还是不重要》），放在书架上的对艺术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籍以及绿地毯（李牧，《牧图书馆》）——这样的作品在圈内人看来熟悉，圈外人看来莫名。坚持自身线索的艺术家阶段性回望时，可能都难免无奈。

年轻一代对宏大叙述的拒斥显而易见而且不约而同，不仅表现为取材日常，更体现为面对所谓社会、历史议题时的全面回退。很多人选择坚守自己的阵地，对把艺术当成图说工具的做法保持高度警惕。这方面赵赵是个例外，此次交一幅油画参展，题为《奉献》，双鱼献子带有直白到让人无话可说的政治隐喻，这种不知真心还是假意的故意耍赖倒十分符合他的个人作风。

但“艺术家”身份几乎是不加反思地被所有人接受，无论是创作语言里的才气，感知力的敏锐，还是个体情感记忆的价值，观察角度的独到，都无形中成为作品“成立”的另一种稳定条件。给人感觉就像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里，最初的反抗失去了动人的力量，变回一种更安全、更易控制的立场。在此基础上，除了些许艺术的温情（王思顺“我在远远地想你”霓虹灯装置）或对生活体验的细腻捕捉和表现（马秋莎记录长安街华灯亮灭的录像《黎明是黄昏的灰烬》），我们并未看到太多回旋余地，相反，有些作品甚至让人怀疑艺术家是否真有那么自恋（卢征远以微博为拍摄对象的行为录像《粉丝》）。

对艺术来说，个体的独特性应该至关重要，但为什么看过那么多独特的个体后，得到的印象却是某种集体的一致？对应这个集体的，是类型化的观众，积极的观众说：你应该做得更好或者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消极的观众说：不知意义何在，取消关注。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实在不得不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对当代艺术抱有兴趣。

尤其当社会现实让人迷惑或备感无力时，艺术不可避免地要被寄予更大期望。在泰康的群展上，我们看到了分立中的一致，但也许真正激动人心的，是一致中的分立。

文／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