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Para Site搬迁至北角新空间的开幕展，强烈的讽喻特征贯穿在“土尾世界——抵抗的转喻和中国国家想象”当中。“土尾世界”来自广东雷州方言，那里的人们以此自嘲“天高皇帝远”的状态，然而越是这种中央权力难以触及的地域，似乎越有可能存在超越民族主义统一叙事的活力。正如展览中胡向前的《土尾世界之演讲》（2015）所显示的，艺术家以成功人士的形象回到家乡雷州的中学操场发表演讲，他“热情地”模仿着励志讲座的措辞方式和身体语言，大谈如何发挥个人力量去追求梦想，讲台下的中学生们却鲜有共鸣。

Para Site一向善于运用既有艺术品及文献档案立体地呈现展览语境，在主展厅边沿，两位策展人——Cosmin Costinas和翁子健不失时机地加入了更多的讽喻性色彩。展览在这里分隔出两个小间，被分别命名为“耻辱学校”和“羞愧学校”，“羞愧学校”中的录像档案、艺术与文学作品大多以东、西方在19世纪多次的战争交锋为背景，暗合了国力衰微可使人民蒙羞的历史书写方式；“耻辱学校”中，“可耻模仿研究部（俄罗斯分部）”特别计划、周铁海的影像作品《必须》（1996）、与杨诘苍参展作品《康生双勾》（2015）互文的康生书法手迹、以及黄小鹏“出品”的《中国地产报告》（2006-），则共同提示了集权统治下的视觉生产所发生的可耻畸变。

更为“狡猾”的讽喻体现在展览中英文标题意义的刻意错位，英文标题“百年耻辱”是今天民族主义历史论述的根源。当艺术家在个体创作里流露出的讽刺感被纳入到策展人构筑的特定语境当中，这种讽刺感便从而具有了某种较为一致的指向性。譬如张培力的《遗言》（2003）截取革命电影里英雄人物牺牲前的遗言剪辑而成的影像，不断地重复令其显得滑稽可笑；廖国核以戏谑性手法将白南准与嵇康这两位“抗命者”并置；吴山专与英格的《从最好的方面展现中国》（1995）戏仿了中国官方宣传海报的色彩与构图；在《考成这样还转着玩》（2014）中，宋拓收集的30份59.5分的小学生试卷展示了日常生活的荒诞不经，以及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陈劭雄的《警察与小偷》（1998）令观者怀疑视觉经验，进而怀疑我们被灌输的现实经验的真实性。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叙事面目颇为可疑的情境下，当代艺术如何能够从单一价值观中突围并形成对抗，这便是“土尾世界”试图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主流话语集中构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时，“土尾世界”却像是在国土边沿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一场“同床异梦”。

文／ 武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