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食”展览现场,2026. 左:Map office,《海女的故事》,2018;右:Elia Nurvista,《食物纪元》,2021. 图片提供:弘美术馆.
偏食
弘美术馆
温州市鹿城区锦绣路1067号威斯汀酒店五楼
2026.01.17 - 2026.07.17
进入“偏食”主展厅之前,观众首先会在墙面读到三个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开放式问题。它们并不像常见的展览引言那样为理解铺设路径,而更接近一种编辑性的前置动作,使展览从一开始就显露为一个尚未定稿的结构。在这样的设定下,对这场展览的观看像是一场缓慢展开的咀嚼。
这并非偶然,《偏食》由独立出版团体te editions策划,他们或许无意中将编辑一期《te magazine》年刊的方法移植进美术馆:驻地、展览、公共项目与后续出版物分布在不同时间尺度之中,共同构成一项持续展开的工作,而非彼此分明的阶段性输出。展览本身也更接近研究过程中的一次暂时显影。
这种编辑性思维顺畅地渗透进空间与视觉层面。平面设计工作室Y17为展览建立的视觉系统正是从咀嚼出发,将牙齿作为反复出现的图形元素。与此同时,展陈设计“建筑其中”将美术馆原本开放的环形动线切割为若干彼此独立却又暗中连通的空间:入口处的两道错位结构使进入展厅的过程带有轻微的吞入感,连续的流动转变为带有停顿与回旋的结构,既如阅读刊物时不同篇幅主题的栏目,也趋近于一种包含进入、停留、吞咽与消化的身体节律。
这种节律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并置关系中。在开场空间中,辛未的《苹果》(2025)与沙爽的《乳络》(2025)构成一组相互牵引的结构,前者的双频影像一面闪烁着货架上“永远当季”的苹果,而看似自然的充足背后是例如智利季节性女工在高强度劳作与家庭再生产之间的双重负担。沙爽用牦牛毛在金属管道间编织出奶汁的输送路径,将“滋养”拆解为一套由管道、组织与流动构成的系统。在此,“健康”与“供给”之间的裂缝被放大:那些被顺利消费的物质,其生产过程中的摩擦与消耗被有效地隔离在视野之外——我们究竟在系统性地“偏”掉什么?
郑波与朱玛娜·曼纳(Jumana Manna)之间的对照也值得玩味。郑波的《生存手册I》(2015)对1961年《上海野生食用植物》逐字手抄,安置在展厅自然光最充足的位置,将知识呈现为一种可以被重新触摸的经验;在相邻的房间中,朱玛娜·曼纳的影像《采集者》(Foragers,2022)则在相对昏暗隐秘的环境中播放。前者记录饥荒年代被迫习得的被动采集,后者讲述以色列以生态保护之名将巴勒斯坦人世代相传的采集行为犯罪化的主动采集。光与暗、自愿与强制、回忆与现实,两件形式迥异的作品将采集这一最古老的人类行为还原为政治经济结构里的双重困境。
如果说这一部分主要揭示的是食物体系中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展览中段则将视线收回更贴近身体与家庭经验层面。“走归计划”作为美术馆此前以温州为起点的长期驻留项目,为这一段落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语境。吴婧冉的《我跟蛤聊两句都比这熟》(2025)在展厅中复刻出温州大排档的圆桌与器皿,观众被邀请坐下,通过拓印血蛤壳的方式接触这一正在消失的沿海产业。高其蓁与林莱尔的作品将腌渍比拟为编织这一缓慢而持续的身体劳动。在《淹》(2025)中,艺术家走进发酵容器,使时间不再作为抽象维度,而以浸透的方式作用于身体本身。腌制在这里既是食物保存的技术,也是一种关于代际经验与情感关系的隐喻,它通过味道、湿度与持续的等待,将个体重新嵌入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之中。
这种以女性经验、地方知识与身体实践为底色的脉络,在地图署的“海女”系列进一步延展。三千年来,日本沿海的”海女”以小型社群方式生活,潜入海中寻觅珍珠贝与海产,将”里海”概念世代相传。《海女的故事》(2018)以带有浮世绘风格的图像拼贴呈现这一循环往复的日常,《潜水的政治》(2018)则通过语汇的整理,将这一生活方式转化为可被记录与理解的知识体系。这里呈现的并非危机或断裂,而是一种仍在运作的、依赖身体经验与环境互动的生存方式。然而这种不依赖工业供应链的食物伦理并未被浪漫化,更像是一种被放置在当下语境中的对照,使观众意识到工业化食物体系之外仍然存在其他可能。
接近尾声,万青的《饭来就张口》(2022)将问题反刍回观看本身。在由网络素材与动画组成的影像中,进食与信息摄取逐渐趋于同构:它们在同一时间进入身体,却以不同方式占据感知与认知的通道。久而久之,被消耗的似乎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一整套感知能力——我们既在进食,也在被喂养。观看由此失去外部性,转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与代谢过程发生重叠。
与展览相互呼应的公教项目将展览结构深入延续。与之并行展开的15场“食日谈”读书会将讨论从展厅内部引出,以阅读与对话的形式持续拆解饮食、劳动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本次展览专门开发的桌游《异乡食局》生动地将温州移民在荷兰餐饮业中的历史经验转化为策略选择,使玩家在签证制度、口味调整与经济周期之间不断权衡。在这一层面上,“偏食”不再仅仅是关于摄取的隐喻,而逐渐转化为一种方法:它指向选择与偏向本身,指向我们如何在复杂结构中不断做出取舍。
当观众离开展厅时,最初那三个问题或许仍然悬置,但它们已经在观看过程中被不断改写。展览的有效性或许恰恰在于让展览保持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不同段落之间彼此渗透,研究仍保留着未完全风干的湿度,而观众的观看与思考成为最后一道不可或缺的编辑工序。
文/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