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上海当代艺术的分水岭发生在2013年：连续兴办6年，曾对上海当代艺术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SH Contemporary（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被叫停。2014年的博览会热可以看成针对市场空窗期的报复性反弹，同时，前后多家私人美术馆开馆迎客。实际上，这股热潮从2009年艺术家在松江创意工房联合策划的群展“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展览标题意图描述一个巨大反转：原先在20世纪70年代被号召向无产阶级工人学习的资产阶级，在今天不但接手了一切工具，吞噬了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还激发了空间的分裂以及人的分裂，生产方式经过短暂的联合又回归到个体。

艺术行业早已全面迎接资本化。有艺术家戏言，20年前能卖掉一件作品实在是感觉开心，今天再卖只觉得是场“灾难”。但艺术商业化并不是上海唯一的记忆点：1990年代的一批艺术家曾经独立筹钱或自费策划展览，他们花大量时间聚集讨论，再邀请其他城市艺术家来上海共同实践，针对同一话题展开多维度的探讨。对当时的上海来说，这是一贴兴奋剂。群展名单不受年龄、工作方向的限制，力图在作品之间形成有效的相互刺激。但自“桃浦大楼”系列艺术项目（2011）之后，上海艺术家再也没有联合策划过展览——2009年松江展览的提法已经充分发酵，资本暂时粉碎了联合的可能，艺术又向艺术之外的不同目标奔去。

上海初夏的一个雨天，一辆白色卡车尾部聚集了一群人。一名穿白色“防护服”、戴白色面具的人，坐在雪白车厢中间的一张桌子前写着什么。他/她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全白的笼罩中如幽灵一般。人们撑着伞，在车厢这座小剧场前形成了另一道被观看的风景。这是艺术家胡任乂的项目“忏悔车”第二辑，为期五天；车的巡游路线包括圆明园路、威海路、宜山路和武康路（路线选择以停车方便为考量）。车辆停靠时，路人被邀请进入车中写下忏悔并注明国籍，可匿名也可署名。这些字条在下一次展览前都会被私密地保存起来。该项目是胡任乂的系列创作“无限忏悔计划”的一部分，并在微信群与朋友圈中以图文同步直播。

从2009年底有最初想法，到2012年底着手计划，再到2013年4月开始实施，并于2014年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金盆洗手——无限忏悔计划”个展，现场直接展示的忏悔条来自不同地区、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人，内容多与家庭矛盾和爱有关，例如自责没花多些时间陪伴家人。借此了解他人的忏悔对许多人而言具有吸引力：对他人生活内幕似乎秘密的一瞥。这一计划截至目前已收集到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七千余件忏悔字条和物品，其首次展出被安排在一个全黑的房间，由观者的手机光源捕捉贴在墙上的忏悔字条。艺术家回忆道：“当时有观众认为，既然忏悔人愿意留下字条，那么未必要在隐蔽的空间里呈现这些信息。”于是他便有了让这些信息在公共空间流动起来的想法。“不过真正想到巡游车是在民生个展结束后。我意识到美术馆展厅及其机构属性的封闭性，从而想要寻找作品与社会最透明的链接方式，于是形成了‘忏悔车’的想法。”提到巡游车，或许我们想到的是战争胜利时凯旋而归的军队，两边围绕着欢迎的人群，以及嘉年华中变身为移动舞台的彩车，商业社会中，巡游车成为了一种深入消费社群的灵活销售工具。这台素净的忏悔车利用了巡游车本身易于抓人眼球的表演性，然而它所提供的却是颇具仪式感、与周遭环境相隔离的自省空间，公共与私密在此相遇。

在网络社群的未知异托邦中，我们面对大量的数据与资料，以及各种借民主自由之名植入浮动资本的新社群空间，其中，当然不乏敌我不分的骇客入侵、通讯协定，以及相应而生的“身分”（角色）与虚假个人资料（设定）。在这种失序的荣景中，我们栖身于单一大历史消失的“叙事群世界”（universe of narratives）里，由于身分、个人资料、群组（出场人物）、对话（对白）与活动（情节）的繁生，必然出现叙事的爆炸与重整。用“叙事转向”来描绘当代艺术在这近十年面对这一改变的表现，显然还是过于市场导向，或有对单一大叙事的想像之嫌。事实上，如果就生产条件与生命处境而言，艺术家或许已经开始以各种叙事的再制作、拆解和组装，来面对这“叙事群世界”的混沌与挤压。

“叙事群世界”vs.“后制作”与“后电影”

可以想到，“叙事群世界”和鲍德里亚“后制作”与“后电影”的观念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但二者仍存在极大的差异。后制作与后电影的发展仍然专注于观念艺术的旨趣，在今天也显得容易落入一种形式主义操作（不再挑战叙事生产的观念形式操作）；但叙事群世界不会仅止于正文与脉络之间的互文叠合与叙事群规模的扩张，因为“叙事群世界”并非某种艺术趋势或类型，而是一种存在于当代的生态制域（régime）。虽然“叙事群世界”涉及网络社群的经验，但因为叙事群具有高度的诸众状态、流动性与临时性，因此，我们不能以“叙事网络”——关系美学自后制作或后电影发展而出——来认知它（此类型的创作者如皮埃尔·于热、菲利普·帕雷诺、饶家恩、许家维、余政达、高俊宏）。上述科技与社群环境的改变所引发的是艺术症候，是艺术家对于叙事群更有意识的关注，并进入到思考与部署叙事群的“政治”（阿比查邦、陈界仁、张纹瑄、鬼讲堂）。

“这本是终结之地，现在更是一场让人可以习惯告别的仪式

以此开头并非虚假如果你们听见在夜晚时从身旁走过的猫步后头跟著许多低吟穿过戏院穿过住宅穿过运河此时鸽子拍翅声声催促你离开从未遇见的辉煌与未曾真的理解的落寞仅引用诗句让此地等同于幽魂说话！” ──曾伯豪,《运河无崁盖》

三月中，台南的海马迴光画馆推出了一场暂时难下评论的展览“台南中国城”，展览名称与内容均来自伫立于台南中正路底30余年的巨大建筑体。过去，城市发展经常与河流港川相互依附，台湾最早发展的都市“台南”更是如此。开台之初，今日的台南市区到安平区之间仍是一片台江内海，台南也因早年船只往来频繁，使得贸易、商贾兴盛。此片水域在进入清朝统治期间便开始有泥沙淤积现象，这些水域陆化的过程，慢慢形成交错的运河河道与港口，而积累而成的海埔新生地，则成为新的生活聚落。1970年代，因台南旧运河淤塞成陆、港口变动不定等问题，在日本殖民时期再启开挖、设计的新运河，在长期泥沙淤积与安平渔业区开发完成后渐失功能，慢慢转型为观光用途。市区中的运河被称为运河“盲段”，用以容纳舟船停靠的船渠也在淤沙、都市废水流泻不出的状态下，成为市民嫌恶的臭水沟。“填平运河盲段”的想法在1978年市政府将此区改辟为商业用地标售后正式实行。这处于1983年落成的大型综合性购物广场，在当时仍于戒严状态的社会氛围下，以带有某种正统性遥想与国族想像的“台南中国城”为名，利用地下街衔接前后两栋仿中国传统建筑外观的建筑，犹如海市蜃楼般现身于原不存在的运河盲段之上。

几乎是从停止拍摄的那一刻起，蔡东东成为了摄影艺术家，更准确地说，成为了一位关于摄影的艺术家。他退出了图像生产者的行列，站到观众这一边，思考着接受的荒谬和疑难，进而针对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图像开始工作，“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样，对这些既存的照片做起了手术”。

它们部分地来自他过去拍下的胶片，更多地来自旧货市场，以及宣传部门淘汰的图像资料，他从那里搜集到各种各样的旧照片和底片，将它们带回“暗房”，不时地琢磨可行的手术方案；卷曲、打磨、移植、刮擦、撕扯、灼烧等等，这些手法俨然具有手术刀式的暴力感，但目的在于挽救：发现僵化的图像背后的某种“戏剧性结构”，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而这要取决于在他和图像相互审视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增设一个“刺点”的可能。

“当所有人都摄影的时候，其实摄影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它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网络也成为我们生活现实的外延，摄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引自蔡东东、海杰对谈：《摄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蔡东东的论断针对了摄影的整体存在轮廓，照相机所衍生的技术性图像已构成了极度膨胀的现实景观，同时也逼迫艺术家们在卡尔维诺论及的两条道路间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把用过的形象放入新脉络和新语境中进行再循环，改变其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东西一笔勾销……仿佛处在世界末日之后的世界里”（引自《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蔡东东显然倾向于前者，他声称自己是“图像的编辑”，确实，在链接、加工、重新编排既有文本的这一向度上，他的形态暗合着尼古拉·布里奥（Nicolas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在为他在北京常青画廊的最新个展“屯蒙”（Host）进行导览时，站在他的水墨作品《地球表面之暗》（Darknes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2016）前，说出了这两句圣经经文。画面中，在一片混沌的灰黑色天地之间，忽然现出一线光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与这个混沌世界的相遇，是世界脱离混沌的开始。以此为起始，打开了一个名为“屯蒙”的世界。

“屯蒙”是易经中屯卦和蒙卦的组合。“屯卦”由象征雷的震卦和象征水的坎卦组成，有“春雷一声惊万物”之意，代表新生；“蒙卦”由象征水的坎卦和象征山的艮卦组成，仿佛山下的水蒸腾形成雾气，有蒙昧初开的含义。两卦组合似乎是对创世纪景象的东方式解读。葛姆雷将其作为此次展览的主题，其意象主要显明在展览的同名作品《屯蒙》（2016）中。

在常青画廊为《屯蒙》特别隔出的414平方米的区域内，从昌平区地表以下挖出的红土铺满了展厅地面，又有从天津港运来海水灌进土里，水深23厘米。土与水以50：50的比例混合，形成了一片95立方米的海。艺术家特别取消了展厅中的所有电灯，完全依靠自然光作为展览照明的光线，使得这里的景观随太阳在一日中的起落而发生变化。这不由地让人再度回想到《地球表面之暗》中呈现的创世纪景象。在空虚混沌之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每一场展览开幕都有几分相像：慷慨激昂的致辞嘉宾，尴尬微笑的艺术家，略有所思的艺术爱好者，当然还有After Party面无表情的DJ和溢散着酒气摇头晃脑的party人群。瑞士艺术团体2B公司（2B Company）在作品《预展日》（Vernissage，2015）中用固定机位“记录”下四个场景，并以一系列镜头的组合谐拟了展览开幕上那些令人心照不宣的滑稽时刻。作品延续了团队在极短时间内密集创作的工作方式，从构思到完成用时一周。在简短准备和场景搭建后，表演者根据所设定的情境在镜头前即兴表演——其中的对话和动作均由情境触发，在现场产生。而后，艺术家从录像中择取片段，不经修改或重复拍摄，将素材拼接成最终影像。作品中，团队三人包揽了美术馆高层、政客、艺术家、乐手、参观者等全部“角色”，在对不同社会身份的戏仿中，展现出被社会规范制约的个体所显现的刻意、不自然、尴尬和窘迫之态。从“一路坐车又亲脚走路的市长夫人”（出自作品），到不知如何在镜头前握玫瑰花摆pose的艺术家，表演者脱离于具体人物，在介于戏剧表演体系被高度“打磨”的身体和日常身体之间的状态下，构建出凝练的人物符号和关乎情态的另一种“真实”纬度。录像结尾，三位高矮胖瘦并不协调的表演者在身体接触中摆出一连串怪异的姿势。Oops，就连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展览开幕现场的现代舞表演也被调侃了一番！

作为瑞士文化基金会“亚洲瑞士之窗”系列活动受邀作

观看“格物”的体验极特殊：距展厅直线500米开外，是浙江北路、天潼路的拆迁地块，各类型的石库门混杂期间，其中体量最大、门楣最精的“延陵寄庐”命运仍悬而未决；接着，一脚踏入展览厅，迎面而来的是南京秦淮区集庆路花露岗西侧地块的展览——此处的后设与适才的现场骤然相撞。晕乎之余，喟叹中国城市化进程无可如何都逃不出此魔怔。

该展览内容经历了漫长的生产周期：2014年10月冯路、窦平平、鲁安东提出构想筹划，2015年7月格物工作营展开具体项目，2015年9月展览与出版筹备，11月研讨会成果发表，3月本场展览落地。期间他们的头脑风暴纵横交错在海外和大陆，工作营卷入了建筑学者的讨论，颇有带动力地产出思想，参与2015北京的当代艺术展，亦有很强地跨领域能力。在两个展厅里可以看到10多位建筑师试图呈现的研究面向：“南京秦淮区花露岗西侧”作为一处沉积历史和生活场景的地块，可以完成考现（田野调查）、考古（历史地理研究）、临时性建筑（装置）与建筑理论（模型、文本等）的各种研究可能。

但疑惑也始终伴随观展而贯穿其间——“格物”，是否就能够“及物”？理论研究和实践与地块/空间彼此之间关系究竟为何？因展览空间的场地限制和公共空间的平台性，一块涉及城市开发的“土地”，其言外之意是否已被掐头去尾了。

由李兴钢建筑设计工作室团队和湖北殷祖古建园林公司共同完成的《瞬时桃花源》，将四个具有抽象意味的临时建筑（“台阁

许煜于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德国吕纳堡大学数码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讲师及研究员，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与研究所研究员，西蒙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写有专著《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编有《30 Years after Les Immatériaux : Art, Science and Theory》等。

他早年的学科背景是计算机工程，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他对人文学科与科技领域间的鸿沟感到震惊，进而转向技术哲学的研究；后师从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其并未囿于西方技术文化视野，而积极地展开关于中国技术的思考；同时许煜亦是投身社会运动的行动者。

今年3月初，受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邀请，许煜带来了他对中国技术问题的最新思考，并组织了四场关于“崇高”问题的讨论会，以回应当前热门话题“数码崇高”。我们有幸对其进行了专访，深入讨论对近来香港的社会运动以及当代技术问题的理解。

卢睿洋（以下简称卢）：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除了哲学家的身份，也是一个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请你谈谈近来香港台湾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本土论述”。在今天新的技术媒介环境中，我们该如何刷新旧的都市社会学框架而理解当前的运动？

许煜（以下简称许）：在香港台湾的运动中浮现出的“本土论述”，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保守的对全球化的抵抗性

Richard Hawley-《Hollow Meadows》

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当代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Richard Hawley以平均两、三年一张的速度推出着保持绝对高水准的佳作。《Hollow Meadows》依旧延续了其无比动听的低沉和温婉音色，动情之处总让人联想起美好和忧伤的情感。总之，一个擅长歌唱生活和爱情的中年男人的魅力应该是这样的。

Richard Hawley，《Hollow Meadows》，Parlophone，2015.

Deerhunter-《Fading Frontier》

如今已经成为实验摇滚界大牌的Deerhunter 在2015年推出的专辑不但延续了他们以往的风格，也融合了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迷人的旋律和悦耳的噪音作为乐队标志，体现了乐队灵魂人物Bradford Cox的丰富想象力。听完这张专辑不禁让人更加期待Cox的个人计划——Atlas Sound的新专辑了。

Deerhunter,《Fading Frontier》，4AD，2015.

Moon Duo-《Shadow of the Sun》

前不久我去看了Moon Duo和Battles在北京的演出，在现场买到了Moon Duo今年的新专辑《Shadow of the

致命摇篮死 / The Telescopes-《Run It / Thrown》

失眠时，不妨在唱机上放上这张由致命摇篮死和The Telescopes（英国）带来的7寸黑胶合辑。伴随着键盘音效敲出的破碎鼓点和底音，致命摇篮死的《Run It》由慵懒的无意义唱念开始，而后在一瞬间如进入电子舞曲高潮般地被推入混有噪音嗡鸣的副歌部分。似乎得做点什么——而我情绪虽有所反应，身体却动弹不得——就像在漫画里和赛博朋克一起坐上了偷来的飞车。在唱片背面曲目《Thrown》中，传奇的英国噪音团体The Telescope更进一步将声音碾压成“微尘”。尽管曲目仅两分半长，但听者绝对像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神游。歌曲在从头到尾吉他扫射出的白噪音和混响中自我瓦解。唱片的结构似乎对应了两首曲目在声音上从构建到拆解直至彻底分崩离析的过程。当《Thrown》一曲落下，一切归于寂静，整个转化过程才最终完成。

致命摇篮死 / The Telescopes，《Run It / Thrown》（7寸黑胶），根茎唱片，2015. 试听.

Forests（森林合唱乐团，台湾）-《Dead Species》

台湾三人乐队Forests带来的《Dead Species》正像专辑封面上扭曲变形的低画质全身热扫描图像那样——有如迷失在数字化的后人类未来世界里的拥有了人类“体温”的的模拟人。在合成器和鼓点的牵动下，由贝斯扫出的声音“脉波”贯穿整张专辑，伴随着捶打金属片发出的铿锵声，主唱的演唱则像是监狱长透过扩音器的发号施令。《Dead

窦唯-《天真君公》

窦唯再次恢复了承自《艳阳天》和《山河水》的韵味独特的吟唱，这或许能使这张唱片得到那些并不熟悉他近些年音乐演变的老歌迷的欢心，但准确地说《天真君公》源于另外几张不大为大众所知但极为精彩的唱片所勾勒出的谱系：和译乐队合作的《雨吁》和《口音》，和 FM3合作的《后观音》，以及去年出版的两张唱片：以“不一样”名义出版的《潸何吊》，以及和莫西、子枫合作的《天宫图》。而《天真君公》更为完满成熟——窦唯的吟唱，以及他父亲窦绍儒的埙，云淡风轻地穿行于迫在眉睫的电音节拍、洞幽烛微的氛围声效，以及各种电台广播和日常人声采样之间，音籁、天籁、人籁，三位一体，一种东方迷幻氛围美学，还是俗世的禅机？《天真君公》不动感情——不动那种易于溢出的感情，只凝神，出神。

窦唯，《天真君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年.

崔健-《光冻》

有理由以崔健最佳作品的高度来批评他有些新作平淡乃至平庸，但很多骂崔健新歌难听的人，你给他听布鲁斯和灵歌放克，给他听花儿秦腔，他照样会觉得难听，而《光冻》是一张颇为根源的摇滚唱片，是泥泞大地上沸腾的雨水。我没有听过任何一张中国唱片（或所谓“华语唱片”），在制作上比得上崔健的《光冻》，其背后站着两位英国神人：负责混音的Howie B和Joe Hirst。先放下神话符号光环，先放下思想意识形态——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当然很重要，只是说需要先回到审美——审美的基础首先是感官。《光冻》是一张充满蛮力和巧思的、不合时宜的优秀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