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卡-塔吉玛（Mika Tajima）是纽约的一位艺术家，他近期作品《建筑师的花园》（The Architect’s Garden）于12月17日之前在奥斯汀德州大学的视觉艺术中心展出。塔吉玛的定点装置展出时，也将举办一系列相关活动，其中包括与电影Slacker（1991）的导演Richard Linklater的对话。她最近的作品挖掘了当代人工环境里的社会涵义，特殊类型的人类行为的表现者的发展，比如游手好闲者，逃避工作者，好工人。

我并不经常去家里的储物间，但最近去颜料区找两种具体的颜色，宝蓝色和锈棕色。在这里选择工业混合颜料，随之构思出《建筑师的花园》（The Architect’s Garden）是件易事。选颜料的过程和牌子的梦幻效果发生了联系，无论是拉夫-劳伦（Ralph Lauren）还是玛莎-斯图（Martha Stewart）品牌，这一过程也让我领略到了所有的那些引人产生联想先入为主的色彩名字。我最喜欢的品牌之一是‘灵魂姐妹’，这是一款深紫色，还有一个叫狮子心（Lion Heart），是淡黄。展览中包括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喷绘的珀斯配有机玻璃画，它们将视觉抽象和地理位置连在一起，如《家具艺术》(马尔默)中的烟灰色和明黄色，《家具艺术》 (伯利兹)中的香蕉黄和金色，这些地方的投射，将带你去那里。

我一直会想起理查德-林克雷特（Richard

在午夜的莫斯科，我正走在灯火通明的林荫道上，路的两边是户外舞蹈学校，一对对舞蹈组合按照舞美旋转着，有张有弛。透过那些树，我隐约看到了星光下先锋剧院里的电影放映，这是莫斯科独立电影的据点。顺着路走下去，可以看到长腿俄罗斯姑娘们绕着灯光喷泉溜着旱冰，而公园的喇叭则播放着令人振聋发聩的摇滚——从“杀戮”组合（the Kills）到“雪莉儿乐队”（The Shirelles），应有尽有。在空地上，我可以看到俄罗斯车库当代文化中心（CCC Garage）几个小时前刚刚推出的公共艺术项目“必要艺术”（Necessary Art）中的雕塑作品的轮廓。

欢迎来到高尔基公园（Gorky Park）

这里曾是放荡不羁的水手和爱情歌谣的天堂，今年夏天，高尔基公园被彻底整修了一遍，作为收藏家Roman Abramovich资助项目的一部分，并且由Strelka学院进行实施。Strelka计划未来在莫斯科建造13或14座类似的户外文化中心，而“一切空间都是公共的”这样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走出这座城市的记忆。高尔基公园值得骄傲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是莫斯科第一个这样的文化中心，而且更因为它也是车库当代文化中心未来举办活动的场所。同时，俄罗斯名媛Dasha Zhukova的Iris基金会的人在圣彼得堡正忙于“新荷兰岛”（New Holland）项目，这个昔日帝国海军的岛如今却引来了不少玩儿滑板的人、社区园丁，以及“布鲁斯高质量基金会”（Bruce

黎薇，1981年生于北京，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她的作品关注人本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展览经常突破画廊空间，比如《陷阱》（2010）、《韩芳芳走失了》（2010）、《路》、《22分55秒》（2011）分别发生在艺博会、洗浴中心、剧场、酒吧等日常性场所；最新个展“英雄”于9月17日在今日美术馆开幕，与她以往的展览一样，没有策展人；展览由三个部分构成，展厅一层是《合唱团》（2010），由12位浓妆艳抹、衣着光鲜但都有残缺的儿童构成；二层分别是开屏的数只孔雀和弥漫着药水味儿的ICU重症监护病房。“英雄”在今日美术馆3号馆于2011年9月17日至10月3日展出。

我特别讨厌用文学著作来说事儿，但是卡夫卡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他用一种近乎冷静、无情的方式去写一个特别无解的、充满荒诞的，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东西，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在这里，所谓研究，所谓历史性资料考证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人本身的一个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空间的一个怀疑，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喜欢去解释作品，如果非要问“英雄”这个作品的初衷，那就是所有的现实，生活的细节，细节的细节。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个体和集体里都包含着复杂的关系，无法用语言说清。“英雄”这个词在我从小所受的所有教育里，它都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形容词，

Amy Yao是纽约的艺术家，创作涉及雕塑，杂志出版和做伞。最近的艺术项目《另一番杰作！！》（ANOTHER MASTERPIECE!!），是和设计工作室、先锋空间JF & SON、Travis Boyer的MFT合作，共同设计的一些衣服，这源于她偶然看到的一台缝纫机和厨房桌子上的一根香蕉。2011年九月八日，Yao也在店里举行了自己的作品时装秀。

在某些事物身上，会有那种奇妙的组合，一方面激发我们想到某些别的东西，而忽然间我们又发现，那只不过是个之前未曾有过的玩笑。当有些人觉得某个东西好玩时，其他的人就会觉得很低俗。

这些作品的表现也是自身内部的一场表演。展出的一部分包括一条闪光的T台和窗帘，这也是我去年冬天在巴塞尔的New Jerseyy的展览《货真价实的家庭主妇》（“The Real Housewives”）的延续。这些窗帘的大小是根据我之前在凤凰城的家的窗户大小设定的。那是个独门独户的轨道房（track home），由中世纪的现代建筑师Ralph Haver设计，他的作品在建筑界多少被忽视了，但在凤凰城很受欢迎。如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这里原本的设计，讲究的是透明性与开放性，但很多居民却很极力想保持私密感。于是，许多房主安装了窗帘和百叶窗，这似乎又和主人渴望现代设计的想法相悖。我的窗帘看上去就象是亚利桑那一位妩媚而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做的。

我喜欢能够延伸到环境中或者与

九月是柏林最惬意的时节。走在涂鸦四溢的街上，一切都是在开始消逝的时候显得很美——街上的树叶，以及似乎从未光顾的今夏——在此之后，柏林秋之艺术季（Kunst Herbst）忽然而至，犹如特浓咖啡。当然，今年没有艺术论坛博览会（Art Forum art fair）可以迎接艺术粉丝们使之一睹为快，但说实话，这也没有什么太遗憾的。这一周之内，我总能听到画商和艺术家们不断地说：“柏林不是艺术博览会城。”因此，柏林当代艺术博览会也就成为了一个不被看成博览会的艺术博览会了（然而也可以算一个博览会），这似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慰藉。

上周三，我来得刚好（正好是介于早晨的新闻发布会和下午的VIP开幕之间的那段不太热闹的时候），让我在社交时段和令人疲惫的签到之前有机会安排一下工作。对于那些不知情的人来说，柏林当代艺术博览会是一个由策展人策划,类似于群展的艺术博览会，参展的艺术家都有各自的代理画廊。今年柏林当代艺术博览会的主题是“关于绘画”。按照Christian Siekmeier的说法：“我们并不想展出绘画作品，我们只是想在保持一定观念距离的情况下探讨绘画。尽管最后我们实际展出的还是绘画。”

这只是小夸张了一下，因为本次展会上有很多非绘画、反绘画和很多关于“绘画的去特定性”的议论。在这一周的各种周边活动、晚宴、开幕和派对上，我们从未听人谈起劳森伯格这个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我认为，在那些肮脏的、垃圾的和手工的作品上，他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但也许，这正体现了策展人Rita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于2011年9月20日到10月30日举办名为《超有机—CAFAM泛主题展2011》的展览。该展览将围绕“超机器”、“超城市”、“超身体”和“生命政治”四个主题进行，并且从5月至10月相应举办四场主题研讨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中外学者就当代文化的前沿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就展览的理念、论坛的性质，以及展览的运作模式等问题进行的访谈。

“在确定展览名称的时候我们费了一番心思，我们觉得“双年展”太常规，我们希望从学术的角度追问当代的艺术问题。但是“学术展”这种提法现在用得也比较多，而且太具体。“超有机”这个题目意味着超越一种边界。另外，在手法上也体现了更为多元和宽泛内容。我们通过“超有机”这个名称试图探讨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关系，有机代表着秩序。我们的当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是无序的，而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历史是怎样构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就需要返回到人自身的欲望与超常规的想象，这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建立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下的艺术发展中，我们希望看到一种“超当下”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从展览等方面呈现这种可能性。

展览的四个主题“超机器”、“超城市”、“超身体”和“生命政治”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生命政治来讲，这首先涉及到人的身体和生理性的问题，社会权力和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

8月20日，“图像，历史，存在”——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成立15周年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泰康人寿藏品首次大规模向社会各界公开亮相。展览共分为三大部分：革命与启蒙（1942－1989）、多元的格局（1985－今）、延伸的视界（青年艺术家）。

从进入中国美术馆大门的那一刻，就想起“美术馆并不仅是一个空白的展示空间”（empty white space）等机构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的教条。的确，一个门口配备着站岗战士的美术馆让人提神，与人民大会堂一个血统的国家级建筑一样，让人不得不衣冠端正昂了昂首后进入。红地毯更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艺术殿堂，绝不是谁家后院的一个小艺术作坊，或者小文青随便趁着艺术品坳造型的画廊扎堆区 。我们手捧一张邀请函，顺利进入新闻发布会，据说这张请柬上的艺术作品配图经过一再斟酌才得以通过。领到了沉甸甸的展览画册，随手翻了一下，严肃的批评类文章配着展览第一部分“革命与启蒙”的作品，着实感到泰康对此次展览的认真和投入。

泰康陈董掷地有声的简短发言让人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收藏能够进入当代艺术的殿堂——中国美术馆，十分难得，代表着一个里程碑；第二，中国美术馆也是在国内开创先河，开始展现具有高学术水准的企业收藏。范迪安的优质白衬衫与陈董很搭，他用一贯激动人心的声音点明了这次展览的重大意义，关键词仍然在耳边萦绕：艺术、资本、企业、收藏、

罗克萨娜•佩雷斯-门德斯出生于波多黎各，目前生活在费城和纽约，是一名录像、行为和装置艺术家。她关注历史和身份认同感的脆弱性问题，前不久参与了广州时代美术馆的“换位思考”项目（7月16日-8月28日），7月24日来到上海的外滩美术馆进行题为“身份与历史”的讲座，在这里罗克萨娜谈到了她的个人背景与近年来的艺术创作。

我出生在波士顿，没多久就返回波罗黎各，后来就往返于两地生活。因为父亲是个军人，所以我们每三年就会搬家，与人和地方的相处都是非常短暂的，长大后那让我了解到真正的友谊和美好的经验在心里是长存不变的。但在小时候这是非常难接受的事，我跟弟弟都会去游泳，在游泳的时候你不必说话。我后来的很多作品都是与水有关的。比如《洗礼》（Bautizo），我站在瀑布里的岩石上，那非常危险。那些在生活中出现过的人和事在我心里像碎片一样，在进行创作时即时没有人知道，我也觉得内心世界处于开放和外露的状态。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工作非常努力，同时要照顾一个大家庭。我会试着想象她们那个年代的波多黎各是什么样子，有一点像从前中国的乡村，没有电视没有手机，能想象那是非常寂寞的年代，但也许对她们来说一点也不寂寞。每次我回波多黎各，我外祖母会问我那边怎么样，但在我回答之前她会先说“哦，那儿很冷。” 因为波多黎各在南边，所以那其实不算是个真正的答案，也许她只是为了提醒我家乡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

我清楚意识到美术馆或者画

艺术家、作家David Robbins1979年来到纽约，曾为很多名人工作过，这些人中有Andy Warhol， Diana Vreeland等。十年间他开始在Nature Morte画廊工作，并且在REAL LIFE杂志发表了很多艺术家的访谈文章，也出版过很多著作。近期作品《具体喜剧：二十世纪喜剧的另类历史》（Concrete Comedy: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omedy）本月将由Pork Salad Press出版。

具体喜剧这一术语是我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早期杜撰的术语，描述那种做大于说的喜剧，它是一种关于具体事物和动作的喜剧。是很广义的剧种，通过很多的规则表现出一种感觉，也包括画廊或博物馆的一些作品。我们日益习惯了画廊定点创作的作品或装置，它们能够激发起喜剧表演欲，但信我的，那个我84年和85年在纽约展出那种作品是这样的，简直奇怪极了。当时，纽约的艺术是新表现主义、图片一代启蒙的作品、解构加批判，或者是超级严肃的东西。艺术中的喜感是被表演出来的，想想Mike Smith或者William Wegman，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但这点并没有融入到墙上或地上作品里。这里有个漏洞，我开始填满它。

1988年，Christian Nagel知道了我的喜剧倾向，让我转向德国喜剧家卡尔-瓦伦丁（Karl

8月3日，一大群捐赠人、粉丝和收藏家汇聚到非收藏机构阿斯本艺术博物馆(Aspen Art Museum)。这些来自全球各地（或者来自另一个城市的第二故乡）的支持者来到这里朝圣，参加这个高海拔的博物馆一年一度的系列募捐活动“wineCRUSH”，组织该活动的赞助人是Amy Phelan和John Phelan。Phelan的家和阿斯本博物馆本身差不多——幻觉般的风格、让人眼花缭乱而又兴奋不已的娱乐活动，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但是，这座房子的华丽与我们东家的朴实谦逊却形成了对比，他们以拥抱和香槟迎接客人，这些客人们堵在入口，和朋友、熟人和艺术家们交谈寒暄，这时候闪出一队穿着白色衣服，戴着苏富比钻石的模特，另外还有少数精心布置的保安，他们环顾四周，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正要去花园帐篷的时候，吹来了一阵洛矶山季风，而这座帐篷在狂风中能够岿然不动，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膳食总管桌子旁边，我发现了艺术家Lawrence Weiner（在入口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潦草地写着：BEFORE AFTER A HOLE IN TIME）。他说：“在瑞士，人们喜欢喝发酵时间很短的酒，所以我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他说着开始慢慢地品尝这种短发酵期的烈酒。在谈论了酒之后，我们又聊了维也纳行动主义和1950年代来阿斯本博物馆参观的艺术家们，然后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桌子。在晚餐上，艺术家Rashid

2011年7月27日，国际新媒体艺术展“延展生命：媒体中国2011”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期媒体艺术栏目选登了策展人张尕的文章，试图带给读者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局限于展览本身，而是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探讨艺术、哲学、生态学、行动主义和政治之间的交换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提到有关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伊莎贝尔•斯腾格斯（Isabelle Stengers）的一则轶事。他邀请这两位学者为新开的一门硕士课的系列讲座讲讲对“政治艺术”的理解。拉图尔回忆道，“哈拉维主要讲的是如何从她的狗身上学习一种全新的政治行为方式，这让不少充满政治意识的法国公民大失所望。‘她的狗！狗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告诉我们支配、不平等、权力斗争、选举和革命的问题。’”[1] 和她常见的好战姿态相反，一贯强调政治斗争和文化论战的她很平和地把专注转向自我教育，试图重建与宠物狗的关系，将后者视为一个政治伙伴、平等的社会成员和文化讨论的参与者，这反映了当下前卫知识界中日益涌现行的一种意识。我们从格拉汉•哈曼（Graham Harman）的客体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雷•布拉西尔（Ray Brassier）和昆汀• 梅拉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理论唯物主义（Speculative

2011年7月，艺术家何岸的三个展览“好奇之黄，好奇之蓝”、“风轻似小偷”以及“乳房上各有一颗痣，肩头还有一颗”分别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箭厂空间和魔金石空间同时展出。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重合，每个展览都有其独立的策划和艺术理念。尽管这是三个独立的展览，并且也值得被单独分析，但这其中自然而然存在一些共同的思路，艺术家通过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展览更多地向观众展现了他对于空间、互动等主题的思考，也在以下的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波折和体验。

我认为空间无大小，展览无大小，例如，我明年也许会做一个没有画廊的展览。三个展览在一起是个巧合，我与箭厂空间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谈了。恰巧，我的代理画廊也把时间确定在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我宁愿把魔金石的展览再往后推，因为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三个个展是不合适的。这三个展览对我的考验也很大，三个展览三个画廊会让人觉得我的代理背景很复杂。另外，去年一年来我的很多想法也积压到了一块。

关于空间我谈过很多，我并不区分展览空间和空间。我有很多建筑师朋友，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建筑空间本身的知识。在当代，所谓空间就是指人的空间，在任何一个作品里，艺术家都是考虑到空间和人的肉体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觉得魔金石的空间小，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做展览很合适，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展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展览我不清楚，我对于空间的把握就是把它做出来，也许我会把我的情感放进去，也许不会，对于这一点我谈再多也没用。比如，我说我放进去了多少情感，这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