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上，十一点不到，一小撮收藏家和他们的随从们蛇行穿过VIP卡亭、VIP快速通行道等一系列VIP专用“障碍物”，进入摄政公园内由Caruso St John设计的大头房子。少数几个早起参加Frieze博览会暖身运动的成员之一艺术顾问Thea Westreich说：“这就是我们锻炼方式。”策展人的健身操，艺术顾问的有氧运动。

一旦进入大门，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有人瞥见Claudia Schiffer，有人看到Claudia Schiffer，还有人提提起Gwyneth Paltrow，但我敢肯定她没来。（就算像他们所说的，博览会“应该花钱请Gwyneth来走一圈”，仿佛她是Frieze的吉祥物名人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了Dasha Zhukova，最近《纽约客》刊出一篇文章专门讲她和她的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还有一脸倦容的Michael Gambon。白立方一个做销售的姑娘悄悄跟我说：“你认识他，他就是那个在《哈利波特》里演邓布利多的人。”

准名流的身影每到一处必然引起周围一阵窃窃私语，让人感觉有点儿集市的味道。到了中午，大家仍然彬彬有礼，展场氛围一片乐观。藏家Frank Cohen在Stefania Bortolami的展位上说：“Jay Jopling心情很好哦。能不好吗？他的赫斯特刚卖出去，350万，英镑。”类似低音继续以稳定的低频率进行下去，宛如一颗刚刚复苏的心。

底下进

凯蒂·萨迦尔（Katy Siegel）近日为纽约的亨特学院的Bertha and Karl Leubsdorf艺术画廊组织了“Americanana”展览，她也是该校的艺术史学教授。今年秋天，伦敦的Reaktion Books将出版她的最新著作专集《Since ’45: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rt》。本场展览将于12月4日结束。

AMERICANANA.每个人都省略最后这个“na”。他们觉得这是印刷错误。但我想强调这种荒诞性——欧洲移民者使用印第安词语来命名足球俱乐部和郊区街道，或是布鲁克林宰猪的新城市猎人，或是我们的文化里恢复一个已然消失的过去的无数次尝试。这一题目也是和“Indianana”相呼应吧，这是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一件不是很著名的作品，所以也算是向他致敬。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名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来重新展现美国。他们是按照自我想法进行创作，以新的方式重新进行演绎，无论是社会或政治目的，还是只是单纯的复原旧物的想法。在Robert Gober的覆盖着藤壶的奶油搅拌器中，你可以体会到某种感觉。就如一些久远的业已消失的东西，带着时光打磨的斑斑锈迹再次归来。

举办这场展览的想法源于我为新书所做的调查。我意识到美国当代艺术史有种倾向是关注与美国历史、创作和社会价值。这本书并未强调这点，只是一个小的主题而已。但在我涉及到的所有社会史中，在视觉资料领域里，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值得为此做一场展览。

通过连续多日的微博网络传播偷窥了神秘的冰山一角后，也凑合着看看少许和谐的微博。2010年10月11日，我们终于等来了艾未未（网络昵称艾老、艾神、爱神）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涡轮大厅的展览开幕酒会派对。每年泰特都邀请一位在世艺术家设计一件与涡轮大厅空间协调的作品。2000的第一位艺术家是路易丝·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她名为《母亲》的九公尺高的金属蜘蛛雕塑至今让人无法忘怀。2002年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大型装置《Marsyas》中用拉伸的红色PVC模制的管状雕塑让观众沉浸在巨型红色单色觉的错位空间里。2007年桃瑞丝·沙尔塞朵(Doris Salcedo)的作品《Shibboleth》用混凝土制造了贯穿整个大厅空间的一条裂缝，引人叫绝的同时也让不少人扭了脚踝。能参与该项目乃在世艺术家极大的殊荣。

在伦敦艺术项目最频繁的“Frieze 艺术博览会”领衔的Frieze 周里，这个开幕式到底有多少闪光点呢？让我们数一下：这是涡轮大厅每年一度艺术展的首位亚洲艺术家；他一方面担任鸟巢的设计顾问，另一方面又抵制奥运会 – 这是一个与自己“祖国”有着说不清的复杂感情的艺术家；英国各大报章最近一个月里从各个角度对艾未未进行了正读、歪读和误读；跟蹩脚的翻译说再见，“艾神”口操流利英文直接与国外媒体及人士交流 …… 这些闪光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吸

伦敦的艺术家瑞贝卡·华伦（Rebecca Warren）以粘土和铜雕而知名，这些作品参照了一些艺术家的“杰作”，这些艺术家有罗丹（Auguste Rodin）, 德加（Edgar Degas）, 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漫画家Robert Crumb。新作个展在复兴协会（Renaissance Society）于10月三日开幕，三件纪念碑式铜质雕塑由芝加哥艺术学院委托创作。

即将在艺术学院展出的铜像最初是由粘土做成，和你看到的铜制品大小一样。这些铜像在做法上，并不是先要做成小模型稍后再铸模。它们都是用手按照真实大小直接塑成。这对你正在观看的有着微妙的影响：它总是很大，粘稠，扭曲，由湿润的柔韧性材料做成，最后被塑成铜像。雕塑基座的高度，部分是由玻璃护栏的高度决定。我希望这些雕塑能比较低的护栏高，但是比最高的要矮。这样它们就可以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了。由于它们比其中的护栏要高，也有点超出了顶部的限度。说明这些雕塑的高度达到人的身高。看的时候有些奇怪，你必须得使点劲，仰脖，让视线能望到空中。

从天台外面也可找到极佳位置看到这些雕塑。这也是它们对芝加哥那些知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呼应，因为它们令人想到了极端主义或超理性。这些雕塑从内里就面向彼此，将自身从一切语境中分离出来。也是这种动态三角状，使得它们没必要必须去迎合或融入这个城市。由于其表面不那么粗糙或具有反射性，所以可以与这座城以及一切共舞。

一个金发美女和一台脏兮兮的发动机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或应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但如果说这是马修·巴尼（或J·G·巴拉德）的想象呢？那就不只变态，还有神秘和诡异了。

上星期在底特律上演的巴尼作品《Khu》便是如此。《Khu》乃巴尼和作曲家约翰森·贝普勒合作的多场地大型戏剧《古老夜》的第二幕，整件作品由七场不同演出组成，每部分只演一次。这回，巴尼的纽约画商Barbara Gladstone邀请了两百余名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朋友，于周五齐集底特律市中心Guardian大楼Slows Bar-B-Q大厅。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得很晚，大部分当地业主都准备离开了，比如底特律美术馆策展人Becky Hart，老画商Susanne Hilberry，底特律当代艺术馆馆长Luis Croquer，艺术家Scott Hocking和艺术杂志人Taubman夫妇等，这些人个个都兴奋得不行，因为《Khu》就要在他们宽敞的后院上演啦。

转天早上，我和艺术家Mika Rottenberg，MoMA策展人Jenny Schlenzka一块儿出门想找杯强力咖啡喝，蓄足精神好迎接一天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抱有任何预想。只听说最好穿舒适的衣服，多穿几层，时髦鞋子千万别穿。另外还有人警告过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知名的危险，同时以除名威胁说千万不要晚于上午十一点到达底特律美术馆。

自然还是有些迟到的

这真是水上地狱！最近，Boijmans van Beunigen 博物馆在鹿特丹港Submarine Wharf码头的巨大展厅内组织了Atelier van Lieshout艺术小组的展览“《Infernopolis》”。这座工业建筑面积达54，000平方英尺，有5层楼高，曾经是建造潜艇的工厂。而Joep van Lieshout就是在新马斯河对面（相对较小的）仓库内建立了AVL小组。上周日，AVL举办了15周年纪念日，还上演了但丁《神曲》的优雅版。

AVL的《Inferno》展览并没有九重罪，而是充满了身体部件和躯干（buildings），有特大号的蠕虫《Wombhouse》，有巨大的紫色精虫（purple sperm）《达尔文》（Darwin），其中还有它自己的信息服务台。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一切都无可非议（不过我的左卵巢内可没有迷你吧，更没有香槟酒杯）。我没有看到那些罪人——放高利贷的、亵渎神明的、放荡不羁的，以及那些艺术批评家——相反，我看到了设计师Christoph Seyffert、Richard Hutten和Marlies Dekkers；收藏家Pieter和Marieke Sanders、北京艺术交易人Waling Boers、“雕塑国际”（Sculpture International）总监Dees Linder,还有鹿特丹TENT博物馆的馆长Mariette

MoMA现代城北区10号楼19层的空中走廊，段妮在上课，陶冶在一边拍照，学生们都很认真、自然，似乎没人在意旁观者以及不时穿过课堂的大楼保安。陶冶和段妮从2004年初次认识以来，已经一起合作了五六年。陶身体剧场是他们和另一位现代舞艺术家王好于2008年共同组建的独立舞团。除了创作和演出以外，陶身体剧场还开展自己的教育项目，公开课就是今年的主打内容。舞团创始人陶冶向我们介绍了身体剧场以及公开课的创立思路。

我们所强调的现代舞概念可以拆分为两部分：“现代”指当下，现在这一刻；“舞”则主要关注你的身体。舞蹈不光是经过编排的固定动作，而是可以扩展到你身体的每个动作，达到通过身体行动去思考的效果。

“身体剧场”，英文也叫“dance theatre”或“physical theatre”，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就已经诞生，皮娜•鲍什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舞团之所以起名为“身体剧场”是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副躯干，我们的身体只属于自己，而另一方面剧场却属于所有人，相当于一个公共空间，甚至可以是任意空间。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两者叠加到一起，探讨一个人如何同所有人产生联系，私人空间如何同公共空间发生交集。

现在正在进行的公开课每周一次，为期一年。我们希望通过该课程拓展学员对身体的理解，在心灵与身体的关系中找到更多可能性，从而提高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敏感度，同时也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启发。中国的教育环

现居北京的年轻策展人付晓东，参与策划了今年的“大声展”，这场展览在三里屯SOHO举行，一百多名艺术家参加。虽然付晓东已经策划了二十多个展览，但这是她策划的首场公共艺术大展。“大声展”的主题是“分享主义”：探讨了当代文化的视觉和真实空间，通过社会媒介的进一步交流，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模糊界限。Artforum就此次展览采访了付晓东。大声展10月22日至11月7日在上海。

我参与大声展时，时间只剩下两个月，已经很晚了，非常忙碌。这是我策划的二十多个展览里，第一个在三里屯这种公共场所开放的大型艺术展。对于展览主题“分享主义”，我希望：1、具有创新价值论的，有效的，实用的价值观；2、平民性，与日常生活和日常物品有关，具有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的因素；3、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于平行关系的互相连接关系，社群关系，集体间性，新集体主义；4、扩散式的，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可被公开的广泛的传播的，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5、盗版和山寨，反对知识权威和独占资源，解构和调侃经典，借用形式，借尸还魂。我希望人们能在公开场合，报纸、电视、商场，看到更多的艺术。它必须面向白领、工人，和那些不了解艺术史的人。

我们和艺术家讨论他们的作品适合哪间屋子，每个空间都不同，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很满意。我喜欢我选的所有的人，这次展览中有7个艺术家自我组织的团体参加，双飞、绿校、雄黄社、forget art、未知博物馆、Shift、D.S.G.

上周一，人们不约而同地好奇道：“这是帕洛汀画廊的开幕吗？”但官方的回答是：非也，这是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个展——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帕洛汀画廊的气息。但不管是谁的活动吧，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盛会。前两年，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这座太阳王的宫殿里掀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

村上隆的这次展览得到了帕洛汀画廊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与这家画廊签约的重量级艺术家大有人在，而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这次展览似乎也是这家画廊的所有人一手策划的。这些重要艺术家包括村上隆、夏维尔•威尔汗（Xavier Veilhan，上一次在凡尔赛宫做展览的就是他），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原先打算接着夏维尔•威尔汗在这里展出）。艺术商人伊娃（Eva Presenhuber）评价道“帕洛汀画廊拥有当前所有重要的艺术家。”但法国的文化部却似乎在给这家博物馆施压，让他们为法国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交替做展，据此，有传言说明年的明星将是伯纳德•维纳（Bernar Venet）。策展人Laurent Le Bon包圆了凡尔赛宫的所有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工作，他以法国式的政治觉悟向我保证，除了凡尔赛宫的总裁Jean-Jacques Aillagon之外，包括他，谁也不知道下一位要在这里办展览的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那天晚上根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由毛尔南导演的独角戏《慢的艺术》，本月在人艺实验剧场登台与观众见面。作为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首演剧目，《慢的艺术》讲述了一个照相馆的洗印师，在工作的最后一天里，内心的一场纠结而挣扎的独白。数码的兴起，胶片的退场，时代的风潮慢慢将洗印师这一实践着“慢的艺术”的行业淘汰。纯粹的精神坚守，化成了黑暗中的一抹孤独。本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毛尔南，向我们讲述了这部戏的创作源起和构思过程。

最初我想寻找一个独角戏剧本，作为毕业作品在舞台上呈现。但中国创作独角戏的剧本很少，除非找国外的。可我还是想在国内找到能引起共鸣的本子。于是遇到现在的编剧陈予婧，她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独角戏剧本。虽然现在是一个比较平稳过渡的时代，但我很想知道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而我们失去的又究竟是什么。恰好赶上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这个机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和展现平台。因为如果真的拿商业来运作这个戏，可能还是比较吃力。毕竟它是一部严肃的戏，与现在流行的那种搞笑的戏并不一样。

陈予婧在写剧本的时候，起源是她感觉到自己用胶卷拍出来的照片越来越少，而数码照片越来越多，但却无暇去看。她又是北京人，对中国照相馆是有情感的，于是有了这个想法，查阅了大量的摄影书籍，如《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罗兰•巴特的《暗室》等，正好我的朋友、这部戏的创作指导李冰，是专门搞摄影的，于是带我们进了他的暗室。大家一起洗过好几次照片，进行体验。于是对暗室的操作流程，就慢慢熟悉了。

在《告别艺术：1974－2007年的行为、政治与公众》（Leaving Art: Writings on Performance, Politics, and Publics 1974-2007，杜克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著名艺术家苏珊‧雷西（Suzanne Lacy）对公共空间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进行了论述。现居洛杉矶的Lacy也是奥提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公共实践项目的创建人。

告别艺术这个书名似乎有点讽刺，也许有点幽默，本书收集了三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文章。在我从事艺术的这些年里，有的人转行了，脱离了艺术界，在其他领域继续进行思考。今天，有些早先的审美探索又变得有趣起来。无论是真的还是比喻的“告别”艺术世界都是1970年代产生的概念，通常所说的告别就意味着告别艺术市场和艺术媒体。“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渗透又成为了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

例如，在一件早年的作品中，我把木匠活儿作为作品。其实我确实曾是个木匠，因此决定将这次“制作”的过程作为一件行为艺术，这样，路过的人就能看到我建墙的过程，至于这个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很重要。更确切地说，我们更关注的是艺术家、行动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结构。可以说，70年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观众”或者说“参与者”的重新思考。

从政治上讲，美国患有历史健忘症，所以艺术家重新采用过去的方法也许是出自类似的社会状况。伊拉克战争和越战有类似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