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第二个礼拜，上海热闹非凡。在“上海当代”博览会开幕前开幕后，一系列个展群展竞相开锣。单9月6日一日，莫干山50号就有周啸虎在比翼的个展、香格纳画廊MadeIn所谓的“中东当代艺术展”、小平画廊的袁远个展、中国美院新媒体系的后起之秀“双飞”组合的“不问路在何方”和北京艺术家足球队的“踢艺术”展。

当晚，这五个展览齐聚吃开幕饭，宴开14席，来了近200人。推杯换盏间，一位北京艺术家环顾四周，都是熟面孔，不禁感叹道：“北京没人啦！”另一位艺术家补充说：“如果恐怖分子在这里扔一颗炸弹，中国美术一夜回到美协时代。”还好并没有这么无聊的恐怖分子，即使有，他们也都被周啸虎揪去当演员了。

稍后的卡拉OK，更是移师钱柜最大的包房，足以容纳一百多人唱K。场面之壮观，以至第二天大家才想起来猜测：昨晚到底是谁买的单？答案是：M50创意园区请饭，北京艺术家球队“T-Art”负责娱乐。以王兴伟为首的球队，在四得公园苦练了一年，两天后，以一比二惜败于上海艺术家球队。

这个黄金档期的最大赢家是MadeIn，曾用名：徐震。他选择在此时脱掉“徐震”这个旧马甲，推出以他本人为法人、艺术总监的MadeIn，一间生产当代艺术的文化创意公司，（中文名为“没顶”文化有限公司），可谓赚尽眼球。同一时间，在香格纳、“上海当代”博览会、松江、民生美术馆（在这里是作为“徐震”）四面开花。放弃“徐震”这个品牌，可以看作是徐“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一步高招。

2009年8月29日，三个个展在北京798和草场地艺术区同日开幕，这几乎是金融危机以来最繁荣的一个周末，为九月初即将拉开的上海展季制造先声。

第一站：陈文令个展《紧急出口》，798的卓越空间。继《积累----广东快车下一站》群展上林一林的那头鼻衔美元的牛之后，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见到巨型牛的雕塑，它们的指向都是：华尔街。唯林一林《我来自华尔街》（2006）创作那年，美国经济尚好，而陈文令的《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展出的今天，人们还困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衰退谷底，期盼曙光，观看牛雕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和去年的个展《物神》一样，陈文令的开幕现场总是人山人海，鲜花、美酒和贵宾常备。他的福建同乡，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再次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范馆长表示，“文令在2009年没有虚度光阴，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拿出了更尖锐、更有震撼力的作品。”

是否更尖锐不好说，更有震撼力是明摆着的。一团破土而出的运动中的屁，将一头健硕金牛冲上半空。金牛的双角则将头上长角的一个精壮男死死顶在墙上，墙上出现裂痕。此男人是麦道夫。这高五米八、长十一米的牛和屁，据陈文令在草图上的阐述，“暗喻虚拟经济犹如原子弹一般的巨大威力”。

现场展示的草图中，最初的几个设想，一个是放屁金牛在砖墙上顶死一匹马，名为“2008年金融海啸纪念碑”，另一个是放屁金牛袭击自由女神。相比之下，现在呈现的作品是较佳选择。据说这个作品最初的起源是民间的俗语：“牛气冲天”。

2009年8月14日下午，在武汉东湖露天电影院旧址，WAZA的新作品“三十个中国内地流浪艺人的媒体生命”拉开序幕。虽然武汉八月的武汉非常炎热，但开幕现场还是聚集了不少来参观的人。东湖露天电影院旧址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WAZA的声音装置放在场地中间，粉绿的色调与湖边风景看起来挺和谐。在远处听到的是一推奇怪的声音，感觉有些杂乱，越走近，这样的声音就越大，但只有贴近某个个体仔细听，才能分辨出是什么声音。每个不同的个体里面都储存有不同的流浪声音艺人的演奏录音。放在一起是互相干扰，是噪音，仔细聆听，才能感受到意义，也许这是WAZA团体想表达的，也许这就是流浪声音艺人的真实生命。

在主体装置的旁边是一个小房子，可能是这个原露天电影院放映间，现在装修的像个原生态酒吧，但这并不是重点，提到它是因为它里面放有WAZA对流浪艺人详细文字记录影像记录和创作过程。在仔细看过WAZA整理的流浪艺人资料之后，感想很多，但也心存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疑问在于，到底是流浪艺人的艺术形式和生活经历是不是很有意义的，其次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们的艺术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到底是流浪艺人的艺术有意义，还是WAZA把他们提出有意义。或许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这个并不是我个人的质疑，而是大家的质疑，可能这个问题本生就是“三十个中国内地流浪艺人的媒体生命”的某个层面的意义。

我个人很欣赏

《两湖潮流——湖北•湖南当代艺术展》7月31日早上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属于广东美术馆“’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的第四站，继东北、西南和广州站之后，策展团队仍然选择以地域作为呈现标准，梳理’85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脉络。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是彭德、邹建平、沈伟和郑娜，该团队的分工很明确，各管各省，彭德和沈伟负责湖北部分，邹建平负责湖南部分，郑娜作为广东美术馆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力量，使美术馆展览看起来一如既往地专业。值得注意的是，展览除了可以看到两省艺术家的新作品，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少85时期艺术家的阶段性作品，这无疑增强了展览的历史感和学术性。

一楼两边的展厅平均放置着湖南和湖北的作品，一眼看过去形成两省对垒的姿态，但气氛并没有外界怀疑那样紧张，对于艺术家或者观众而言，回顾性的展览意味着总结，也意味着新的开端。在湖北的展厅中可以整体观察到湖北的多种绘画风格的传承和发展，例如以尚扬为代表的多变实验风格，以魏光庆、杨国辛等人为代表的波普风格，以冷军和石冲为代表的观念写实画风，都是八、九十年代的经典之作。湖南的装置作品偏多，再加上本次参展艺术家多达90多人，美术馆的空间明显不够用，蔡东4米多的作品《猫碑》和《竹碑》被塞到展厅一角，作品上端几乎顶到天花，旁边还挂着唐建文4米多长的作品《地毯》，削弱了作品原有的力量。杨劲松的作品《蜃市》是一个和观众的互动装置，他制作了300多个铁质电话号码，从天花密密麻麻地悬挂下，背景是霓虹灯和反复书写的号码，原计划观众可以穿梭在电话号码之间，然而由于空间太小，整个作品在入口就被封起来，变成一个橱窗装置。新历史小组对年轻的观众而言比较陌生，他们多年没有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南方，新历史小组作为此次展览特别项目中的一组展示了他们的历史文献，观众得以了解新历史小组在1992年“广州双年展”上的“大消毒”或者1993年“大消费”等行为始末。

纽约炎热的夏季之夜，去古根海姆听一场本地一流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与瑞士策展人、伦敦蛇形画廊联合总监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的对话，也算是消消暑了。Lisa Phillips, Glenn Lowry和Thelma Golden也出现在现场道贺的人群中。汉斯献给了大家一场紧凑而又气氛柔和的讲座。博物馆的总监Richard Armstrong和首席策展人Nancy Spector对于策展作为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史的初始客体而被遗忘的历史，进行了简洁的提问。

这一活动也算是为小汉斯2008年的书《策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进行“再发布”，这本书包含了90年代以后他对很多策展人的访问，这些策展人对他的实践也具有影响作用。既有那些大名鼎鼎的策展人如Pontus Hultén 和Anne d’Harnoncourt，也有那些圈内传来传去的名字比如Jean Leering和Franz Meyer, 他们分别在Eindhoven和Krefeld策划了公共收藏展，同时还合作了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展。在这些人物背后，汉斯尽力强调那些同样重要的改革者，他们的贡献可能正被历史所忽视。在这些例子里，汉斯举了已故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的James Speyer，汉斯认为他在另一个领域（与米斯合作的建筑）的训练是将真正的先锋者连接起来的一条线。

对

上周末我去了曼彻斯特国际文化艺术节，从莫斯科到伦敦的那些同行的旅客们，不停地抱怨着最近的炎热气候。先前有些受打击，不过，到了曼彻斯特后，却有些小惊喜，这里的天气一如既往地阴沉沉，不时下场小雨。到了火车站，一群节日的志愿者们蜂拥而至，递给了我一张节日地图。然后，他们又给了一个明亮的彩色雨伞，装着白酒和橘子汁的塑料杯，这些举动，至少让人们觉得比阴霾的天气要阳光得多。

紧随着上个月在巴塞尔的“Il Tempo del Postino”，今年的“曼彻斯特奇迹”集中于“Marina Abramovic Presents。” 这场充满野心的活动展，要求曼彻斯特大学的Whitworth艺术画廊将它的全部收藏都移到贮藏室，所以可想而知，这场表演将会如何。十四个艺术家，包括Abramovic, 在节日期间，每日演出四个小时。到了之后，观众们被要求换上实验室衣服，把包和手机放在入口处，要呆上足足四小时，之后，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证件。这个项目是献给谢德庆（Tehching Hsieh）的, Abramovic在开幕上介绍，说谢是她的个人英雄，对他的“放弃艺术”和“去生活”的看法很是赞赏，Abramovic认为这种行为是“将艺术权力变形“。谢对此并不是完全肯定，他笑起来很害羞，对他人的赞赏耸耸肩，就溜进了后屋，避免被人关注。

节目以Abramovic的The Drill 开始，可以说，

杰夫•昆斯知道怎么入场。电影人Mike Figgis,皇家学院的前主管Norman Rosenthal,设计师Stella McCartney都过来了，艺术家周三在蛇形举办了他在英国画廊举行的首场重要展览。四个孩子，两个保姆，妻子和丈母娘都过来了，昆斯站到了一边，跟人小聊。艺术家也许以他那庸俗的作品而著称，但他却收集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的大师绘画。他说：“达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这种谄媚，他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不相信错误。”外交辞令般的回答，被他那带着小圆帽的小儿子过来打断了。

这场私人预览中，小孩尤其显眼，只要有小手伸向玩具般的雕塑，就有黑衣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昆斯的太太说，他们的孩子“直到现在才习惯不去碰那些作品。”伦敦的经纪人Pilar Corrias说，她的儿子刚刚才学会了不去碰那些乌龟和海象，而周围的大人们都试图重新去发现内在的小孩。维达•沙宣对这些作品表示赞赏。这位著名造型师的妻子Roonnie则对贫穷艺术表现了兴趣：“我们收集曼佐尼和丰塔纳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极简主义作品。”越过沙宣的肩膀，我看见了Sarah Thornton，她是《艺术界七日》的作者，说：“有很多性感的海鲜。一只倒立的大红龙虾可以说是艺术家崛起的象征。”

在我们进入昆斯的作品之前，我遇到了

巴塞尔是座快乐的小城，晚间从派对出来后，人们（比如我）可能会看见一辆警车停下来，让一对受伤的鸭子过马路。在Messeplatz有个可爱的马戏团叫the Knie，揣测艺术人士们在Ramada订房，是因为能向下看到特别的风景，醒来后看到斑马。在这里，有些地方的名字是“别着急”，“快乐吧”，“朋友吧”，后者用不知名的电视剧海报装点着门面。批评讽刺的火花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样的氛围不时地要受外来者的影响而调整一下，比如以大型的现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形式。

四十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幕前的周一晚上，那些收藏阶层的人和参加者们照例来到了城市庞大的会议中心，参加博览会“策划的”项目：艺术宣言和艺术无限。大家似乎都很兴奋。穿着白色Swear鞋子的Marc Spiegler（每年巴塞尔他都要买一双）和Annette Schönholzer, 博览会的总监们，在门口招呼着客人。Spiegler很高兴，说：“做了这份工作，缺了很多觉。”在两部分中，大部分人都将他们的赞扬给了艺术无限，博览会的这个部分以大型的个体项目为主。有些很特别。在一个房间里，Roni Horn的自画像对面是一组南戈尔丁的126幅《性依赖叙事曲》的照片。另一房间献给了Sigmar Polke黄褐色的《云彩》画；一块努比亚陨石放在室中央，Michael Werner总监Gordon VeneKlasen说：“要是知道这里有多少陨石行家，你肯定得大吃一惊。”

周一很晚时我才来到威尼斯，参加丹尼尔•伯恩鲍姆担任策展人的双年展，到了之后，搭上了似乎是来自Ferrovia的最后一班游艇。目的地：San Zaccharia和一家可以想象得到的、狭窄而又昂贵的酒店。浏览着2007年的旅游指南，我注意到在“Dorsoduro”的一节，有个新闻的题目是“Pinault in the Punta?”这个调调太油腔滑调了吧。小册子的部分似乎索然无味，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用西班牙俚语去思维，而不是意大利语。不管怎样，François Pinault今年确实在Punta。我对于导游册预言重拾的信心，被我对它眼下的用途所激起。谢天谢地，变化在威尼斯是不受欢迎的。

第一场邀请预展的前一天是周二，我在Giardini周遭转悠着，发现极少有场馆可以参观或者已布置完成（一些周三也没有完成）。Pinault，左右两边是很酷的策展人Alison Gingeras和Francesco Bonami,是少有的几个享受私人散步者。看上去，他对早些时候参观的Elmgreen & Dragset的丹麦和北欧展馆很兴奋。这场迷人而有些奢侈的展览名为《收藏》，是对市场和其中的主人公的讽刺。剩下的空间里，有很多艺术买卖人和媒体人。纽约-伦敦艺术家、却代表德国馆的Liam Gillick说：“有一千七八万人口的国家这么早不会让任何人进的。我敢肯定，这里有种后殖民帝国主义焦虑的症候。”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5月18日于广东美术馆开幕，和往届一样，学术研讨会是展览中重要的一部分。研讨会设在开幕头两天，其主题是“摄影的‘看’与‘真’”，会议上来自摄影外部的理论大大超过了摄影自身，摄影作为视觉文化研究已经是无须质疑的了，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美学家、文化学者、摄影师的发言给出了摄影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案例。但会议略显紧凑和粗糙，每位学者的发言只有短短十分钟，中国学者发言大多没有图像说明。尽管在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难以避免地充斥着对本雅明和桑塔格文字的反复引用，但令人欣慰的是有学者对摄影史——尤其是摄影术发明初期的史料，重新进行发掘和研究，材料的回归，图文互证的方法我认为比空洞的概念陈述更加有力。如摄影学者王瑞的《清宫摄影的史迹印证与政治叙事》采用大量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朝宫廷照片中的政治观念和皇家审美趣味；策展人之一温迪 • 瓦曲丝（Wendy Watriss）《变动的影像》（Changing Imagery）讲述了过去没被关注的19世纪末第一代拉美摄影师的实践和社会视角。

展览分为六个专题（写真、感光、显影、放大、国际视野、纪录片特别展映）和一个特展（庄学本百年诞辰特别展）。第一单元“写真”的展品倾向于摄影史的图像罗列。在美术馆大堂内，

可能因为丹尼尔•毕尔包姆（Daniel Birnbaum）的威尼斯双年展迫在眉睫，他在宣言《年代表》（Chronology）里精辟的开场白（借用博尔赫斯的话）似乎在周末上海画廊的开幕展上萦绕不去：“我希望永远地回到永恒的回归。”（I tend to return—eternally—to the Eternal Return）2009年春末，对于接受了教训但不致人心动摇的中国艺术圈来说，杨福东在证大MoMA的新作展（如果你觉得似曾相识的话……）似乎是个聚会的好理由。“后感性”一帮从北京乘飞机南下；中国美院（杨福东的母校）刚刚离校的毕业生和年轻的教职员从杭州坐火车赶来；香港艺博会结束后没有及时撤离的残留人员（包括我）从珠江三角洲北上聚到长江三角洲。这些往来赶场和接下来的交流互动里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可言，而这正是重点所在。

周末活动以星期六晚上香格纳画廊开幕的展览“黑板”拉开序幕。杭州艺术家陈晓云（他的职业生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和杨福东的创作历程互成镜像，从杭州校外合租的学生公寓到他们纽约代理画廊的地址，Christian Haye的The Project和Marian Goodman分别位于五十七大街的两边）组织了这次振奋人心的活动，旨在创造一种“大家一起来”的团结气氛：将相同的黑板加上三百元人民币的创作费分发给三十多名艺术家——如此做法放到伦敦绝对行不通，但在上海仍然吃得开。展览概念可能有些幼稚，但对于长期关注后感性一代（杨福东当然也是其中一员）的人来说——今年又是99年地下室展览举办十周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老前辈和新信徒各自最好和最坏的自己。

2009年香港国际艺术展开幕前一周，上百的游客被隔离在湾仔维景酒店，这里距离举办博览会的会展中心很近，大部分来到香港的旅客，到达后都要进行体温检测。幸运的是，流感的恐怖并没有吓退亚洲艺术的玩家们。大家按计划到达这里，也许，艺术展在“入口和某些特定地方放有杀菌手洗液”的保证让大家安心下来，但也许就如一位北京艺术家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不过是希望能在五星级的君悦大酒店接受隔离而已。

预展开始后，心情开始好起来；博览会非官方的口号“比去年更好”映入眼帘。入口处，是新来的高古轩，Lisson, 白立方，他们奉献的都是佳作大作（Lissson墙上都是Julian Opie的作品），再往前走，是北京的那些画廊如Boers-Li, 常青画廊，麦勒画廊, 红门，香格纳画廊，以及一些亚洲画廊如Kukje, Tomio Koyama和诚品, 每一个都在做着润色工作。收藏家和本地的观众对于这里都很认可，交流着他们的想法，比如质量、专业、有潜力等等。唯一的抱怨是白墙（塑料的，而非木头）和白酒（没法喝）。

高古轩夜晚开幕的afterparty在the Pawn举行，提供了更好的美酒，这是家当铺改成的餐厅，画廊的Nadia Chan荟萃了80年代的一些曲目，但很少有人能随之翩翩起舞。（高古轩去年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但不知道何时他们将在此开设一家真正的画廊）。第二天晚上是Schueb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