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唐狄鑫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上海。近期他参与的项目包括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周的现场会议“思考行为”（Thinking Performance），并在Hunter College进行了现场表演。他的个展“狗吠”正在大田画廊（ Ota Fine Arts）新加坡空间进行，展览将持续到12月5日。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纽约项目期间的表演内容，尝试探讨自身创作中的不同取向，绘画与行为作品间的关联，以及其与艺术机构间的互动。

这次我参加的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周在大都会美术馆的现场会议主题是“思考行为”，项目要求艺术家做一个演讲，大多数人选择朗读了一些文本，我做的则是“表演”——我从演讲台走下来直接跳上椅子，一直在观众中间爬行，规定演讲时间是15分钟，于是我就爬了15分钟，路线比较随机。这个作品和之前艾可展过的《饥饿先生》有关，当时做的现场表演是在画廊的墙上爬行，中间有一些意外出现，比如鞋子掉了或者用的冰镐坏了，不过我也给自己设计了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整个表演既有很大的随机性，实际又有某种“控制”。《饥饿先生》有8个录像，地点包括书店、朋友工作室，还有朋友家里等等。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有把东西靠墙堆的习惯，墙面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障碍物的路线，是提前设定好的，这就跟你去超市或者去书店，在自己的家其实也有一定的路线规划。但你可以假想一个儿童或者意识模糊的人，他去“征服”那个空间的方式可能就是这种很肆意的爬行；这也有点像强迫症，在日常生活里也会出现：你会强迫自己踩着地砖的接线一直走，无缘无故地跟随某种节奏。这次的项目实施时又比之前多了一层，因为你会很直接的牵扯到观众，他们的身体会对你的行动造成一些掣肘。

在北京仓促迎来寒风凛凛的初冬时，东京依旧沉浸在暖洋洋且优美的晚秋姿色中。近些年到访一个城市的理由早已习惯性的变为参加某个艺术活动，串场般的完成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而对于这个城市的环境、历史、人文却无暇问津。如果艺术的发生地与其生产的地点有些许关系的话，在我们观看艺术之余，又如何对其发生的语境进行探究？

此次来东京参加寺田艺术奖（Terrada Art Award）理由也不例外，从羽田机场抵达天王洲岛（Tennozu Isle）已是下午。经过简短的媒体接待以及对此次奖项主办方寺田仓库的介绍之后，国内请来的媒体团队被引领到临街的另一栋炭灰色大楼里，这也是此次入围作品展览的现场。这时当地媒体、艺术家、评委、主办方及各路人马也陆续到来。参展作品被分布在两个展厅里，所有的作品均为架上作品。原本不抱遇到相熟艺术家的希望，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新媒体艺术家组合Shimurabros (志村姐弟)的作品。这二位参选还真是出乎意料，具有大量展览经验的他们已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艺术家了。别的不说，二人2013年便参加过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也曾经在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画廊展出过自己的创作。正在脑洞大开、联想飞扬时，二位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之前得到过前东京艺术博览会总监金岛隆弘（现任艺术北京的艺术总监）的引荐，我们竟然还记得彼此。Yuka兴奋的邀请我翻阅他们当下于东京画廊进行的展览“东京故事” 的宣

香港的高度城市化，使得耕种或农业几乎成为她的反义词。 1980年代中后期，一句“十五楼养的牛牛”的奶粉广告语曾风行一时；今天回看，它其实一语道破了香港人远离土地的事实——香港人口绝大部分都住在高楼里；再则，我们被稚气的孩童之言所俘虏，而无法察觉这句话背后的悲哀：香港农业的颓毁——抑或我们知而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然而，近年来，借着“向土地学习”，“重新认识生活”等口号，香港出现了一股回归土地的热潮。

当代艺术与城市意识关系绵密，农耕与当代艺术犹如对立之事，不相往还。可是，希望回归土地的实践者中，不乏艺术文化人。日本的塩见直纪提出的“半农半X”，是一项既提倡栽种自己的粮食，又提倡发挥个人天赋的平衡之道。塩见提醒我们，“晴耕雨读”在中国古已有之，且看我们如何实践出它的当代意义。这一理念经台湾传到香港，启发了不少尝试务农的艺术文化人士。要实践耕作，由于香港的环境所限，高楼大厦上的天台农场──即把农作物种于箱子里──便应运而生。

天台农耕可以是一盘生意，如“都市农庄”（City Farm）在荃湾、太古、观塘的工业大厦的天台上都有农田，让假日农夫有田可耕。但活跃于该领域的亦有艺术文化组织，如位于工厂大厦顶层的电影文化中心就把楼上天台辟作耕种之用，称为“通天菜园”；此外还有既是书店又是艺术空间的“艺鹄”在富德楼天台的菜园，以及“习惯x自然”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天台农圃。

伦敦长大的梁志

2009年，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在土灰色的平遥街头，遇见一个身穿绿色军装的少年，他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脸被映得绯红，振臂高呼：“还我钓鱼岛，中国万岁”。那一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热血小赵昂首阔步、意气风发，高唱“毛主席的旗帜高高飘扬”，这个和毛主席同一天生日的90后少年，对于祖国无比骄傲。两年后扛着国旗、喝着可乐的小赵，到成都读大学。经历了因为家庭的贫穷而不得不四处借钱，又在重庆唱红打黑、初恋、凉山彝族自治区支教等事件中辗转，他对于“爱国”的想法变化了，当兵的想法被放弃，大学毕业回家孝敬父母的誓言也被束之高阁。而这其中真正令其成长的是直面老家祖屋被拆以及因为拆迁而离世的爷爷。满心“爱国”的小赵面对“大家”与“小家”，面对推土机将老房移为平地时，困惑了。导演杜海滨用长镜头轻轻地抚摸着小赵，青春期遭遇的变故，都融在小赵的一行热泪之中。

影片临近结尾时，小赵迎着光穿过一个又黑又长的走廊，墙面上是巨大的宋体字标语：“架起致富的桥梁”。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少年人的方向？如同曾经的革命信仰变成了片子里以革命为主题的餐饮消费，小赵在片子里面说：“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一刀刀的剁，一刀刀的切。”杜海滨则说：“如果我没有拍他，他可能在过另一种人生，这恰恰也是纪录片最残酷之处。”

《少年•小赵》在剪辑和叙事方面具备了丰富的可阅读性。叙事以时间线索展开，小赵的四次哭泣贯穿全片，一次比一次撕裂，一次比一次尖锐。在

“独立艺术空间”这个看似简单的名词在中国显然需要被重新定义。10月19至20日在广东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国际论坛围绕“独立性”一词的伦理意义界定讨论了两天，无意中凸显了颇具戏剧性的文化差异。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英国、荷兰和印度的独立艺术机构代表，但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彼此完全不同，且以中国大陆独立机构的运营模式最为多样。用资金来源来衡量机构的“独立性”从中文语境上看似说得通，但显然与欧洲机构以政府资助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惯常模式冲突；用机构创始人的动机（比如对所谓主流艺术圈的态度）来界定“独立性”似乎更能引出有关专业性、合法性甚至公众关系的多样化阐释。

其实，界定一个空间是否“独立”并不难。所有与会者都默认自己服务于独立艺术空间，最大的原因是这些空间均非政府或私人基金会创办，而是由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组织。言下之意是，独立艺术空间的创始人通常没有多少钱和背景，因此空间规模较小，生存困难。

当然，上述假定在第一天的首场研讨会上就基本被打破。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Sarah Perks所供职的HOME空间从规模上看更像中型美术馆，不仅拥有艺术展厅，还有五个电影放映厅、两个剧场和餐厅与酒吧。HOME的运营成本每年达到四百五十万英镑，资金大部分来自曼彻斯特市政府，显然不是我们普遍认知中的独立空间，但它确实是由曼彻斯特两个颇为成功、历史悠久的独立机构合并而成的。Sarah

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开幕当天下了中雨，降温，天气湿冷，但媒体对这个奖项的关注热度丝毫不褪。两点前，洛克外滩源的中实大楼门口已经站了好几个威武雄壮的黑衣保安，这次的媒体发布会就在这里举行。现场被来自社会各界的媒体坐的满满当当。入围艺术家名单发布会上媒体人手一瓶Hugo Boss的香水，此次开幕式又给每位出席的媒体都发了一个Hugo Boss的手包。翻看媒体联络信息，发现除了外滩美术馆和Hugo Boss自身的公关，还另聘了三家公关公司，手笔很大。现场的一切都堪称完美，除了Hugo Boss方面邀请的主持人的灾难性的普通话，诡秘的英文发音以及可怕的结巴。尤其是外滩美术馆馆长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惨变“弗吉尔先生”，相信这位馆长大人的心里也有些不愉快。

外滩美术馆的布展细节在业内有口皆碑。此次展览与首届布局不同，这六位艺术家并没有各占亚文大楼一层，他们的作品互相穿插，只有黄博志独占了第五层和第六层。因为作品《生产线》的需要，黄博志的妈妈也亲临现场，与另一位深圳来的吴姨共同加工一块布料。在之后觥筹交错的开幕式上，黄妈妈只是默默的坐在墙边的长椅上，对这种场合似乎并不适应。因为洋酒入关审查严格，黄博志的作品《五百棵柠檬树》中的柠檬酒未能展出，于是艺术家为开幕式特别撰写了两个酒谱，现场的观众都可以享用。在媒体预览上遇到评委之一的乌特.梅塔.鲍尔（Ute

当我计划为比利时导演香坦·阿克曼（Chantal Akerman）今年的片子《无家电影》（No Home Movie）写篇文章时，一个念头闪过，影片的名字让我想起罗兰·巴特最后一本书《明室》——两者都为哀悼逝世的母亲而作，又同时关乎一种艺术媒介的特性。一个星期后当阿克曼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个念头竟然成为了这样不详的预感。《明室》在法国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巴特去世；《无家电影》八月初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评论褒贬不一，阿克曼的死也是在这之后不到两个月，距离片子在纽约电影节的首映只有两天。他们两人都在最后的作品里空前地袒露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他们的死似乎暗示了对普鲁斯特“成为作家（艺术家）”式元叙事的一种不可能的尝试。或者说，他们选择的媒介没能帮助他们度过哀悼的痛苦。在写作《明室》时巴特感到“被两种语言撕扯，一种是表达性的，一种是批评性的”。那张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母亲五岁时的照片，为他证明了“不可能有关于摄影之独特存在的科学”[1] 。而阿克曼超过四十年的电影创作总是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形式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协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欧洲与美国的混合物”[2] ——她受到的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实验电影，法国新浪潮故事片，以及新小说的“科学性”语言等。一个更具共时性的对照是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今年的新片《我的母亲》（ Mia

艺术家张鼎先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张鼎的艺术实践常以个人项目的方式呈现，包括录像、装置、绘画、现场表演等。近期在伦敦ICA的个人项目“龙争虎斗”，是艺术家继2014年香格纳北京“一场演出”之后的又一次现场表演项目。通过线上公开征集的方式，张鼎邀请了26支英国本土以及来自德国、美国等国的乐队与音乐人参予现场演出。展览期间，张鼎将ICA剧院转化为巨大的镜屋，在镜阵和吸音体装置之中，每晚都在两支风格迥异的乐手之间进行一小时的即兴合作表演。整个演出共持续了两周。

这个项目名字来自李小龙的《龙争虎斗》，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尤其喜欢它的英文名：Enter the Dragon，比较符合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2014年时我在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做了“一场演出”，当时邀请了中国的四支重金属乐队参与，因为我想尽量找到与1991年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Monsters of Rock）演出风格接近的乐队来复制这场演出。红场演出对我，以及对中国一批做摇滚乐，尤其是做金属音乐的乐队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她发生的情况与我们的社会背景相近，又与苏联解体前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从人的身体、听觉体验出发，你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性的东西。“一场演出”作为与音乐有关的项目，其灵感就来自于这种最直接的身体反应。2013年为了准备北京的项目，我又重看了一遍红场演出的录像，虽然相对冷静很多，但身体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反应，那种强大的力量还在。这也给了我一个想法：这种煽动的情绪与音乐的节奏都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人。于是我便开始思考是否情绪是可以被复制的？

当提到“英雄”，或者更加具体一些，比如“抗战英雄”，你和我在脑海中应该都会立刻浮现出一个形象，这一形象的表情、衣着、姿态，它被观看的角度，在你和我脑中那个画面里构图上的位置，可能都极其相似。这是一段贫瘠的历史，当我们试图构建“解放区”的概念，以及对它进行想象时，无论从文字或图像上，可以参照的资源都非常有限。照片数以万计，但似乎都可以被归纳成几个简单的主题——领导人的肖像，英勇战斗的士兵，胜利的场面，贫苦的农民，解放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再现它们的手法也几乎千篇一律。对现在的我们而言，这更多意味着一种沿用至今，早习以为常的政治宣传套路。大量这些拍摄于1937年到1949年的“红色摄影”也因此遭遇了被观看的困境。我们对它的熟悉，以及这种熟悉所伴随的不信任感使它们几乎无法被观看，似乎每一个画面的细节都被精心安排过，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确定，让任何一种观看都难以逃脱它被设定好的意义。当你试图翻过图像的表面，从现有的对“红色摄影”进行梳理的研究中寻找历史的痕迹——那里详细记载着相关的各种日期、人名、机构和人员的变更、轶事……但你会沮丧地发现，对它们拥有解释权的那些人并没有很有效地利用与历史亲历者（他们中大部分早已经过世了）交往的机会，甚至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他们在描述一个红色摄影师的思想、观念与工作时的措辞与那些照片塑造印在它表面上的英雄的方法并无二致。

但观看的欲望一直存在。在去年

陆扬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目前工作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在作品中，她试图令宗教、医学、生物学、神经学等领域中不同概念交融碰撞，并显露出对青年文化、流行文化以及亚文化的独特体察。个展“陆扬妄想曼陀罗”呈现了《移动神佛》和《陆扬妄想曼陀罗》两个系列的新作品，包含录像、摄影、装置和雕塑，主题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宗教和科学的关注，这是她在北京公社的首次个展。展览将持续到2015年11月3日。

《移动神佛》和《陆扬妄想曼陀罗》是这次展览中呈现的两个新系列作品，两者都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制作的，后者比前者做的早一些，但由于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把《移动神佛》的制作日程提前了。

在拍摄《移动神佛》的过程中，挑选模特是一个重要环节。我选择了一些不同肤色和人种的壮汉，观众可能会因此进入一个圈套，从人物形象猜测他的宗教属性，如果是白人就觉得是基督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有一个外形很像基督教耶稣的模特，他的光环其实来自真言宗；再比如那个留脏辫的黑人是以印度教中湿婆的形象出场。我在挑选模特的时候完全没有对种族和宗教进行对应的考虑，让黑人扮演原始金刚只是单纯因为他们长得像。模特的背光来自不同宗教，有印度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场景中也出现了不同宗教类型的建筑。这里涉及宗教符号和种族符号的问题，我故意在里面参杂各种宗教和人种，并把这些属性拆散重组，这是因为我觉得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界限需要被打破，神的属性在人类的社会是智慧的象征，象征智慧的东西不能被视觉形象界定，我也并不觉得人可以上升为神或神可以降格为人。

要不是接站司机拖着一口特别的湘江尾音和我打招呼，我还真不觉得自己身在长沙。特别是行车临近某地产商旗下的系列酒店——似乎大部分二线城市都开始有一个这样的“商圈样板间”，专横、暴力地纂改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和记忆，无情地驱打着本地人的乡愁。

在出发去艺术长沙之前，我并没有从主办方处得到任何有效的媒体资料，这对于习惯在差旅途中做功课的我来说有些心里不踏实。所幸“艺术长沙”并不吝惜在维护媒体关系方面的投入，很轻松地便搜索到了不少预热报道，只是这些报道的论调不免一致；从朋友处我也听闻到一些传说，例如主办方的豪迈手笔、包机接送、艺术家红毯秀等猎奇性十足的关键词。与“成功举办的往届艺术长沙”相比，本年度的“艺术长沙”更加具有“国际化视野”。这一点，因为意大利艺术家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的加入而被反复强调，和王广义、王友身、朱加一起，被委以“沟通世界的责任”。

到达酒店时已是夜里，陆续有艺术界人士前来签到入住。便利的交通不但改变城市间的格局，更让小群体的聚会得以打破空间区隔。艺术圈的聚会以展览为核心，将同一拨人带去不同的欢聚地点——来自武汉的艺术家魏光庆和冀少峰在签到处向彼此示意，而在数小时前，他们在湖北美术馆的展览开幕式上刚刚碰过面。并非我有雅兴站在签到台旁观察来客，而是组委会漏订了我的房间！对于一个宾客体量庞大如斯的双年展组委会来说，出现这样的失误也许并不稀奇，即使在对外的新闻同稿中反复强调“艺术长沙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艺术长沙”正热闹地炮制着一场体面的盛宴，京城的周六哪会有闲着的可能。即便再浓重的雾霾光顾，不到下午三点朋友圈便传来相继踩点的“足迹”。据说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特别准备了一场大群展，当我到达蜂巢门口时，“编辑景观”的策展人朱朱早早于门外等候。沉稳的名单，雅致的展厅布置，齐齐的来宾到场，接着便是逐一发言，老面孔艺术家们依旧一丝不苟。仔细观察参展艺术家，杨心广除了带来了典型的雕塑作品，还有多年前的三件录像；而程然则一改过去的大屏幕投放的习惯，用短距离小幅投影呈现；林科用立置的显示屏放置了他那些“笑话诗”一般的作品，却带来颇具仪式感的庄重效果。刚刚在纽约切尔西的一间画廊演绎了与黑人拳击手对峙的李燎，在这次的录像《无题》里伏击了一位过路女子，场面异常凶残，就这件作品他谈到：“不是为展览特意准备，但这件作品确是最近做的。”李燎的两件作品均为新作，但大多数参展作品以旧作为主，而 “编辑” 则强调了展陈方式中吐露出的强调深入观看、互相类比的意图。

在还未摸熟点的不远处，798二街的一家新晋画廊Tong Gallery+Projects开幕了由刚刚策划了“胖子展”的孙冬冬主持的年轻艺术家刘夏个展“H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