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沉浸于大选后的抑郁症。走进田野会议第一天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会场，倒像进入了一片真空——开场的空手道表演有些意外且令人振奋，而多数参与者共同的亚洲身份又把人群整体地抽离出了最当下的现实——诸如“最近的新闻事件”、“目前的境况”、“过去的几天”这些指代性短语，时不时地出现在会场内外的各种谈话当中；除此之外，似乎岁月静好。

几天前，鄢醒还在微信朋友圈感慨：“今天别谈艺术了……奥斯维辛没有诗！！！”，然而，第一位上台的艺术家就念起了一首诗。诗、诗意的语言、“视觉诗歌”、自杀的诗人……相关话题在此后的议程中频频出现。那些具体的文字依旧可爱有力，不过也令人惆怅。在这个会场里，难受的情绪饱和度不高，或许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共情于同一种难受，文化和地缘带来的距离也因此显现。

“田野会议”安排紧凑，今年的主题围绕“实践”一词展开，大约28位艺术家/策展人每人15-20分钟的舞台时间，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展示、谈论和表演。形式本身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常驻纽约/休斯顿的艺术家Mary Ellen Carroll在现场做电台直播；常驻伊拉克纳杰夫城/纽约的Wafaa Bilal把自己的时段“转让”给一位喜剧演员，针砭当代艺术以及文化差异的单口相声引得满堂喝彩；常驻孟加拉国吉大港/达卡的Yasmin Jahan Nupur在舞台上揉搓面粉，做烘焙的准备，一边闲聊似地向台下观众发问：“你是谁？”“这样做不亚洲吗？”；常驻韩国大邱/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的T-Yong

观展

“新茶要把人的意识下拉。人的意识是最阴的，它不能停留在人脑，应该在脚底。我们用新茶把意识引到下面，再用一个老茶把它钓上来，让人回到先天的状态，人就很爽……”我听着郑国谷讲茶，已经颇有些头晕，飘飘乎只顾一杯一杯地喝，身体渐渐被茶气逼的发汗。旁边一位大叔不停追问：“邀请喝茶代表什么？” “艺术家喝茶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场面有些乱。孙庆麟一言不发地只管烧水，郑国谷且泡茶且叫喊着（想来亦是广东人说话风格吧）回答各路问题：“观众就是我们的作品，你就是我们的作品！”然后继续招呼渐渐聚拢而来的观众入座品茶。陈再炎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的与我闲聊：“你闻一下下这个杯子，它很香。”我便把他的话原封不动翻译给旁边的美国记者，因为这位女士注视我们很久了，她的眼睛分明地迸出求救信号：“快-告-诉-我-你-们-在-说-什-么！”

中国广东省阳江市某小茶馆的既视感，一晃便被郑国谷背后落地窗外，牵着爱犬徐行回家的上东区富太太们的身影打破。我身边的女士也并非是不远万里来中国乡村探访功夫茶道的外国记者。我们正坐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四层的一个角落里，窗外便是中央公园晨光熹微的侧容。

几乎同样的位置，两年前我们看到了汪建伟的个展《时间寺》，包括观众至今回想起仍不得要领的装置和绘画作品，并见证了所谓的“艺术圈十大酷刑”之第十级。一年前，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国艺术计划，新晋委任的两位策展人——策展顾问侯瀚如和副策

“您穿成这样热吗？”我见到“蛙王”郭孟浩时，他正穿着标志性的挂满小雕塑和护符的萨满服饰，站在PMQ元创方中庭。这个“创意工厂”曾经是香港著名的学校中央书院及已婚警察宿舍。

“这是我夏天的衣服！”他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边回答边走上展台，向我们展示一辆经他涂鸦的勒芒赛车。今天的典礼是为了庆祝香港秋季艺术周开幕。艺术家让到场的每位来宾都带上青蛙眼镜，摇晃手中塑料瓶和纽扣制成的玩具，并召唤场下观众拿出“粉色的东西！”—结果是一根很长的粉红布条，蛙王认为其代表了幸福与和谐。仪式过后，我们沿着距惠灵顿街步行十分钟，来到Kee Club，与巴塞尔艺博会的黄雅君（Adeline Ooi），Andrew Strachan以及Momentum总监Rachel Rits-Volloch一起参加其他开幕活动，边走边摇晃手里的玩具，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你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让他们好奇，想跟着一探究竟。” Magnus Renfrew告诉我。很明显我们的方法非常奏效，路人都看得十分困惑。

隔日我们去了毕打大厦，这里是众多大牌画廊的所在地。高古轩正在展出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用大理石，铝和不锈钢制作的具有性暗示意味的系列作品。 艺术门展出的是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可爱的画作。在挂放着徐龙森大型山水的汉雅轩，我们遇到了画廊创始人张颂仁，他的中印文化交流项目“西天中土”计划将在11月11日开幕的上海双年展展出数幅作品。马西莫·德·

第一天

一出机场，我们想象的贫民窟孩子围上来要烟抽的景象并没有出现，这个景象是出发前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别人告诉我们的。可能是太早，机场外面清冷，和大部分中国机场一样，在“此处禁止吸烟”的牌子底下有几个人在抽烟，我和朱朱点上烟，跟着接机的司机，司机说葡语，不懂，他示意朝这边走，不远处停着一辆小型的依维柯。

圣保罗大概是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水平，市中心有一两条布满高楼大厦的大道，其余都是小建筑，别致，上坡下坡，亚热带植物，像是重庆。酒店在一条小街上，到得太早，还不让入住，只有先出去逛逛，Yelp搜到附近一家早餐，去了发现只有面包和咖啡，上早班的人带着围巾和没有睡醒的脸。一路爬坡逛到市中心，商店都开门了，书店橱窗摆着《牛津高阶英语》和GRE考试大全。又搜到一家日本拉面，很地道，很多日本人来吃午餐。回酒店入住后睡了一个小时，Sarina 已经在等我们去圣保罗双年展。

整个双年展几乎都在一栋建筑里，旁边MAM（São Paulo Museum of Modern Art），四周是一片绿地公园。双年展不收门票，空间不算小，一楼的大作品像分布在一个广场上一样，棕榈树干、土著屋子、超大轮胎做的花坛、木材棕榈泥土堆起来的方墩，一眼望去，南美气息浓烈，心想是不是到了国内那种显摆东方符号的展览，有点失望，但再靠近一些小作品，尤其是上到二楼，又发现很多国际当红学术性艺术家的作品，间杂着几个政治正确类型的作品，里面一个南非画家描绘的黑人种植园，风格倒有几分罗中立。二楼的一侧尽头是于热（Pierre

用一座美术馆空间来装载“双年展”，可以推想出两种方向：一种是美术馆空间被想像为“城市空间”，另一种则可能是“双年展”策略被缩略为 “思想实验”。第一种是针对美术馆本身的建筑空间，进行超出“群展”思路的空间策展构想；第二种则需要对于双年展的体制本身进行反思。在经历了过去两届双年展的尝试之后，第三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双年展似乎要从上述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更为突破性的实验。

不妨首先在这里引用本届双年展的官方信息，来了解一下“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的思路：本届双年展不设策展人，工作组仅以协调员的名义来组织展览、协调事宜；不以推荐和提名的方式选定参展作品，代之以公开征集作品方案作为机构架构……并在开放的语境下对提交方案进行公开的协商、讨论……关于“协商”，其基本含义是“谈判”、“磋商”。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协商是最根本的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可见，“协商”的含义与操作，是指在决策层做出正式决策之前，与公众、公众的代表进行协调和商讨，是在“选举”与“投票”的民主机制之外的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1]

因此就“空间协商”而言，首先，此次双年展的公开征集方式，为任何想要参与协商的艺术家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位申请者都可以与“协商员”面对面进行交流，双方互相听取彼此的想法与意见。而在向公众开放的层面，美术馆的空间由此成为呈现“协商”结果的空间。让我们期待

去台北双年展预展前被暴雨困在东门车站附近，顺便就跟朋友去吃了著名的台北鼎泰丰。朋友提醒我注意店内服务员胸前的国旗徽章：“会日语的服务员别的是日本国旗；会英语的是美国国旗。”随意一句突然让我生动地意识到自己所在这座岛屿的复杂性：它是中华民国领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的“中国台湾省”；它是以美国国内法形式存在的《与台湾关系法》的适用对象，同时又在新《日美安保条约》覆盖范围内。

在这片主权仍处于争议状态的土地上如何探讨“主体性”？这似乎是台北双年展主办方台北市立美术馆长期执着的问题。1996年首届双年展的主题就是“台湾艺术主体性”（美术馆三楼正在展出的回顾展“朗诵／文件：台北双年展1996-2014”回溯了双年展二十年走过的历程）；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馆长林平致词时也表示，本届双年展希望为国际展览平台不足的本土艺术家提供更多国际亮相机会。最直接的表现是，今年台北双年展上台湾艺术家人数几乎占了一半，为历届最高比例。与之相对，大陆艺术家人数为零。

虽然这一数据性事实伤害了我作为“陆客”敏感的玻璃心，但既然参加“专业人士预展”，本着“专业”精神，我们还是回到双年展本身上来。“回到XX本身”也是在残酷世界求得幸存的最佳手段—上世纪留下来的宝贵经验。本届台北双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我们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各种签证，三分之一时间来考虑经费的事，还有三分之的时间派对。”这句话来自11届光州双年展开幕第一天的论坛上，这个论坛名叫“致一切作用因素”（”To All Contributing Factors”），组织者召集了全世界约一百个小至中型艺术机构、空间、自我组织团体，不仅是一次相聚，也是向这些中小艺术组织的致敬：它们都是本届双年展的一部分，被称为“双年展伙伴”（fellow）。艺术总监Maria Lind和策展人Binna Choi希望以此为契机探讨艺术生态中关于价值和规模的问题，她们认为这些“伙伴”们在业内看起来地位微薄，然而正是因为它们的独立、实验性，无论从合作的艺术家，还是对展览形式的探索及对议题的关注等，都对主流艺术界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延迟价值”。这一百个机构中包括上海的上午空间、香港的Para Site等。

开幕论坛是本次双年展错综复杂的公共活动中的一项。除此之外，双年展在光州本地的Daein室外市场里的Ugro项目空间举办“每月集会”，活动内容包括作品放映、艺术家交流、读书会等，由光州艺术家合作团体Mite-Ugro主持，他们也是这次策展团队中的“本地策展伙伴”，体现出双年展积极与本地艺术与文化社区互动的意图。一个名叫Infra-School的巡回公教活动从去年年底起就已经在韩国不同高校和美院里展开，每一次都有双年展核心策展人或艺术家进行讲座、分享会、批评会（crit）。很明显，策展团队希望双年展不仅仅发生在固定的展览空间中，而且成为一个时间和空间上能够渗透和延伸的事件。这是今年光州双年展最为特别的地方，也应和了展览标题中的问题：艺术何为？（What

开学第二天，上海还是夏天的样子，闷热，雾霾回归。赶到人民广场搭大巴前往朱家角，背着大包小包刚从北京赶来的中国艺术交流（China Residencies）的联合创始人Kira Simon-Kennedy气喘吁吁地坐在了我旁边。一路上，除了无奈看着拥堵车流，与不小心听到坐在后面的诸多媒体友人的口述八卦外，我们读着Kira从包里掏出来的几期《流泥》（concrete flux，一本以中国超速发展的城市空间为主线的多媒体、跨学科电子刊物，杂志创办人之一凌明也是此次“奇点”展览的参展艺术家）打发时间。到达证大朱家角艺术馆时，这幢飞檐红木的典型水乡小楼已门庭若市。步入天井，二楼廊道上李龙雨（Yongwoo Lee）和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下称小汉斯）正朝着涌进来的人群微笑。

迈入一楼展厅，踏上亚历山卓·巴瓦（Alessandro Bava）的数码打印地毯《超级表面》，图案是计算机生成的流动状暗红色纹路，既像波涛，又像干裂的地面。周边的主视觉以2116和“奇点”为关键词，前者指向“上海种子”（Shanghai Project）对百年之后22世纪的发问，后者是在朱家角这一展览及其公开征集项目的名称。在此展出的23位艺术家中，有11位来自小汉斯与西蒙·卡斯泰（Simon

如果巴西和中东在日本相遇会发生什么？艺术总监港千寻将第三届爱知三年展“彩虹商队驿站：创造者之旅”（Homo Faber: A Rainbow Caravan）看作一段旅程，并邀请了两位分别来自圣保罗和伊斯坦布尔的策展人—Daniela Castro和Zeynep Öz—当旅伴。

旅程的设定是带参观者、策展人和艺术家去日本中部的爱知县走一遭，目的地除了爱知县首府名古屋以外，还有与之距离相同的冈崎和丰桥两座小城市。作为卫星展场之一的丰桥市居住着规模不小的巴西裔群体，这也是Castro被邀请参与的部分原因。

在上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港千寻追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作为一名摄影师周游世界的旅程，他曾经在南美亚马逊地区附近待了一年半时间。这些对他影响至深的早年经历本来是为了用来解释三年展的主题。但接下来一晚在丰桥市的商队Party上，一杯啤酒下肚的港千寻吐露了他真正的灵感来源：Santana1972年的专辑《Caravanserail》，专辑封面上有一轮巨大的红日。

彩虹色主导了整个展场：先是港千寻开幕当天身上穿的那件颜色大胆的七彩衬衣，然后Jerry Gretzinger占据爱知县美术馆中庭整面墙壁的五彩地图拼接画为展览确定了基调，也让我们早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辨认画中微小的组件上。在大卷伸嗣（Shinji

当我们在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中浸淫日深，那些构筑了此种生态的机构与人事通常会变得如同吃饭喝水一般习惯成自然。1996年，七位香港艺术家——李志芳、梁志和、文晶莹、黃志恒、梁美萍、曾德平和张思敏——在港岛西部共同创立了Para Site，当时的他们也许还难以想象，倏忽之间，这个非营利当代艺术空间已经迎来了它的第一个二十年。

某种程度上说，Para Site的创立像是本地艺术界对香港回归做出的应激反应，回归后香港当代艺术的发展空间有多大？香港自身的政治、文化身份将如何建构或转型？本地的几个学术、艺术机构应如何展开合作，又如何延伸至国际？哪怕已经历二十年的岁月变迁，这些问题似乎依然难有确切的答案。但Para Site的出现至少为香港提供了另一种度量时间的方式，二十年来，Para Site由港岛西搬到上环，去年又迁至北角，空间越来越大，但其国际性视角、在地化色彩和使命感却从未有过改变。通过展览、出版、学术交流、公众项目，前述的问题在Para Site持续地被讨论、实践，或是加以更新。也正因此，Para Site于6月21日至23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研讨会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回顾性特征：将过去二十年划分为三个年代，三天的研讨即针对不同时间阶段的主要问题展开——1990年代：回归时期的身份认同及双年展时代，2000年代：中国的崛起及全球艺术世界，以及2010年代：艺术展会时代的荣景与危机。

驱车前往广州时代美术馆的路上，窗外时不时飙过一两辆自带改装遮阳伞的电动车。四两拨千斤的改装充满民间智慧：两三伞骨延长形成流线型尾部，符合空气动力学，游走于车河中又很拉风，惹得策展人侯瀚如赞不绝口：“这比扎哈哈迪的设计牛逼多了。”这样的改装和这样的赞赏都非常之广州，让我想起两天前他对艺术家陈劭雄的评价：“不伦不类”。这诚然是种嘉许，意指多种媒介和创作方式混杂的实践；用来形容陈劭雄九十年代初在广州与徐坦、林一林、梁钜辉组建的艺术小组“大尾象”十分贴切。6月10日与12日，由侯瀚如策划/合作策划的“陈劭雄:万事俱备”和“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分别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广州时代美术馆开幕，个体与集体，边缘到机构，两番回顾，交叠出长长回响。

陈劭雄个展前的研讨会有一个颇耸人听闻的题目:艺术可以反恐吗？听下来则觉得更像是艺术家多年同行与共谋者们的茶话会，言之有物也有料。座谈嘉宾背后的投影来自艺术家2003年的作品《花样反恐》:城市中的高楼通过自变形态躲避飞机撞击—一种后911式的荒诞幽默。对艺术家多年的合作者侯瀚如而言，陈劭雄对日常政治的判断“每一次都有惊奇，是大政治中很核心的内容，但是通过细微的日常动作表达出来。”台上唯一一位非南方艺术家王功新则借题发挥出了别的意味：艺术不一定能反恐，但一定不能成为恐怖主义，例如斯大林和纳粹时代的艺术。当一场关于已经登堂入史的实验艺术在今日之“边缘性”的讨论展开时，前排一位姑娘手机屏幕上美图软件里高倍放大的自拍照牢牢地攫取了我的视线。

从上海去南京的途中，夜晚和薄雾同时随高速路延伸，水汽被体量不同的车辆冲散时留下各异的氲痕。穿行在这中国最富庶的区域，“风景”几乎是看不见的，倒不是因为黑暗，而是你只能看到一座接一座的城市在车窗旁呼啸而过：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路网将这些名字中都充满风景的城市串联起来，发达的城市带与交通体系却令人无法察觉她们之间的边界与差异——有时你甚至会认为自己并没有移动，而只是无缘故的滞留在上海的某处远郊。和开车的艺术家李竞雄谈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在三百多公里的旅途中这是抵挡困倦的唯一方法。

这次来南京是为了一个在山中进行的展览。“山中美术馆”是颇具吸引力的名字，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是以山为美术馆，还是将美术馆划归山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涉及自然与艺术、场所与发生间的配比关系。四方当代美术馆本身就坐落在山地，回忆起第一次来时深秋的气象，浓郁山色中的建筑与庭院，已确凿带有“山中美术馆”的意味，而此次的点题势必会另辟蹊径。赴宁之前就从相熟的艺术家与美术馆的官方信息中得知这个展览筹备时间颇长，项目繁多，似乎可视为四方针对自身特定状况展开的一次机构调研——然而具体的尺度到底如何？想到此时夜已非常深沉，长途奔波的倦怠袭来，冲散了无法凝练的思绪。

第二天早晨班车从市区开往郊外的展览发生地，也算一段短途旅程。初夏的江南异常青翠，色泽浓烈，却不野性。第一站设在兜率寺，巴士在狮子岭狭窄的山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