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一下飞机，我就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赶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和蓬皮杜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重置时间”论坛最后一场对谈—“重塑机构现实”。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跨学科文化发展部主任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作为对谈主持，邀请4位嘉宾质疑“机构”这一概念，在回溯它所发挥的传统功能的同时，反思机构在技术加速革新的当下能够起到的作用。奥地利哲学家阿尔曼·阿瓦尼斯安（Armen Avanessian）观察到，我们正经历从现代到当代，哲学到理论的历史转向。艺术在本体论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我们对理论的需求，每隔五年甚至是两年便催生出一套新的理论工具。邱志杰以自己的多重身份分享了他挑战不同机构/机制的尝试。担任明当代馆长的他，试图在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中间地带建构一座难以被娱乐化消费的美术馆；“被迫”做策展人的邱志杰，调侃自己2012年用城市馆取代威双国家馆的方法没有在接下来的两届上双延续，算是构建新展览模式的失败；作为艺术家，他以雅集的形式把工作室变成平行于非营利机构的展示空间。在Q&A环节，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学术总监贺婧的压轴提问将讨论延展到艺术家在体制内外所面对的中国特有的机构现实。邱志杰的回应如同明当代的定位一般in-between：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松动的部分进行向外的变革。

由付了了策划的“流动者会议”（Precariat’s

下午2点我到达四方当代美术馆时，曾根裕（Yutaka Sone）和他的伙伴们在地下展厅里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创作的大理石《油罐舞台》（2017）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奥斯卡·穆里洛(Oscar Murillo)躺在台上说唱，不时环顾四周，“歌词”的内容及语种都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写在了展厅墙上：“ (social) (political) movements are born out of the urgent desire to make abstract principles concrete. Public (demonstration) is one way to voice (opposition) to a ()’s actions believed to be () () or (). In the streets and on college campuses, in town halls () and () () has long been a tool of () whether taking the form of mass () or individual () () is ingrained in culture.” 这段手写的红色文字中，每个括号代表用铅笔画在墙面的一只陀螺，陀螺里有单词或留白。穆里洛会反复喊出关键词—“社会的”，“政治的”，“能否改变”，架子鼓的鼓点和吉他的旋律则配合他发声，如同游行现场。

2013年时我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实习，很清楚地记得“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中国新锐艺术家”的开幕上，李燎在拿到五万元制作费后立刻上交给了未来岳父，真的就像是一个奋斗于华强北的有志青年，那么迫于证明自己；而我自己则作为开幕志愿者在六楼看护李杰（Lee Kit）的作品《是这个。》（This is it.），享受了一晚上甜美的气氛。那次的奖项主要扶持的是来自大中华地区的七位年轻艺术家，每位艺术家名字后面跟的是所在城市名，包括香港和台湾。至2015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的名称被正式启用，直接辐射包括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家，六位入围艺术家中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分别是关小和杨心广。此外还有台湾艺术家占据了一个席位。这些牵扯地理和地缘的叙述和措辞都让我觉得有趣。战后记忆的导入与导出在一些艺术家手上表现得格外深刻，尤其是谷口玛利亚具有内在时间结构的“砖画”。

当我看到今年的短名单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又开始在中国和亚洲之间摇摆了吗？我更感好奇的是，这次长名单变成短名单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翻开导览手册，原来有十二位提名人与五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机构策展人、独立策展人、媒体人、艺术家比例均衡），加上馆长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共同完成的甄选。拉瑞斯开始积极筹备与HUGO

从未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聚焦于年轻人：从年初的一系列“新锐”艺术家及策展人群展，到近期多个企业冠名青年艺术家或策展人奖项；于是，在九月上海的当代艺术“开学季”，当绝大多数画廊由职业初期艺术家打头年度展览计划的时候，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洛杉矶生活的王凝慧、常驻北京的陈哲、来自珠三角地区的蔡回，以及平时活跃在上海的唐潮，是其中的四位。

王凝慧（Alice Wang）在胶囊上海的个展中尽量避免任何文字阐释，无论在新闻稿中（由元素周期表构成）还是在展览现场，如果不是能成功找得空隙与艺术家或画廊主里柯（Enrico Polato）聊上两句，大概会错过很多关于展览的关键信息，比如雕塑中来自太空的珍稀材料，但是艺术家还是希望每一位观者能够从展览中获得关于作品的直接经验。

对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来说，直接经验是个神话。王凝慧的作品专注于艺术触摸未知世界的能力，希冀将我们与更大的秩序连接起来。为此，艺术家花了整个夏天筹备、制作、培育展览中的作品，雕塑、装置以及一部录像错落在不同展厅，展览的精致与整洁也在气质上呼应着胶囊上海这座带花园的洋房一楼空间，开幕当晚像是一个夏末家庭派对。

艺术家不愿作品被阐释性文字禁锢。如果说这种文字是展示机制固化的后果之一，那么，同一套机制还有其他多种结果体现，诸如被白盒子塑造的作品形态，在这一点上艺术家似乎并无意回应。这让人想到，从概念主义艺术开始，作品的解释

九月六日

烈日下，魏公街上的各色美食店被拆得面目全非，建筑物表面却拉出一条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标有“XX面馆正常营业”、“开业全场9折”等字样，算是废墟中一点繁荣的景象。街道尽头右手边是2015年刚被并入北外附小的魏公村小学原址，而左手边居民区中的嘉安瑞鑫旅馆里藏有一间投助站（Mutual Help Art Lab）。旅馆的招牌昨天才被拆下，泛黄的透明塑料软门帘透着几分公共厕所的气息。好在门口晒被单的晾衣绳上夹了几张独立艺术空间的宣传册页，让我确定自己没找错门。一进去，眼前却是一个小卖部，我向坐在窗口后看守的店主询问空间在哪里，她高冷地说，“下去吧”。

投助站由第N产业小组（姚俊杰，刘锦涛）于2017年4月创建，致力于社区艺术方案的推进。在魏公村这一被大学环绕的社区长期自费租个合适的空间并不容易，创建人从房产中介到学校后勤全打听了一遍，最终选中了地下旅馆的一间客房。地上的小卖部其实是入住登记处，阿姨是旅馆的老板，原先在海淀公安局工作，并不理解投助站是做什么的，只是不让乱贴海报。投助站的实体空间并不用于展览或驻留项目，只是提供方案提交人与通过投助站牵线搭桥的合作者会面协商的场所，讨论过程会被记录。

离开投助站，我们来到附近另一栋居民楼的防空地下室，听大宋分享“兔子洞”这个地下乌托邦中的生活方式。漆黑狭长的地道里，观众在设置的止步告示牌处停下，身靠两侧墙体排开，望向十几米外一盏昏

每年夏天都是上海爱书之人的节日。而现在，除了盛大的上海书展，想要寻点特别的出版物的人们又有了另一个好去处——abC艺术书展。这个由梦厂和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艺术书展已经办到了第二届，这对于关心它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有了去年的成功经验，今年的书展不管是在展览规模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有一定的提升，在保留了一系列现场公共活动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家书展览。如此丰富的“节目”，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城中爱书之人的光临。

周五开幕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热得不像话。可是不到两点，展馆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入场的观众。美术馆一层平时用作通道和Cafe的空间，早早就被铺上灰色桌布的长桌占领。一百多位参展者、四百余种出版物就这样满满当当地摊开在观众的面前。这样的诚意得到了观众热情的回应，三四点的时候，美术馆里已经是人潮汹涌，一波又一波的参观者不断在各个摊位前聚集又散开。

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今年书展的几个特别单元。其中，由书名号出版众筹策划的“东张西望”带来了柏林工程艺术大学师生的多本摄影书；由旅居挪威的一对中国夫妇发起的跨文化项目Northing则集中呈现了当下挪威新生代的独立出版物；走廊尽头的申氏书局独占一张大桌，摆出了台湾独立出版的代表之作。在官方手册里，我还看到了在艺术书领域鼎鼎大名的机构Printed

艺术世界是一场旅行。在这个惠特尼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在希腊和卡塞尔同时设立展区的卡塞尔文献展、以及明斯特雕塑展全都撞到一起的“超级艺术大年”里，就连最经验丰富的艺术旅行者也会觉得跟上脚步有些吃力。

上上个周末，从卡塞尔文献展看展归来的人和正要去苏黎世和巴塞尔的人开始聚集到明斯特，这是德高望重的明斯特雕塑展自1977年首次创立以来的第五届展览。每十年，新一批委任雕塑作品被安置于城市的公共空间中——雕塑展的这种独特模式将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场引人思考的公共艺术寻宝游戏。展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位创始策展人：克劳斯·布斯曼（Klaus Bußmann）和卡斯珀·柯尼希（Kasper König）。上上周六，在LWL州立艺术与文化博物馆（LWL–Museum für Kunst and Kultur） 摩肩接踵的开幕庆祝仪式上，柯尼希特意邀请布斯曼上台接受观众们热烈的欢呼。

四十多年前，布斯曼请柯尼希担任一个现代雕塑展览的单元策划，这个展览后来变成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明斯特雕塑展。展览缘起于当时明斯特当地报纸对于乔治·里奇（George Rickey）的动力雕塑《三个旋转方块》（Three Rotating Squares）的大肆批评，人们无法接受雕塑的抽象性，两人因此计划用一场教育性的展览改变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布斯曼对我说：“我们试图让明斯特居民接触国际艺术界，把本地的活动做到最高水准。1977年，喜欢这件雕塑作品的似乎只有卡斯布和我两个人，当时的大学生们甚至试图将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自从卢迎华担任中间美术馆馆长以来，这个偏安于北京西北角的民营美术馆就有了一番新气象。在北京地区诸多展览开幕的5月27日，长途跋涉赶来参加中间美术馆展览“自我批评”开幕的媒体和业内人士并不比热闹的798艺术区少。抵达时间稍晚，我匆匆看过展览，就来到开幕式现场。卢迎华、罗小茗、苏伟作为召集人正在做开场发言，我一边听一边翻看配合展览制作的一厚摞文本册子。册子里包括一本《自我批评讲义》，内容是几位展览召集人对“自我批评”这一主题的思考，以及若干历史上关涉这一话题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8个小薄册子，是每个项目策展人作为回应人对展览前言及作品进行介绍。卢迎华在介绍他们的展览策划及结构时说，13位展览回应人在接受邀请时，并没有看到今天《讲义》里丰富的文本，因此展览召集人和回应人共同在工作中深入各自对“自我批评”的理解，形成了诸多彼此平行的想法，而非谁成为谁的注解。

如此去中心化的策展方式，给予了展览回应人和艺术家充分的发挥自由，却也不免落入某种失控的情形当中——在后来的观展过程中我发现，小部分作品于诸种概念之间反复缠绕，至终离开“自我批判”的主题太远而显得疏离；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个展览里的作品放置在其他以体制批判为主题的展览中，大部分都显得同样相得益彰，只是在“自我批评”的展览语境下，作品获得了一些新的解释维度；这些艺术也以不同的侧面，或者直接对应，或者反诘甚至消解着展览主题。这或许应证了《讲义》里卢迎华的文章《先从自己谈起》的内容：“……不可回避的是，当我们在说自我批评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种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对象。不可否认，我们所说的自我批评是对于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状态的批评和回应，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批评。”

威尼斯双年展从来不只是一场各个国家之间以艺术展览为手段争名夺利的艺术斗兽场，而是一场引领艺术界集体意识的巅峰盛会。

这种气氛在本次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的各种应接不暇的活动中就已逐渐发酵。简单来说，威双就是一封主流艺术界的邀请函，人们以此为由头操纵各自的社交资本、假装高山流水实则意在金钱交易。你极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星球上最生猛豪掷的藏家和一帮又一帮策展人、艺术顾问以及美术馆人士勾肩搭背，当然，还有成群结队的艺术家。很多、很多艺术家。

这与本次威双艺术总监、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总策展人克里斯汀·马塞尔（Christine Macel）命名的展览主题“艺术万岁”相得益彰。她称这场双年展是“和艺术家策划、由艺术家设计、为艺术家举办”的——好像除了艺术家以外其他所有参与者都不算数一样！

威尼斯最重要的古典艺术博物馆之一，学院美术馆（Gallerie della Accademia）的一楼展厅刚被修整一新。星期一到达的各集团访客首站只有这儿，等待他们的是由Hauser & Wirth画廊协办、Dr. Kosme de Baraño策划的美妙展览“菲利普·加斯顿与诗人们”。

这对于加斯顿和学院美术馆来说都是突破性的尝试。在这之前，还从没有早于18世纪的艺术作品挂在这个学院美术馆的墙面上过。罗马美国学院的艺术总监Peter

一提到24小时，就让我心生一种莫名的永恒感，这种感觉就像上海市区通宵营业的便利店给人的印象：从不关门，也从不开门，因为门是自动的。当代艺术，虽然在名称上暗示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此时此地性，但归根结底，艺术还是想追求穿越时空的永恒。周六，明当代美术馆举办了一场24小时活动，又向我提示了这种对时间的向往。邱志杰以“对自己狠一点！”为题，组织并亲自参与了这场连续24小时的讲座、对话、表演、行动……

一开始我对这个活动并无太大期待，因为在艺术界，24小时不眠不休算不上什么大事儿——2010年，我曾经在伦敦蛇形画廊听过马拉松访谈专家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组织的叫做“地图马拉松”（Map Marathon）的长时段谈话。但如今的上海，在观众对展览一味求新、对景观一通自拍已成常态的格局下，邱志杰的这次活动显得很另类。同时，我也觉得这场24小时活动不大像本地的艺术生态面貌，而更趋近于印象中北京的那种艺术家自发的地下状态。所以去现场之前，我有点儿担心观众的热情度，特别是考虑到明当代美术馆远离城市核心区这一客观事实。

活动当天下午3点多，我到达美术馆，在进门处碰到了活跃在上海的意大利策展人乐大豆，他是本次的与会嘉宾，但姗姗来迟。虽然我也错过了1点钟嘉宾李毅鸿和刘畑的开场讲座《中国人的生死观》，不过想想后面还有22个小时，又顿感损失不大。美术馆大厅中央支起了一张投影幕布，前面摆着三四张沙发和一张茶几供嘉宾们围坐聊天，又有茶水供应，简单的配置颇有亲和力。我进场时邱志杰正“说岁月变迁，说沧海桑田”，讲得起劲。讲座区后方是艺术家刘韡的装置《大狗》，牛皮制成的建筑形状巍峨错落，构成了这场活动的背景。

假设你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你生在一座城市，住在另一座。其中一个寒冷，有秩序，高效且宁静；另一座炎热，混乱，腐败猖獗且难以维系。你不断让两者对话，自信这一来一去、一唱一和的过程，以及你往返其间的方式必然能催生出些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你够幸运，你的流放生涯是出于自愿。你没有被战争、灾害或经济崩盘逼着出走。但那样的话，你很容易会想躲避（异国情调，剥削）以及不好回答的难题。你凭什么生活在这，把这个地方据为己有，利用它做你自己的事？你又凭什么说你这样做是出于爱，而不是野心或怜悯或傲慢，不是某种肯定自身位置、合法化自身政治的错位需求？

星期四早上我到达雅典参加第十四届文献展开幕，三十六小时后，我的思路断了线。

我被挤在中间，一边是夜空下灯火通明的雅典卫城，一边是满屋扯着嗓子说话的喧闹人群，我们所有人聚到这里，理论上是为了观看这一更加安静的行为，为了倾听和学习这一承诺。我们到处挥洒着自己紧张的能量。

前一个晚上，我还坐在一张更加冷静的桌子前，听艺术家Amar Kanwar跟我们五个人讲始终住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社区，从来不离开的体验。在我们看来，那样的体验简直堪称神奇，这种出于自愿的静止状态也遍布于Kanwar受文献展委托创作的新片《如此的一个清晨》当中，影片讲述了一个失去视力，隐遁避世的人的故事。我们几个人都不理解按这种方式到底怎么能活下去。作家/小说家Shuman

“这个房间里的人比德州马尔法整个镇的人都多。不过——差不多一样国际化，”齐纳提基金会（Chinati Foundation）总监Jenny Moore跟看起来心情不错的Jay Jopling开玩笑说。

周一晚上，我们聚在西营盘的巴厘岛风格餐吧Potato Head，庆祝Theaster Gates的个展开幕，以及即将开幕的第五届巴塞尔香港艺博会。这帮人确实很国际化，其中包括赞助人Ivan Pun和Alan Lo，艺术家Carlos García de la Nuez和Eddi Prabandono，收藏家Serge Tiroche，RA的Tim Marlow，以及平时住台北的模特和设计师Leslie Sun。

我下了飞机马上直奔这场派对，因为飞机误点，错过了几个小时前的第三届Art Central开幕（在港口边一个巨大的白色棚子里举行，有超过90家画廊参加），以及城里若干个以男性艺术家为主的时髦展览的开幕（令人耳目一新的几个例外是马凌画廊的谢素梅个展览和贝浩登的Tatiana Trouvé 个展）。单是毕打行大楼里，就有立木画廊（Lehmann Maupin）的徐道濩（Do Ho Suh）；高古轩的Urs Fischer；对比窗的Kim Tschang Yeul；Massimo De Carlo的“Roland Flexner—艾未未”双人展；Ben Brown的Hei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