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Patty Chang）早期的行为录像可以说是既凶猛又诗意，她以身体挑战外部世界，映射出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看似平静无事实则难以和解的关系。她之后的调研性项目延续了这样一种反差，以及她对人在宏大变革中的处境的忧虑。在她历时最久的项目“游移湖”（2009年至今）中，艺术家从乌兹别克斯坦的灌溉工程，到寻找罗布泊，再到南水北调，一路探寻水的移动，审视并演绎其如何塑造人的生活。张怡在BANK的个展“再架构”将她的早期作品和“游移湖”中的部分创作平行呈现，展览将持续到7月2日。

我刚开始停止做短的行为录像时大家会问我是不是暂时的、我会不会重新回去做那些表演，当时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一切都很复杂。后期和早期的作品其实有相通之处，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一面上你永远无法包含所有事，而在另一面上，你看到的可能是前一面看不到的东西。我认为可以将不同阶段的作品联系起来说。我十五年前绝对无法预料今天做的事情，我没有计划，这是个问题同样也可能是有帮助的。对我来说，有趣的是一直探索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去思考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香格里拉》中，我去到云南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它的契机是自己出现的，当然，冲动和偶然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我选择香格里拉还有部分因为这个地方所具有的神话性，以及它与“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地方所经历的变化是另一个吸引我的因素，那里的基础设施高速变化着，这一

对于阿彼察邦而言，电影和装置艺术都是光、颜色和影子。在上海香格纳画廊的“纪念碑”个展中，他把自身的记忆图景和梦境中与创伤、震惊、陌生相关的刺点（punctum）平铺、叠化和隐没在环境之中，使之成为需要观众带着时间和个体经验去体验的意趣（studium）。一方面，他试图避免过多地陈述自己的作品。他相信他人对其作品的共鸣来自对光的直觉——人们像是在热带丛林里的动物一样，总会被吸引到火光周围。但同时，他并不抗拒叙述自己的来龙去脉。在中国时刻变化的图景之中，他希望观众能够对光、对感受和故事的变化保持敏感。“纪念碑”将持续至7月27日。

纪念碑的双重意义，都意指巨大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向来关注我自己的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些如光线一样无形的东西；同时我也被泰国随处可见的实体的纪念碑吸引。这是两个对比非常强烈的意义，一方面脆弱并且是非物质的，一方面非常坚硬扎实。我的装置艺术、影像作品和经典形式的电影都是这样的纪念碑，它们同属于一个宇宙。虽然形式不同，但归根到底都关于光线：装置更关乎光线和空间，而电影则是光线和时间。

电影和艺术之间的界限非常细微。《影子》（Invisibility, 2016）这个作品就好像两部电影，在其中我关注的是“看见”和“看不见”的概念。没有光线的情况下你仍然能看见东西——这就是梦。《幻梦墓园》（Cemetery of Splendour,

吴其育个展“时间91平方米”中新的录像装置作品《高速落海》最重要的一条叙事线索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其中“高速落海”这个词条出现在当时央视播出的画面里，描述军事演习中携带火光的飞弹坠落的瞬间。如果你认真回顾那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会发现彼时用视听语言营造起的气氛之紧张，与该事件在记忆中留下的印记几乎不成比例——毕竟飞弹“只是”落在了外海。《高速落海》即是以此为起点想象岛屿的未来：假如飞弹飞越岛屿上空，未来将会是怎样？在危机中讨论未来似乎是种奢侈，但也最为急迫，因为未来几乎随时可能变成现实，甚至会很快成为过去。这种对时间的感知“异常”也开辟出了异于常规的理解时间轴线的路径。不过虽则讨论未来，《高速落海》并没有任何科幻片的气质， 而更像是由种种视觉和文本构建方式组织起的对如何想象未来的写实主义分析。“时间91平方米”正在台北TKG+画廊展出，展览将持续至6月25日。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战后台湾政治史》，作者是个日本人，叫若林正丈，他研究很多台湾从国民党时期到现在的转变。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讲到1996年发生的飞弹危机——那时是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中国在福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进行了几次导弹试射，其中有几颗落在了台湾南端和北端的外海。飞弹飞出、落海的画面最早是在央视播出的，然后出现在台湾的媒体上，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用肉眼看到，只能通过荧幕或者印刷品，这让这个事件带有某种“虚构”的色彩。若林正丈在书里说，飞弹的威胁并没有真正被人看到，所以它没有真正改变选举的结果或者岛屿的命运，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飞弹是直接飞越岛屿上空的话，岛屿的未来会是怎样？

出生于甘肃玉门，现居北京的艺术家庄辉以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系列观念摄影和社会介入项目为人熟知，近年来，他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转变，开始以更为个人的视角，借道“自然”，切入更大的文化传统。目前正在北京常青画廊展出的“祁连山系”便是艺术家自2011年首度进入祁连山以来，于最近两年在当地山区实现的新作汇总。本文中，庄辉与我们分享了他近期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关于山水风景和“自然空间”的诸多思考。展览将持续至6月4日。

我们这代艺术家早年心里多少都埋藏着一种梦想，就是希望通过艺术可以改变世界，这跟文革时代耳濡目染接受的基础教育有关。那时候常提的一种说法是，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年轻的时候就老想当“工程师”，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2008年，我和旦儿在甘肃省做完“玉门”摄影计划以后，这个梦想就基本破灭了。当个人和群体的欲望被挑逗到如此地步时，我们还能做一些“有效”的工作吗？

在2009年的一件作品《木工师傅的边角料》中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木工师傅面对材料时，他会截取自己认为有用的部分，剩余的则被当做废料丢弃。日常状态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在选择了文明的同时也选择了遗忘。

不过，所谓“自然”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就算是珠穆朗玛峰，也有人在那爬山，海拔

艺术家高洁最近在美国罗德岛学院（Rhode Island College）的Bannister Gallery举办了个展“Art4A.I.”。同名项目以互动型手机游戏为主，同时包括视频、文本，以及进行中的档案资料等综合媒介，旨在从科技和新媒体的角度重新思考有关艺术的根本问题。在本文中，高洁分享了他对于游戏这一社会参与性结构的看法，并谈及未来艺术的面貌，以及自己将学术理论纳入创作的实践方式等。

“Art4A.I.”项目从“什么是A.I.会欣赏的艺术？”这个问题出发，分别思考“什么是A.I.”以及“什么是艺术”，然后继续一连串的推导，在问题的拓展和更新中，带着观众一起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去探讨艺术的基本观念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

用游戏作为媒介，实际上是出于思考后的选择，因为要使用对于A.I.而言便于观看和理解的交流方式，这是在推导中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另一方面，游戏其实就是一种结构，很多互动性参与性的作品都包含了游戏的结构；游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哲学概念：在进入游戏的界面底部我设置了文字提示，其中一段引用了维特根斯坦，他认为发明一种游戏类似于发明一种语言；再比如游戏中有限与无限的概念，詹姆斯·P·卡斯（James P. Carse）说过：“有限的玩家花费时间，无限的玩家生产时间”卡斯在这里是用游戏的概念来谈文化问题。

在这个项目中，问题是开端，我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在于呈现观念和认真地进行

高源在胶囊上海的个展“不已”展出了一个整体——动画作品《月晷》，以及组成这个整体的众多绘画作品。展览中的众多绘画作品有着双重性质：这些绘画是动画作品长达六年的繁复预备性工作的冰山一角，也是完全独立的、仅以自身为语境展开的作品，展示了与情感、经验相关的人物、物件和场景。展览将持续到4月30日。

对《月晷》的最初构思就是把一些偶然的灵感进行拆解和重组，衍生出许多虽能看出相关但并无因果联系的情景。但在剪辑时我发现这个设定无法完美成立，因为每个镜头都有自己的方向和情调，如果想让两两之间的关系刚好达到舒服的状态，就必须找到让所有碎片都刚好吸附到一起的队形，这样呈现的结果将是一个融贯的磁场，事物和人物将(仿佛)具有意义，行动和情绪的变化会形成似有若无的线索，最初设想的无始无终可拆可变的网状结构必然会消失。跑题的自由和向结局坠毁的趋势纠缠在一起，组合的选择即使没有唯一的最佳，也是有一定限定性的。所以虽然是虚构的作品，《月晷》的结构却是被发现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动画本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手段，讽刺的是实现这个综合的途径通常是地位不平等的合作。工业所具有的一切原罪，动画工业都有。《月晷》的剧本、分镜、场景原画、动画和后期合成剪辑都由我独自完成，只有声音部分主要由潘丽完成。我选择几乎独自工作，一是为了控制作品整体风格，二是为节约成本，三是有些道德上的计较，觉得如果不自己去完整体验和承受动画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对人的耗损，仅仅做一个传统的导演/指挥者，就没有充分理解和反思动画这门艺术/工业的基础。今后打算做长片，希望到时能在压力下探索出相对良性的合作方式，估计很难，但还是想试试看。

“深紫”是继2014年“硬汉不跳舞”之后，何岸在没顶画廊举办的第二个个展。展览由七件相关又自足的最新装置组成，透过丰富的象征性语言，和对材料、形式、空间以及诸种感知方式的有机部署，意在调动我们关于性、死亡及宿命等终极命题的体认和想象。本文中，艺术家与我们分享了作品创作背后的思考和故事。展览将持续到4月30日。

这应该是一个有情绪的展览。因为，说实话自己现在挺绝望的，有很多不满、不屈和不耐烦，就想着快一点把下辈子过完。除了准备作品、展览和零散的阅读以外，更多时候，只有在去往各个地方古建、石窟的路上和现场，内心的焦躁才会有所平复。所以自己必须行走，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肉体才会有种莫衷一是的重量感，只有绑缚在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框架上，沉重的肉身才会飞翔。

在福建山区，蓝天白云跟动物一样瞅着你，山路的岔口有座很小的庙宇，门很小，仅能容身，玻璃框后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哪吒神像，正对着你诡异地在笑，窗明几净，香火刚刚熄灭，随着香烟飘荡的是人的余温，而庙宇的四周则是完全无人的山野。这个时候，它已经蒸腾了你的整个感知，而这样的体验只有在自己阅读特拉克尔和兰波的时候出现过，它超越了所有既有的经验和文本。

展览“前言”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

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首个“瓷屋”年度艺术家计划中，梁硕将几百件风格不同的旧家具改造成造型奇特、空间丰富、并散发着多重时代感和审美趣味的人造山石景观，为之取名“来虩虩”（源自《周易》震卦：“震来虩虩、笑言哑哑”）。艺术家打破了日常之物的惯有常态，将“观山赏石”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活动做了视觉上颠翻倒覆的再现，将人对其生活空间和城市变迁的感知压缩到只身之间。在此，艺术家与我们分享了此项目的由来和背后的创作逻辑。展览将持续至9月。

这次在“瓷屋”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去年两次游览秦岭东部的翠华山。那里有罕见的山崩地貌，山顶的巨大山石震裂后形成碎石滚落到谷底，大量的石块堆积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洞天，洞与洞之间又有各种形态的穿连，上上下下、层层压压。以前的隐士喜欢居住在这些洞里，利用其崎岖多变的结构遮风避雨或吟诗为乐，因此留下了很多他们的痕迹。如今它被修建成旅游景区，但这些痕迹一直都在。

我这次创作的基本概念是用旧家具来模仿山石，把瓷屋原本室内和室外大概200多平米的空间全部用上，来搭建山洞。观众从建筑的入口处直接进洞，经过上下起伏、跌跌撞撞，沿着螺旋形的路线最终走出洞穴。我从上海的二手市场购买了几百件旧家具，先用木块做了家具的小模型，然后把模型从上面散落下去，模仿山石天然的形成过程，再根据这个随意形成的结构进行搭建。不过最终很多造型都是根据现场情况而临时设计的。因为洞的路线要从空间的入口处开始，所以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来自拉脱维亚的艺术家戴安娜.塔玛尼（Diana Tamane）在中国的首个个展于武汉的剩余空间举办。她把摄影作为探寻个人身份、编织记忆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媒介，并以“微政治”的方式展现了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与跨地域迁移的轨迹。在她生动的叙事逻辑中，一系列90年代以来的复杂社会政治性议题，诸如苏联解体、全球化以及当前欧洲难民潮等，被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展览将持续至4月17日。

展览“走私者”中的一系列作品大概有六年的时间跨度，从《家庭相册 I》到现在还在进行的《家庭肖像》以及《鲜花走私者》，这个展览更像对我工作中所关注问题的一个阶段性的呈现，也记录了一个“后苏维埃时代”普通家庭的生活状态。我在生活中会很自然地对见到的一些人感兴趣，去想象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我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化模型，对家人的特写形成了一个探索社会性话题的重要语境，并且也是我研究更广义的身份问题的出发点。之所以用《鲜花走私者》（2017）这件作品命名整个展览，一方面因为这个作品是我最近还在进行的创作，另一方面我喜欢其中的不太明晰的逻辑状态。花是一个很日常，并非常具有诗意的元素，而“走私者”又是一个带有很强犯罪性以及政治含义的词语，二者搭配产生的荒诞对比很有意思。

我很小的时候经历了苏联解体——拉脱维亚

“理论剧院”是第11届上海双年展的一部分，在展览持续的四个月内，几乎每周末，观众都可能在PSA中某个地点邂逅一场或多场理论剧院。双年展总策展人Raqs Media小组认为思想是可以被、并且值得被表演出的，因此，“当理论开始工作，它开始歌唱”概括了理论剧院的精神。到目前为止，艺术家、作家、哲学家、戏剧工作者、音乐人等不同身份的人都参与到了理论剧院中，除了在现场，他们的表演也可以在网上观看。在本文中，项目负责人刘畑谈了他对理论剧院的理解以及活动进行到现在的情况。

关于“理论剧院”在上双的整体结构和概念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有很多维度。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怎么让一个大型双年展在开幕之后依然保持活态，包括51人、理论剧院都有这个意图。激活只有靠人的行动才有可能，激活其实也是多重的，有概念和理念上的，也有对现场和对观众的激活。对观众的激活有点像是制造一个个小漩涡，让观众在这里改变他们的行进路线，这其实和上双的另一个结构有关，就是所谓的terminal（终端站），我们有四个terminal，它就是像机场的“航站楼”一样，又是到达又是出发又是转机，但实际上不管到达、出发，都是“转机”，都是转向另一个地方，永远处在一个不断分岔、发散的路径中。所以整个双年展其实是希望在一个空间中，创造出很多条路径。尤其是“正辩，反辩，故事”里面的“故事”：有没有可能每一条行走路径都能生成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很多展览的问题就在于它有点像一个集装箱一样，已经封装完毕，并没有去安排一个可能的空间，让这个路径自己发生。我觉得这次好玩的地方在于有一种“多重”的设想，我自己的比喻就是有点像很多层网，不同层面的考虑、设置，不同层的网的疏密度不一样，每层看着似乎稀疏，但是如果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网就很恐怖了，很难穿过去不被“粘”到，这个过程中会遭遇很多不同的质地。

林科通过录屏软件Screenium记录的方式将自己与电脑的互动以及即兴表演转换为作品，并不断探索其实验性。他的苹果电脑如同一个后台，供自己处理海量文件，从而挑选出可变成展览作品的“半成品”。如果没有上传至网络，或被展厅里的公众观看，艺术家创作的图片、视频也许只能算作电脑中存储的数据。然而，方案或数字作品的实体化总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的空间和语境的情况下，由电脑展示作品的效果往往比展场更好。林科刚刚在BANK结束的个展“Like Me”探讨了“展示”本身，整个展览让艺术家有机会与他熟悉的、相互之间地位平等的作品拉开一个批判性距离。或许，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是，除了展览和作品，我们还能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创作？

每段时期我都会寻找新的创作方法。像做《宇宙文件夹》（2010）系列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有把文件夹排列组合成一个舞台的想法，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将这种操作变成作品。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让人进去跟电脑里的文件夹互动，是否需要编写一个程序？突然有一天，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看了我的电脑后问，为什么不把自己安排文件夹的过程拍下来？我很早在学习各种软件的时候就接触过录屏软件，所以立马想到可以用录屏软件记录的方式实现作品。获得这种创作方法之后，我持续地对录屏进行实验。最早，我只是录制在界面上做的基本操作，比如命名、推拉文件或调整大小属性；后来，我会为操作实时配乐，比如打开虾米的在线音乐，自己的动作和想象力会被旋律中的情绪调动。2011年，我意识到可以把自己当作材料放在桌面上，产生了像《噗》这样带有Photo

在Ruya基金会的邀请下，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从2016年10月到11月在摩苏尔前线与被称作“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库尔德部队中过了九天随军生活。摩苏尔市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库尔德部队的目标是将其从ISIS手里解放出来。本文中，埃利斯分享了他随军期间记的笔记，内容涉及艺术家在战争中的角色，游牧生活和恐怖暴力的现实。他在摩苏尔市创作的绘画作品将作为伊拉克国家馆展览的一部分，于2017年5月13日至11月26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

恐怕我很难对在“自由斗士”部队中的随军生活做一个连贯的描述，因为这段经历跟连贯性毫不沾边。10月28日，我抵达伊拉克，心里想着要记录摩苏尔收复战导致的流离。但由于一系列战略原因，我被扔到了摩苏尔东边长达十四英里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部队前线的某个地方，身上只有一个小包，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一开始，战场的现实和附近恐怖暴力的味道让我陷入麻痹，任何正常的创作都不可能。但因为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跟我的库尔德守护天使取得联系，绘画变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交流手段，此外它也给我一种参与其中的幻觉。图像开始填满我的笔记本，文字随之出现。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倒时差，寻找切入点，等待观察对象原谅我的存在。入夜早/前景音：手机播放的阿拉伯说唱音乐；背景音：美国带头的联军的轰炸声。

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

防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