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诺曼·威尔逊（Andrew Norman Wilson）是一名现居洛杉矶的艺术家兼策展人。他的视频和装置作品为观者呈现了一系列困于当前时代所需的传播和表征洪流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技术和身体。他的作品最近参加了第七届布加勒斯特双年展和第九届柏林双年展，视频装置新作还将参加由玛利亚·林德（Maria Lind）策划，定于2016年9月2日开幕的第十一届光州双年展。

循环录像《追求者的颂歌2012》（Ode to Seekers，2012）是一部对蚊子、注射器和钻油塔的礼赞。它们不仅象征人类生命所面临的几大威胁——由蚊子传播的疾病，由注射器染上的毒瘾，由钻油塔支撑的石油工业——而且也是我人生中三大创伤的源头。

2012年，我在纽约州奥兰治堡的洛克兰精神病研究中心接受了心理测验。洛克兰在1927年刚成立的时候是众多精神病院中使用“城郊治疗”（therapeutic suburb）模式的先驱。我发现这家医院的园区内有一大片被弃置的土地。这片土地不但没有被清理掉，而且时不时还有一些瘾君子、流浪汉、青少年和艺术家企图重新利用它。于是，我开始带朋友去那里探险和拍摄。最近一次去拍的时候，我刻意误用摄影机稳定器（Steadicam），以创造我想象中蚊子的视角。

正如摄影机稳定器的镜头能让观者同化到其他人——或者其他物——的视角，基于追踪的计算机合成图像技术（

现居北京的观念艺术家赵要一直关注艺术形式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诸多因素。本文中，赵要讲述了此次在北京公社最新个展“最后一个鸡蛋”的整体构想，以及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如何通过对信息的调度和再处理，成为捕捉和改变集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展览将持续到10月8日。

我一直觉得，在我的创作里，没有什么个性可言。所谓的“特点”或“个性”其实是通过分析集体意识里的现象—我称之为信息—再对其进行重新加工再造而形成的。而这种“特点”也是外部集体对所有这些东西重新审视之后产生的认识。

具体到这次展览，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制作一种人造蛋壳涂料，试验了很多次，最后在一名树脂化工专业的教授帮助下，确定了现在的这个配方。蛋壳涂料涂在第一个展厅的四面墙上，但有特定的“图案”。这些图案实际取自各行各业用来做数据分析的曲线图，我选了波动比较大的7-8张图，拼成一圈。从形式上看，这些锯齿状的起伏线很像剥开的蛋壳，加上涂料的颜色，一进门就会改变观众对白色墙体的印象，让原来展厅的白墙看上去很有营养，像鸡蛋的蛋白。

整个展览强调的也是这种调度关系：作为生命和营养象征的蛋壳与作为理性分析工具的曲线图—结合在一起，能够引导出我们内部的很多情结，无论是对自然的潜意识欲望，还是对理性的依赖。

这跟我最近在四方美术馆展出的作品《宇宙黑在旋转》（

唐纳天（Nadim Abbas）是一名现居香港的视觉艺术家，其作品常常通过构建复杂的场景，利用多重指涉，探讨技术换代中人与物关系的变迁。他的新作《最后媒介》（2016）目前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这也是艺术家在中国大陆的首次个展。本文中，唐纳天讲述了此次个展作品的整体结构，以及他对技术进步以及图像界线的理解。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日。

这次展出的作品《最后媒介》（The Last Vehicle，2016）将UCCA长廊空间分隔成两个房间。两个房间实际上互相连通，但观众不能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只能从外面绕行。其中一个房间里是沙制模具形体构成的景观，模具形体的原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人称为 “龙牙（Dragon’s teeth）”的混凝土结构障碍物，主要用来阻挡坦克。整个房间灯光是红色的，墙壁也被刷成相应的颜色，其中的景观一方面与历史战场呼应，另一方面也给人一种外星球的感觉。我对二战中建造的掩体做过很多研究。另一个房间便是模仿掩体设计的，外侧有一个狭长的窄窗，旁边是一扇电动门。房间里面的陈设类似家庭工作环境，放有书架、工作台和装饰性植物。工作台前会有一个人负责操控另一个房间里的无线电遥控车在沙堆中间穿行。车上装有摄像头，拍摄信号会传送到工作台前的屏幕上。操控员的角色由尤伦斯的保安扮演，他会穿上睡衣，戴上头盔，在房间里控制2小时。这期间观众不能进去，只能透过窄窗看到房间里的情况。接下来，操控员休息1小时，观众可以进入房间，但不能操纵小车。

李杰（Lee Kit）是一名生于香港、现居台北的多媒体艺术家。他2013年代表香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他的新作目前在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的展览“屏住呼吸，翩翩起舞”（Hold your breath, dance slowly）中展出。这也是他在美国的首场美术馆个展。在本文中，李杰讲述了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为期三周的驻留、他创作实践里的政治，以及他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一件场域特定的视频作品和绘画装置《你的每个颜色》（Every Colour You Are，2016）。本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10月9日。

实话讲，我没办法感受美国。当然，我读过关于美国的新闻，知道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我也知道他们有种族歧视。比如，在明尼阿波利斯，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有人冲我说：“中国猪”。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惊讶，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对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有所了解。除了这方面的问题以外，我还挺喜欢明尼阿波利斯的。我住在河边。那里很安静。

当我在沃克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在思考一种非个人的爱。我对政治的兴趣远胜过我对艺术的兴趣，但是我一般不在作品里表达政治立场。我尽量不去表达。我不相信政治化的艺术，但是我相信艺术实践本身可以是具有政治性的。艺术不能改变一切。它是很单纯的。

为什么没有人谈论爱，却总是有人谈论恨？对我来说，政治是一个由感情组成的星座。比如，我恨梁振英，我想把他杀了。

瓦格希·穆图（Wangechi Mutu）是一名生于肯尼亚、现居纽约的多媒体艺术家。她的作品目前在纽约佩斯画廊的群展“抽象中的黑色”里展出。本展览由艾德丽安·爱德华兹（Adrienne Edwards）担当策展人，将持续至8月19日。本文中，穆图介绍了她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作品“泼洒”（Throw，2016）。这件场域特定的行动绘画作品由黑色墨水和杂志纸浆制成。

多年以来，我一直为我的拼贴作品收集纸质材料。而最近，我发现这些材料在我的工作室里多得已经放不下了。在清理过程中，我粉碎了大部分的杂志和垃圾信件，最后得到一袋袋纸屑。有一天，我试着把这些纸屑做成像粥一样浓稠的纸浆。就在这时，一件简单而新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把墨水倒进纸浆里并将二者充分混合，由此得到的成品具有某种雕塑性。这一举动为我的创作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并使我意识到应该如何在创作中利用这一成品：我需要让这个材料活起来；我需要把我对它的感觉表现出来——它是廉价而肮脏的，同时是活着和死去的；它的死亡状态是充满意义的。当我把它泼洒到佩斯画廊的墙上，它很湿、很重又很有机——材料里面因混有茶叶和食物染料，在桶里放的时间长了以后，便开始发酵并散发出气味。在我看来，人类与自然生物的分离是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不幸。

我平时读的新闻比读的艺术要多。我经常开着收音机，并一向对女性发起的抗议感兴趣，尤其当这些活动发生在我的祖国肯尼亚时。在那

史国威近期展览“过四姑娘山”秉承其一贯的创作手法，呈现了一系列“自然景观” 和“现有图像”的C-print手工上色照片。本文中，史国威阐述了他的近期创作在突破绘画与摄影界限上的尝试，以及作品中的色彩处理如何对应艺术家关于主观与客观，真实与非真实的个人思考。

我在早期作品中试图探求当下的一些社会和文化问题，对西方经典题材的挪用也是当时我感兴趣的一个表现手法。整个过程更像讲故事：将西方经典的框架挪到现在的生活环境，通过设计拍摄场景达到一个具有指向性的图像。话题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戏弄等。这样的作品我闷头做了很多，但是渐渐觉得这些图像越来越无力，是表面的表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是由社会的表象到作品的表象反映。随着时间流逝，作品也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我渐渐对社会题材，或者政治题材失去了兴趣，转而更加关注自身对周围事物的感触，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不再设计被摄物体，而是努力发现和感受它们与我之间的共鸣，同时会更加严谨地对待图像所传达的气质。通过长时间的渲染和绘画，图像本身就带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特气质，这既不是摄影，也不是绘画，而是在两者之间成立的一个独特逻辑。这也是我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打破绘画和摄影的界限。沿着这条线索，“过四姑娘山”里展出的系列作品慢慢成形。

我不想直接用绘画或摄影来做图像，因为两者都没法实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无论用哪一方都无法做到“精确”传达我想传达的信息

本文中，艺术家苗颖通过介绍近期她在没顶画廊的个展“内容觉醒”及其最新创作，为我们解析了“超级素人”如何在适应网络生存与内容制造的漏洞中形成所谓的“半屁股美学”（Half-Assed Aesthetics）。面对当下围绕“后网络的热潮”的激烈讨论，苗颖不仅分析了网络商业模式运营中所建立的语言逻辑对其自身的影响，而且探讨了该现象对艺术家身份，甚至艺术机构和艺术品流通可能带来的改变。展览“内容觉醒”将持续到7月17日。

“内容觉醒”里其实有两个现实。在其中一个现实里，内容醒了之后离家出走；在另一个现实里，内容醒在了现实前面，然后把现实摇醒。

人们可能更愿意相信是自己在使用工具，而不是工具在使用自己。从社交媒体开始，大家需要快速制造图像来参与社交，这个图像制造工具必须以方便为主，一来用户需要快速制作图像以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回应，二来它的客户是“超级素人”。如果说“素人”是指专业的业余爱好者，那么“超级素人”是则是路人甚至黑粉。以往，图像制作工具的主要定位总是专注于“素人”和“专业人”。商家（从单反机，智能手机到图像软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为“超级素人”制作图像工具。

几乎一夜之间，应用软件（APP） 商店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为“超级素人”打造的图像编辑软件，比如这次展览中“清新的图像”中使用和讨论的“美图秀秀”软件的“去雾功能”——一种“方便美学”（Practical

DIS是一个组合，他们的活动涉及当代文化的诸多领域——艺术、时尚、出版，这次则是策展，他们首次重要的“出柜”之作便是第九届柏林双年展，“变装的当下”。展览自2016年6月4日起在柏林多个场地展开，将一直持续到9月18日。DIS的其中一位成员讲述了他们作为策展人的新身份，策划和组织整个展览的过程，以及即将着手的几个新的计划。

这是我们策划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双年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DIS网络杂志过去六年里关注的概念、主题以及美学趣味的一次实体化实践。这个双年展并不是一件DIS的作品，但我们觉得去看待它的方式与你去看我们网站时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个超链接的图景，其中艺术家着手去做的是重组和扭曲既存的叙事，以回应当下的矛盾本质，以及数码技术对我们思考和感受方式无法阻挡的巨大影响。很基本的一个想法是，现在你存在于网络中，但你仍然是在椅子上坐得屁股疼。参展艺术家探索了多层次的、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如何在社会中得以彰显，在现在的社会中，即便是一个产品、图像，或者艺术品都充满了自相矛盾。就柏林双年展而言，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显，即便是很基本的东西比如果汁，都可以体现出此刻的不确定性。墨西哥哥艺术家Débora Delmar地缘政治果汁吧，名字源自那些新兴的全球性经济体——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土耳其——将绿色果汁和劳动、经济转向、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名人文化、健康问题、“漂绿”（greenwashing）、生态混乱以及环境恶化联系了起来。

艺术家李牧2012年回到江苏徐州推进“仇庄项目”，整个项目为期一年多，制作了8位艺术家的十组现当代艺术复制品，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索尔•勒维特等人的知名作品，散落在村庄各处。2013年李牧首次针对项目收入及花费，邀请艺术家那颖禹参与表演。这次他受邀参与项目“行动的机构”，在上海歌德学院开放空间呈现“仇庄项目——持续的演讲”，其中他将项目言说的权利完全交给他人，由志愿者自行理解并分享给观众。同时李牧也在民生美术馆进行了相关的放映与对谈，在艺术家那颖禹的“逼问”下，通过回忆展开对于“仇庄项目”的反思。

“仇庄项目”源自2010年去荷兰Van Abbe美术馆为期两周的考察，这间美术馆汇集了几千件当代艺术作品。我提出想把Van Abbe的藏品借到自己的乡村去做展览，当时美术馆的馆长觉得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着手准备具体的作品挑选时，艺术家约翰•麦考林（John McLaughlin）在他的本子上写了Original（原作）和Copy（仿作），问有什么区别，我马上意识到原作只对艺术领域从业者或者收藏家有特殊意义，对普通村民或普通观众，包括我，区别并不大。我选择了八位艺术家的十件作品，带样稿回去和村民一同复制，记录下过程，项目跨度十三个月。

做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在于我对艺术的考量，而不是落在村民、家乡上。艺术家那颖禹认为农村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是非常复杂的，艺术家在具体地方力量很小，认为我

施昀佑在2015年6月赴北极做了一次为期二十二天的北极圈艺术家驻留计划，并拍摄了影像资料，然而在驻留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几乎所有设备连同所拍影像全部被盗。这个经历让他对影像、叙事以及对影像的观看有了不同的理解。今年5月，施昀佑于纽约的替代空间PRACTICE完成了展览“海豹脱下外衣的日子”（The Seals Are Shedding Their Coats），共展出六件作品，包含一个开幕式行为表演。在此，他与我们分享了这段独特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投射在其创作和思考中。

去年6月我去了瑞典、冰岛、挪威和北极，我之前已经设定好需要拍摄的三个题材分别是瑞典的亚斯伯核废料处理厂，冰岛西边的斯奈菲尔火山，还有在北极小岛一个名为莉莉霍克、宽达6公里的冰河河面。原本要拍的东西其实很线性，创作逻辑很直接，就是用我拍摄的东西之间的关联来构筑一个和时间有关的叙事。但不幸的是，所有器材包括我已经拍摄的影像在斯德哥尔摩被偷走。于是原本的想法也就放弃了。用仅剩的视觉和物件的素材来做一个“无中生有”的展览，不可避免地用到了大量文本，但我没有纯粹把它当作档案来处理，而是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调整文本和视觉的关系，尝试把所有元素拉到“当下”，这构成了展览的其中一条线索。

展览是以一本日记开始的，是我刚从北极回来不久完成的。我借用了

工作、生活于上海的艺术家于吉在北京公社的首次个展“黑山”呈现了她近期的艺术实践，在本次访谈中，于吉谈及展览的创作脉络及其对于多元表达的尝试，在行为作品中与他人合作的经验与相应思考，以及一贯的创作内核如何经由不同形式的载体传达。展览将持续至6月18日。

“黑山”延续了我以针对空间、雕塑与身在其中的人之思考为线索的现场实践。这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流动的创作场所，雕塑，物材，乃至三个身体，成为塑造这个场所的documents（文档），因此你看到的所有都是一体。

这次展出的作品创作周期很长，例如地面上的几件“Ta Jama”从2012年便开始制作、修改，反复至今。与之相随的近阶段工作也在应对更多挑战，从雕塑出发，关注自然介质、地景，在地项目实践，田野考察，与其他界域艺术家的合作等；所有的创作形式都以“身体力行”为载体。展览中的影像作品《女巫之石》是2015年台北驻地项目“采硫计划”的作品之一，其中交代了另一个行为作品。

我在北京公社的首次个展呈现当下的实践过程和思考脉络。我不介意作品形式带出的混沌和未完成感，甚至刻意在展厅安置了两件 “未完成作品”。艺术创作吸引我的是由那些看似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所带来的新的探索方向，并被这种冲动所驱使。我想要把这种过程表现出来，与观者分享。当然这可能导致形式上的某种晦涩，这便是“黑山”。

“山”是我近两年创作中面对的主题。Ta

与上一次个展时隔四年，工作、生活于武汉的艺术家龚剑在上海天线空间展出了他的最新绘画系列，从公共空间中的鲁迅雕像，到夜晚闪光灯之下的树枝，再至艺术家窗外的城市的天际线，他描绘了与日常生活和公园相关的都市生活的一隅。然而，在这些画面背后，是艺术家对公共审美的变迁和绘画复杂机制的私人观点。展览“从拜赞庭小区到东湖公园”将持续到6月18日。

我从2013年开始尝试画这些小区里的树和房子，公园里的雕塑，这些形象全部来自最熟悉的环境：我居住的小区和常去散步的东湖公园。我喜欢拍照片，所以很自然的借助拍得的照片来作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相机和胶片，这个机器之眼，重新观看这些熟悉的形象，很多习惯性被忽视的细节又浮现出来了。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展览中所展示的由于描绘对象、画面样貌和具体方法都不一样的四个系列的作品——公园里的雕塑、站在我家阳台上看出去的风景、夜晚被闪光灯照亮拍到的小区里光秃秃的树枝以及早春开放的繁花。我2008年的个展“人民公园”里，也有黑夜和白天两种色彩体系的作品，当时展览动线的安排，对这两种作品进行了区分，观众进入画廊的时看到的是彩色的，有阳光的画面，走到画廊深处转身往外走，看到的是黑白的风景和静物。在这次展览里，我用展墙的颜色对这两种样貌的作品进行了区分。

在中国每个城市好像都有一个鲁迅广场，东湖公园实际上就有一个，而相隔鲁迅广场不远其实还有一个屈原广场。《左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