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特拉法尔加广场第四基座2015年的委托项目，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马匹献礼》（Gift Horse）很快亮相，他借鉴了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的蚀刻版画，以及原计划1841年为基座修建的威廉四世骑马的雕像。哈克的作品对资本与破损进行了思索，三月五日在伦敦揭晓，展期十八个月。

有六个艺术家受邀，为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西北角的第四柱基递交提案的，我是其中的一位。这个基座150多年来一直空空如也。乔治四世骑马的铜像座落在基座的西北角，他统治期间挥金如土，几乎没给继任者留下什么，威廉四世无缘享受骑在铜马上的待遇。

历史背景融汇在一起，为我的《马匹献礼》提供了构想。当代伦敦，今日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些都在考虑范畴内。我热衷读报纸也帮了不少忙。

统治者骑在马背上象征着永垂不朽，产生一些想法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这一传统去下手（我并非第四基座的第一个做这个的艺术家）。我的构思是做一个马的骨架，采用活生生的装饰，但是没有骑马者。

我选择了早期的一个作品。2010年，在技术奇才们的帮助下，我在意大利科莫（Como）的一个前圣方济教堂（Spazio Culturale Antonio Ratti），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媒体帝国旗下的五个电视频道的三个，投影在遭受严重破坏的18世纪壁画的空白处。当时“骑士”（Il

艺术家李燎3月6日于策展人张冰策划的“9平米美术馆”中还原了他家中洗手间外阳台的一个角落，作为他的展览"夏家英”的一部分。当着众多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观众，李燎蹲下身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在那一根烟的工夫里，他和现在差不多所有的人一样，在手机上刷微信。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烟灰弹进阳台上的水漏，掐了烟，站起来，向大家宣布表演结束。表演现场的墙上有一行红色的字，一张蛇的照片，和一个视频，视频上的那个女人叫夏家英，就是这个展览的名字的由来。对于这个展览，艺术家进行了如下的阐述。

夏家英是我母亲，她是一个勤劳简朴的城镇女人。去年我们生了孩子，请我母亲来帮忙照顾孩子，她就来深圳和我们住了几个月。这个作品就是在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些事的记录。我妈来了深圳后很快就开始报怨各种各样的不好，不习惯。比如她跟我说：国博园有蛇，不要去。听到这句话后我就去天天等待那条蛇，有一天终于等到了，不过蛇已经死掉了，我就拍了段视频。那时候我有做作品的冲动，正碰上我妈在，就有了这个作品。我每天让我妈在录相机前拍她从睁眼到闭眼的过程，拍完了才会去做别的事。

抽烟这个行为也是我妈和我们住一起后生活发生的改变。以前我随便在家里抽烟，我妈来了后，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这个坏习惯，所以就到处找地方，躲着她抽烟。卧室、洗手间都试过，都会遭她疑问，最后是在洗手间外面的一个小阳台上，找到了我在家中可以抽烟的角落。我每天晚上蹲在这个角落里抽根烟的时候，要很小火地把烟灰进下水道里。

90年代和2000年初，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悄无声息地颠覆了时尚界，他的创作打破了设计的基本原则，重新勾勒了时尚的轮廓。2005年朗彻底从时尚界隐退，回到长岛，他在那里购置了房产，此后至今的十二年里，他一直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在世界各地举行展览。朗跟我们讲述了他在Sperone Westwater 画廊举行的首个纽约个展，展期持续至2月21日。

我从没想过成为一名设计师。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是偶然进入时尚领域。二十多岁也就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在那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艺术家，有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科特·科赫谢特（Kurt Kocherscheidt）这样的人，我看着他们的创作一步一步发展的；他们如何使用物件，完成作品，都在我的观察之中。时尚是不同的媒介，但我并不认为艺术家觉得时尚和艺术之间的区别有那么大，以前，时尚围绕着身体展开。现在更是如此。

当我开始做海尔姆特特·朗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领域增加一种新的创作维度，也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法，去创作点什么，而不仅仅是衣服。我的作品是对时间的丰富性的一种回应，事后去看，从本质上讲是反运动的。一个设计师最终还是受到身体局限，因为衣服必须发挥使用的功能，必须能随着身体移动，是与人体的物理性有关的。我曾经一直围绕身体创作，而现在，则是在变换的物理形式中，打造了身体，可以说这是完全的逆转。

艺术家关小的作品致力于在当代图像语境中发掘并重建事物间的新关联，进而从这些关联出发，开展对于现存世界的各种认知实验与思辨想象。她近期参加了刚刚于纽约新美术馆开幕的“2015三年展: 围绕观众”（2015 Triennial: Surround Audience），与维也纳波涅米萨当代美术馆的群展“稀有地球”，（RARE EARTH, Thyssen-Bornemisza Art Contemporary, Vienna）。我们借此机会对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涉及她对于录像与雕塑艺术的理解，以及她如何在多元图像的世界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觉得现在再去谈互联网意义不大。当一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我们应该去关注的是它对人们思考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名词，或者某种工作的方向，所以我并不喜欢把internet作为一个标签，这样做有点简单。那么，如何看待我的工作呢？虽然使用了一些编辑图像的方式，或者雕塑的语言，但我并不是专门针对视觉语言开展创作的。从在魔金石空间的第一次个展开始，如果用一种比较贴切的方式描述的话，我的工作是在试图利用不同的编织方法传达我对周遭环境的理解。这个周遭环境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指气候，也可以关于电影、音乐，而借助怎样的手段把这种理解传达出来才是我感兴趣的要点。只不过由于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我的工作必然与互联网相关。当你处于互联网之中，你的感官其实被压缩到两个层面，一层是看，一层是听，即画面与声音。在我的影像作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利用二者关系的组合去表达更丰富的意义层次。

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2008年发起了“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ICZ)，其目标是“发展批判动物学的注视”并“推动创新甚至是激进的手段，去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近日他在上海的香格纳画廊举办了个展“无尽藏”，借此机会我们对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涉及其创作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作品激进化面目背后的思考。

ICZ （国际批判动物学家协会）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它也是我的艺术家面具（persona）。这个网站看似是一个正规的科技网站，但同时也是我的个人网站。发起ICZ的初衷源于我们对科学的信任与信仰。我把科学语言和面貌运用到艺术中，以探视人们是否给予艺术同样的信任与信仰。我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扮演成一位客观的科学家。我经常与一位要好的科学家朋友谈论我的作品。有时也会遇到新的科学家，与他们的交流也会影响我的工作方式，因此我没有一个既定的框架。我会阅读很多对认知世界具有新颖想法与论述方面的科学论文，反之，那些调查数据方面的论文对我来说则比较无趣。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但一些兴趣点往往会跳出来。有时数周中不一定有任何有趣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科学并不那么有趣。我尽量不去担当科学家的身份，因为我不是；而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倾向时，我会阻止自己——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的探索应该有所区别。

我并没有从John Berger 的《为何审视动物》（Why Look at

埃里克•索斯（Alec Soth）的摄影作品呈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歌本》（Songbook, 2015）的发行开启了2015年，可在MACK上买到，同时与此相关的展览，于今年冬天和春天于纽约的Sean Kelly画廊，旧金山的Fraenkel画廊，明尼阿波利斯Weinstein画廊和柏林的Loock画廊巡回举行。他在此讲述了做《歌本》的过程和它与音乐业的关系。埃里克•索斯近期在纽约的展览展期为1月30日至3月14日。

我的上一个项目《破碎手册》（Broken Manual）是与避世有关。之后我给杂志拍了些照片，和其他摄影师合作，我也和作家布莱德•泽莱尔（Brad Zellar）一起自行出版一个叫《LBM先遣队》（The LBM Dispatch）的报纸。

《歌本》（Songbook）收集了这件作品近些年的组成部分，但是文字都不在其中。我觉得这个过程很自由，像是释放。很多编辑工作都是为故事服务的。这次我不插手这些，有种解脱感。从过去几年拍下的成千上万的照片里，我得以不用为具体故事操心了而关注视觉因素。同时我开始着手整理，做《歌本》。这本书都是过去三年里的类似新闻摄影的图片。但和《先遣队》与其他出版物不同的是，图片背后的故事走到了前方。我的目标是做抒情而非信息化的作品。

说起出版，我经常会参考音乐行业。大部分音乐可以免费下载。但是，更奢侈的黑胶唱片，一直很受欢迎，

艺术家aaajiao（徐文恺）的新展“代号：aaajiao”近日在Leo Xu Projects展出。几年前，aaajiao就从对媒介内容的研究，转向对媒介本身的关注。按观看路径，此次展览在空间一、二楼呈现的装置、录像等一系列由计算机辅助设计生成的形态样本，最终回到三楼对人的讨论。这个节点上，艺术家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媒介，他企图将裁定媒介的主动权交回到人本身。展览将持续至3月8日。

2007年的时候我有一些犹豫，怀疑我做的东西能否称为艺术——这跟国内当时的环境有关系——所以考虑是不是要停下来，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现在肯定不是问题，大家对媒体艺术，或者新媒体的认知，包括市场、画廊、二级市场的接受度，使它变成某种“平常”的东西了。我的想法是，这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在这条线索上的艺术家太少，在欧洲和北美也一样，使用这个方式，并且能开展的相对有意思的艺术家并不多。

2014年我开始做《物》系列，回归到个体看待媒介自身变化的层面。媒介最终流动回日常，这个日常跟这十几年关注的“恋物”、“异化”有相似性，但它更抽象，也更实际。这次个展，空间一楼的装置《枯山水》（2014）和二楼的装置《不规则》（2015）是现实中的虚拟物，而属于《物》系列的录像《物3》（2014）、《物4》（2014）、《物5》（2014）则是虚拟中的现实物，它们之间如同照镜子的关系，这个设定的主要目在于讨论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是一个传统东方观景或者赏物的逻辑。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很在乎真实和虚拟的区别，或者说已经没办法区分它们了——从审美角度出发，两种形态已经开始交错。观众不会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也不会抗拒它。例如，《物5》呈现的一些细节在现实中无法达到，人们可以很快抓住这个点，现实的界限越发模糊，但大家能顺应这个事实。

1985年对于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是很重要的一年，当时流行着关于阿兰·罗伯特-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与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探讨，而社会表现出了对所有艺术形式的开放性以及对当代性的敏感。这一年，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第一本极简主义小说《浴室》(La Salle de Bain, 1985 )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他也自此被誉为法国新小说运动的延续者。 2014年12月图森再次来到北京，在这篇访谈中他谈及了自身的文学启蒙与小说创作在今天的自由性。

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与政治学，没什么艺术方面的实践。我一直想当导演，但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拍电影很难，而我读到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我生命中的电影》中鼓励年轻人的话：“如果你不能当导演，可以将剧本改成小说，文学创作是轻松又无关紧要的事。”我后来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与书中的那个暧昧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夫化为一体，由此感受到文学的力量，于是开始写小说，但第一本并没有发表，直到27岁时发表了《浴室》。

在创作中加入自传的元素很必要。完全写自传显得太懒惰，完全的虚构也很无聊。比如说玛丽（《玛丽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魔金石空间在2015年的第一个展览“姚教授”来自常驻法国的艺术家姚清妹，这也是其在中国的首个个展。姚清妹的行为作品利用符号和象征性的语言探讨了社会文本中个人经验的诗学。艺术家在这篇访谈中谈及她创作的始末，以及“姚教授”这个戏剧性人物的学术理论。展览将持续到3月15日。

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和艺术完全不相关，不过市场营销并不是我的选择，而大学这段经历让我知道了我讨厌什么：大学里的教育体制，市场营销这个专业，尤其是这个专业里面所表现出的消费主义观念——创造一切让你去消费。但这个专业对我以后的创作帮助却非常大，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消费者心理学的知识。

姚教授是一个半虚构的人物，一半是我，一半可以是任何一个教授。问题不在于这个教授究竟是谁，而是姚教授作为半虚构的人物如何阐释和呈现这些研究内容和成果。“姚教授”的研究一部分是杜撰的，但大部分的内容是真实的，包括文献资料，以及其中阐述的理论；录像是刻意创作的独立作品，为整个装置服务。“讲座”第一次是2014年1月在德国发生，四月份在 Le Salon de Montrouge 每周做一次，后来又在 Fondation d'Entreprise Ricard 进行，前后共有十次左右，讲的内容大同小异。 当然运用“会谈”（conférence）这个形式不一定要真的做成和会谈一样。姚教授的这个讲座持续60分钟左右，在一开始是非常严肃的，所有人都信以为真，以为是真实的讲座；但到四五十分钟后就有唱歌、诗歌朗诵之类的表演。

A307是坐落在798艺术区宏源公寓里的一个实验空间， 由艺术家徐渠、独立策展人李振华和媒体人鞠白玉创立。 继去年11月开幕展“砰！ ”之后， A307将于1月17日启动南京艺术家李竞雄的项目 “计划”。创始人之一鞠白玉跟我们分享了设立空间的初衷，预期目标以及在接下来的项目中，空间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计划”将持续到2月1日。

三个创始人在艺术领域里的不同身份和不同视角肯定会带来不同的观察和体验，但有一种共识建立在追问系统机制的基础上。在今天这个环境里，我们确实都有这个欲望去追问艺术生产的关系：在美术馆和画廊之外艺术家和观众还需要什么样的交流和展示场所？在现有机制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实验革新？这是一个在探寻态度下建立起来的空间，它的背景和愿望都简单明了，并且日后这个空间运转的核心将始终围绕我们最初的态度。

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点创建A307，恰恰因为我们感到它是被需要的。和三十年前那些不得已才存在的空间相比，空间的独立性在今天有了更新的意义。我们的教育造成一个误区就是“别人早就做过了为什么你还要做”，“你这么做可能不新鲜了”，可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重新再做一遍。“再做一遍”就是革新本身，就是今天需要的变革。这样做绝不是对美术馆和画廊系统的挑衅，我们无法与之相较，更谈不上是对它们的补充。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大环境里仍然有人还需要这样的展示交流场所。这是很多个体汇聚而成的集体感受，而集体感受是一种革命性意识，这意识到来时就是大的反转。

艺术家孙逊近日在纽约肖恩•凯利画廊(Sean Kelly Gallery)举办个展“时间公园”（The Time Vivarium），从去年他在布鲁克林的驻留到今冬在画廊为期一个月的开放工作室，准备期超过一年，并经历两次开幕——从第一次开幕的书画和册页装置，到第二次开幕的四屏动画影像、典籍装置与座谈，呈现出艺术家高强度的工作成果。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4日。

我其实并不关心我的作品在哪里展出，我没觉得它去年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呈现特别好，因为毕竟是一个群展；而在这里（指Sean Kelly画廊）呈现的效果可能更好，这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

这次的展览主要的概念是你存在的此时此刻，你面对的眼前的自然界。如果你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去参观，你会发现馆中的自然也是一种梳理过的自然，这种梳理的背景是美国文化。馆藏中拥有一切，但就是没有美国文化，馆藏里有各个人种，介绍了整个自然，但就是没有美国人，这就是美国文明的注脚。这里涉及到一种文明的政治：一切文明即偏见——但这种偏见不是恶意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文明都存在偏见。文明之间的偏见决定了相遇不会友好，从宗教的偏见到人际之间的偏见皆是如此，总之人会用各种带有有色眼镜的世界观来看待世界。因此，我权且放下我的成见，观察美国人看待的自然。还有一个有趣的自然世界，那是过去的自然世界，我自己的历史：父亲的自然是从文革历史里走出来的，这又是另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自我爸爸的记忆。

缪佳欣1977年生于上海，现生活和工作于布鲁克林。在经历了从身体作为影像创作的素材到影像作为身体表演的记录的转变之后，他又公布了“单人团队”项目缪佳欣工作室。在工作室第一个作品《笼》中，公众报名成为被监控与受限制的笼子的“囚犯”。最近，缪佳欣工作室宣布了另一个大型作品《我们分享可能》（We Share Possible）。

作品标题 《我们分享可能》 来自阿迪达斯的口号“一切皆有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阿迪达斯这句话是意义非凡的，但是它出自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企业广告宣传，非凡的意义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企业和体制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不懈地追求理想而不是达到理想，获益的永远是同样那一小撮人。缪佳欣工作室就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察，我强调工作室不接受任何企业、画廊和机构的资助，它是单人运作并且独立于体制之外，而自身也不会成为任何形式的机构，因为哪怕非营利组织也都只是体制中企图虽好但效应不佳的一环。

《我们分享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为全球范围内五名街头艺术家提供运动鞋的资助——前提是艺术家必须证明其街头表演风格对鞋子是高损耗的。目前已经接受项目赞助的有纽约的街头奇葩马修•希维尔（Matthew Silver）。我刚与另一个艺术家聊了合作，他推着钢琴在全世界的街头演奏。在这个项目中我挪用了规范的企业运作方式，包括平面设计和宣传模式等，我想强调可能性不是被他们告知和赋予的，而是被众人分享的。已经制作完毕的项目海报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和网络上：地铁出口、电话亭、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