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九十年代这样这样热衷于自我陈述和自我问诊的时代，似乎不多见。证据之一是文化研究在彼时的风生水起，将共同的社会现场直接转化为观照、书写和批判的对象。如果说“人文”概括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和信仰，到了九十年代则是“文化”为知识分子的现实感知、社会介入和价值重估导航——至少，在这个名为“人间指南（上）”的展览中，对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再观看和再叙述，是依靠这一时期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再现，以及艺术家以个体参与文化自我叙事的案例所串联起来的。

策展人选择了陈劭雄、王晋、任戬和新历史小组的艺术实践为线索，他们在当时的主要活动地点涉及南方的广州、深圳，中部的武汉，和首都北京。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据点和先头站，这几个城市最早经历了市场经济的进入、消费主义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展、流行文化的普及和城市景观的变异，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某种激发或考验其敏感度的试剂。在这个意义上，参展作品中无论是王晋以美元“叩门”的隐喻，陈劭雄对天河城街景的编辑、剪贴和再语境化，还是任戬集邮牛仔服和新历史小组“九三大消费”同大众消费行为的深度链接，似乎都可看作一个时代文化的共同意象的诸多切面。与此相应的，展览最后一个部分“新历史小组阅览室”在陈列各种关于新历史小组的讨论、创作与实践的文本/图像/影音资料之余，也收集了大量流行于九十年代前期的通俗读物，如《故事会》、《读者》、《毛衣编织120法》等，它们被散放在展厅的座椅上，作为最典型的大众文化载体之一，重现那个时代的感性氛围。

这间阅览室也提供了种种有意思的提问角度：作为现实中公共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的一个翻版，展厅空间的抽象性被大量功能性元素的混入而稀释。这里点缀着绿植、报刊架、推车，观众可以坐下来，打开桌上的报刊夹子浏览来自当年、如今已经泛黄的《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等期刊，也可以信手从书架上取下一册彼时对知识界和艺文界影响颇深的“二十一世纪丛书”翻看。阅览室和当年任戬和新历史小组为了创作而穿梭其中的街道、市场、坊间里巷一样，为实验性的活动提供了另类的、偶然的，和更加日常的背景，从而与今天逐渐建制化和封闭化的当代艺术系统拉开了距离。曾经，体制的拒绝和展览空间的匮乏将实验艺术拦阻在文化机构之外，艺术家们在街道、广场和报刊上面向一个未经文化资本分流和过滤的“大众”，略显笨拙而不乏热情地表达着自己。反而是今天的美术馆、双年展、博览会在逐渐造就着被分化的观众，他/她们在完美地符合了机构的期待的同时，也通过消费维系着链条的运作。这有限的、阶层化的、具有一定文化资本从而被期待的人群，恰恰同九十年代前期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广义知识分子群体所想象和体认的“大众”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后者的意象或许可以由市场中拥挤的人群，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行旅，大众报刊多达几十万户的订阅者来代表。它们是匿名的，开放性，充满各种不期然的变数和挑战性。九十年代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在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大众之间分享的共同场域，它向每一个人敞开——这也是曾经的“中国当代先锋派”自我问诘的前提。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广泛联合了艺术家、音乐人、喜剧工作者、作家、电影人、学者……的整体性“先锋派”存在，但只要打开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今日先锋》，戴锦华对颜磊创作的书写，张抗抗关于王晋作品的读解，王音同郭文景的对话……种种仿佛就发生在昨日，却已不复见于今天的现场。也许，与其说九十年代是我们时代的开端，不如说它是另一个传统的悠长的尾声。

文／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