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学院（首尔）邀请九位策展人开展有关移民的研究计划。“聚合体”作为该“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叙事”项目之一，主要关注与中国有关的移民问题。策展人夏彦国将中国移民现象分为“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对流”。前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境内移民”（migration），后者为“移民”（immigration），二者以多种方式构成了世界各国城市和郊区的命脉。这种划分方法延续了以简明清晰为目的的传统社会学分类原则，但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却挑战了精确定量的科学分类，以模凌两可、感知错位的提问回到了“事物本身”。

在的 | 艺术中心展出的两件委托创作影像作品分别来自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和香港艺术家郑得恩，二者的经验本身或多或少游离于中国政权构建的共同体，因此面对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政治中心北京时，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其想象中的连带。黄汉明的《手拉手》（2019）中壮丽却人迹罕至的文化建筑、空荡荡的中塞友好公园，郑得恩的《鸡尾酒》（2019）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词“improvise”和对“归属”的叩问——“聚合体”更像是即兴表演，而所谓“移民身份认同”则不过是短暂体验和特定经历编织的人造物。

即便不是城乡流动人口，也不属于跨境移民，我们仍然有可能都处在迁徙的状态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是拥有“到…去”的可能性——某种“移民气质”潜藏在每个人身体里，就像王翀在歌德学院的现场表演中的四个角色。或是因为爱、或是因为求知、或是因为生产等各式各样的迁徙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时间之中，与之伴生的期许、焦虑、舍弃成为现代人的共通感。

“想象”一词也许并不恰切，因为它预设了一种朴素的真实存在，这种预设本就是人工制品。然而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1983年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术语概念化之后，它就成为城市研究/移民研究不可规避的视角。陶辉的声音装置《唯一具体的人》（2018）以极度模糊的形式试图凌空搭建一个“具体的爱人”；郝敬班的《慢镜头》（2018）以暴力作为隐喻揭示了影像的虚构功能。也许郝敬班的暴力隐喻背后暗藏着呵斥，却也是以另一种姿势和陶辉作品达成了现象学式的共识：呈现于你眼前的所有都是你建构出来的现象。想象或建构，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来结构。现象必定伴随强烈的主观性，它意味着个人化，随着各人的感知方式和记忆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国家对于共同体的想象是否能与其人民的想象等同？千差万别的人如何感知“中国想象”对未来的号令？新的聚合体是否能按照国家的设想完成更理想的再疆域化，而非只是同乡会式的大团结？人是否能在后建构的生存空间范围内得到栖息、而并非只是一个又一个短暂滞留的计划？也许全是“否”，也许有“是”的可能。

“聚合体”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部分的展览展出至7月14日。

文／ 杨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