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展览中有众多的屏幕黑下来的时候，人们也再度被提醒展厅一直是作为社会关系现场的空间。被丛峰描述为“空间电影”的《地层2：软流层》（2018）首次在展览中进行空间性的呈现，影像中对社会景观的思考就在展厅时空中成为了一众黑屏和静帧墙组成的“景观”。立在这堵“景观墙”的前面是徐坦《关键词实验室——水，地，地盘-2》（1996，2013，2018）中甘蔗扎成的“稻草人”，像一具骨架，观众可以持续在这身体上拼贴上新的词汇和语句。视频影像中对具体地区的田野调研与历史上和国际上对土地及其所有权、使用权等的文学与法律叙述并置，浮现出一片不断被重定义和始终处在冲突之中的充满不稳定性的土地形象。而在这不稳定性的地层与相对延续性的景观之间，是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被驱逐、裹挟、挤压着的人和事物。生存难题和饥饿的地理作为生产逻辑、剥削关系以及权力结构所制造的产品和人为的灾难，向我们持续提出着如何链接新的关系的基本问题。

子杰在《番薯游击种植计划》中采用的仍是一种更为游戏式的情境主义策略，就像展览的策展人李佳在二层楼梯转角台上配合此次展期而临时“种树”。而劳丽丽和其同伴们已持续多年的“半农半X”实践则显然已不仅是通过情境建构来实现临时的社会空间转化。从社运到学习耕种，更像是以肉身温柔细腻地发酵共同的生活。《寂静春天来临前——序曲》（2010-2019）影像中展现着时空背景的一帧被放大在展墙上，由众多微微浮动的纸页拼成的那片浮动的风景产出了开幕当天大家分享的远渡千山万水的泡菜。

郝敬班《慢镜头》（2018）中略显苍白的镜头语言在日益窘迫的现实面前似乎还是没能超越修辞；而刘伟伟在《稍息2》（2019）中对征集的20位外来居民在几个小时内进行的带薪酬的“训练”，再配合上每人填写的家庭土地情况和个人信息生活状态调查表，这样的对身体和其构成的呈现，以及对日常规训与控制进行的戏剧性操演是否多少还是处理得有些模糊和平面化？特别是在今天，人与作为政治、经济、或法律对象的土地一同被压制入宏观统御性的规划图景和数据，而当这样的图景再落回到对现实的构造中，图像中被压成扁平的人与物是随之获得再次行动和重新立体的可能，还是就此彻底化为了黑洞？

余果和城中村自建房调查调查小组的项目或许都正面对了这样的问题。在余果的影像《磧石与危岩——羊角镇的地表现实》（2019）中，镇子的渊源和如今的搬迁在叙述中都与其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滑落的岩石捆绑在一起；片中对方言和个人叙述的调度，以及被艺术家本人称为“絮叨”的组织方式，皆意在以具体空间中的语言和身体性的感知来面对具体而复杂的在地现实，特别是在居民的身体与生活变得像是空间的尴尬补充物的今日之羊角镇。而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的《西三村高架桥空间调查》（2017-2019）项目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人们如何在被规划的空间中持续地撑开和寻找着生存的孔隙。数据、模型和基于此的图像制作与视觉化的演绎，反过来成为抗衡均质化的力量的有效方法：数据化的“风景”里，我们反而看到那些模糊散乱、可能稍纵即逝的尝试与印象被勾勒描摹出具体的轮廓，空间的现场得以呈现为过程性的剧场。一座新建高架桥的肌体与原村落肌理的交织中显现出生活空间的剧变实则如磧石碾过，在地貌的延续性和被遗忘的轨迹之间缓慢地撕扯出面目全非的景观，但也必然留下可供我们沿途寻觅的替代路径。

文／ 徐瑞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