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巴巴、辞不达意、三缄其口……或许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表达受阻时刻。第二语言使用者很容易因词汇不足、语法错误而言不及义；即便使用母语，政治压制、地理离散或代际断层，也会让人失去完整的表达能力。语言学中将前者称为“残语”（broken language），后者常被概括为“半语者”（semilingual）处境。这次在上海una空间、由Project Lai发起并呈现的xindi首次个展“春天过敏”，正是从此类语言经验中延展而来。

“春天过敏”源自xindi的心理体验：每逢春天，她都会对疫情产生一种近乎生理性的心理应激反应；而过敏，作为一种身体无法自控的机制，恰好对应了那种循环往复、无法主动屏蔽的记忆结构。展览在概念上被构想为“一卷磁带”，收录了艺术家自2023年前后持续至今的创作，并在策展层面划分为四个段落：“过敏”、“靡靡之音”、“心上秋”、“残语”。展厅中，语言与声音元素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显得叽叽喳喳：异形彩胶唱片中流淌的歌曲、浴室中的呐喊、她与母亲各自声线被转化而成的旋律、以及打孔纸音乐盒发出的音列……语言在此不等同于言语，它有音色、噪声、节律，以及那些尚未被意义捕获的颤动。

xindi出生于湖南怀化，在广西南宁长大，父母来自湖南的不同小城镇，家中流通着父母各自的方言和用来互相沟通的蹩脚普通话。于是，她的母语只有普通话（简体中文），但这种语言又时常在公共语境中被政治化、被审查机制所规训。后来她离开中国，移居柏林，进入另一重语言与文化的陌生环境。对她而言，语言始终是一种被切割、被转译、被延宕的经验。2022后，她母亲再赴泰国求学，而父亲则信奉“落叶归根”，对移民抱有抵触。因此在物理距离上的迁徙之外，xindi也感到了情感结构上的“离散”。

因此，展览的“心上秋”显然指向离愁的“愁”，展览以一种接近哀悼的温柔姿态，试图柔化两代人的矛盾。在影像作品《潮湿的，心上秋》（2026）中，xindi用已故宠物的视角将自己与家庭成员的生活影像重新剪辑，通过共有的家庭记忆对抗离散带来的情感断裂——那是一种失去共同在场、甚至连悼念对象都变得模糊的遗忘状态。而在吧台处的影像《让歌声而非忧愁，充盈我心》（2025）中，xindi在柏林家中面对窗外从早到晚地独自唱卡拉OK，她借90年代流行音乐和KTV这一通俗且常被精英文化轻视的表达形式，又以“靡靡之音”（原指使人意志消沉的低俗音乐）作为线索之一，呈现那些诚恳而未经修饰的情感。

影像之外，xindi以音乐作为另一条路径：她将口头录音转化为MIDI文件，再重新排列出旋律。由于未受过乐理训练，这一方式使她绕开专业系统的规训，抵达一种更为原初的言说状态。正如本雅明在论述翻译时提出的“纯语言”（die reine Sprache），就是一种超越具体语言工具性、内在而完满的神圣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残语”并不是某种缺陷，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游离于既有系统之外却能直达感受本身的表达方式。

因此，xindi并未将“残语”视为不足，而是将其转化为方法。在这个主题下，她展示了以打孔纸驱动的音乐盒装置《“音音”》（2026）：纸上打出的孔洞悬停在音乐性与视觉性的夹缝里，需要观者的手动参与才能有声音出现。如果观者有心琢磨这一长条有孔洞的纸质乐谱，可以在纸背发现xindi为她去世的玄风鹦鹉“音音”所绘的涂鸦，孔洞变成了它脸颊的“腮红”。在《咀嚼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液体》（2024-2026）中，她将语言塑形为物件，经由烧制产生的裂痕、变形和釉质流动，使表达的偏移成为实体。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想到语言哲学中关于能指滑动（Sliding of the Signified）的讨论——一个能指（语言符号）并不指向一个固定的所指（意义），那么，当语言无法完成准确转述时，它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存在？

回望乐声弥散的展厅，近窗的地板上铺展着类似乐谱亦似诗行的图样——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被她转译为汉字符号的纸刻作品《上海阳台》，语言由此获得图像的形态。

“春天过敏”是一个关乎感知过剩，以及如何在其中发展出个人表达语法的展览。展厅中还陈列着一本名为《口水》的出版物，收录了xindi的日记片段与口语写作，那些随意、破碎、失控却从未失真的文字，或许没有意图在社会政治的坐标系中生硬定位，而是选择在断裂处、翻译失效时、情感无以名状的地方，耐心地安置影像与破碎的语言，安置与玄风鹦鹉的对话“peekaboo”、“peekaboo”——它以某种意外的温柔，将所有拥有相似漂泊经验的人，一齐带回某个尚未失语的时刻。

文／ 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