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展览中，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将十八件新作品放在了一间前五金商的展厅里，这是十九世纪废弃的一家空间，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治，依然保存了下来。人们也许会认为，选择这里是一个小计谋，欲重新捕捉佩顿九十年代早期乱糟糟的气质。但实际上不尽然。Neugerriemschneider远离现场的画廊正是为她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背景；近乎破坏性的背景设置令画作变成了对时空和历史的微妙反思。

就如佩顿以往的作品一样，有一些是她的那些名气响亮的同行们的肖像画，如艾莉亚森•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 ）和贾若梅•戴勒（Jeremy Deller）。但在这些场合下，她的模特们并没有如以往那般令人分心：即使是拉瑞•高古轩的热切的凝视依然无法超越空间所带来的气氛以及陷入其中的画作特质。除了这些当代人物外，佩顿也从塞尚和德拉克洛瓦那里挪用了一些美丽画面：在《福楼拜在埃及》（Flaubert in Egypt） (德拉克洛瓦之后After Delacroix)（所有作品均注解为2009-10），例如，她重新复制了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公寓里的阿尔及利亚女人》（Algerian Women in Their Apartments, 1834）的一个细节；而《双壳，和塞尚书》（2 Shells, and Cézanne Book），则是塞尚式的一系列静物画之一。

将这些致敬性作放在她的同代人的画面中，佩顿打造了一场历史性的延续性，废弃空间的扩大，天衣无缝的艺术轨迹，主题、画、艺术家都林立其中。这可以说是展览最伟大的力量所在：它具有一种信心，却并不未变成自大，它很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在这样一个过往辉煌早已逝去的地方，超越时间的作品依然能熠熠闪光。

文／ Anthony By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