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性或虚拟性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Vanguard 画廊最新群展“压缩的项目”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案例。展览共展出8件录像作品，其中不论是遭遇现实或被日常偷袭，三位年轻艺术家都试图将真实生活代入，“莽撞”的实践反倒映衬出时下流行的关于录像艺术的种种描述的“不足”之感。

唐潮的个人作品记录了他在现实中的遭遇，如跟理发店小哥讨论发型的美丑趋势，在高铁安检处循环进出。朱昶全的创作相对距离现实较远，如《移植的过程》（2014）中艺术家对录像艺术的追问与其对自身的拷问不断交叉，使作品介乎于编制密码，加上绘画与现成物的配合，带有侦探小说般的扑朔迷离之感。而电影小组的《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夜里游荡》（2014）占据了展厅中最大的一处墙面，以至于对其他作品产生了干扰。其中一位废品回收站的个体经营者重新演绎了开国大典的宣言：“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咯。俺家是安徽的，家里种花生、玉米、土豆子。”在这位董师傅口中，潜移默化的记忆和微观的自我认识一同道来，就像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并置。录像开始于记录深夜里一对青年男子在山间点着火把，边讲故事边走路的场景，他们正在编造着录像的中心：故事——结果却事与愿违，接下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与“故事”的走向大相径庭。画面方面，不同摄像设备被剪辑到一起，因为光感不佳，有时只能看到色块的粗糙组合。电影小组主动接受现实的影响，作品拍摄过程中，没有因为不同于预期而停止，而是任其改变，甚至可以说，生活中的变化直接引导了录像的走向，录像中的故事与艺术家的生活由此混合共生。

这种方法论似乎可以直接联系到艺术家如何看到录像媒介本身：是精英式的审美，“高精尖”的精神体验，还是“矮挫土”的乡村关怀？录像之于艺术家是工具抑或材料？是按照记录内容变换形态，还是向媒介内部挖掘？归根结底，这些问题也许都是关乎“政治立场”的问题。

文／ 姚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