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郑波在个展“野草”中呈现了日常生活的空景和文本，是在讲述一个“隐藏”的人，一个带来这些物并摆弄它们的人，在展场中观者可以感到他的主体强烈得存在着。比如在三楼搭建场景《Weed Party》（2015）的凳子上，有一封以第一人称书写的《申请书》（2015）,英文标题把申请内容指向Party（党），从书写格式来看，它是一封充满隐喻的私人信件。展览中数件作品提示了Party的政治、现实指向：二楼中间LED显示屏展示着马克思主义文献《树》（2015），展厅一侧有来自不同作者、作为文献的抗战照片《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小机枪手在战斗中成长》（1937-45）、《华东野战军翻山越岭向孟良崮疾进》（1947），以及对于文革宣传画《既是人民邮递员，又是党的宣传员》（1975）与文革典故《芒果》（2015）的挪用。文献的时间点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些政治节点与“野草”的关系并不明显，图像只作为证据展示，难免让人怀疑：政治以被消费的姿态在场。

一楼除了一面重新搭建的旧墙体《花园》（2015），还有两个不停变幻的梧桐树幻灯录像《左右（望志路106号）》（2015），这种被称为法国梧桐的树其实来自英国。通过展览整体，郑波给出了他对“野草”的定义：“野生”，不受限制、肆意生长于蛮荒地；“无名”，没有被植物科目上记载；“外来物种”，发源于遥远的地方，与当地的联系全靠后天养成。“在野”或“非野”在去除人的判断后不复存在，植物的逻辑附着于人的政治观下，凸显被规训的层级标准。“野草”的分类来自人的经验，当其被套用在人的身上，便在指涉“自由行成”、“体制以外”与“移动人口”等意象。也许我们可以将“野草”视为《住在上海的植物》（2013）的延续，但在形式语言上却不及后者游刃有余：“野草”依然停留在研究、罗列、举证上，缺乏艺术方法，且其生存的社会意义没有被着重讨论，以至于“物”在展厅里化身为对植物或者过去作品的知识消费。而在创作《住在上海的植物》时，艺术家的身份从“物”的提供者转变成情境的制造者，将人固化的感官需求，替换成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传递，根本来说规避了框架化的传统认识。相对而言，虽然“野草”谈的是一种不被约束的可能性，但它物化的表象已经或多或少屈从于职业的艺术制度了。

文／ 姚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