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于贝尔曼的重击
一.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 Huberman,下文简作于贝尔曼)的写作曾经给过我两记重击。一次是《安吉利科:差像与喻体》(Fra Angelico: Dissemblance and Figuration),书中庞大的神学架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宗教绘画可能蕴含的丰厚的视觉和思想体验,用于贝尔曼的词汇来说,这便是宗教艺术的灵验性(efficacité)。这个词相比“效果”(effet)多了一份仪式和巫术感,也多了一份灵光。读罢,书中细节消散,但这种体验的深邃无底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另一次是读过《在图像面前》(Devant l'image)小半年之后,我重看补编中提到的维米尔的《花边女工》(Lacemaker,1665)一画。曾经一度逃过我眼睛的那团红色颜料在屏幕上被放大,如同一双骤然拽住我双眼的手,让我不能再不面对这团涌出的色彩。这是某种无法找回距离的失焦,一个让眼前所见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因而丧失读解可能的瞬间。从之前的“看不见”到之后的“无法不看见”,这个细节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一幅画的观看,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从体验层面理解于贝尔曼书中所谓“可见”(visible)和“视觉”(visuel)的差别。前者或许可以被认为是进入了知识的现象,而后者是更接近梅洛-庞蒂笔下经由身体与世界的交织、被物质和材料构建起来的体验的厚度。
与其它被维米尔散布在画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