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式写作的历史突围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观察者的技术：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以下简称《观察者》）已经是一本二十五岁的著作了。这本小书当时的惊世骇俗至今尚未消退，以致于到现在为止，任何有关“视觉文化”、“视觉现代性”以及“艺术与科技间关系”的课题讨论都绕不过这本书，其亦打开了重新认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新路径，彻底摆脱了现在对诸如印象派、摄影术与电影术诞生过分依赖的历史框架。

这本书的开拓性也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诸多学科写作的边界。如今读来，主论述部分的第二三章读起来更像一种结合了思想史、科学史和视觉史（history of vision）的新型写作方式，不拘泥于思想史中对思辨概念和论证的推导，而是以视觉以及一些光学仪器在哲学和科学家中的出场诊断不同时期（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视觉和感官观念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克拉里和他九十年代的战友马丁•杰（Martin Jay，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做法类似，也与米歇尔（W.J.T.Mitchell）在《图像学》（Iconology）一书中对马克思等人对暗箱论述的分析遥相呼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反驳了哲学论述重概念轻图像、重思辨轻感官体验的形而上偏见，重新将感知、身体等议题拉回到哲学和思想史的关注范围里。

2016年，尽管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和律师、宪法学者请愿反对，“新安保法”还是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标志着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同时也意味着自卫队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这是安倍政府修改战后宪法的关键一步，以至于安倍晋三扬言将于2020年完成修宪，正式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在此成为议题中心的，当然是宣告日本彻底放弃军事力量的“宪法九条”。不但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认为，正是“九条”使得日本自战后以降始终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逻辑很简单：自己没有军事武装，就必定得依靠美国，于是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如今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道路，似乎无可厚非；何况拥有军队和发展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

上述想法，当初亲自参与制定日本战后宪法、担任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就提出过：抗美援朝期间，他就提议日本应该摆脱“九条”的约束，但被当时的吉田茂政府拒绝了。不仅如此，在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哪怕怀揣修宪野心，也没有一个政党敢明目张胆地将“修宪”标举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右翼和一些中国人看来必须弃之如敝帚的战后和平宪法，被日本民众看得如此重要呢？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2016年出版的《宪法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中给出的答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柄谷行人认为，战后宪法之所以能维持至今，依靠的并不是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乃至罪恶感；因为如果是民众的和平意识守护着宪法的话，那么经过几个世代更迭，战后宪法应该早已被修改乃至放弃了。

学科文本

潘诺夫斯基，《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

克利福德∙格尔兹，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的阐释理论》

“理论”二字在人文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收获不同的定义，而在“理论”当道的今日，细读艺术史和人类学在企图建立批判性学科方法的伊始所作出的对学科“理论”的定义与阐述带着某种简洁明了的反观作用。文本都企图为学科实践——对于艺术史而言，是对艺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对于人类学而言，是实地的田野考察——提供一些自洽、但不会因此而限制实践自身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它们在为理论在学科实践中小心寻找恰当定位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每个实践行为中内置的一些尚未被勾勒的理论的形状，并谨小慎微于如何能够令理论成为实践与体验的自然延伸，而非来自于外部的粗暴改造。

二位最终都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世纪杰出人文主义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不尽相同但都异常精确的学科伦理。潘诺夫斯基的德语时期仍带着新康德主义批判及逻辑思维的深刻烙印，企图为学科建立整体性的超验认知和理论框架。肩负这一传统的潘氏在每个字句间确立的缜密思辨关联和其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学科史上鲜有人企及。相比之下，格尔兹的英文文笔没有哲学概念的牵绊，却在措辞遣句中体现出一种更发自对自我与他人生活之体认的生动、精确与深入。这两篇论述为各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愿景或许都能为学科实践提供一种更从容的步伐，为理论和思想本身提出更严密的伦理尺度，并在二者间丈量出一种可能、却尚未来临的相遇。

轮回，历史的轮回！

我们似乎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个被称为“物”（thing）的魅影，再一次从观念论的缝隙中涌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写观念对有形世界的演绎和穷尽，而是在无限的褶皱、挤压、撕裂和冲突中涌现出来的那种被归为神秘的“物”的力量。

曾经被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宣布死亡的物的观念，甚至被传统唯物主义宣布死亡的“物”再次来到我们身边，在哲学上，现象学曾经以先验观念论甚至是先验的意向性意识、感知，让观念性主体来统摄可感世界或可知世界的图示，已经遭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不过，后结构主义走向了碎片化体验，并对宏大叙事和观念的结构，同时也否定了观念论对立面，即唯物论存在的可能。相反，新实用主义的语言哲学秉承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语用学，构筑了语言（而非观念）所筑造的藩篱，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局限在语言为我们构筑那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换句话说，与欧洲的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新实用主义感知到存在着一个在我们经验和认识之外的纯粹的物的世界。

然而，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向纯粹唯物主义的返乡，重新以一种朴素或辩证的唯物主义来取代逐渐日暮西山的观念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外在，即法国新锐思想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主导的那种“大外部”（le Grand Dehors），一种走出相关主义的外部，亦即，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观念论的相对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而真正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共同的怒吼：朝向一种不安定共同体的诗学》，托马斯·克拉维茨主编

这本文集囊括了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等理论家从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出发做出的关于“共同体”的思考。而南希（Jean-Luc Nancy）为本书作的序则为本书的理论旨趣确定了基调：共同体不是基于某种共同本质或实体的政治单位，而是一种像“咆哮”般呈现的无法统一、缺乏同质性的存在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在其文章中指出，需要区别“共同体”（communi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包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诸多论述，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当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导致“共同体”被误认为某种建立在实质性基础上的、具有排他性和同质性的政治体。

《共同的怒吼：朝向一种不安定共同体的诗学》（The Common Growl: Toward a Poetics of Precarious Community），托马斯·克拉维茨（Thomas Claviez）主编，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6。

让-吕克·南希，《被否定的共同体》

本书是南希在几十年后做出的、对于布朗肖《无法言明的共同体》一书的回应——确切地说，本书是一份“对于回应的回

摄影所需的化学和镜学原理在1725年左右便已经成熟，为何摄影术在百年后才被宣布诞生？ 在巴钦看来，摄影的诞生并不是个人奇思妙想的结果，而是伴随着1800年前后欧洲历史和文化发生的一场彻底转变才得以出现的——摄影的发明既与其概念、隐喻的产生相一致，也同其技术相吻合。

二十年前，当学界还时不时陷入摄影发明者之争时，新西兰艺术史学者杰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针对摄影史和理论的学术成果《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Burning with Desire: The Conception of Photography）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付梓。在针对大量与早期摄影实践及文化有关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巴钦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所提供的历史批判模式，提出了一种用后现代主义探讨摄影的方法，试图重写传统意义上关于摄影概念起源的历史。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当时年轻的巴钦还是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罗宾斯坦独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时值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其追随者试图为艺术在哲学或政治方面提供新的阐释契机。巴钦一方面从如罗恩·克拉克（Ron Clark）、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等艺术史家与学者处获得启发，对摄影的政治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受到活跃在西方摄影批评领域的理论和艺术家，如约翰·塔格（John

从“占领华尔街”到“太阳花运动”，从反对日本修宪的民众集会到反对台独的“帝吧出征”，近年来各种各样的集会和游行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中，出现在网络上，出现在我们周围。民众上街了——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开游行，还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虚拟联合，民众的“集会”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对于试图控制和处理民众集会的政府而言，还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制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迈向一种述行性集会理论的札记》（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2015，哈佛大学出版社）就显得非常及时。可以说，它为我们（重新）理解民众集会这一最基本，甚至是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政治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准备。

什么是“述行性集会理论”？巴特勒的思考承续了她早年关于性别理论的探讨方式：在《性别麻烦》等著作中，巴特勒始终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关于性别的规则性话语，而每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规则之中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例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他/她就是具体地在“述行”的意义上对这种规范性话语进行（再）生产。将“述行”理论从性别研究领域转到政治哲学领域之后，巴特勒试图重新为“民主”政治的本体论状况做出阐释：在她看来，探讨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人民

两年前，日本当今颇为活跃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出版了《哲学的起源》一书（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乍看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题目：要在不到三百页的单行本篇幅里把“哲学”的“起源”讲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单是“哲学”和“起源”这两个词，就足够分别讨论三百页。而在柄谷行人自身的思想脉络里，一部讨论“哲学”的书似乎也有些奇特：在完成了标志着思想转变的《跨越性批判》后，柄谷行人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后写就的《世界史的构造》一书可谓集大成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哲学的起源》系列连载始于2011年7月的《新潮》，可以说是紧接着《世界史的构造》（以及《阅读〈世界史的构造〉》）出版之后。在以“交换样式”为着眼点“重写”马克思的巨著完成后，柄谷行人为什么要转向“哲学的起源”这个看上去和他的思想体系相去甚远的话题？

据柄谷行人自己说，《哲学的起源》可以看作是对《世界史的构造》的一个补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这部著作中，柄谷行人试图“探究”（用一个标志性的柄谷行人术语）的不是“哲学是什么”之类的抽象问题，也不是在古典学的意义上对哲学的历史进行知识考据；相反，对于“哲学起源”问题的讨论，只有被镶嵌在柄谷行人的“交换样式”体系中来理解，才不会见木不见林。简言之，《哲学的起源》的工作是，以爱奥尼亚而非雅典为中心，考察如何通过所谓更高层次的“交换样式D”（柄谷在上述多本著作中都提到过对人类社会交换方式的四种分类：A.赠与和还礼，B.掠夺和再分配，C.商品交换，D.X）），重新实现曾经在游牧社会中存在过的、以个体间的交换互酬原则为代表的“交换样式A”，以克服现代性状况下民族、国家和资本所形成的循环圈。就此而言，站在传统的哲学史立场上批评柄谷行人的具体论述，恐怕就难以打中要害。不过，我认为这也未必是说，脱离《世界史的构造》，《哲学的起源》就无法被单独理解。

一.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 Huberman，下文简作于贝尔曼）的写作曾经给过我两记重击。一次是《安吉利科：差像与喻体》（Fra Angelico: Dissemblance and Figuration），书中庞大的神学架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宗教绘画可能蕴含的丰厚的视觉和思想体验，用于贝尔曼的词汇来说，这便是宗教艺术的灵验性（efficacité）。这个词相比“效果”（effet）多了一份仪式和巫术感，也多了一份灵光。读罢，书中细节消散，但这种体验的深邃无底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另一次是读过《在图像面前》（Devant l'image）小半年之后，我重看补编中提到的维米尔的《花边女工》（Lacemaker，1665）一画。曾经一度逃过我眼睛的那团红色颜料在屏幕上被放大，如同一双骤然拽住我双眼的手，让我不能再不面对这团涌出的色彩。这是某种无法找回距离的失焦，一个让眼前所见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因而丧失读解可能的瞬间。从之前的“看不见”到之后的“无法不看见”，这个细节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一幅画的观看，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从体验层面理解于贝尔曼书中所谓“可见”（visible）和“视觉”（visuel）的差别。前者或许可以被认为是进入了知识的现象，而后者是更接近梅洛-庞蒂笔下经由身体与世界的交织、被物质和材料构建起来的体验的厚度。

与其它被维米尔散布在画面上的

《国家与市场之间：后毛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Post-Mao Era, 2014）实际探讨的是1978至1993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体制从无到(算是)有的建立史。从文革后文化经济复苏到中国前卫艺术开始真正进入国际视野的15年间，艺术从业者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价值导向之间的灰色地带探寻“出路”、艺术创作与发展的“支持体系” (system of support)——政治环境、文化经济政策、机构院校、私人赞助、出版与展示平台等——如何变迁，构成了研究的主要线索。作为一部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特殊现状量身订做的美术史研究，显而易见，《国家与市场之间》填补了系统梳理艺术体制的空缺；它更深远的意义可能在于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现象、理论争鸣、尤其是前卫艺术的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客观的语境。

在大多数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叙事中，国家和市场的角色常被囫囵概括，往往以两三个重要政治事件和 “改革开放之后”、“新自由主义”一类的宏观描述带过。在面目模糊的大时代标签下，前卫艺术被衬托成横空出世的孤胆英雄，在夹缝中颠覆反抗。这固然与80年代相对开放的政治气候和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相符，却与事实相去甚远。再者，过于浪漫化和理论化的解读或者批判——尤其是对西方前卫艺术理论的粗暴套用，在大多实践者依然在世、个人记忆与丰富的口述版本（或者说八卦版本）尚存之时，尤显诡异。国家与市场、官方与私人、乃至中西之间向来交纵复杂，并无清晰界限，艺术家在强大而不稳定的引力场之间既需突围，也会借力。《国家与市场之间》以丰富的史料与数据分析描摹了这段极具实用主义精神和变通诉求的历史。

艺术史理论丛书《世界3》是OCAT北京文献与研究馆的年度出版项目，致力于探讨和批判性反思艺术史（art history/ history of art）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形状和当代危机。该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世界3：作为观念的艺术史》（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重点围绕对艺术史古典遗产的译介与经典范式的研读，并囊括国内外前沿学术动态。此外，还将书评这一中国学术建设中较弱环节作为一个规范的学术范本予以呈现。可以看出，《世界3》关注如何在中文语境内建立一个艺术史研究有效而开放的知识生产平台，既将艺术史与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哲学史等做跨界关联，又突显艺术史在图像和视觉研究上的独树一帜；既同国际艺术史学术模式做必要接轨，同时又希望在汉语学术界建立一个可与西方体系遥相呼应的研究系统。

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对照“西方”或并置 “中-西”的传统二分法，实则是由艺术史的学科起源及其发展脉络所决定。作为一门嫁接人类理性记忆与图像生产的人文学科，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发端于18世纪德国，并于19世纪逐渐形成其独立的研究方法。20世纪由于战争和经济等原因，大量的文化移民从欧洲迁至美国，也因此形成了直至今天“欧洲-北美”格局的主流学术话语。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是舶来品。晚清民国时期滕固等学术先导们将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画论结合，以新史学观阐释中国美术史；但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跌宕沉浮，直到80年代才在对布克哈特、贡布里希、瓦尔堡学派、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等一系列西方艺术史巨匠如饥似渴的译介中得到发展并逐步形成规模。这一引介西方经典论著的传统延续至今，在《世界3》中，我们仍然看到了诸如贡布里希对瓦尔堡早期书信、笔记的整理和研究等经典文章。

手头上的这本《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hanghai 1979-2006》，是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主编出版的《上海滩：上海艺术家的个案（1979-200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一书的英文版本，后者是比利安娜2009年呈现的研究项目“上海滩：1979-2009”的展览出版物。英文版的大部分文献、照片、艺术家、策展人的访谈和文字都来自中文版，两书描述的主题稍有不同，中文版把艺术家个案作为核心问题，这本英文出版物则试图从比利安娜提出的“展览史”角度描述上海艺术世界三十年的演变。

的确如编者所说，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份完整记录过去三十多年上海艺术家的创作和展览的档案，我想更为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当代艺术史叙述和生产仍然在围绕着纪念碑式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并且也没有找到社会政治批判之外的线索来描述乃至重构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这本书中选择的所有展览都是由艺术家自我组织实现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也在试图勾画出一条野生的线索，而根据书中的描述，这条线索被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史叙述放在了边缘的位置。因此在编者看来，这项工作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展览史”的角度，赋予全书选取的34个展览以及其中涵纳的个案应有的历史位置。

翻阅这本书会把我们头脑中很多关于艺术历史事件的记忆和道听途说转化为更有细节的事实。通过大量的走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