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杜克大学出版社，2021，总页数：287页。

在主流地缘政治与自由主义批判之外，是否还有重审中国当代艺术含义的可能方式？何谓“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美学？美国跨学科研究者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所著《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一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既有解读进行重新评判，尤其将所谓“少数”艺术的判定视为己任，尽管该著作的关注重点为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展览、评论话语中的位置，它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亚洲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业者。

亚普的成书背景对于大多数熟悉艺术行业且使用简体中文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审视，往往不乏民族志式的认知——而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欧美机构与市场对中国政体特殊性的洞见或想象，时常会构成一类单一语境，为艺术的理解设限。因此，经由此种语境淘洗存留的作品多半以其政治反抗性闻名。从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视角来看，这点观察称得上是老生常谈；相应的，这点观察的出现往往止步于其对该类作品在内容上的驳斥，缺乏针对作品评述背景的结构性批评。亚普书作的贡献之一便在于他将评论矛头指向了作品评述背景，在书的开头便强调了这类反抗叙事所暗含的假设，即当今由西方文化阶层主导的国际艺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通行认知以及与之伴生的政治行动主义的理想化解读。换言之，在这一假设下，作为美学系统载体的艺术作品和主流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且线性”的索引关系（24）。那些在索引关系中不幸失焦的艺术家、作品和理解线索，将不免成为主流艺术叙事外的“少数”。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023，李贻琼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页数：208页。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开篇首句，便预言了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故事。读者倒吸一口凉气，提醒自己警惕：开端越是平滑完整，就越昭示着即将开绽的裂痕。

米勒的文字在裂缝最深处：“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地方，不然我根本不必写作。”（185）维特根斯坦将文字的轻逸（lightness）比作飞鸟，而阅读米勒的窒息感像是在海水中慢慢下沉。或许对于米勒来说，语言何须跃出生活世界重新发明形象，能够接近“真实”已非易事。《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共收录9篇短文，大致循时间线索记述赫塔·米勒从罗马尼亚的童年时光到德国旅居的人生，可被视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准自传。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聚居区，因二战中族人在彼时政府号召下的亲德行为，整个村庄在战后受到奇奥塞斯库政府的严密监视。这位日后需要习得“母语”的罗马尼亚裔作者，从未用罗语写作却渴望其温度，冷战期间在西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被指控叛国。最终移居到德国，语言终于相通，却因书写极权统治下的生活，被人质疑沉溺过去、拒绝与本地产生关联。命运，总将流离失所者逼近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身份始终错置，语言总是丧失。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

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寻常笔记》（Ordinary Notes），但特书店出版社（Daunt Books Publishing），2023，总页数：379页。

作动词：注意，助记，仔细观察；作名词：记忆，音符，表达情绪态度的声音……惯于从前言总览全书的读者，只能在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的《寻常笔记》[1]扉页看到“Note”的诸种含义。寥寥数语并置，开篇便对读者的预期进行了一次解构：打破为某事注疏的前设，把记忆与声音相连，引向一系列留意、观察、发声的过程。248篇以数字编号为序、大多缺失写作时间、随作者的脚步游走于各个地点的笔记，部分源于作者电脑里一份名为《为某事而作的笔记》（Notes Towards Something）的文件，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集中写就成书。全书共计八个章节，由个人和家族记忆，因文学、艺术、电影、建筑空间触发的随想，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回应编织而成。用夏普的话说，这些笔记收录的是“彻底地反黑人的声音；尝试去除反黑人逻辑，但以失败告终的记录；拒绝套用上述逻辑从而同时去人化、非人化或再人化黑人的笔记”（页3）。碎片式的笔记中暗含线索，或层层递进，或前后呼应，偶有推翻前设，像极了一种伴随式的思考状态。

­众多读罢让人获得新知的书中，《寻常笔记》是让人想要去感受的一本。

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中文译本于202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王盈，页数：272页。

新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斋藤幸平出版于2020年的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集英社）属于一本号召读者行动的著作。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又称人新世），最早是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的一个用于区分地质时代的用语，强调人类为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斋藤在书中将“人类世”定义为“资本主义所生产出的人工制品——也即负担和矛盾——覆盖地球的时代”。面对“人类世”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便是本书的问题意识。

在整本书的开头部分，斋藤援引了许多数据表明，无论是各国为应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和气候问题采取或即将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还是各类正在或已经投入使用的绿色新能源，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斋藤指出，这些绿色环保的意识形态只会让人们继续心安理得地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换言之，根本问题从来都是以“发展”、“生产”和“消费”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由此带来的当代消费社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因此，“应对环境危机、抑制经济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亲手中断资本主义，向着去增长型的后资本主义进行大转型”。斋藤通过对于晚期马克思笔记的解读表明，甚至所谓“生态社会主义”也并不是马克思最终采取的立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包括资本主义和可持续增长在内的进步史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东浩纪，《可修正性的哲学》（『訂正可能性の哲学』），Genron出版社，2023，364页。

日本思想家东浩纪（Azuma Hiroki）在2017年出版了《观光客的哲学》后，于近日出版了一本题为《可修正性的哲学》的“续篇”。如果说《观光客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通过“游客”这一范畴设想一种非敌非友的存在者，从而为思考政治性和共同体等问题提供启发，那么《可修正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通过“可修正性”这一概念来设想共同体接纳“他者”、同时又保持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的方式。

在整本书的开头，东浩纪重新阐释了《观光客的哲学》中涉及的“家族”和“游客”的关联，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将“家族”从一种封闭的、实质性的、必然的关系，激进地阐释为一种开放的、非实质性的、偶然的关系。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东浩纪指出，“家族”恰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松散而偶然的、总是可以被“回溯性修正”的关系：“由于游戏没有本质，说话者就不自觉地从一种游戏过渡到另一种游戏。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主张，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为了给这种不可避免的过渡提供依据，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说法。换言之，在这种用法中，家族的比喻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封闭，毋宁说意味着共同体无法封闭”。不过，东浩纪试图强调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开放性和偶然性，更是任何共同体在这种偶然的、非实质性的关联中仍然可以维持自身而不至于解体的事实。换句话说，重要的并不是（例如）“共同体通过何种方式接纳了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他者”，而是下面这个看似有些吊诡的问题：即“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同样是我们为了解释共同体何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维系着其同一性的事实时回溯性地确立的范畴。“一切规则、一切意义的一贯性，不过是依赖于由此产生的行为、由未来的他者的判断所回溯性地产生的东西”。东浩纪将这种回溯性的确认定义为“修正”，而共同体的持续不过就是这种回溯性的修正的连续。

《螺旋的内部：罗伯特·史密森的受难》（Inside the Spiral: The Passions of Robert Smithson），苏赞·伯特格（Suzaan Boettger）著，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23年，总页数：440页。

真是难以置信，一本关于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传记”，竟然要在他去世15年后才问世。但毕竟，他的艺术包含了无限的多义性，关于他的文章多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他本人对于历史——集体的和个人的——这项甚难理清的事业亦怀有着极端的矛盾心理，这些都让他成为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传记对象。一个准史密森传记作者，必须在迂回的的调研过程中前进，尽管那么多的嘲讽的箴言已如前兆一般地劝其离开：“自我是一个假想之物，很多人都将它想象为真实。”“历史是事件的摹本，由站不住脚的传记信息串联起来。”“消失的理论构成了许多被遗忘之书的地层。”苏赞·伯特格（Suzaan Boettger）的这本著作，恰如其分地构成了一部反面历史（counterhistory）。《螺旋的内部：罗伯特·史密森的受难》（Inside the Spiral: The Passions of Robert Smithson）的封面图并未采用詹弗兰科·戈尔戈尼（Gianfranco

星野太，《食客论》，讲谈社，2023，272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我不擅长与他人共同生活。”这是批评家星野太（Hoshino Futoshi）在其近著《食客论》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奇特的开场白明确地提示了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共生”或“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不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视为一种理想或价值，也指向对于种种社会歧视、不公和不平等的消除，包含着对于所谓“求同存异”乃至“互惠互利”的追求；然而，这种将“共生”视为理想的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单独生存。换言之，“共生与其说是高迈的理想，它首先是我们无法抵抗的现实”。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他者——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乃至病毒——共同生存。“如果要围绕共生来提问的话，那么必须提出的疑问句是：如何共生？”

如何共生——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它涉及的首先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无法摆脱的现状：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者的共存状态之中，准确勾勒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如何共生”这个问题被星野翻译为“食客”的问题。

这里所谓“食客”，意思不是当今中文语境中泛指的吃东西的人，而更接近于古汉语中的“门客”，即寄宿或寄食在他人家中的人。作者认为，“食客”可以对应

2022年上半年，上海封城的四个月期间，我忙于完成一部有关“后勤城市”的项目；刚解封不久，又赶去浙江制作一部有关纺织的作品；临近年底，在北方的医院里，我经历了从隔离、放开到感染的几乎全过程，在混乱拥挤的病房里把拖延两年的影像作品《死水与声音》剪辑完成——现在回头看来，这一年的经历、工作和工作内容似乎有意无意都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2015年的媒介研究著作《奇云：媒介即存有》（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中译本于2020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建国译），尤其是书中有关“容器型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的论述有所关联。因此，本文将不可避免地将两者交织在一起讨论，希望可以将前者嵌入后者当中，构成一种对话或者互文。

正如许多书评已经指出的，彼得斯在《奇云》中对媒介的思考和阐释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媒介理论范畴。在海德格尔和基特勒等学者的思想基础上，他将媒介的定义扩展到生态哲学的高度：“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能‘为其所能为’。”在书中不同的章节，这一理解表现为不同的说法，比如“元素型媒介”，又或者“基础设施媒介”，以及“后勤媒介”。这些媒介体量巨大，具有重要的支持性功能，但往往隐藏于日常生活背后，看似抽象且中性，因此容易被人忽视，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会被注意到，除自然环境以外，具体例证还包括常见的公共设施，比如电力、大坝、公共道路、物流、通信网络等，也包含文字、历史、图书馆及网络协议等软系统。

新历年和旧历年之间的时间非常怪异，同时带着朝相反方向狂奔的期待在算日子，一端是让工作停止的期待，另一端是逃避与“家”相关概念的期待，就在扭扭捏捏拖拖拉拉窸窸窣窣的过程间，时间以经期将来而未至的姿态在走，一年当中这段时间比起稀罕的2月29日更像是某种异端口味的冰棒，带来处在乐意与烦躁、好吧与不要之间的身体感，一如巴恩斯（Julian Barnes）笔下穿戴整齐上下电梯等着被抓的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一如对于抗原检测上显示两条线竟然抱有期待的你我。

这种时间状态下的身体感让记忆比过往更不堪用，我越来越记不清楚看过什么。2022年开始，我在手机的记事本开了“笔记”、“做梦”、“看的书跟电影跟其他”，在后者的页面内，我记下来的日期、片名或书名、星等以及短评像是出自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之手，像是“（1★）够恶”、“（2 ★）很好笑”、“（3★）虽然很不错但整体低于期待”、“（2★）虽然有一些细致的点但我未来会忘记”等等。过程间，一本忘记登录的书籍反而终于闪现：出现在2022年11月26日返乡投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我的背包内的、11月出版的、繁中版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投票记》（Ensaio sobre a Lucidez）。

这本作为《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续集的书，是在“关于盲目的论文”出版九年

在网络视频高度普及的当下，利用电脑或手机在线观看电影和视频早已成为许多人的一项生活习惯。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1.5倍速乃至2倍速观看视频，或是利用浏览器提供的“前进10秒”等功能，跳过不想看的片段。针对这一越来越普遍的观看习惯，日本专栏作家稻田丰史写了一本题为《用倍速看电影的人们：电影解说·剧透——内容消费的当下形态》（光文社新书，2022）的小书，试图解释这种新奇的观剧模式。

的确，乍看之下，用倍速或跳过某些片段的方式观看一部影视作品的习惯，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原本时长两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需要用两倍速来抓紧时间看完？如果说要省时间的话，直接选择不看不就可以了吗？在这本书中，稻田还列举了一系列与“倍速观看”相关的习惯：提前在各类网站上了解剧情和结局，再去观看作品本身。最极端的情形是：在无意间看了某部电视剧的第一集后感到很有意思，于是马上去查该电视剧据以改变的原作漫画——但不是去看漫画，而是去网上搜索关于该漫画的剧情介绍和结局。据稻田的调查，在当今日本社会的年轻人中间，用倍速或跳跃的方式观看影视作品和视频的比例已经超过七成。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又透露了关于当代社会的何种信息？

稻田仿照“倍速观看”的模式，在引言中就告诉了读者答案。在他看来，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随着视频网站的完善和迅速发展，消费者如今接触影视作品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确实，以往用录像带或

阿里艾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写过十余本希伯来语书，其中被翻译成英文的摄影理论集中在《摄影的公民契约》（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2008）和《公民的想象：一种摄影的政治本体论》（Civil Imagination: A Political Ontology of Photography，2012）两本专著中。她复杂的论述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摄影是拍摄和观看的事件，由拍摄者、摄影机、被拍摄者、传播者和观众等参与者的集体实践构成（她主张把所有参与者并称为“摄影的使用者”）。从这一事实出发，阿祖莱发展建构出摄影的公民契约论：摄影事件是复数的，每张照片的意义都不应该被任何单一、稳定、持久的叙事穷尽或垄断，而应该是不断生成的协商的空间。摄影支撑的政治关系——她称作“摄影的公民”（the citizenry of photography）——是超越国家的统治权力的。

在摄影图像成为日常消耗品的今天，我们好像只需动用直觉就可以接受阿祖莱的理论立场。但《摄影的公民契约》并不是理论家在书斋对新闻图像做出的抽象讨论。阿祖莱直言这本书的筹备起源于2000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观看照片中发生在以色列占领区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景象，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与这些照片相遇，以及日复一日地承受面对它们的困难，是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巴勒斯坦人的肖像、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摄影档案、占领区人权组织的报告等等材料是该书直接的思考对象。以激进的公民视角来理解摄影并非没有代价。阿祖莱对艺术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改写并不为主流艺术学科接纳。比起同年出版的已经获得教科书地位的《摄影何以前所未有地与艺术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