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86年的曼纽尔·马蒂厄 （Manuel Mathieu）是一位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早年在海地动荡的成长过程，以及之后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在英国伦敦的游学生活给他的抽象绘画添加了关于家庭、身份、记忆、政治以及移民经验的深度。“无极”是马蒂厄在中国的首个个展，本文中，他从一件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作品《St.Jak2》 谈起，讲述了他关于抽象绘画、色彩、笔触以及观看经验的思考。

《St.Jak2》（2019）描绘的是海地的一个节日。人们扛着动物穿过泥地。我喜欢这个画面的结构，以及这个人扛动物的方式。所以我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两三张绘画——这是我工作的一种方式：从一个概念出发，以一张图像为起点，然后把它完全抽象化，就比如这个跳跃的人物。有时候我会围绕一条线索展开展览，但有时候我也会在展览中探索不同的主题。这次展览题目定为“无极”是因为我当时在探索一些抽象绘画的概念。对我而言，抽象是无限的，它以无限的方式观察事物，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在创作《无极》这幅画时，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形状永远进行下去，循环往复。它是一个更加深邃无穷的画面的小小截面。这个“无限”的概念对我来说很重要。后来画廊提出了“无极”这个词，我觉得很棒，那正是我一直在想的。

我选择绘画中的颜色主要凭直觉。从很早开始，我就已经决定了要使用某些特定颜色。我对这些颜色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这并不是因为我出生的国家海地或是现居

“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难，真的希望有人能来——”ruangrupa团体成员Farid Rakun对我说道。

“难？你指的是在这里找到参与者吗？”我问。

Farid 笑着点点头，“但我有信心：当他们坐下聊起天来，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受到广州非营利艺术机构黄边站和深港双年展“交通站”项目组的邀请，分别派出成员Farid Rakun和JJ Adibrata，在一年前春寒料峭时来到广州和深圳举办分享会和工作坊。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搭建一个无中心、跨地域的艺术合作网络，同时营造相互联合又彼此激发的伙伴关系是ruangrupa工作的重点，而替代式公共教育活动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这也是为何Farid和JJ初访深圳就以“知识市集”（Pasar Ilmu）——一个知识和教育的交流工作坊来联结陌生的社区。

“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参与者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货币，在固定的空间内通过相互倾诉和聆听进行“交易”。每场活动历时一小时，分为六个10分钟交流阶段，召集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但每个人的角色在绝对的“叙述者”和“聆听者”之间转换。于是在深港双年展草埔分展场的一节火车厢里，我们在两条长凳上面对面端坐，使自己进入情境，真诚地看着对面人的眼睛，并支支吾吾的开始介绍自己。一个小时之后，我知道座位对面的初三小姑娘是香港某中学校队女子垒球运动员，感受到了她无法上场时的失落，并成功了解了垒球的比赛规则。

走进门口放置着“异象图书馆”标识的项目空间，很容易被其中展示的大幅符号画所吸引，它形似一只正在坠落的飞鸟，令我联想到白双全在法院旁听时创作的那些绘画。靠墙的黑板上写着些数字密码，置于中间的书柜里陈列的书籍乍看毫无章法，翻阅时又出现数张写着乱码的彩纸，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白双全在现场的介绍使得我脑内电光石火地想到近年朋友之间常谈及的在不安全通讯工具的覆盖下创造、使用新语言的需求。隔了两天，我再请白双全详细谈了下这个奇特的“图书馆”计划。项目将持续进行到6月23日。

这个项目延续自我2007-2008年在美国纽约作驻留时创作的图书馆系列。当时同时在驻留的还有这次合作的作家潘国灵。这次项目很像拍电影，要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潘国灵写剧本，我的角色比较像导演，主导事情的走向。潘国灵的写作以“图书馆”串联起一个故事，包括七个部分：图书馆疗养院、运动图书馆、地下抄写室、图书馆幽灵区、重组图书馆／图书重组区、朗读洞穴室和图书惩教处。我根据他的文本将项目转化为四个部分：公共图书馆、阴影图书馆、异象图书馆、树下传播区。公共图书馆其实是我们攻击的对象，或者说是一个母体。它隐含着建制的主体及背后的权力，是我们可以做实验的地方。我们以一种细菌的概念去工作，既是入侵、攻击它，同时也想寄生在里面，让这个母体逐渐变成我们的母体，在它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运作它。之后就是平行的阴影图书馆和异象图书馆，阴影图书馆由潘国灵撰写一些文字指引，以“藏书票”的形式夹在书中，再指引会员按特定仪式提取内容。而异象图书馆则将我们的想象以能见光的方式去呈现，告诉别人现在图书馆的老化，如果不想象以新的方式使用它，迟早它会倒闭。当图书馆里所有纸质书都变成电子书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图书馆了，空间就收窄了。因此一定要重新想象如何使用图书馆，或是如何再去使用书。

香港巴塞尔艺术周期间，如果你看上去不够完美无瑕，对不起，疲劳或生病都不是理由，因为美妆教程线上线下到处都是。K11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刘秀仪深喑此理。事实上，她在尖沙咀Victoria Dockside的全新K11 Atelier举办的大展“Glow like That”（中文直译：像那样发光）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去年爆红的化妆潮流“全脸高光上妆”的启发。

转了一圈毕打行和H Queen’s大楼里的展览之后（包括豪瑟沃斯的路易斯·布尔乔亚个展、卓纳画廊的尼奥·劳赫个展、Massimo De Carlo画廊的Elmgreen & Dragset个展，还有Spruth Magers画廊在临时空间策划的一场女性艺术家群展），我在3月27号傍晚到达K11展览的开幕现场，这是一场包含十六位艺术家的群展（名单覆盖了从Larry Bell等国际级大师到山河跳！这样的本土新生代艺术家组合），展场位于一座摩天大楼的21层，下面的维多利亚湾一览无余。从空间到出席者，整场均堪称奢华，以至于我都有些醉了，好像看到了Jeffree Star（我被他的美妆教程中那句话洗脑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发光？发光的时候到了。”）[1]碰到谢蓝天（他的作品《SUNSHINE》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一张饮料桌）他正和展览设计师Betty Ng一起：“这像是个高果糖建筑，优化热量，让光芒真的闪耀。”诗人如他，就地板这一主题滔滔不绝地抒情了好几分钟。

香港巴塞尔开幕前，Eaton House放映了英国艺术家Robert Crosse的短片，其中包括新片的粗剪版本，是他在“彼岸观自在 V”项目驻留一个月的创作成果，这个项目是香港的videotage和英国的videoclub间的第五次合作。Crosse的影片经常涉及老年和跨代酷儿关系。香港驻地期间，艺术家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当地老年酷儿社群。在放映后与江绍祺（Travis S.K.Kong）的对谈中，Crosse谈到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而且如何在视觉上表现香港的酷儿社群对他来说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出柜。

巴塞尔开幕前一天，我去了几个人满为患的画廊展览开幕，马凌画廊的新展是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令人赞叹的作品《东南亚批判性辞典》（2012至今）的最新章节。我见到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部新任总策展人陈畅（Abby Chen），她正在和藏家曾文泉（Rudy Tseng）谈论建立博物馆的当代艺术收藏。我还碰到了艺术界的人类学家Sarah Thornton，她说道，“香港是最原初的全球城市……是民族志学者的天堂。”

在新闻发布会上，Marc Spiegel说这届展会真正是“最全球性”的一次，因为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家画廊参展。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说他也同时希望指出不那么令人激动的一面——现在全球各地画廊所面临的困境。那天，我还瞥见了瑞典演员Aleksander

北京的春天往往伴随着不适感：难以预测的天气变化、沙尘暴，还有连续好几天珍贵的蔚蓝色天空（俗称APEC蓝）——这使得天气似乎从客套话题变成了一些国际级别活动的预兆。这次，是第三届画廊周北京（GWBJ）和首届北京艺术峰会。画廊主Waling Boers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一段冗长但亲切的演讲概述了画廊周的宗旨和意义 ，并说道：“如果柏林被认为是‘穷而性感’，那北京可能是 ‘品味制造者且热门’。”

上上周四的日程包括在草场地和798的一系列展览开幕，“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位于798内一座新翻修（是的，为了临时使用而重新翻修）的包豪斯风格建筑物内的展览，连同其砖头一般厚重的展览图录，都是在40天内完成的。开幕当天，我在一楼大厅还没来得及拿一杯香槟，就看见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也是一位资深艺术品行家）和年过八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靳尚谊一同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陈东升的夫人孔冬梅（毛主席的外孙女）和泰康空间总监唐昕。我试图越过保安把守的安检门上楼去看展览，转身碰到了《Yishu》杂志出版人郑胜天正在热情洋溢地和2019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吴洪亮聊天。

开幕晚宴上，郑胜天除了赞扬泰康持续不断通过其收藏来叙述上世纪艺术史的努力，还说道：“奥奎·恩维佐（Okwui

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宣布将在两年后退位，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平成时代的落幕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于过去三十年的整个时代的回顾，而日本战后宪法第一条对于天皇的“象征性”身份规定，也重新成为了讨论的议题。有论者认为，战后由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的日本宪法界定的“象征天皇”，事实上与天皇自古以来的传统身份并无二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更进一步，将宪法规定的永久非军事化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和平秩序进行类比；但也有论者认为，“象征天皇”是GHQ出于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情绪的顾虑而在民主宪法与天皇制之间寻求妥协的产物。在思考“象征天皇”的问题上，田中久文的《哲学思考象征天皇》（青土社2018年），可以视作近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一部具有概览性质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田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治以降日本知识界对于“天皇”身份、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次重要争论。田中首先指出，“天皇制”一词来自战前“讲座派”[1]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往往用“国体”一词来称呼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而“国体”一词最初在这个意义上的使用，见于水户学的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的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其中，天皇被确立为国家统一的顶点，而实际的政治事务则由幕府掌握。天皇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祭祀——而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祭主的国家化祭祀制度，就发展为“国家神道”并成为现代日本的“国体”论根基。

3月21日清晨，上海艺术圈已经渗透着亢奋情绪。这一天全球昼夜均分，气象轮转。收音机广播意外播报了政府对上海这一开幕季盛况的预告，观点简单明了：各大美术馆竞相推出外国艺术家的展览，本土艺术家与艺术行业人才储备却略显欠缺。这成为我去往外滩美术馆采访 Tobias Rehbeger 的前奏。这位拥有无数品牌合作经历的金狮奖获得者，仍穿着弯腰露出半个屁股的垮裤，对着镜头说到：Welcome to the Pee(Tea)house。

于春季艺术周期间开张的除了外滩美术馆街对面的里森画廊之外还有西岸的油罐艺术中心。里森、贝浩登与外滩美术馆已经成为洛克·外滩源的三龙，盘踞在上海市中心，而油罐三馆开幕的“建设中”、Adrian Villar Rojas 个展、与 teamLab 沉浸式展览也同样迎合了群展、IP个展和网红展的健康配比。油罐作为西岸四大艺术中心的先驱，首先实现了上海艺术长廊蓝图的一部分。而明年这里还可能迎来西岸美术馆（蓬皮杜）、星美术馆与梦中心的落成。城市未来的重大规划裹挟着房地产开发与艺术圈地的共谋。在上海，艺术圈每年两次的候鸟迁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资本的流转。远客对此行来到上海的目的彼此心照不宣，而他们的期盼似乎总不在此处。所有人见面的第一句问候便是：去香港吗？什么时候去？简单的日程对照基本可以满足匆忙见面的谈话需求。

各个本地画廊相应推出自身认为较具竞争性的艺术家与作品类

刘昕的创作常常使用朴素的科技语言来讲述浪漫的故事，其内核往往是关于人。刘昕在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中的个展“序章：一颗坠落的牙齿”（Prologue, a falling tooth）中展示了五件作品，作品所涉及的材料都是客观世界中的基本元素，例如重力、基因、金、水、木、火。入门处的视频《太空编织者》（Orbit Weaver）是一种失重状态下的表演，刘昕受蜘蛛三维运动模式的启发而制作的一个可穿戴型电子机械装置，装置可以发射、拖拽、缠绕线绳。影像中的刘昕像蜘蛛人一样，用发射装置末端链接到坚实的表面，然后拖动自己进行来回运动；位于展厅中间的作品《E.B.I.F.A 飞行器模型》直接地回应了展览的主题“一颗坠落的牙齿”，其呈现方式很简单，是一个由亚马逊旗下的蓝源航太公司（Blue Origin）生产的飞行器模型，上面放着刘昕的智齿，这颗牙齿今年4月将在特克萨斯州的韦斯特发射进太空，继续这场失重的表演。

这次展览是一段序言。我希望用展出的几件作品架构一个世界观，也同时为四月底的外太空表演项目做些铺垫。这次的作品试图将“我”和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连结。展览标题里的falling（坠落，下落）这个动态来源于我阅读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的文章《自由落体：关于垂直透视的思维实验》（In Free Fall: A Thought Experiment on Vertical

西安角是由策展人杨西于2016年3月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该项目定期邀请不同的艺术家，于OCAT西安馆展馆的空间一角进行在地创作。戴陈连和耶苏共同合作推出了西安角新展“秦望”。艺术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在个人与时代、现代和历史、地方和中央之间建立关系，制造呼应。在二人共同设置的空间里，戴陈连躺卧在一辆简陋的四轮车上，手持一支长杆，靠一己之力在局促的场地上滑行。耶苏制作的几幅印有密集水果图案的紫色帘幕从上方垂落下来，形成阻隔，犹如阻止人游动的森严的墙。表演中，一重帘幕“意外”地被木杆打落。这一偶然本不在预先计划之内，却打开了通往结局的另一种可能性。本次展览在OCAT西安馆持续至5月26日。

戴陈连：

来西安的时候，我就想如何和这里建立一点关系。于是想到了朋友的哥哥。他是本地的一个画家，八年前因病去世了，生前从未做过个展。在世时，他在家庭和绘画之间游走，出走又返回。我想他的精神状态一定很纠结，有些东西放不下，只能以绘画来排遣。在西安乃至全国，有很多这样的画家，默默生活，做自己的事。我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所有东西都按照这个展开。

空间是按照一个画室布置的。墙上的炭笔画是草图的现场，是一个风景文本。我想让大家走进来感觉这些画好像是他画的一样。我画了绍兴的秦望山，还有秦岭里残破的雕像。历朝历代都过去了，只有那些东西还在，它们见证了所有历史。其他道具还包括地上的画架，墙上的小屏幕。其中一个小视频里播放的是皮影戏，我想这一具有本地特色的节目也可能是他喜欢的。

新的空间实验浪潮正在当代艺术、建筑和日常经验的交汇处涌现，北京、上海、广州等“巨型城市”的艺术家将居住在都市飞地的心理和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虽然在装置艺术这一媒介中，空间处理似乎是意料之中，但中国巨型城市的各种条件促成了一条有趣的进化轨迹。本文将讨论近年发生在北京的三场展览和一个项目，建筑、空间、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既存的材料或条件在其中均被作为商品处理。此处的空间是从最宽泛的列斐伏尔意义上来理解的——从有机都市到基建空间[1]，以及其中迥异的社会状况。而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动用的方法包括建筑挪用或干涉，将建筑原材料转译为“艺术界”语境，或是与他们周边建造环境直接相关的创造性策略。同时他们共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使用大量熟悉的材料或场景，最后生成的都是一种去中心化和去方向化的现象学体验。

虽然对空间、建筑或社会语境的艺术性关注并非中国独有，但这里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激励出创造性的策略。利用私人展览空间的灵活性和较为低廉的物料及人工费用，艺术家有机会创造出结构上雄心勃勃的情境，并由此编码出一种嵌入式社会批判的微妙形式。这些同时回应当地情境和全球话语的艺术家都不依赖于传统“中国性”符号，相反，他们选择符合其建筑和社会环境的传统材料，创作出抵制会被消费成“图像事件”或景观的艺术作品。[2]

紧密空间：语言与非

作为“装置艺术”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杨俊在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的首次回顾展开幕之际，也正值奥地利保守右派政党上台一个月。或许正是在欧洲各国紧缩右转之风盛行的时下，这场展览显得尤其意义非凡——展览并不止步于解构艺术家本人的多元国族身份以及对国家疆界模糊性进行探讨，而更侧重拆解艺术家在系统中的固定身份。在杨俊作品中那些大量符号化，时而颇具怀旧感的视觉语言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潜藏在诸多复杂的集体回忆叙事中的强烈时间性。采访中，杨俊介绍了该展览的构思，并分析了其中的作品如何在观念上呼应了该展览及其“专著项目”所传达出的对既有框架和身份单一性的质疑，以及对艺术商品化的的批判。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5月19日。

我希望去质疑那些认为一定要遵循约定俗成的展览类型的逻辑，例如“一个艺术家到了如此年龄就该做如此的展览”，“它应该要看起来像一场个展，或是群展，或是回顾展”等既定成见。在当今的艺术体系中，艺术家往往需要对自己的品牌定位有高度清晰的认识，例如“它关乎什么”，“它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等等。个展目的往往在于对艺术家本人的聚焦，但当我受到邀请时并不打算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一个“个展”或是“回顾展”的框架局限，而是有意地去过分夸张化这种“被施加给的”个展的特质。

我在展览入口处放置的是一张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名为Jun Yang的人的合照（《Jun Yang与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