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利维坦》（Leviathan）除了在旧约圣经中意指结合鳄鱼和鲸鱼的大海怪外，在希伯来语有“漩涡” 之意，且对应了基督教七宗罪中的“嫉妒”。 导演也说受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同名的十七世纪政治哲学经典著作影响（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又译《巨灵论》），书封面即是一个身体由无数小人组成的巨人，书中探讨人性和国家社会的本质，在自然状态下因为物质的短缺， 基于权力的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片头片尾， 天际阴霾暗沉的海岸线，深色海浪， 寒风刺骨，菲利浦·格拉斯（Philip Glass）配乐中的空景，更凸显大自然迅速巨变的强大不可挡。如同样使用菲利浦·格拉斯配乐的纪录片《失衡生活》三部曲（Koyaanisqatsi: Life Out of Balance, 1982）中宏观的旁观视角看着这个世界。片中，在显然和权力站在同一边的教会里，神父布道说“一切权利来自上帝”，接受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就是无情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自然法则，然而这个比我们更庞大且无从理解的“上帝”或“自然”到底是什么？在片中，这巨大怪物就是人性本身，若任其自然发展，人类很可能因为过度的欲望而自我毁灭。而海滩上青年与巨大鲸鱼骨骸对坐的画面，令人不禁想到罗杰·海恩斯（Roger

蒂埃里·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

在这本书里，作者通过考古学的方式，修正了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现成品和现代主义，以及“艺术”这个概念本身的惯性认识。他的观点是，现成品并没有终结绘画，如果从艺术生产机制的角度看，它和现代主义绘画实际是同构的。作者主张取消既有的媒介式区分，回到唯名论意义上的一般艺术的概念系统，并由此重申了艺术家身份这一前提。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Artforum》杂志连载了他六篇长文，文章基本延续了这本书的相关讨论，重申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至于《Artforum》这一举动，在我看来其不仅是为了纪念美国“军械库展”100周年，亦不乏现实的针对性和批判性。

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语冰、张晓剑、陶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

阿尔珀斯的高明在于，她的研究是从最基本的形式和图像分析出发，经由物、观看以及认知等多个维度，切入艺术的社会运作。因此，这看似是一本艺术社会史著述，但实际是一部关于艺术运作机制的深度揭橥文本。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冯白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

一如既往，余先生延续了他一贯的简畅、通透、雍容与大气，从“轴心突破”这

作为主流音乐市场力的一种类型，简约派音乐（Minimalism）的基本特征由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式的重复（不带贬义）琶音（arpeggios）、史蒂夫·里奇（Steve Reich）和特里·瑞里（Terry Riley）式的持续低音嗡鸣以及其他几位当代古典音乐代表人物的作品决定。在市场之外，该流派还有更为深邃的美学与哲学的一面，它包容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思考：什么是简约？减少旋律？削减和声？弱化音色变化？缓和情绪波动？甚至减轻情绪表达？问题可以不断延续下去，当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关键是，那些被贴上“简约派”标签的音乐探索和实践的路径可能各不相同，正如2014年的这四张唱片（请不要把它们当作背景乐）所示：

约翰·卢瑟·亚当斯-《Become Ocean》

作为当代古典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为西雅图交响乐团创作了这首作品，乐曲由路德维克·莫洛（Ludovic Morlot）指挥演奏。作品荒诞的潜在文本关乎极地冰盖融化以及地球的历史和未来。一些评论人称赞作品正切主题，另一些则奚落作曲家附庸乏味的主题和老套的标题音乐。我更赞同后者的观点，但没有那么辛辣的全面否定。当下，我们难道就不能为听众创作出一些和观念或意象无关的音乐吗？就连听音乐也要像看电视那样用眼睛吗？这也许就是整首作品最大的缺陷:其所诠释的概念多余且平庸。不过40分钟的音乐本身却是一曲浸于非凡深邃意境的交响诗歌:竖琴的音色在乐曲中较为突出，它时而渐入时而淡出，伴随低音弦乐器和铜管乐器持续发出的低沉的嗡鸣声，将听者带入到出神的迷醉状态。和很多出色的简约派音乐一样，《Become

罗伯特·罗德里格兹 / 弗兰克·米勒-《罪恶之城2：红颜祸水》

黑白漫画式的新人类电影，看着直叫爽，刺激。不从文艺分析角度看，在视觉语言上它是极至的，创新的，艺术的：一个设计学上的平面构成世界，对画面精雕细琢，竭力还原连环画绘本的二维风格，大黑大白的错综组合塑造强烈的平面蒙太奇，常以多视点漫画分镜框来调度场景，比如呈现两人斗殴会延伸出新画面（视窗）以黑色剪影夸张的漫画动作迅速交代事件结果，又如被爆头了的身体会直接分离成黑白液体融入画面黑白色块。人与时空的关系是主观的，任由切割，人物可以随时抵达新空间，从黑暗之门过渡到新场景，抑或从天而降，无重力的罪恶之城，摔不死，死可复生，搭配游戏风格的音乐，观众如同置身于二维与三维的视觉漩涡。

Robert Rodriguez/ Frank Miller,《Sin City 2: A Dame to Kill For》，2014，102分钟。

斯派克·琼斯-《她》

“身处一个科技爆炸、沟通无限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孤独无助。”——石黑一雄《无可慰籍》。

一部借助人工智能唤醒爱的电影，以至深至简约的方式撑起了一部两小时长的电影，对现代心理情感探索以及给观众的情感强度已超越了很多复杂演绎的爱情电影。男主角对虚拟化声的迷恋是镜像下的自我疗伤过程，那个对他日常工作生活情感了如指掌的不可见的“她”是如此高度定制，又可在服务器后台被批量复制生产。如果厌倦了人类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与琐碎的日常苦痛，那么人机恋适时描画了未来人类情感模式的可能性。电影哀伤，凄美，说《她》是未来主义反乌托邦的爱情悲剧一点不过分。“你在那个我无法抵达的世界，但是没关系，我一定会找到你，就算死去，也要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你。”

这些是也可能不是电影，但它们的存在拓充了当代影像系谱。它们不仅属于这个年度，更属于这个时代。

柯内流·波蓝波宇-《第二个游戏》

整部影片就是1988年罗马尼亚足球联赛期间，同属布加勒斯特的两支球队之间对抗赛的实况录像。波蓝波宇和26年前曾为这场比赛担任裁判员的父亲阿德里安一同观看了整段录像，并在观看期间展开了一场本属于父子之间的私密对话。作为那个时代罗马尼亚历史漩涡中的见证人，阿德里安在支离的记忆碎片中逐渐还原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与阴谋，随着谈话的深入俩人也对父子间曾经的疏离达成和解。

球赛下半场，突降的大雪几乎覆盖了整个画面。正如波蓝波宇所暗示：“比赛就这么在你眼前渐渐消失，似乎变得比观看本身还难以定义与回忆”。

Corneliu Porumboiu，《The Second Game》，2014，97分钟，罗马尼亚。

拉夫·迪亚兹-《来自从前》

1972年，菲律宾偏远的山村巴里奥连续出现神秘事件。森林里不断传出啼哭声，房屋自燃，家畜非正常死亡，直到一个男人离奇死在路口。与此同时，时任总统的费迪南德·马库斯颁布全国戒严令。

显而易见，迪亚兹并不只是想完成一部对马库斯时期政治气候的白描作品。在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电影里，迪亚兹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卓越的想像力以及对影像语言和时间的驾驭力。

Lav Diaz,《From What Is Before》,2014，338分钟，菲律宾。

艺术家关小的作品致力于在当代图像语境中发掘并重建事物间的新关联，进而从这些关联出发，开展对于现存世界的各种认知实验与思辨想象。她近期参加了刚刚于纽约新美术馆开幕的“2015三年展: 围绕观众”（2015 Triennial: Surround Audience），与维也纳波涅米萨当代美术馆的群展“稀有地球”，（RARE EARTH, Thyssen-Bornemisza Art Contemporary, Vienna）。我们借此机会对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涉及她对于录像与雕塑艺术的理解，以及她如何在多元图像的世界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觉得现在再去谈互联网意义不大。当一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我们应该去关注的是它对人们思考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名词，或者某种工作的方向，所以我并不喜欢把internet作为一个标签，这样做有点简单。那么，如何看待我的工作呢？虽然使用了一些编辑图像的方式，或者雕塑的语言，但我并不是专门针对视觉语言开展创作的。从在魔金石空间的第一次个展开始，如果用一种比较贴切的方式描述的话，我的工作是在试图利用不同的编织方法传达我对周遭环境的理解。这个周遭环境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指气候，也可以关于电影、音乐，而借助怎样的手段把这种理解传达出来才是我感兴趣的要点。只不过由于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我的工作必然与互联网相关。当你处于互联网之中，你的感官其实被压缩到两个层面，一层是看，一层是听，即画面与声音。在我的影像作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利用二者关系的组合去表达更丰富的意义层次。

去年四月，为了解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卡尔·林奈乌斯（Carl Linnaeus）的生平研究，我造访了位于乌普萨拉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市）的古斯塔夫纪念馆（Museum Gustavianum）。乌普萨拉大学不但拥有建于十六世纪、世界上最古老的珍宝阁之一，而且在全校最古老的大楼顶层还原样保留着当时的一个解剖实验室。这间解剖实验室建于1660年，原本是为满足教育目的而进行公共解剖的场所，被解剖者多为囚犯。冰冷的房间使参观者不得不直面死亡的气息。

同月，我还在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博物馆看了也许是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去世之前在德国的最后一个个展“严肃游戏”。除几件早期作品外，同期展出的还有名为“严肃游戏”的影像装置。该作品审视了计算机游戏技术在当今美国士兵训练中的应用——以计算机游戏模拟士兵将要经历的真实战争场景，是士兵前赴战区前的准备活动之一。在其中一组装置中，艺术家拍摄了服务于军事演习的电影布景——几百位临时演员被要求扮演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揭示出模拟技术与创造我们的现实图景的娱乐产业和电影工业中图像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整个影像装置所呈现的意象，使人最初难以确定究竟它是经过刻意安排抑或是真实的，由此探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六月在香港艺术馆开幕的展览“巴黎 • 丹青--二十世纪中国画家展”从历史研究入手，通过大量经典作品及档案资料，展现了数位中国早期

2014年的日本，政治僵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媒体控制强化等问题如同连锁反应般浮出水面。就当代艺术领域而言，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展览本身，不如说是围绕“表达的自由”发生的若干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见对立。最早激起社会关注的事件是，中垣克久（Nakagaki Katsuhisa）的装置作品因为批判当前日本政府制定秘密保护法案以及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而被东京都美术馆拒展。接着，在爱知县美术馆举办的“未来的摄影”展上，鹰野隆大（Takano Ryudai）的男性裸体照片被指责为猥亵物，在警方介入下，不得不调整展示方法。当然，最大的话题人物还是在海外也引起广泛关注的ろくでなし子（真名：五十岚惠）。这位主张女权主义的艺术家因以自己的生殖器为题材进行创作而被警方逮捕。围绕“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在当代艺术圈，在其他文化领域也大量出现，此处不一一列举。当“表达的自由”开始不再构成不言自明的前提时，为了反思和行使艺术的权利，对艺术/表现史的考察变得尤为必要。

在此背景下，2014年“横滨三年展”(横滨美术馆，新港码头)表明了一种态度。展览副标题“华氏451的艺术：世界的中心有片忘却的海洋”以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同名科幻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读书和藏书都被禁止的近未来社会”）为参照，提醒观众意识到对艺术/历史的忘却问题。在蕴含各种政治紧张的局势下，此次三年展的启蒙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年仍是全球性政治抗议运动和社会冲突的高发年，同样也是当代艺术传统双年展和美术馆保守展览继续疲软和乏味的一年。

年初的第十九届悉尼双年展和九月开幕的第十届光州双年展颇为引人瞩目，并不是因为展览本身，而是由于展览制度引发的的系列抗议和抵制运动。光州美术馆举办的“纪念光州双年展20年”活动期间，参展艺术家Hong Sung-dam的作品因讽刺现任韩国总统，遭遇政府审查。多位艺术家撤展并声援，抗议者提出：“如果我们的作品仍在展出，是否意味着我们顺利通过了审查？”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人们再次回溯到艺术自由表达的基础问题，也回到首届光州双年展创设背景“光州事件”中：当代艺术展览经历了20年，从抗议到庆典，究竟改变了什么？参与了什么？同样，悉尼双年展也因赞助者在商业行为中涉及人权、移民问题而遭到多位参展艺术家的抗议。这两个亚太地区的双年展和今年此地区发生的众多社会性抗议活动，再次点燃了艺术对于政治处境的持续性批判和介入的雄心。

在北京，二楼出版机构发起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由艺术家、作家、建筑师、设计师等共同参与对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调研。这个项目从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城乡问题的田野考察，涵盖饮食、卫生、住房、习俗、娱乐生活等众多从未被正视的各种角度，积累了颇为丰富和广泛的档案资料。这些介入行为追问了艺术是否真的对现实社会具有问题意识和落地的参与性，将焦点拉回那些被“艺术性”屏蔽了的、艺术家每天生活的环境和具体矛盾，与追求绝对艺术化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反向的张力关系，是通过社会化工作对“艺术”的介入。

今年有若干展览聚焦个人关系和社会互动对旅居海外或游走于不同文化间的华裔艺术家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侨居海外的艺术实践者日益广泛的灵感来源。

香港德萨画廊的展览“中国近代绘画先驱在巴黎”（2014年5月14日-6月21日）汇集了1920年代至70年代身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的先锋绘画和雕塑作品。尽管早期巴黎华人艺术家圈子里的熟面孔（比如常玉、赵无极、朱德群等）的确令人赞许，但向抽象跨出更为大胆且无所拘束的一步的还要数唐海文的绘画。不过，展览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幅描绘女性裸体的写实油画。它们分别出自两位更早一辈的艺术家之手：一幅是吴作人创作于1932年的作品（吴后期回到了更为保守的题材），另一幅是潘玉良在1967年创作的作品（她也是展览中唯一一位女性艺术家）。

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的李元佳回顾展“观·点”（2014年3月8日-6月8日）是首个全面回顾这位极少被讨论的艺术家整个创作生涯的美术馆展览。展览不但表明李元佳可能是台湾重要战后现代艺术团体“东方画会”中最具革新性的成员，同时还将其作品放入更为全球化的语境中展示，审视了李元佳在博洛尼亚(庞图团体, 60年代早期)和伦敦（Signals画廊、里森画廊，1966-68）的前卫艺术圈和画廊圈里的活动，以及他为运营坎布里亚LYC美术馆所作的努力（1972年直至1994年艺术家去世）。以墙面文字形式呈现的李元佳朋友和赞助人的叙述，为观众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得以一探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全貌——从水墨画和雕塑，到参与性和动态艺术作品。

当很多人对鄂尔多斯（蒙语意义为“众多宫殿” ）的认知还停留在绒线羊毛衫的时候，这座荒漠性温带大陆气候的城市已经完成一项房地产的创举——可容纳十万人的新城区康巴什建造完工。由于石油的发现和开采，鄂尔多斯变的富裕起来。而新城却在接下来的几年或多或少成为了一处奇观：城里用于安置公务员生活的新型住宅和房产百分之九十处于闲置状态；在谷歌搜索康巴什显示结果的关键字中出现了“鬼城”二字。然而，鄂尔多斯最近的现实要复杂的多，政府已经调动公务员入住，并开始了一项比建房子难得多的迁移工程，即补贴周边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本拥有的土地，入住新城。导演宋婷和亚当·詹姆斯·史密斯（Adam James Smith）在一月Santa Barbara电影节首发的电影《宫殿之城》（The Land of Many Palaces） 纪录和探索的就是在这个庞大的城市化工程中不确定的个体经验与现实。

2014年夏天，在未得到拍摄许可情况下，宋婷和史密斯分别跟拍了鄂尔多斯新城北区的社区公务员袁主任和留守在康巴什周边灶火壕村的农民郝施纹。袁主任的工作是劝服周边的农民交换土地，入住新城；而郝施纹所面对是必须做出与其他邻居同样的决定：接受政府优厚的补偿方案入住城市，或是留在他空荡的村庄。《宫殿之城》是一部创作性的纪录片，在平行建立关系的同时，亦对于介于两者间的现实矛盾进行了隐喻化处理，而其非常明确和主观的导演性时刻出现在电影中。

“德拉甘，你得让我和泽丹卡去，我们去太空绝对会很棒”，凯特•富勒（Kate Fowle）坐在黑色小商务车的后座上恳请说，她的旁边坐着策展人泽丹卡•鲍多维娜克（Zdenka Badovinac）和艺术家德拉甘·兹瓦迪诺夫（Dragan Zivadinov）、卢切扎·博亚杰夫（Luchezar Boyadjiev）以及罗曼·乌兰杰克（Roman Uranjek）。我们一行人正从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临时展馆，前往喧嚣的比罗咖啡馆，参加为2月5日开幕的展览“自由的文法／五堂课：‘艺术东2000+收藏’作品展”（Grammar of Freedom/Five Lessons: Works from the Arteast 2000+ Collection）举办的私人晚宴。

作为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的创立成员之一，兹瓦迪诺夫也是一位曾七次进入平流层的候选宇航员，他将自己的日常工作描述发展“太空文化政策”。这个上午，他参观了被限制进入的星城（Star City），对此他自然地保持了缄默。不过，他还是满足了一下我们的好奇：他向我们介绍了在开幕上与他攀谈的老者尤里·鲍特林（Yuri Baturin）——这位宇航员曾两次进入太空，现供职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我来往密切之前，尤里可没想到他的研究兴趣会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兹瓦迪诺夫得意地说到，“但现在，他可是为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