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凯是来自台湾的声音艺术家。她今年八月份的两个项目正在纽约展出。《声音：一个当代的分数》，这是MoMA第一个重要声音艺术展出，由芭芭拉•伦敦（Barbara London)策展，艺术家展示了《咱的做工进行曲》（2011），一个双頻道的视频和多声道的音频装置，这些作品会在2013年8月10日到11月3日之间展出。《线和镜子》是贾斯汀•卢克（Justin Luke）和劳伦斯•库普（Lawrence Kumpf)在Lisa Cooley画廊举办的一个群展，王虹凯于八月十日下午五时现场呈现 了《The Musical Condition of Reasonable Conspiracy》。

创作《咱的做工进行曲》时，我邀请了五对夫妇，都是蔗糖厂退休了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请他们返回曾经工作的的工厂去采录声音。这个工厂在虎尾，是我出生的小镇位于台湾中部。我的父母至今还住在那里，这次是通过我父亲的同事认识的很特殊的一群人。这个工厂在我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家住在离工厂几分钟距离的地方；我在附属工厂学校上学；我第一次拔牙口腔诊所也是在工厂的医院。蔗糖曾经是台湾的最重要的出口─原来有五十个工厂，现在只剩下两个了，虎尾工厂的产品是仅供内销的。

在制作之前，我组织了一系列的群组讨论，参与者如何理解工厂里的声音。Bo-Wei

8月16日，杨振中个展“不在此时”在OCAT上海馆开幕，距离正式开幕的5点钟还不到，就已经有不少人来到现场。陆兴华老师似乎很早就来了，我一进门，就看到他正跟人聊得起劲。杨振中的朋友们——那些经常出现在桃浦的面孔，自然也都早早前来捧场。午后时分，OCAT小小的后花园的沙发上坐满了人，大家神情闲适地喝着、聊着，一群孩子跑来跑去，很有家庭派对的感觉。到晚上七八点，仍陆续有人来，面积不大的大厅看起来拥挤热闹。快散场时，一辆警车停在了门口，警察下车径直走进展馆，我们几个在门口看到这一幕的人看热闹心理一下子冒了出来，以为会有意外状况发生，随后失望地发现警察只是到二楼借厕所。

展览现场要比我想象中简约。作为杨振中首次美术馆个展，仅有十一件作品，全部为录像或装置。时间跨度上，有1996年的录像装置《鱼缸》，也有为此次展览量身打造的新作《闯入》——意味着“危险”、“小心”的黄黑条纹立体地铺满展厅，既醒目又令人迷惑，从展厅入口的小洞望过去，这一片黄黑又呈现全然另一番视觉和空间景象，这一空间装置跟去年“过道”系列绘画的关系也不难被发现。其实，透过水波投射到天花板的影像、装有竖条栏杆的长长镜子、只能站在近处逼视的硕大屏幕、不停上下摆动的V字型起落杆，这些作品都在对视觉造成冲击或不适或挑衅，如何看到比看到什么更重要。所以有人对着入口处的大屏幕盯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回过神来说，奇怪，我为什么还会盯着看，都这么老的作品了。

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的作品以影像为主，她擅长以一种尖锐的黑白美学围绕真实的历史事件或神话制作语带双关的叙事性录像。她最近在波士顿当代艺术机构的展览展示了2008－2013年间的四件影像作品。每件作品均围绕女性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展开。在其中一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名巴黎妓女滔滔不绝地谈论法国大革命和化妆品，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另一部中，凯利拿有关弥诺陶洛斯的希腊神话开涮，将一位掌管生殖生育的男神塑造成排球运动员的形象。展览将持续到2013年10月27日。

我希望我的影片给人的体验不是在个人层面，而是在集体层面上展开，因为这一动态关系影响着作品本身的意义。人们常常在看到或听到什么之后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尤其在语言领域内，我们总想知道别人的看法，以此为自己的向导。这一点在文字游戏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也许一开始并不确定某句话究竟是不是玩笑话，但只要有一个人笑出来，其他人就会跟着笑，然后更多人就能据此领会到个中缘由。

因此，展览装置非常关键——在这里，我把所有影片放到了一起，以便引发一种集体体验。我希望人们在现场听到的不光是我的脚本，还有彼此的谈话；跟更多观众经验共享会大大提高作品的丰富程度。这就好像历史——历史和语言一样，也是我们在彼此目光注视之下共同创造的集体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断被一种二维的、卡通的、纸板剪影的美学所吸引——无论在视觉上，还

李珞生于湖北，学生时期去过史文华[1]九十年代末在武汉组织的一些电影沙龙活动[1]。之后他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获得艺术硕士，早期创作更多为抽象影像， 目前从事实验剧情片创作，独立电影导演。10年开始，李珞借《河流和我的父亲》在国内的独立影展首次亮相。《河流》有关地理与时间，从李对于世界以及中国版图内江河水系图像的前期研究开始，编织出跨代际的有关记忆与历史的再现与想像。之后，《河流》在北美最大的实验及独立影像节多伦多影像节(Images Festival)获得影像奖(Images Award)，同时入选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州、哥本哈根等多个独立电影/影像节。

《唐皇游地府》是李珞的第三部长片，改编自小说《西游记》第九、十、十一章。作品继续了与水的关系。龙王和袁守诚在东湖畔因为利益纠纷（鱼虾）而有关雨水的赌博因缘际会，成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契机。布列松式的黑白与表演，在当代中国重演十六世纪明朝中叶的小说家对与唐代传说的想象与重构。片中演员多是李珞的在武汉艺术家朋友，黑帮群男题材与当代艺术圈高度重叠，带出了一场鬼神与世俗的融合武汉神仙会。影片获2013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

周：怎么会选这三章小说的？内容上并没有处理四个主要人物反而更多是有关领导，比如龙王阎王唐明皇。

李：三章小说是《西游记》的第九、十、十一章。电影里选取的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完成之前就有好多个版本。小说包括了这个故事，但这三节还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简单讲，我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是因为它反映了权力、财富和道德在中国社会里的复杂关系。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梁硕，用“渣”来形容自己近来的身与行。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刚开幕的“渣物语”展出了他最新创作的十几幅水墨纸本作品，表达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场景的所思所想；这也是他首次使用水墨这种媒介进行创作。艺术家谈论了“渣”的概念，新作“渣记”的创作理念和背景，对当代水墨的看法，对艺术创作的态度以及这十几年来他艺术之路的重要转折。展览将持续到9月2日。

其实我一直也没有走上职业艺术家的正轨，没有走进一个好的循环，这可能是由我的性格和我自身的态度决定的。从央美毕业到现在十几年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转折。从2000年我的毕业创作“城市民工”到2005年《给老婆的信，给情人的信》，是对学院那套搞所谓的当代艺术反感后，转向更多关注个人生活、个人内在的矛盾和挣扎；而去荷兰皇家艺术学院参加艺术家驻留项目是想清空自己。2006年回国后我的感觉又不同，所以2009年到2010年创作了《费特和临时结构》，表达的其实是我对中国的认识；然后就是现在这组“渣”。

渣，这是我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我觉得中国差不多就是渣的状态。其实我和王光乐等几个朋友一直有一个小组叫“掉队”，平时大家经常一起随便玩，我们之间有一个内部语言就是渣。说什么东西特别不在套路里，特别野，特别生，又没人太在乎它，那个东西就是渣。但是每个人对渣的理解不同。渣其实大体而言是褒义的，也有些是贬义的。比如

纽约的台湾艺术家李明维（Lee Mingwei）的作品以参与性装置为特点，这些作品围绕这日常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展开，比如补衣服，吃饭，睡觉等。艺术家谈论了他最新的作品《发光的深度》（LUMINOUS DEPTHS），这个项目邀请观众在新加坡的娘惹博物馆，带着器皿从三层高的天台扔下去；剩下的碎片被收集起来，用作博物馆新建筑的地基。作品展期持续到2013年9月22日。

《发光的深度》（LUMINOUS DEPTHS）开始于2011年，当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馆长钟亚伦（Alan Chong）博士，邀请我去娘惹（Peranakan）博物馆做一个他负责的项目。我开始对娘惹文化做研究调查时，就被该文化吸引住了，它是一种融合，来自十七八世纪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他们和马来群岛上的印尼人，马来人等当地人结婚。娘惹博物馆维多利亚殖民建筑让我很震撼，尤其是阳光可以照射进来的天井。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外祖母在台湾埔里的房子，她在一层开了间诊所，四层用来养鸡；天花板是开放的，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和暴雨——有时甚至是一些杂物——一股脑倾泻而下。那一连串的声音震到了我。

这个项目使用了博物馆的整个空间。在一层，参加者购买容器；第三层，参加者面向一个浅井里的网状筐，然后将容器扔进去。这些器皿，看起来像盘子或球体，由两个黏在一起的杯子或盘子组成，以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五个物品为原型。这样，这个作品就改变了这些日常用品的功能，让他们变成了我所期待的艺术品的样子：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日常的用途。当参观者将东西扔进天井里，希望就是他们将会将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民生美术馆的新任代理执行馆长李峰上任之后推出了作为持续进行的系列研究的展览“向前进！——当代艺术与当代城市（一）”，其中包括两个艺术项目以及三位艺术家个展。我们特此邀请李峰深入探讨“向前进！”的理念与策展思考。展览将持续到8月27日。

这次的展览既然叫“当代艺术与当代城市”，那么就涉及到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北上广，还有成都。也有上海本地的艺术家，“组织”，大部分人对他们会觉得陌生，但他们是跟这个城市有关系的。如果展览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可能比较让人疲惫，缺少期待嘛，陌生化会是一段时间的需要。其他外地艺术家也是这样，宋琨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但其实大部分人也都不知道宋琨到底是什么样。

宋琨其实是美院附中和油画系出身的，但她逐渐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美院油画系的那种写实的东西、比较引以为傲的功夫、传统，他有着精神上的真实和贵气。北京有一拨这样的人，他们也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就是很喜欢一样东西，就在一起鼓弄。我觉得这就是架上作品背后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组织”的艺术项目最早是从书出发的，他们要到小区里跟普通市民发生互动，他们跑到广州去做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时代美术馆的邀请。这个作品很有意思，不仅跟普通市民互动，还把晦涩的当代艺术通俗化。如果这些小孩以后有幸读了艺术史或者我们的人文教育更全一点，他们会想我那时候就接触伊夫•克莱因、接触博伊斯，多牛啊。就像我小学四年级左右在堂兄家看到一本《变形记》，我以为是格林童话就看起来，越看越累，人怎么变成甲壳虫了，最后也没有变回来，家里人都很反感他……我看得很憋屈，但是好多年之后再回视，我觉得自己很骄傲。其实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

艺术家尉洪磊的个展“任何事物都是极其重要的”正在魔金石空间展出。在这个个展中，艺术家展示了自己最新创作的细腻且富于想象力的雕塑与录像作品。我们特此邀请尉洪磊深入探讨个展的创作经验，及其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

当时我想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像这个名字，我选择了一些生活中遇到的物品，它们几乎从未影响过我，但后来又再次出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对这些东西的选择很困难，有一些需要我对它存在一些感触，或者说我觉得它具备一些在时间中的意义，比如像药钵，从特别古老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就这么遗留下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还有比较私人的物品，比如那两只猫，也算是小时候记忆里的一个东西，在最近的日子里又重新出现。我觉得我选择这些是因为在艺术创作的职业生涯里，作为艺术家的我可以去把握时间，我觉得这些物品可以拿时间说一些问题，能具备意义。

它们都是被转换过的一些东西，我想让它们具备“诗意”——我只能用“诗意”这个词，因为我不能说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就把这个东西像一个证明似的放在那儿，这不是我认同的创作方式。我希望它在结构上、在心理层面上给人一些感受，所以给它们安排了形式与安放的位置。但它们也有特别多“表演”的层面：虽然这些物品来自于生活，但我想去表达的那一面离生活又特别遥远。我认为完美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特别有“诗意”的东西，一个在社会中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所以我选择用“艺术”的方式去完成，大概是这样。

“怎么样？”

“哦，那个烧掉的画的展览太棒了，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展览。你知道这些作品上保险了没有？”

“好像运输公司没有正式上保险。”

“那可麻烦了。艺术家肯定很心疼。”

“是吗？我看他们都还挺开心的。你干吗不去直接问问他们？”——不怀好意的提议，生面孔的外国人在这种场合总是显得傻乎乎并且激发起人调戏他们的兴趣，眼神越真挚，心理越邪恶。尤其今天的这场烧烤派对，比北京艺术圈以往的任何活动都更具本土特色，除了眼前这位晃来晃去的外国友人，没什么能跟洋气沾上半点关系，从饮食到服饰，从长相到气质，约莫也是因为汪建伟老师没有出场。

“哦，我知道艺术圈的游戏规则，我不会去让别人尴尬的。”

尴尬？环顾四周，几位艺术家要么在吃烤串，要么在等着吃烤串，要么忙于喝酒聊天和挤兑陈文波，万一这位穿着花衬衫戴着编织草帽的老外果真上前搭讪打探一二，那倒真是大有可能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只是这尴尬是他的，不是那些刚刚损失了作品的艺术家，几个人打趣说原弓觉得很遗憾，因为自己作品包装太专业，一件也没烧毁。到了这个时间点，上午的拍卖结果已经盖过了几日前的新闻，变成了更新的新闻和更刺激的事件。而在“上湖流动美术馆”这个风格杂糅、身份可疑的远郊一角，炎炎夏夜，傍着人工湖和烧烤摊，手忙脚乱抢肉吃的情况之下，简直无法拿任何一个人的话当真——邱志杰说自己卖作品的本事超过任何一家画廊，京杭两地艺术家都在造谣说他常年不在本地，有他在，别人的作品只能滞销，这让人想起不知谁悄声一句邱老师现在都用微信卖作品的传言，听来十分摩登商务。不似展览开幕，艺术圈常见的面孔并不多，大概拼作一桌，更多是些身份、家底难以目测的中老年男子，逡巡、祝酒，一桌人站起了又坐下，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跟何人碰杯，这群人像被封闭在了一个孤岛之上，与外界缺乏短兵相接的联系，但我们也不无道理地如此猜想——在这个“孤岛”之外，更多的人心系此地，它就像是一片驱之不散的烟雾，刚撩拨开又聚拢在眼前；哪怕抱定了袖手旁观冷眼以待的心情，也经不住旁边有热心人不停播报微博消息，再激起一轮喧嚣。而这一对矛盾，贯穿了整个事件始终。

豆腐由黄豆加工而成。黄豆是颗粒状的，就像拍电影时获得的单个镜头。把一堆豆子碾磨成糊状，榨成浆，去除杂质，让它们失去个体，成为整体——就像电影在混沌中酝酿，镜头被重新切碎、取舍、组合。点卤水是将一种液体注入豆浆，使其成型的过程——如同为电影注入灵魂。自然物经过人为努力，成为更高级的存在，用以滋养大众——豆腐和电影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一堆固体颗粒，最终成为一种朴素的食物，但诱人食欲。好的豆腐有韧性，次的豆腐容易碎——好电影同样，经得住考验。小津形容自己是开豆腐店的，或者只做豆腐的时候，或许并不是随意的类比吧。

本书汇编了小津各个时期的文章、战地书信、少量访谈，都不长。对于谈电影这件事，小津常常轻描淡写。比如书中谈到他著名的低机位拍摄的缘由，和评论家的分析不同，小津这样解释：“这始于喜剧片《肉体美》的场景。虽然在酒吧中，但拍摄能用的灯比现在少的多，每次换场景就要把灯移来移去，拍了两三个场景后，地板上到处时电线。要一一收拾好再移到下个场景，既费时也麻烦，所以干脆不拍地板，将镜头朝上。拍出来的构图也不差，也省时间，于是变成了习惯，摄影机的位置越来越低。”

“我经常如此无视电影的文法，我讨厌重视理论，也讨厌轻视理论。” 配合他说的“电影没有文法”，小津强调的更多是直觉、自由，并反对僵化。这就像

莱恩•甘德（Ryan Gander），艺术家，现居英国伦敦和萨福克两地。过去十年间，他的作品以质疑语言和知识的界限而在国际上备受瞩目。这次，甘德谈论了他与西蒙•特恩贝尔（Simon Turnbull）共同创建的艺术家驻留项目Fairfield International，该项目预计在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

1999年，我从美院毕业以后，在切尔西的一家地毯店工作了一段时间。要不是那年后来我又去了扬•凡•艾克学院（Jan Van Eyck Academy）继续深造，这辈子可能都要在地毯店打工了。这个求学机会真的救了我。但英国没那么多可以为学生提供充分资金保障的项目，能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员有一份丰厚的奖学金，并能利用各类设施（工作室、图书馆、工作坊等）来进行自己的艺术实践。我现在觉得自己出奇地幸运，不用另外打工也能搞创作，尽管我可能仍然怀有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工人阶级罪恶感”的情绪。

显然，美院能为学生提供“正当”的资格认证，学生接受系统的课程训练和评分，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学习，最终完成毕业展。但当你是为了获取资格而工作时，资格则变成了最终目标，做好的艺术则退居其次。我觉得有些艺术家的状态是没有比艺术实践更紧要的事。那种自由很少见。我对艺术学校的构想是介于美术学院和驻留项目之间的一种东西，学费全免，而且学生能得到生活补贴。我认为如果你不再需要为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操心了（对艺术家实践能力的两个最大制约元素），你就可以像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干活儿了。

在1998年，出了一个“Hard Knock Life”的歌。那时候我十三岁，还住在加拿大城郊。那首歌让我第一次听说Jay-Z的名字。从此我爱上了那个MV，还有大多在高中时看过的说唱和R&B的MV，然后毕业时是《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那首歌。当时我只想（却不曾试着）看起来和这些MV里的女孩们一样。玛丽亚•凯莉是我的最爱，特别是和Jay-Z的那首“Heartbreaker”。那时的Jay-Z开着辆奔驰赚钱百万。现在的他开着迈巴赫直向十亿身价奔去。你要知道，那时候连我爸都可以预见Jay-Z的今天。但是你要是告诉十三岁时的我 ——一个瘦小的安大略城郊的小姑娘，为了进一个说唱歌手的MV里，你只需要长大，在2013年，成为一个不那么瘦弱的纽约白人艺评，再穿着一条Reformation的裙子和Acne的凉鞋，到纽约切尔西佩斯画廊的门外，就在那辆迈巴赫6英尺开外，去那个iPad上的名单签到，这样就可以出镜了......对于眼前的这些，我依然觉得很晕。

我不确定自己现在是否也能理解这个活动。它的指示是这样的：在中午12点参加Jay-Z的行为艺术作品 《毕加索宝贝》（Picasso Baby），其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MoMA 的展出 《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 ）为灵感，并且作品录像会被马克•罗马涅克（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