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大卫•里德回忆阿瑟•丹托(19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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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安•劳特巴赫(Ann Lauterbach)的推荐下,我读了阿瑟的《寻常物的嬗变》(1974),之后去了他在西八十街的纽约工作室学校图书馆做的一场讲座(1984年)。当晚,我是首次听说了《艺术的终结》,起初我误以为是关于绘画已死的讨论的延伸,我以为自己要再次被告知不要奢望作一个画家这样的美梦了。但是阿瑟的评论却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有种自在解脱之感。他关注的是人与艺术的互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当我和别人看艺术时,作品呈现的方式和它真正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人们通过别人的眼睛和思想看待艺术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所以和朋友去看展览或去博物馆是非常有趣的。阿瑟是我这些艺术之旅中最喜欢的同伴。
他勇敢无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他一起看艺术作品,我就被带到了大胆的领地。
2003年,我去哥大参加一场关于阿瑟文章的研讨会。前一晚,在庆祝晚宴上,我能看出他的哲学家同事们对他的真挚的尊敬和温暖。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活动的礼节,所以第二天当同样的这群人攻击阿瑟的思想时,我感到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样的攻击是一种尊敬。阿瑟,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靠在一边在我耳旁低语:“他是真想扒了我的皮!”与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我们围圈坐在他身边维护他,但他并不需要我们。每场阐述之后,他就站起来,即兴回答,对于他所笑称的那些“鞭笞的花”完全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