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 ）就是这样大胆：2012年，他提出在台伯河沿岸长达1804英尺的墙面上作画的计划。如果实现，这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公共艺术项目。最近，在纽约艺术家克莉丝汀·琼斯——她坚信合作的力量，并担任了该项目的艺术总监——的协助下，这一计划终于成为现实。琼斯跟肯特里奇合作多年，这个过程中她打破各种官僚体制的障碍，使《凯歌与挽歌》（Triumphs and Laments）最终成形：这个项目是献给罗马的——一条包含了九十幅图像的史诗饰带，其中一些图像足有三十二英尺高。这件巨型作品探讨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矛盾，覆盖了该城市从神话中的过去到现今的所有时间段（有关饰带的前期素描和其他材料目前正在米兰Lia Rumma画廊肯特里奇个展“凯歌，挽歌，与其他列队行进”［Triumphs, Laments, and other Processions］上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5月24日）。该项目于2016年4月21日罗马2769岁生日当天，在一段由肯特里奇和作曲家菲利普·米勒构思的现场表演中揭幕，第二场重复表演于4月22日举行。这场台伯河列队行进表演时长30分钟，队列由非洲和意大利音乐人组成的两支乐队及二百名志愿者组成。本文中，肯特里奇向我们介绍了这一大型项目。

这个项目自2002年开始。当时，已在罗马工作多年的克莉丝汀·琼斯（Kristin

辛云鹏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三工作室,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在此次拾萬空间的个展上，他展出了《包豪斯的魔方》、《平等纪念碑》和《两个雕塑》三件新作。“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原句出自18世纪托马斯·杰斐逊所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受启发于这句话在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语义分歧以及折射出的不同政治与宗教含义，辛云鹏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再思考，并呈现了其对于包豪斯设计理念及其与政治自由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延伸思考。

在准备这次个展作品的过程中，最早确定下来的是《平等纪念碑》，然后是《包豪斯的魔方》，最初设想至少要展出这两件作品，《两个雕塑》则是后加进来的。 2013年在准备参展中央美院举行雕塑系的群展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把自己的头部替换在女神像上，而这个身体的造型源于上世纪八九年央美雕塑系集体制作的那件“女神像”，后来，由于这件作品关涉到政治风波而无法展出。在这次个展中，我用石膏重新翻制了两件，打一盏顶光一盏底光，让它处于具有辩证关系氛围之中。

在中间展厅，一个高

艺术家陈文波的个展“日夜场”延续了其一贯对于消费社会中非人图像的“研究”立场，在复杂的光影布置中，他试图剥离出一种纯粹几何与系统化的采样式结论，既包含着批判性视野，亦存有某种“身在其中”的困惑与思辨。在这篇访谈中，艺术家谈及自己面对、处理图像时的态度，在绘画传统下工作时采取的方法，以及如何与“现实”之间构筑起更富于挑战性的关联。“日夜场”将于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持续至本月30日。

“日夜场”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侯瀚如在关于我的文章《干了这杯再说吧》中将我比作这个社会的“卧底”。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具有一种“爱恨交加” 、“不能自拔”——我不认为只存在一种简单的批判向度，而是应该同时包含着“无可奈何”与“身陷其中”的成分。

关于现场，我希望观众进入展厅后处于一种漂浮在纯白虚空中的感觉，墙面的作品就是观看的叙事系统，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叙事系统中“阅读”我的作品。也曾考虑过用霓红灯或其他灯光在画廊里制造出一种真正“夜场”的感觉，但其实展览中还包括“假期”的部分——比如那个游泳池。现在的中产阶级都在度假，中国也开始盛行这种西方式的生活方式了。但在我的作品里，游泳池里的光线与彩色瓷砖都发生了变形。因此“日夜场”除了与我们的消费生活以及其中暗含的批判色彩有关之外，还与我们对于建筑的体验以及形体的感觉相关，比如一个变形的正方形（《假期》）与一个绝对的正方形（《转角》）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这代表的恰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主义对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塑造。

戴陈连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但通过对于欧洲、日本九十年代剧场表演艺术的发展进程研究，他开始逐渐转入剧场表演的创作之中，并在2007年前往德国进行驻地与交流。2008年起艺术家在上海创办了妈妈拉剧场艺术节，但三年组合式的创作方法让艺术家开始反思。2013年戴陈连开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家庭剧场的创作，艺术家先后以艺术家杨勋、杨健、闫冰、贺勋以及艺术家母亲为创作原型，并在与其相关的环境之中进行剧场表演，艺术家将创作建立于扎实的对于他人个体经验的理解之上，试图在流动的家庭环境之中完成丰富的个体样本采集与分析。

最初萌生做家庭剧场是在2011年，选择创作的对象也都是我熟悉的人，通常的我的做法都是花一周到十几天的时间，跟他喝酒、吃饭、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尽最大的能力去观察他们所有的生理动作。每个人的身体其实都有他身体日常的特质，我会先找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甚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动作，作为表演的素材，有时候这些动作可能很难看，甚至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应该被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方法在闫冰工作室的家庭剧场创作之时出现了问题，因为他的肢体语言非常少，因为他平时总是很端正地坐着，看上去有些羞涩，只是抽烟的时候会不大一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改变这种工作方式。2013我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室做我个人的家庭剧场，有的时候都没有观众的，我就把门关起来，自己表演。直到去年我的外婆去世才让我真的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哪一天就会突然崩溃。

曲丰国，1966年出生于辽宁，198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他的绘画饱含了绚烂的色彩和多层级的颜料重叠，以独特而摒弃画笔的创作方式展现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触。从1990年代初开始，他的作品在国际众多艺术机构广泛展出，同时，他亦是上海抽象画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近期，曲丰国个展“弥生”正在东画廊展出，展览将持续至4月30日。

回想八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艺术家都是在学院里，当时大家面对的现实与北京的艺术家所面对的不同。北京那种生存的反应比较强烈，而学院有一个墙围在那儿，在上海大家可以去图书馆。记得当年，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永远能看到同一个人，就是李山。他永远坐在那儿翻书，有时候我跟他交流几句。李山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是我的老师，他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兴趣很大，很关注整个世界到底变化到什么程度。学院里面有一点好处就是信息资讯比较发达。那时候意大利策展人阿其列·伯尼托·奥利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超前卫，那种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的确很打动人。因为很本能，年轻艺术家们也模仿。

我在学院里一直浸淫在创作和学习艺术史的环境中，其他艺术家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上海艺术家在那个阶段的作品都是回避了现实题材的。我对我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我完全凭借个人的乐趣和兴趣来做作品。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绘画创作还是挺本能的，创作基本上都属于直接进入个人形式。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大量用形象来创造画面，我的一部分

曾吴（Wu Tsang）的装置、行为表演、雕塑和录像在纪实、虚构和行动主义间转换得游刃有余。她2012年的影片《野性》（Wildness）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映，她的作品也曾在2012年惠特尼双年展、第二届新美术馆三年展“不受控”上展出。本文中，这位现居洛杉矶的艺术家介绍了她近期在香港Spring Workshop展览中最为重要的新录像装置作品——《对联/对练》。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5月22日。

《对联/对练》的灵感源自一位二十世纪初的革命烈士——诗人秋瑾。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去中国的寻“根”之旅时，听说了她的故事。后来，我对秋瑾和另一位女性——书法家/出版人吴芝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二人“非公开”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我。尽管这段关系难以被清晰地归入任何一种现代关系模式，但它明显改变了两名女性的生活，这一点跨域时间深刻地触动了我。于是我开始研究秋瑾以及她在1906年离开丈夫前往日本后身边的女性群体。

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你便会发现秋瑾不但被官方确立为英雄，也是唯一一位入选的女性。1907年，秋瑾在一次失败的反清革命中被以叛国罪处决，未能亲眼见证旧政府覆灭。那时候，她并不是英雄，而是已被定罪的重刑犯，就连她的家人也不敢公开哀悼她。吴芝瑛第一个撰写了秋瑾的生平历史，将这位烈士带入公众视线。秋瑾的灵柩经历了八次迁移、九次入土，最后一次发生在1981年，因为当权者不断将她挖出来又重新埋葬。她的身体象征着中国的民主理想，同时也是那个动荡世纪的写照。

刘雨佳2004年毕业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BA），2009年获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硕士学位（MA），现工作生活于北京。本文中，艺术家详述了此次北京唐人当代艺术中心个展“眩晕”及其背后理念，并从影像效应，影像时间与真实时间的关系，以及物与空间在电影中的辅助角色如何通过剪辑与重组转而完成新的影像叙事几个不同侧面，探讨了她一直以来的关注重心。展览将持续到4月30日。

创作中我会比较警惕去使用某种预设的意义，会有意识的将很大一部分空间交给拍摄现场的偶然性。这种方式在带来一部分惊喜的同时，也给后期制作造成很大困扰。《The Ray》（2013）是我在影棚里拍摄的第一件影像作品，它源自我对罗伯特·戈里耶的小说以及70年代同名电影《欲念浮动》的一次改编和提炼。在错综复杂的碎片化线索中，两位女主角理不清的关系和命运令我十分着迷，于是我邀请了两位女演员根据我写的分镜头剧本进行表演。在后期剪辑中，我废掉了大量素材，很多预设的重要场景都因为表演过度或演员表情的不准确而被删除。后来我在阅读中发现了前苏联电影导演库里肖夫的“莫斯祖金”试验：将演员莫斯祖金“中性”的面部表情照片和表现各种不同情景的照片并置，使面孔因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含义，“中性表情”由此可以给影像的叙事维度带来很大的自由和想象空间。在接下来的拍摄中，我放弃了人物，因为无论人物的表演技巧多么克制、高深莫测，都不够中性，其表情、穿着、姿态、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携带着社会、身份、性别等属性，而这一切又很容易被我们现有的观看模式与认知系统进行解码和过度阅读。在《终结的进程》（2013）里我设计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陀螺；在《第三人》（2014）里我选择了蜥蜴和一个可遥控的玩具飞机。物体与动物，它们是一种去除社会属性的东西，在空间中是最没有表情的纯粹存在。这或许可以在我们现有的观看与解读系统里设置一道障碍，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对物的世界进行解码，它始终距离遥远，并携带着“陌生感”。

李竞雄出生于1987年，201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南京。作为成长于中国本土、却很自然的具有全球意识的年轻一代，自2014年在空白空间的首个个展“LeJX”到最近的“BEAST 54”，李竞雄以带有绝对主义色彩的实践态度和行动力，积极推进着自己的工作。对这样的艺术家而言，毫不伪饰的欲望与野心或许正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展览持续到4月11日。

新展的题目“BEAST 54”就是我眼中的中国社会。过去两年，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我本来误以为这是艺术家的工作让我产生的，一份作品交易的压力让我这样，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种焦虑感是这个国家年轻人的一种普遍状态，一份独特的、迷人的中国性焦虑。这个状态，我在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交往中并没有发现太多。艺术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今年年初上海的房价上涨了18%，深圳的房价上涨了42%，我也会问自己，我们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如何让自己的工作保持尊严，并且能够坚定地传递出去。

对于目前的系统的态度，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目前的艺术机制是一场权利的游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出诚实的，了不起的作品。我们应该意识到为什么这个行业存在，存在的基石是什么，它会走向哪里。艺术家本身就不是一个职业，这些人都是疯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对于目前艺术家应有的“坐标”有两个角度的理解：大的角度，艺术家个体没有价值，只是一种文化领域的全球化通用货币，只要全球化依然进行着，你们就是必需品；小的角度就很简单了，我信艺术，她不可取代。

朱田于2007年毕业于英国伯恩茅斯大学，获得声音设计专业硕士学位，2014年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获得雕塑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英国伦敦。朱田擅用多种媒介形式来表达她对于权利“游戏“的批判，以及针对常规知识于环境的思考。此次在伦敦Lychee One Gallery（荔枝一号画廊）的个展“喉咙（Throat）”中，艺术家用装置、摄影和录像等不同媒介形式讨论人类个体的脆弱，以及身份属性在文化系统与“权利“关系中被绑定等话题。展览将持续到4月8日。

“喉咙” 这个展览名其实源自于武侠、功夫片里的一个说法：无论是武功多么高强的人，即便练成了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铁布衫，喉咙都是一个可致命的攻击点。我想借用“喉咙”所附带的这种脆弱性和潜在危险性作为个展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从其中《19822016》（2016）这个作品中抽离出来的。

《19822016》由一张我的家庭照片演变而来，原始照片中是我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我。这张家庭照片经过多层处理后只保留了两个人物的脸部，再在图片上两个人物的嘴巴部位加上一条连接彼此的乳胶管。 有趣的是， 很多人把照片中我的母亲误认为我，反问小孩是谁。这种基因的重复轮回可能是生命和人类情感里最奥妙和无法理性解释的部分。1982是我出生也是我母亲成为“母亲”的年份，而2016是我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像当年我的母亲一样，以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去面对转变成“母亲”的思考。展览的主题正是来自于对这种转变的反复自我讨论。

从2016年2月16日起，陈界仁应东京艺术公社邀请，在Shibaura House五楼，进行了连续三晚的演讲表演。演讲内容以其拍摄《残响世界》之缘由谈起，从旧殖民主义“文明论”下的麻风病患遭遇，推演至被陈称之为“第四波殖民现代性”下公民运动的内存悖论，以及当代严酷而具普遍性的劳动派遣工问题。演讲尾声，原本围在四周的窗帘被缓缓拉开，观众于环视密布现代大楼的城市夜景中，看见一名当地年轻派遣工，于寒冷冬夜，站在某栋大楼屋顶，通过无线麦克风，向演讲现场内的观众，讲述他从十八岁至今的打工经验，而隔在派遣工与观众之间，干净、透明的落地窗，则隐隐成了述说当代隔离形式的介质。本文中，陈界仁详述了此次演讲表演如何对应成为《残响世界》以混和不同的展、映、演、说、论等形式的第五种展演变体。

不断蔓延与流变的展演形式

众所周知，音像是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媒材，如果我们把环境和观众再纳入思考，这中间就存有非常多层次的折射关系。事实上，我从年轻做行为艺术起，就从未将既有的艺术空间视为展示作品的唯一场所，我更关注如何通过不同的展演形式，让“一件作品”，因有不同的阅听路径，进而成为可能触发观者开展其它想象的碰撞之物与事件。如仅以我后来正式做的音像作品为例，从2002年的《凌迟考》开始，我就于拍摄现场之一的工厂外，进行过三天不分昼夜的连续放映，这也成为我往后每件作品都会发展不同放映仪式的起点，对我而言，这不是“重回现场”放映，而是如何质变现场空间原有属性的行动。

詹妮弗·泰贝西（Jennifer Tyburczy）在她的《性博物馆：展示的政治和表现》（Sex Museums: The Politics and Performance of Displ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中提出，所有的博物馆有成为性博物馆的潜质——只要参观者找对了角度。泰贝西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女性主义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展览“亵渎：审查的仪式”（Irreverent: A Celebration of Censorship）的策展人，该展览于去年在莱斯利•洛曼同性艺术博物馆（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 and Lesbian Art）展出。在这篇文章中，泰贝西谈论了她的研究的源起，以及在性博物馆中开展工作时所遭遇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对我的个人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学术生涯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将背景推至了前台。如果你带着一种酷儿理论的视角走进一个博物馆，你会留意到那些藏在明处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博物馆本身都是性博物馆。你可以创造出一种同空间以及该空间中的物相关的酷儿理论线索。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受到约束的经验模式——我们称之为博物馆——如何超越视觉传递性体验。我们的所有感官都对性开放。

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我想要去思考物与空间，以及人如何形成他们的性别身份和性偏好之间的关系。

北欧艺术双人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在中国首场个展“好博”（The well fair）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大展厅改造成一个艺术博览会现场，并在其中呈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创作历程。本文中，两人讨论了此次展览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到4月17日。

此次展览源于2013年UCCA馆长田霏宇来伦敦看我们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个展。当时他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接下来两年因为我们先后在香港贝浩登画廊和韩国首尔三星美术馆PLATEAU都有展览，趁着来亚洲的机会也两次转道到北京的空间。两次在北京的时间都很短，大概三四天左右，除UCCA以外，我们还参观了其他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区，当然也去过Destination。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尽量走出去接触艺术圈之外的人。因为哪儿的艺术圈都大同小异，大家关心的问题差不多。但如果见见来自其他行业的人，有时你会突然听到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当地生活的很多其他故事。

我们做展览常常以空间为出发点。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我们做了两座私人住宅，因为挪威馆和丹麦馆的空间本身看上去就很像私人住宅。在首尔，我们做机场，也是因为PLATEAU的展厅感觉很像机场航站楼。看到UCCA巨大的前工厂空间后，我们就想，这么大的工业空间简直可以装下一个博览会了。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呢？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