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空间近年来一直对年轻艺术家们的创作保持密切关注，自2009年启动的51平方项目，到如今的露台项目和年轻建筑师项目，在此期间，空间对策展策略也进行了调整。正在展出的“慢门”，“第一次黎明”， “爱情故事”是四位武汉艺术家的独立项目， 策展人苏文祥在这篇访谈中介绍了空间的策展方法，以及此次展览与武汉这所城市的关联性。此次三个个展均将延续到2015年1月17日。

跟艺术家在动态中成长一样，作为机构的泰康空间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做法。这三个展览项目中的几位艺术家的确都和武汉有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故意的，但也有一半是巧合。巧合的仅仅是在他们的履历中武汉这两个字不能被轻易删除，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创作上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自主支配和调度自己的经验与艺术观念。这种看法一直是泰康空间选择艺术家合作的前提判断，就是艺术家虽然看起来拥有了某种成熟度，但还不是那种尘埃落定的面貌。我们在乎艺术家的可能性空间，以及作为策展这个工作的开放性。

故意选择武汉的原因是，这个城市今后也许不仅是泰康空间展览文案中的一个地理概念，2015年将会有一个和我们关系密切的美术馆在那里开馆，这三个项目可以看作是对那边的一个预热，我们想和艺术家一样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种工作和关注上的强度。

“地域”这个概念似乎是我们展开一个工作的起点，但我们也很警惕不要陷入到一种对“地方性”提示的迷恋，所以它不是前提。我们不会做地方志似

对于黄孙权来说，“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过渡性的。” 这位学者兼艺术行动者最近在红砖美术馆举办了个展“无地之爱”，其中包括四件作品:《我们家在康乐里》,《日常生活的一天》,《复岛》系列以及《乌托邦出柜》，通过记录地方、建筑、乌托邦与社会运动的叙事策略，展现了社会性空间中连结的可能。艺术家在这篇访谈中分享了亚洲的运动经验及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艺术工作。展览将持续到2015年1月16日。

艺术家其实需要不同的“异文化”、异地的材料做作品——一旦这样想就永远没有出路，所以我做田野的时候都不是为了做作品，只要不是为了做作品就有很多可能的机会，这是第一核心。再有就是我在做田野的时候如何把这些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变为主体。我采用的行动方案可能改变我原本的认识，也能改变他们。这个东西我也许可以拿来做作品的。而在研究这个行动方案的过程中，他们会开始建立自信，了解他们的权利在哪里。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在做田野中，我们可以共同逐渐地建构一种知识体系，或者说是行动方案被建立起来。这种行动方案也许可以改变感知，提供很多做选择的机会。回到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要让这些没有自信的人重新有自信；或者用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财产，而是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技术，他们曾经熟识的种田、织布都没有用了，变得在社会中毫无用处。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将这些失去价值的部分重新拿回来。

简单来讲，现在“新自由主义

2014年夏天，张培力应仁庐邀请，赴美参与了为期一个月的驻地，在新墨西哥与奥克兰的两个版画工作室进行了多样的媒介尝试。仁庐近期为其举行的最新个展“不但 | 而且”是艺术家近20年来再度尝试平面创作的首次集中展示，参展作品中不少皆是其赴美驻地的成果。围绕这些新的媒介尝试，艺术家张培力谈及长期以来试图摆脱图像背后强制性的文本与叙述，通过观看与视觉趣旨呈现模棱两可的生活态度，以及借新的媒介工具进一步拓展作品对图像背后的实质的揭示。

我去的这家驻地的主人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对手段和技术简直到了疯狂痴迷的程度，于是招募了一大批艺术家进行大量的媒介实验。我在驻地期间与他有非常多的交流，并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探索实现我想法的方式。我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有做纸的，有做颜色的，甚至包括从矿石中直接提取（色素）的一些器械。这些技术也就成为了我展开工作的条件。若说创作的环境，我觉得西方艺术家更自然一些，更像艺术家。国内的人太实际，太注重结果，想要的太多。中国这个国家，从物质极度匮乏，飞快地转变到物质极度丰富。我们所承受的金钱的压力与诱惑都比别人大得多。

我们做了大量的试验，所以其实有很多废料，从中选出了这么些作为最终成形的作品。筛选的标准，一是能否成系列，二是画面本身。比如压色的轻重，不同图层之间色彩相互粘连的平衡，底层中的形象可否恰到好处地呈现及其与其它图层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中我手绘的墨迹给了画面独特的肌理。同一个画面我们会做好多，然后挂起来一排，细细地作比较。

武汉艺术家吴昊近日在魔金石空间带来了他的首次个展——“20140302-20141005”。在这里，吴昊讲述了他在创作个展中所展出的《水痕》系列和《卷帘门》系列时的创作过程与心态。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日。

这次展览主要包括了两个系列的作品——《水痕》系列和《卷帘门》系列。在《水痕》系列中，我将玻璃板浸在溶于水的颜料中，待水分蒸发后玻璃板上便留下了颜料的印记，这一部分是我对自身内部的深入探究；而另一部分《水痕计划》与前者制作过程相似，却更多地关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不仅自己制作了一批“留”有时间痕迹的器皿，也辗转于武汉、上海、香港邀请当地人加入到制作中，由此我成为了一个“收集“时间的人，这些形状、颜色、质地各不相同的时间容器道出了我与制作者之间敏感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城市间、不同群体间的细微差别。

目前展览中的《水痕》玻璃板都是在武汉制作的。在情感上，武汉的本土环境更能让我安下心来。制作过程中，我每隔几天都会观察一下水痕的变化，试图解读在这间隔中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间。在作品的驱使下，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它将我领向了一种平静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水痕与我互为作用。由于作品的制作周期很长（最久的一块水痕玻璃用时七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的感受很容易受现实环境中各方面的影响产生波动，但不论在这段时间里我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水痕却依旧在它固有的节奏下变化。《水痕》并不仅仅暗示了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对作品本身的作用，它的内核在于自我内心的体验。我特意选择了在湖北黄梅的四祖寺制作这一批作品中的最后一件，我将“水痕”安置在了观音菩萨脚下，每天它都面对着僧人们的诵经加持，也接受着来往香客的祈福。

艺术家胡介鸣的个展“太极”正在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展出，这件体量巨大的新媒体装置作品的有趣性在于，它通过将媒体艺术的当代层面（技术）与历史图像的直接关联，而实现了对于二者的再次激活，亦使得非常“古典”的图像蒙太奇问题被植入到新媒体的哲学之中。在访谈中，艺术家谈及了“太极”创作的整体过程及其背后的各种思考。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日。

“太极”呈现于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的“邵志飞（Jeffrey Shaw） & 胡介鸣双个展”中，这个展览的出发点是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考虑，将在国际上最早使用新媒体表现的邵志飞的工作系统和我的工作系统放在一起，从一个观察点来考量媒体艺术的发展轨迹。作为国内的唯一的新媒体艺术非盈利机构，这是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的第三个展览，在展览期间以及展览之后展开一系列关于媒体艺术的研讨和梳理。

太极作品的创作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我来讲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创作工作分为几个阶段：考虑作品形态的草图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造型和结构的合理性方面的设计和测算，以及动态构造的可行性考虑。

模型研发阶段，通过模型制作，在三维角度考量造型的视觉性和结构的合理性。进一步的

LOVE不仅是乔治•赫姆斯（George Herms）在作品上写的单词，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潮的表达。当年，他凭借垮掉的一代的诗歌和艺术出名，在六十年代加州的拼贴画圈子里很有名，他也参与华莱士•伯曼（Wallace Berman）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Semina。 赫姆斯在此谈论了在德州奥斯汀testsite所做的展览“LOVE George Herms”中的一系列拼贴画，展期为9月7日至10月19日，同时还谈论了近期盖蒂研究中心对他的档案物件收购的情况。

开始就是故事板，《圣经》不就是这样开始的么？和一个虚假的艺术家合作，他能够将电影，录像，装置，雕塑，绘画和原创音乐以及表演都整合在一起。我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在文字成为了一个现成的段落，用来讨论我们那个时代的艺术家。艺术家不想被打包装进盒子里，至少我从来都不想。

在作品中，我是老板，我知道在发生什么。我的技法就是倒着看杂志，如果发现喜欢的东西，就撕下来。我是个恐怖分子。用剪刀来淘金，把一切对我有趣的都剪下来。那些碎片开始在周围飞舞形成拼贴。我一般都在咖啡桌上工作，这也是我的常规规模。除了废物外，我还喜欢色彩，这些色彩源于打印机的明亮的墨色，我用打印机来做独立刊物LOVE Press。

我现在展览的一些拼贴画里有很多是盖蒂学院还给我的档案。所以这是自传性的作品。例如，在这些拼贴画有个文件，在反面能看到很多名字。这些都来自我做的Semina副本，那些人都出现在第一期，卡梅隆在这里，沃特-霍普斯在那。

余晓, 2003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2010年毕业于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近日她受邀在伦敦Q PARK 创作了场地特定的行为装置作品《束缚》（Bondage，2014）。作品映射出存在于艺术家脑海中的非真实“空间”。她用物质在空间表面有意识的循环，提供了视觉上的刺激。观者沉浸在一个迷人的挑战和短暂的体验中。

《束缚》（2014）是件场地特定的行为装置作品。以我的绘画作品为基础，延伸至行为表演以及行为结束后的空间装置，这一过程实现了走出工作室实施“绘画”的初衷。宽窄不等的纸胶带和空间是作品的主要材料。在不改变现有空间形状和不干扰空间属性的前提下，用纸胶带把空间内部的结构支点有意识地连接、缠绕、或是部分包裹。随着整个行为的逐渐进行，我和空间之间的对话从“点与面”转换到“面与面”的衔接和切割。行为上对于方向的特定布局，提示了我在创作绘画作品时对构图和空间分割的理解和判断。视觉上的错乱具化为一种独特的节奏。

此次在PARK的环形空间里，行为始于展览入口的地面，定点于对展览工具“梯子”的捆绑。在整个实施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状结构呈线性蔓延在空间内部。我在移动时所需的空间，压迫性的受到作品本身的障碍限制。同时，由于纸胶带特有的韧性和粘性，增加了整个行为表演动作上的难度。空间顶部的“线性辐射”是我邀请了众多观众分阶段参与的行为结果。我刻意地分享着“物质”和空间逐渐给予的难度和束缚。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OCAT上海建馆以来的首个建筑展，作为策展人，史建有意将受到时代挤压后被埋没的作品呈现出来，使其重新得到正视与研究。正是由于至今尚未澄清和纾解的历史和文化积怨，才产生了这般“抽空”的现代性转型时代，他认为这是迫切需要被跨越的界限。展览持续到11月30日。

我界定“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一个文献展，主要是给专业的人看，现场大量蓝图里的趣味和微妙的变化，只有建筑师才明白。但这也是面对普通公众的，尤其是艺术观众，因为OCAT是一个当代艺术中心，要以相对专业的方式去展览建筑。如果你看过传统的建筑展，你会知道一般的展览有大量KT板，充斥着文字和图片，伴随一些小模型，给观众讲故事，但观众也没有时间看。我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展示建筑，用的文字非常少，没有展览标签。普通观众可以不了解专业知识，因为现场恶补也来不及。我们一比一搭建了两个建筑局部，告诉大家这个房子实际盖起来就是这个尺度。展示再多的模型，不如现场实际搭建一个场景，更让人容易理解，因为观众是没有空间感的，这不像是买房子看模型，自己去想象空间大小，看模型只能大概能分析，现场的搭建可以告诉大家这所房子大概是什么尺度。现场大量的蓝图可以向观众展示，一个建筑师建造一所房子需要花多少时间和劳动。那个时候也不是用电脑的时代，所有东西都是手绘。通过这些展示，希望观众可以明白这个情境。在另一个意义上，展览的方式同时面对两种观众：专业观众和艺术观众。

艺术家李然刚刚参加了于瑞士日内瓦举办的Biennale de l'Image en Mouvement 2014（运动影像双年展），在这篇访谈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参展作品《逃离现场》（Escape from the Scene），以及在近期创作中遭遇的问题，展开的反思，与不断试图进行重新审视的意图。本次双年展将持续到11月23日。

我在日内瓦影像双年展的项目叫《逃离场景》（Escape from the scene，2014），由Arthub与AIKE-DELLARCO画廊共同支持。这件作品分别用5通道的录像与文献及现成物组成，作品基于对真人“密室逃脱（Room Escape）”游戏现场、“乐队排练室”、“野生鸟类公园”等特定环境的拍摄。在其中几频录像中，我分别拍摄了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和“乐队排练室”现场的影像记录，呈现了从真实记录到虚拟素材的截取、混淆、切换、再编辑、重组着各种多样性的描述，从真实记录到对受邀者的采访录音，一边拼接着各种网络来源的视频频段进行心理暗示，一边罗列着可见性的物品置放在展览现场。

这件作品中五个通道的视频分别有其独立的名字（“实验室”、“谜团之地”、“多重自我”、“鸟之乐园”“无题”），在录像中我重新编辑了很多片断式的网络视频以及不同的文本素材。这些素材来自于参与者贡献的描述，以及我对这些故事的一种想象，当观众进入展厅时他们会各种线索：

意大利艺术家吉阿尼•帕森提诺（Gianni Piacentino）的雕塑和墙面作品，是以速度，商标和工业美学为基础。虽然涉猎了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但帕森提诺的创作从他60年代与贫穷艺术的紧密联系而对类型化提出了反抗。他的作品部分是与他终身对摩托车的热爱有关，所以制作了广为人知的交通工具雕塑。在此他谈论了目前在柏林VW （VeneKlasen/Werner）画廊的展览（Andrea Bellini策划)，这场展览将持续至2014年11月8日。

展览中最早的作品来自这一时期：当时几个意大利艺术家，尤其是吉欧罗•鲍里尼（Giulio Paolini），正在试图超越绘画的范畴。问题是：“好，这是画架。我们用它来干点啥呢？”我喜欢不锈钢之物，所以我想看看画是如何做成的。曾经我让木架把我的画架做得很厚。技术很重要。所以我的极简主义雕塑1965-66年出现了，这些都是展览中最早的作品。

1967年，和贫穷艺术组织断交后，我休息了一下，开始修复一辆30年代印度制造的老式摩托车。在修车的过程中，我产生了顿悟。我决定要重整生活，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到那时，由于我的极简主义作品，我已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学术性的工作，随着新风格的发展和出现，和艺术史产生了关系。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做点别的？”当时，第一批带着翅膀的交通工具就出现了。

我的作品与极简形式，恋物文化，自行车有关，也有一种对非常特别

年轻的瑞士女艺术家茱莉亚•斯坦纳（Julia Steiner）正在麦勒画廊（北京）举办个展“净空－深声”，该展览是她第二次在中国做驻地项目的成果。两次驻地使她有机会进一步游历了解中国，但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与在创作时对于主体的坚持成为了她令人着迷又困惑的两端。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9日。

很幸运的是，正当我完成学业时，得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拨款，这样使得我从大学出来之后还有机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是因为一开始没打算做艺术家，这使得我有更多的自由去发展自己想要的。

找到现在的方法是近些年的事。一开始我就习惯在非常大的纸上工作，而且早期的绘画（大约在2005-2009年）带有具体的形体和场景，有人、动物、植物，后来变得越来越抽象，也从纸张上逐步转移，进入空间（就像这次展览，更多的是直接绘制在墙面上，进入空间，成为空间的一部分）。绘画时，同步的也做小型的物件、装置，这是我的习惯，但是很少会拿去展览。我希望这些物件能够和绘画一起展示：这次展览场地中间，涂上了黑漆的黏土作品就和平面绘画配合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展出它们。

回应你问到是否受到全景画（panorama）或者幻觉制造传统的影响，这两个在空间中直接完成的大型“in

曹斐近日在纽约Lombard Freid画廊展出新作《La Town》，40余分钟的定格拍摄影片全部由微缩人物与场景组成。在这个与现实比例为1：87的世界里，艺术家试图描摹一座城市的过往与命运。它反复在虫洞中迁徙至其他时空，逃避着记忆的捕捉，后在当代博物馆展览柜中被封存、展出、遗忘。展览至2014年10月25日。

我是无意中在淘宝看到小人模型，然后开始搜索相关的东西，又看了一些楼房模型。卖家货源大多数是德国的品牌。我不知道其他人买来干嘛。有些人是为网络最近比较流行的微拍，例如买一个游泳动作的小人摆放到咖啡里，时尚杂志拍摄在爱马仕皮带上搁望远镜之类。但我感兴趣的还是把他们放在一个他们比例的世界里，这个比例是1：87，所以买来或订制所有的模型都是1：87。当时想尝试做装置，在一个空间里面特别小的东西，观众几乎发现不了。拍了一些照片后觉得很单薄，就暂时搁置了。真正开始动手是今年，我想是不是拍video会更好玩?

拍摄有点像自动书写，或者电影书写，就像早期一些先锋实验，例如杨·史云梅耶 （Jan Svankmajer）、让·考克多 （Jean Cocteau）。从某一点切入，没有剧本。可是模型不动，拍起来像静帧，于是开始请摄影师、推敲动态上怎么发展。同时开始进更多楼房模型，手动搭建、做旧。电影里的麦当劳是个完美的麦当劳，损坏后再与其他建筑重组，添加花园、马路，组成一个个场景。基本上边拍边添加，每个小人配不同的小人，配不同的道具又产生另外的感受，要不断考虑空间怎么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