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乔纳斯（Joan Jonas），1936年出生于纽约，是录像和表演艺术的先锋实验者。一直以来，她孜孜不倦地将来自古代的具有神秘气息的原始素材和先进前卫的技术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实践。她的最新作品《他们一言不发的向我们走来》（They Come to Us without a Word, 2015）将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首次亮相。她在此讨论了这件结合了录像、绘画、物体、声音的作品，并将艺术探索扩展到赫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的写作中。此次访谈的录像节选可参阅www.artforu.com。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双年展将于2015年5月9日到11月22日举行。

60年代中，我回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雕塑专业的MFA。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住在上东区的公寓里。我前夫是亨利·戈尔德扎勒（Henry Geldzahler）的一个朋友，所以我们间接地参与到了下城的所有活动中。例如，我是最先听到La Monte Young的那批人之一，对此印象深刻。不久后，我决定从雕塑转向表演，生活剧场（Living Theater）的很多作品，鲁西安达·切尔兹（Lucinda Childs）, 克雷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等等，都启发了我。我也参与舞者们举办的工作坊，这些人有特丽莎·布朗（Trisha Brown）, 伊芙·伦纳（Yvonne

侯建呈是一名居住在安特卫普的台湾艺术家，现在根特皇家艺术学院攻读艺术学博士。他的小说三部曲《棕》、《绿》和《白》通过自传性的形式探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相互作用以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的界限，其中《棕》在Be-Part艺术中心和APE出版社出版。今年春天，侯建呈在Ruimte Morguen和玛利亚酒店的小圣堂剧(Hotel Maria Kapel）举办了两个个展，在此为我们介绍他对自传、翻译的理解。

自传的形式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创造世界的自由，即使有人这种方法相对容易。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艺术作品的自传性保持清晰的微观历史研究。在我的实践中，我使用的自传的形式以反映社会问题，如身份、性别、性取向等等。我相信我遇到的社会问题并非仅限于个人。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将其翻译成文字或视觉作品来形成一种公众性。我的自传体性作品是一个更大、更普遍的集体（自）传记。

我在2004年来到根特皇家艺术学院（KASK）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我的时装设计学士和自由艺术硕士。 自2011年以来，我一直在根特大学修艺术博士学位。为此，我在创作一个小说三部曲：《棕》、《绿》和《白》。《棕》已经在去年发表的，现在我正在创作《绿》。人们不时问我，我的时装教育对我的创作是否有影响，我答案永远是肯定的。我相信任何经验，即使只是一个细微的部分。在学习服装此之前，我在家乡在台湾的国立高雄研究所学习了五年的化学工程技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对于我的艺术实践仍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菲利普-洛卡•迪克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是美国知名摄影师，他最具特点的作品，模糊了纪实和摆拍的界限。迪克西亚讲述了他正在进行的项目“伊甸之东”（“East of Eden,” 2008—），这一系列的虚构场景，与幻灭和迷失有关。作品目前在纽约的卓纳画廊展出，展期为4月2日至5月2日。在此他谈论了自己对一直处于变化中的当代摄影的看法。

年轻时，我的生活过得死气沉沉，虽然还没到年龄，但当时我想自己要被征兵去越南打仗了，因为我被学校开除了。不过遇到杨•格鲁夫（Jan Groover）后，一切发生了转折；我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大学，杨在那里教书。她就是让我把什么都抛在脑后的那种人。比如她会这样说：“好啦，你现在来学摄影了。想知道怎么冲胶片吗？那就通读那些说明书吧。”就是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我非常尊敬她。几年前她去世了，但是她仍然对我影响至深。所以，我从没想过将艺术当成职业来做。真的没有。

我对什么都不太在意；那是一个堕落颓废的时代，如果人们能够承担起堕落的代价的话。说实话，我可负担不起。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就像个穷鬼一样，也一直如此。甚至在80年代初期我来纽约时，也没资格去当一个特立独行者。我觉得那些人都有些任性放纵，就好像那种街道派对，人们没钱，但硬要凑到一起玩，做做意大利面条，假装不缺钱，或者你确实很富有，但却装成一无所有的样子。

从某种程度

“第二道门”是艺术家陈彧君在James Cohan Gallery 上海空间的首次个展，展示了其自2007年至今使用多种媒材进行的创作。去年他从杭州搬到上海，工作室位于桃浦M50艺术园区。在访谈中他谈及对自身创作的认识，对当前当代艺术状态的考察，及其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习、任教经历的心得。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8日。

最近很多人问我：“你今后作品风格会怎么样”，“你怎么做了那么多新的系列？”所以这次的个展我希望大家看到自己工作的各个方面。展览展示了2007-2008年开始的 “亚洲地图” 系列，这个系列我现在仍在继续，所以其实是“老方向”。我收集了上海一些老房子被拆或者损坏后留下的旧木门，在画廊展厅里做了结构搭建，画廊的空间因此发生了改变，观众从正门进入展厅时便直接进入了整个装置。当然也有展示近期的作品，比如2014年的“错屋”系列。

最近在一些作品中，我特别喜欢使用“赭石”这个颜色。一开始选择的时候也是不自觉的，但选择以后，就确定下来用这个基本色来展开创作。因为在最初的阶段有很多心理体验的时刻，感情的浓度比较高，所以我会转换一下方式，不用漂亮的色彩和复杂的层次，而是希望用单纯、简单的东西来表达内在的感觉，介于现实-非现实中间的状态。所以作品看上去是具象的，但仔细看又是抽象的，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能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是绘画所能表达的。大家比较熟悉的 “临时家庭”系列，我目

陆平原1984年出生于金华，现生活工作于上海。他的个展“惊奇的发现”于2015年3月21日在没顶画廊开幕。这次展览延续艺术家一贯的“讲故事”方法，展出最新创作的故事以及围绕故事的一系列惊奇发现。展览将持续到5月17日。

我为这个展览写了八个新故事，其中六个故事是创作的，两个是和我亲身经历有关的：一个是《惊奇的报答》，一个是《薛定谔的妈妈》。《惊奇的报答》里这个老头教了我一个特别笨拙的方法。很多艺术家面对现成品的时候可以非常轻易地把它变成作品，但盯着一个东西看二十四个小时，这非常非常累，但我还是尝试了。刚开始觉得这个方法挺浪漫的，想要去看一些云啊或者更大的东西，但当你开始真正盯着看的时候，你发现是不现实的，眼睛和脖子都可能受不了。所以我选择了一些得来比较容易，能在室内看的东西来做作品。

墙上的门每一扇背后都有一个秘密——我认为有秘密的人才会装门，为了遮盖一些事情。这些门都是我从不同人家里搜集来的。如果有人收藏这个作品的话，我会给他钥匙，希望他把门安装在家中，安静地镶嵌在墙上，从此以后不要再打开，因此这个作品的标题叫《不要打开它》，像一个忠告。很多童话里有这样的桥段：里面的角色被警告不要打开一扇门，否则……而画廊中央这些物件不算是故事的证据，而是伴随我整个创作过程自然出现的东西，有的是故事的开始，有的是我和故事的关系。故事本身是作品，我不会在一个故事之外再做一些物品来证明故事的存在。自画像和门一样，我希望那个作品自身就是一个故事：以后无论我长什么样，那张画就会变成什么样，是个未完的故事。

天线空间的“亲密地塑造你”是郑焕的首次个展，两年前，他开始不以未知博物馆的集体方式创作。此次展览，他试图重新关联科学、经济、社会现象、成长经历和感知经验，将其分离重组，演绎不可见的时间、心理活动、制度、规则等对个人及外在世界造成的影响现象。展览持续到5月10日。

展览之前，画廊来我工作室聊方案，他们看到我正在看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本书，翻阅后发现有一页图表被我标注过，内容很合适用来做前言，就把整页都拓了下来。对于引用文本，我本身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听到很多批评。另外，我觉得展览题目和作品名字很重要，这次展览里有一件作品叫《工业革命》（2014），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件作品也可以理解为整个展览的时代背景。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对自然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判断事物的依据是神。工业革命之后，蒙昧之眼被打开，人们按照科学来理解事物——同时人也变得狂妄自大。

如果《工业革命》是展览的起点，《水平》（2015）则是一件贯穿整个展览的作品。这组灌甘油的钟最贴近展览标题“亲密的塑造你”：标准时间下的钟，经过油的阻力，肉眼去看是感受不到它变慢的。这就像我刚来上海，对于周围的环境非常不适应，一个月之后我慢慢适应了，三年后我非常享受上海的生活，这是环境对人的塑造。回到这个钟，一个月之后再看，会发现它们相对得都变慢了，但观看的时候很难发现它在变化，阻力太微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只能靠“知识”去判断。

在西溪和西湖之间，一个艺术中心正在建设中。在这个正在开工动土的工地上，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策展人弗朗西斯科.博纳米（FRANCESCO BONAMI）作为江南布衣的艺术项目总监策划了由7位艺术家组成的、为期7天的展览，“No.0 Festival 第零回艺术展览——Be yourself”。我们在展览现场的工地中对博纳米先生进行了采访，听他谈论一下这个展览以及对艺术中心未来的规划。

我们这次在江南布衣和GOA大象设计总部（在建工地内）的展览命名为“No.0 Festival—Be yourself”，我选择“0”而不是“1”作为展览的开端，一方面，是借用了杂志试刊号的概念：当我们开始做一本新杂志时，我们总是会做一期No.0，就像一个测试；另一方面，在我看来，0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它是圆的，你可以围绕着这个数字开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所谓“出发点”，是一个“洞”。我认为它有很多象征意义。我称这个计划“同时是所有艺术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在时间中，它开始又结束于同一天，它就像一个0。为了做出一个0必须开始并且结束它。展览中，我选择了7位艺术家，每人一天，在7天的时间里分别依次进行。这些艺术家都是来自杭州，而且大部分都很年轻。我们想要让较年轻的艺术家在这里进行这个一星期的每日计划，作为一个开始。关于展览，还有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即我们想要给所有艺术家相同的空间，拥有同样的限制因素：在一天内，要把展览实现，你需要把想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观者交流，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挑战，对观者也一样。只有一天，所以必须专注，这是关于“集中”这个主题的。

今年初艺术家塞巴斯蒂安·布莱莫 (Sebastian Bremer) 与SO-IL建筑事务所联合策划了在纽约下东区艺术与建筑跨学科空间Storefront for Art & Architcture的展览“蓝图”，原空间于由建筑师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与艺术家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在八十年代设计。SO-IL早年在中国负责过“大声展”的空间设计，2010年获得了MoMA PS1的“年轻建筑师”项目大奖。事务所合伙人之一的刘静在这篇访谈中对“蓝图”项目进行了阐释，并讨论了SO-IL建筑事务所在艺术和建筑之间交叉地带的工作。

现在纽约开始有比较好的建筑了，美国人对建筑的意识也在增强。早年谈建筑的人多数在自己的圈子里谈，很少会有公共讨论，如今建筑也慢慢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等大众媒体上也开始得到了重视——我们的幸运也得益于舆论、媒体对这个领域兴趣的提升。此外，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建筑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被实现的，而在美国纸上（理论的）的建筑和对建筑的实现是分离的。我们一开始的理念就是希望把纸上的理念作为实现建筑的工具，所以最初的项目就与艺术相关，与美术馆、双年展相关。

我们有一位很好的艺术家朋友塞巴斯蒂安·布莱莫，他在十几年前来到纽约，在切尔西做过展览。上世纪

专注绘画的艺术家毛焰近期在纽约佩斯画廊举办了首次美国个展，除了六张托马斯主题的近作，还包括了更多题材和形式上的探索。我们借此机会对他进行采访，聊到了他新的创作方向、对肖像绘画的理解、自己作品中的精神性，以及有关绘画的困惑与信念。

我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肖像画家，当然这个称呼没问题。我只是觉得分类本身就是局限的，比如静物里也可以有肖像的特质。当我画人物的时候，包括裸女形象，很多方面都来自我个人的篡改，应该说是我理想当中人的气质。到底为什么总画肖像？事实上的情形是：万物皆有灵，但幸运的是只有人类拥有描绘自己的天赋与才能。这是能让我们真正看到自我的一种格式。画肖像的过程就有自我审视的意味，每一张作品都是在通过他人来看自己。另一方面，我认为现实往往过分简单，而真正复杂的是人性。我也始终对自己充满好奇，时常觉得与其说是对现实有所质疑，不如说是对自身质疑。我觉得好的艺术会和这个现实世界充满矛盾，并且大部分都难以调和。

大尺幅的女性裸体肖像系列一直是个计划，2012年初才开始，具体尺寸是3.3米×2米，基本的限定是画面中的裸女是正面的，坐着的，而不是站立或躺着。这个尺寸有别于传统裸女绘画的常规尺幅，选择它并不是因为想好大喜功，而是要让画面和形象都有一种饱满之感。在创作中会有不少具体的难度，比如面对画布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里面，这就要时刻调整画画和观看的距离。

我一直在画托马斯。有朋友说起，后

做为特拉法尔加广场第四基座2015年的委托项目，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马匹献礼》（Gift Horse）很快亮相，他借鉴了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的蚀刻版画，以及原计划1841年为基座修建的威廉四世骑马的雕像。哈克的作品对资本与破损进行了思索，三月五日在伦敦揭晓，展期十八个月。

有六个艺术家受邀，为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西北角的第四柱基递交提案的，我是其中的一位。这个基座150多年来一直空空如也。乔治四世骑马的铜像座落在基座的西北角，他统治期间挥金如土，几乎没给继任者留下什么，威廉四世无缘享受骑在铜马上的待遇。

历史背景融汇在一起，为我的《马匹献礼》提供了构想。当代伦敦，今日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些都在考虑范畴内。我热衷读报纸也帮了不少忙。

统治者骑在马背上象征着永垂不朽，产生一些想法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这一传统去下手（我并非第四基座的第一个做这个的艺术家）。我的构思是做一个马的骨架，采用活生生的装饰，但是没有骑马者。

我选择了早期的一个作品。2010年，在技术奇才们的帮助下，我在意大利科莫（Como）的一个前圣方济教堂（Spazio Culturale Antonio Ratti），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媒体帝国旗下的五个电视频道的三个，投影在遭受严重破坏的18世纪壁画的空白处。当时“骑士”（Il

艺术家李燎3月6日于策展人张冰策划的“9平米美术馆”中还原了他家中洗手间外阳台的一个角落，作为他的展览"夏家英”的一部分。当着众多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观众，李燎蹲下身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在那一根烟的工夫里，他和现在差不多所有的人一样，在手机上刷微信。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烟灰弹进阳台上的水漏，掐了烟，站起来，向大家宣布表演结束。表演现场的墙上有一行红色的字，一张蛇的照片，和一个视频，视频上的那个女人叫夏家英，就是这个展览的名字的由来。对于这个展览，艺术家进行了如下的阐述。

夏家英是我母亲，她是一个勤劳简朴的城镇女人。去年我们生了孩子，请我母亲来帮忙照顾孩子，她就来深圳和我们住了几个月。这个作品就是在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些事的记录。我妈来了深圳后很快就开始报怨各种各样的不好，不习惯。比如她跟我说：国博园有蛇，不要去。听到这句话后我就去天天等待那条蛇，有一天终于等到了，不过蛇已经死掉了，我就拍了段视频。那时候我有做作品的冲动，正碰上我妈在，就有了这个作品。我每天让我妈在录相机前拍她从睁眼到闭眼的过程，拍完了才会去做别的事。

抽烟这个行为也是我妈和我们住一起后生活发生的改变。以前我随便在家里抽烟，我妈来了后，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这个坏习惯，所以就到处找地方，躲着她抽烟。卧室、洗手间都试过，都会遭她疑问，最后是在洗手间外面的一个小阳台上，找到了我在家中可以抽烟的角落。我每天晚上蹲在这个角落里抽根烟的时候，要很小火地把烟灰进下水道里。

90年代和2000年初，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悄无声息地颠覆了时尚界，他的创作打破了设计的基本原则，重新勾勒了时尚的轮廓。2005年朗彻底从时尚界隐退，回到长岛，他在那里购置了房产，此后至今的十二年里，他一直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在世界各地举行展览。朗跟我们讲述了他在Sperone Westwater 画廊举行的首个纽约个展，展期持续至2月21日。

我从没想过成为一名设计师。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是偶然进入时尚领域。二十多岁也就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在那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艺术家，有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科特·科赫谢特（Kurt Kocherscheidt）这样的人，我看着他们的创作一步一步发展的；他们如何使用物件，完成作品，都在我的观察之中。时尚是不同的媒介，但我并不认为艺术家觉得时尚和艺术之间的区别有那么大，以前，时尚围绕着身体展开。现在更是如此。

当我开始做海尔姆特特·朗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领域增加一种新的创作维度，也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法，去创作点什么，而不仅仅是衣服。我的作品是对时间的丰富性的一种回应，事后去看，从本质上讲是反运动的。一个设计师最终还是受到身体局限，因为衣服必须发挥使用的功能，必须能随着身体移动，是与人体的物理性有关的。我曾经一直围绕身体创作，而现在，则是在变换的物理形式中，打造了身体，可以说这是完全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