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美术馆自去年以来推出的多项展览与活动——无论是密集、“行话”以及“行业化”的“脉冲效应”，还是注重在地实践与学术意味的长期项目“黄边站”——无不体现出其作为专业的当代艺术机构，试图通过经营自身在当代艺术多重“他治”（heteronomy）局面下的自治能力，以实现机构独立、全面且敏锐的主体价值的企图。从这个角度说，“自治区”似乎正契合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舒张：以一个标准的国际化群展作为阶段的总结，为正在发生之事与可能发生之事进行可能的命名——在此意义上，“自治区”既处在当代艺术的安全框架之内，又牵扯到历史与当下众多激进亦微妙的话题。

最典型者，莫过于自治问题与广东的不解之缘。珠三角在历史中时常扮演中国内部的他者角色，从经济、政治甚至语言层面“向北”发难。这种略带“分离”，或可称为“地方性”的倾向，造就了其作为某种介于“启蒙者”与“陌生人”之间的游移身份，而广东的自治性正是在一个与北方不断游移、离散并再聚合的复杂运转中完成的。在展览的研讨会中，几位广东籍艺术家略带调侃的强调自身广东主体性的话语，事实上都捕捉到了这种气息：将消解中国庞大意涵的任务交付于广东语境所提供的特殊案例与方法。延伸到展览中，杨诘苍的《我们是改变》（2012）与《广东王》（2012）如宣言一般，将广东明确的命名为独立王国，实则是从文化差异出发，将其虚拟为地理与政治的乌托邦，使之与“中国”形成某种暧昧的“替代”关系。

而对于策展人侯翰如来说，自治不应仅仅作为一种替代或全面修正的方案而提出，而应着力于梳理不同张力与矛盾中的多元结构框架。自然，中国与广东的分歧在此视野下只能算作一个过于经典的案例；秩序与反秩序，操控与反操控，现代与反现代，全球化的同质力与区域文明的离心力，以及当代艺术在所有社会-政治二元关系中楔入的可能与游移的权力——或者更宏观与热切的表示，当代艺术如何成为当代真正的“不同”——才是侯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继而在展览中，我们可以得见金守子（Kimsooja）《针女》（1999-2001）与林一林《金花》（2011）通过身体的简单行动所实现的“减速”，与之相对，阮初芝淳（Jun Nguyen-Hatsushiba）的“跑”（《呼吸是自由的》，2012）与纳山•图尔（Nasan Tur）的“筋头”（《筋头男》，2001-2004）则介由“过动”而导致新的地理学的发生，理戈23（Rigo23）与曹斐则分别通过革命浪漫主义与批判性的“营建”以达成空间上的自主发明。克莱尔•方丹小组（Claire Fontaine）激进的爆发力，“西京人”戏谑的庄严感，郑国谷/阳江组玄奥的狂欢节，何子彦（Ho Tzu Nyen）电影化的灵知体验等等，“自治区”似乎试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时代美术馆狭长的展厅内掀起一场外在形态丰富且内里充满紧张感的自治革命。

当然，沟壑依然险峻。如何弥合知识配给与艺术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美术馆化的革命是否存在内在革命性等问题，可能与自治问题一样紧迫。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