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是个星期一。”第三届科钦-穆泽里斯双年展充满戏谑口气的邀请函上这样写道。“这意味着完美一周的开始。”然而就在12月12日的开幕之前几天，印度艺术圈大家庭已经陆续抵达孟买，参加德里静物画画廊（Gallery Nature Morte）举办的苏博德·古普塔（Subodh Gupta）超大型个展——他已经有差不多十年没在这座城市举办过个展了——以及戴雅妮塔·辛格（Dayanita Singh）在孟买城市博物馆（Bhau Daji Lad Museum）的精彩展览，展览中包括了她的摄影作品以及那些装在书、盒子和旅行箱里的移动博物馆。

周日的时候，孟买－科钦航线已经变得异常繁忙，把艺术圈里的众人运到喀拉拉（Kerala），此时艺术家－策展人苏达山·薛堤（Sudarshan Shetty）策划的展览还没有全部完成。画廊家Shireen Gandhy、Ursula Krinzinger、Prateek和Priyanka Raja夫妇以及Atsuko Ninagawa都在其中，此外还有艺术家古普塔、Jitish和Reena Kallat夫妇，Vivan Sundaram以及理论家Geeta Kapur。跟前两届双年展一样，大量作品在开幕第一周的时候尚未展出。这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说有点郁闷，然而乐观主义者却更乐意把这看作一个见证展览逐步成型的机会。薛堤召集了来自31个国家的97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主题定为“在瞳孔中形成”

宋拓的最新个展“K-POP取代J-POP，C-POP取代K-POP”通过北京公社画廊官方微信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延期开幕。宋拓表示虽然感到郁闷，但这也不是第一次展览被叫停。而接下来2016年12月25日-2017年1月24日在武汉剩余空间“Talk，Talk”作为特别展映部分与观众见面或许可谓“曲线救国”。据悉这三件新作品也将在2017年1月以放映或讲座的形式回到北京——宋拓也称：“在北京展出才有意义”。

我在新作品中拍了很多各个年龄层的小孩（有00后，有10后），因为我生活的区域是一个大型的全功能型社区，有医院、学校，和所谓的“普通人”。少妇、老人、小孩比较多，流动人口也很大。有缘认识了他们后发现00后的世界挺有趣的。正是这样，才想到做《加油好男儿》（The Fighting Boys）。他们比我这一代人还要成熟。又靓，又有文化有修养，我在他们身上能感觉到民主、多元文化和民族主义。让人感觉这个世界可能真的越来越好了，貌似不需要革命和反抗了。假如现实/国家自动变好，那么革命不就变成一种兴趣或者自作多情了吗？他们的风骨好像越过了80、90后，和长者们更能够融洽地达成共识。

伍迪・艾伦在电影《安妮・霍尔》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永远也不会加入一个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加入的俱乐部（I'd never join a club that would allow a person like me to become a member）”，而在由赵川策划、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他者的舞台”活动上，台湾导演王墨林在论及他的反抗剧场时说：“我不希望我的戏去那些可以让它演出的地方上演”。不难看出，这两句话之间拥有某种逻辑的相似性，但也许更需要被看到的是，说话之人所处世界之间深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关于他者的讨论的起点。

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城市中产不同，“他者的舞台”上的表演者多是来自亚非地区那些经历过政治与文化殖民、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的国家。长期以来，这些国家都在效仿西方的模式和路径来发展自己。最近一二十年，不少实践者开始反思与批判这种照搬西方的发展方式，试图重新接续自己的文化脉络。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实践大多被新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所收编，成为某种异国情调化的客体展示，并衍生出一种虚假的代表性。而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不仅仅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另类”，也不是多一个选项，而是一系列复杂关系的集合，包括了对自我身份、与西方/主流的互动关系以及工作路径等的重新塑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做”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2月刚过去一半，来自武汉的朋克乐队“AV大久保”已经是第二次为当代艺术的活动现场助兴了。几天前，他们刚刚在武汉美术馆与艺术家合作了一场开幕演出（“解放的皮肤”，由鲁明军策划），此时又现身在三亚艺术季华宇青年奖的余兴派对上。 硬躁的中部朋克之音漫及南陲岛屿，让人感到有些穿越，这或许也是所有人此行最为放松的时刻——展览已经开幕，论坛发言已经完成，当然，更重要的是，获奖名单也已经揭晓，不再有什么悬念，剩下的就是回到各自无论工作环境还是天气都更为严酷的城市之前，度过最后一个温暖的南国夜晚。

艺术圈没有冬季。近几年，滨海南方城市正应运形成一种“艺术候鸟”潮流，寒冬里举办一次南方艺术季，是以艺术为名的度假良机，例如早前刚刚结束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温暖适意的厦门成为了艺术聚会的绝好地点；而三亚艺术季的举办历史更加长久，已经连续举办五届，由于华宇青年奖的设立、艺术活动的升温，来到这里的艺术界人士逐年增多。这个以度假为要义的人造休闲群落，以酒店为轴心，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游泳池、健身房、购物中心、超市和各式饭馆；作为三亚艺术季重头的华宇青年奖入围艺术家群展“游·历”的展厅便是在度假村的其中一栋楼里。不过就在展览开幕前两天，大风裹挟着细雨，突变的天气让关于度假的想象在飒飒风声中消散，但以艺术为名的聚会气息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最早发给嘉宾的电子节目单中，夜晚节目的时间是“从晚间8点到’∞’（正无穷）”，只是不知道开幕过后，艺术界的人群散去，是否真的还会有游客踏进这个展厅。

廖斐的创作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关注逻辑、材料、空间结构，以及科学方法。最近，廖斐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参加了多个展览：与瑞士艺术家马蒂亚斯·利希蒂（Matthias Liechti）合作的双人项目“不着边际”、波士顿YveYANG画廊的个展“视角”以及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合作的“平坦”；除此之外，他的两个作品参加了今年的上海双年展“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

我用玻璃来呈现水中的波纹，每一块玻璃板代表着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波传播到那个平面的形态。因此我们看到的装置其实同时包含着多个时间。波的形态是由所在液体的属性造成的，水的深度相差一点点，它的传播速度和形态相差非常大，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所以我做了两个尺寸不同的装置作比较，其实原本有第三个，但是算出的波的数据与玻璃的开孔大小限制有冲突，这些在制作过程中遭遇的不可知和不可能让我觉得很有趣。

对于材料来说，我不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大部分时候是概念先到了，然后去找材料。玻璃是看起来很轻，实际上很重的材料。在构思作品《连续的平面》时，我在波士顿做展览，当时咨询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科学家，其中一个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公式，另一个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脑模型，但我都觉得太复杂了，后来我我找到了更加简洁明了的公式。其实计算同一个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种渠道，不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学的，一个问题只有一种解法。对我来说，材料也一样，它的途径应该是开阔的，而不是说一件事情只有一种材料才能完成，非他不可。

“十夜”要从何说起呢？为期一周（12月11日至17日）的展览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以“风雪山神庙”、“忽逢桃花林”、“秋林渡射雁”与“林暗草惊风”为题，策展人崔灿灿将10个已实现的艺术项目与47位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在红一号艺术区中心广场、散布在草场地不同地点的网吧、超市、大众浴池以及温榆河一带。熟悉草场地的人不等下午三点开幕，便在朋友圈里直播各自在略显魔幻的生活场景中“找”到的艺术作品。我到红一号院的时候，正好赶上崔灿灿为栗宪庭导览“风雪山神庙”。画廊围合的红砖院落中搭了三顶绿色的帐篷，每座帐篷的入口上方都配有一个监视器，记录观众的进进出出，帐篷内部用于陈列10个在地实践项目的文献资料。《乡村洗剪吹》粉底黑字的节目单上列有西游记主题秀、钢管舞、甩头舞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表演，一旁的电视机里传出的《西游记》片头曲令屏幕上播放的现场图片动感十足。然而，激活一个过往项目的不只是其档案展示的图文并茂，更多的是某种“关切”于不同时空中的延续——在12月9号黑桥宣布拆除的此时此刻，同样是针对艺术区突发性拆迁问题而发起的《暖冬计划》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轮回。崔灿灿把帐篷称作“过渡空间”，其临时性符合当代艺术所具有的移动、不确定的状态；而“风雪山神庙”借用了《水浒传》中林冲借宿山神庙的典故，被逼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犹如从体制内出走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家对现有创作、展出环境的集体反叛让《夜走黑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等独立项目相继发生。

11月中旬，我被邀请与纽约的一个写作课班skype视频。数月的中西部生活让我倍感乏味，看到这些衣着讲究、求知若渴的纽约大学年轻人真是高兴。他们背后是无窗的砖墙，开始都略显拘谨，但慢慢就进入了状态。他们读过我关于90年代女权朋克的书，想谈一谈书中内容在今天的意义。这本书是否对当下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有所提示。

纽约的朋友们不断给我发来信息。整座城市都处在震惊中，他们说，或者哀悼中。大家愕然，哭泣，空气中弥漫着沮丧的气息。就像9/11过后，有人说，而我还记得地铁F线上粗糙、友爱的大家庭气氛。在那不久之后，当小布什把震惊和恐惧送去伊拉克人民家门口的时候，我坐在一家丑陋的同性酒吧喝维威士忌，眼看着我们酒后的扯淡和乌托邦式的调情被大规模死亡浸透。那一阵我所有文章的人称用的都是“我们”，纸上誊写的都是集体情感的慰藉。

印第安纳这里没有地铁，我也从不坐公共汽车，城里的同性酒吧开门太晚，早睡的我从来赶不上。市中心空空荡荡的人行道旁，挂有“我们信仰上帝”牌照的SUV和皮卡在高耸的停车楼里兜着大圈盘旋向上。欢声笑语都在各种会所、健身房、食品公司、教会、犹太教堂的领地内部；走出来则啥都没有。和我知道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此稀少，我几乎可以理解这里的人们会怎么投票，就好像其他人的生活都不是真的一样。

大选后的一周，我每天离开家门只去一个地方：一个窄小的浅层泳池，与我共享此地的，除了靠水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中国艺术圈再没有人比徐震更能代表“江湖”：出道早，被江湖洗刷近二十年依然容光焕发。在大江大湖的武汉碰上徐震，我感觉自己是撞进了江湖段子铺。刚到头天晚上，加上“十年江湖，十年不服”的陈文波，两盆香辣蟹端上来，八卦已经拆了一桌。总结起来，其实也就像电影《东成西就》开场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们的英雄事迹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下面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荒唐事情。”

当然，荒唐事背后的辛酸泪往往不足为外人道，外人也无从知晓。都说胜者的历史没有深度，只有平滑的无缝连接。中国艺术圈没有真正的胜者，这些磕磕绊绊的如风往事、心心念念的年少轻狂、流言八卦、恩怨情仇，如同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展览、写过的文章、打过的嘴仗，如果不进入反思，彼此之间或与其他学科之间无法形成有效对话，很可能会像天山童姥的武功，每隔三十年白纸还原一次。艺术市场的出现更是在带来物质生活繁荣的同时，种下了精神焦虑的种子。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新生代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始终抹不去“食尽鸟投林”的古典忧虑。

在为艺术家实践寻找思想和历史坐标定位这一任务上，青年批评家/策展人鲁明军无疑被寄予厚望。自2012年左右开始活跃于艺术圈以来，短短四年时间，这位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已经策划了大量展览，出版了若干专著（寄到我手头的就有三本），并于去年获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今年又拿到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中国艺术江湖仿佛一直都在等待一个能够向自己，也向外部把她交代清楚的“学术”战队，鲁明军显然是这一战队的最新成员。

从污浊的北方雾霾潜入温暖的岭南之风，满地的紫荆花瓣让人不觉此时已是深冬。傍晚时分，第三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内拉开帷幕，自2004年以来，这里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园区转型为新兴的创意产业基地，废弃的厂房被改造为餐厅、酒吧和书店，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城市，而华侨城又是年轻人在城市中的聚集点。

从开幕式广场的左侧穿过一条绿色回廊，便进入了这次双年展的主展厅“空间中的动画”之中，这是由一间巨大空旷的厂房改造成的展厅，幽蓝的圆形光晕将作品信息投射在地面上，引导着观众的行进路线。位居展厅中央的是伊夫·内茨哈默（Yves Netzhammer）与伯恩特•舒尔（Bernd Schurer）合作的《云的陵园》（Cemetery of Clouds），由巨大的菱形墙体构成一个半封闭空间，在空间内部，光影被投射到镜面之上，同时也反射出观者的身影，音乐声从四周响起，让这个迷之空间堕入视线和听觉的纷乱。在展厅中，大部分作品的展示方式似乎都暗示着影像不只存在于平面维度的荧幕之中，而着重于发现虚拟影像与实体呈现间的关系——其实，这也正是主策展人李振华意图达到的效果。这一届的主题将着眼点放在了动画的时间特性与另一个开放的概念“无间”之间，将动画置于电影、录像的同一范畴——基于时间维度的图像变化之中，由于动画所拥有的独立于外界的时空关系，它可以从自身延伸出逻辑线索与叙述性。

晚餐时分，和徐

艺术家吴鼎的创作一直十分“精密”，画面内部的各元素在一种隐秘规则的支配下相互咬合，却同时类似对事物运行加以解释、演绎的“图例”，具备强大的抽象、思辨意识。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最新项目“极限的节奏 I”中，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与共振衍生出某种纯粹的世界模型，在运动与静默间自我周转。展览将持续至本月11日。

对我而言，在创作层面不太会去考虑风格问题——风格更像是结果，会有一种限制感，不舒服。在实践中我尝试感知的更多的是一种气息，这是一种只可被感知、无法被言说的状态。气息具有一种宽容度，我把它比作迷雾中的灯塔，看不见但知道它一直就在那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走直径，也有可能会绕弯，但都是在无限的接近它，过程中会停下来凝视，思考。

我的教育经历有三个阶段：平面设计（中专4年），雕塑（本科4年），影像（硕士，还差半年毕业）。其中，本科4年里我搞了3年音乐（2002-2005），而硕士阶段是在本科毕业8年、有些许影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开始的。我也是在若干年以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其实和之前的学习科目有或多或少的潜在联系，正如若干曲线在不同的轨迹行进中交织，却无限趋向于同一直线。正是因为之前学过设计，所以每次展览的海报尽量自己做，因为我觉得这在展览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之前做过音乐，所以对每件录像作品的声音部分的想法和实施会有非常明确的判断；因为之前接触过雕塑，所以摄影作品都涉及具有雕塑感的物件的组合——最后所有这些合成为一个系统，一个有机的系统。

摄影所需的化学和镜学原理在1725年左右便已经成熟，为何摄影术在百年后才被宣布诞生？ 在巴钦看来，摄影的诞生并不是个人奇思妙想的结果，而是伴随着1800年前后欧洲历史和文化发生的一场彻底转变才得以出现的——摄影的发明既与其概念、隐喻的产生相一致，也同其技术相吻合。

二十年前，当学界还时不时陷入摄影发明者之争时，新西兰艺术史学者杰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针对摄影史和理论的学术成果《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Burning with Desire: The Conception of Photography）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付梓。在针对大量与早期摄影实践及文化有关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巴钦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所提供的历史批判模式，提出了一种用后现代主义探讨摄影的方法，试图重写传统意义上关于摄影概念起源的历史。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当时年轻的巴钦还是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罗宾斯坦独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时值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其追随者试图为艺术在哲学或政治方面提供新的阐释契机。巴钦一方面从如罗恩·克拉克（Ron Clark）、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等艺术史家与学者处获得启发，对摄影的政治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受到活跃在西方摄影批评领域的理论和艺术家，如约翰·塔格（John

现居纽约、北京两地的艺术家王拓往往在其影像剧场作品中编织多重叙事结构。最近他在北京泰康空间“日光亭”项目中的展览“失忆事典”便围绕历史、记忆和文献搭建了一个包括影像、绘画、装置在内的复合空间。本文中，艺术家详述了展览的整体构想，以及一直以来的创作线索。2017年4月，王拓还将在北京空白空间举办个展。

泰康的项目是基于我在从2014年开始关于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的研究中意外发现的一个小插曲。我当时对她那些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感兴趣，比如《大地》、《龙种》。在查看相关资料时，我发现她在1969年写过一本有关文革家庭悲剧的小说《梁太太的三个女儿》。当时这是本禁书，即使到现在，大陆仍然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也从未有过译本。所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部分文献是真空的，几乎没有痕迹，当我们试图探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入口可以介入。

展览中的影像“奠飨赋”就是以这个小说为背景创作的。我设计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一直沉默着做饭的女儿，其实是在进行一个招魂仪式；一个是小说中的主角梁太太。我借助翻译软件把这本英文小说直接翻译成中文，所以你听到的很多语言都是错乱的，但整体上还是会对叙事有个印象。语言之间那种节奏感其实就像朦胧诗。用这种直接翻译的方式去阅读一段被禁的文献时，似乎可以回到那个年代的阅读方式。翻译之后我把里面的时代细节全都去掉了，你得不到任何具体的关于文革的信息，而全是结构式叙述，就是一个人在以第三人称讲述一出混沌的悲剧，娓娓道来如同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影片最后，当两代人终于共处在一个物理空间时，也没法真正接触到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