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CRITICS’ PICKS 2014.09.23

2014光州双年展

身为今年光州双年展艺术总监，和泰特现代艺术馆达斯卡普洛斯国际艺术策展人，杰西卡•摩根（Jessica Morgan）在去年的中国调研中，对当时我在时代美术馆策划展出的“厦门达达”于1986年在厦门群众艺术馆前焚烧作品的行为非常感兴趣。而这场行为也常被黄永砯描述为标志“厦门达达”诞生的第一把火。虽然作品在双年展上并未现身，但“烧毁房子”（Burning down the house）的主题本身已对“摧毁”作出了类似的象征与解读——毁灭，甚至是自我毁灭，同时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希望，带来新的重生。 “烧毁房子”与历届光州双年展的主题一样，提示了80年代的光州民主化运动，而双年展本身也是对“光州惨案”的追悼以及对事件所带来变化的纪念。依据策展词，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也同时来源于“传声头”乐队（Talking Heads）演唱会上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与观众一同呼喊“烧毁房子”的桥段，暗示着某种快感。

杰西卡•摩根与平面设计师团队合作完成了展览的设计。El Ultimo Grito与Delvendahl Martin用不同色彩的墙纸布置出各个展厅，而“烟”的意象在其中重复出现，喻合着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展览在光州双年展馆里被分散在五个展厅，而展馆之外还有艺术家AA Bronson的螺旋建筑以及Lubaina Himids对光州民俗文化馆的介入。我的观展经历是从四号展厅奥罗拉和卡扎蒂勒（Allora

观点 SLANT 2014.09.09

纪念河原温

说起河原温（On Kawara）的作品，从某些方面讲，就会和他的生平联系在一起。如今，就不免提到他的死亡了。艺术家的过世加深了一种缺席，不过，人们也许会说缺席已经很久了，因为有半个世纪，河原温都是有意地避开公众视线，过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避世生活。他的艺术特征早就被人所知，虽然量都很小，能见度若有若无。除了Dia:Beacon长期展示的系列绘画以外，他的作品往往只零星出现在画廊和博物馆里，很难看到全貌。

河原温是战后东京先锋艺术的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当时他开始考虑将早期的作品变成一本书。在五十年代为日本艺术媒体所写的文章中，他表现出了对那种作品的局限性（在日本有很多围绕他的新艺术）所产生的厌烦。1964年，他相继在墨西哥和巴黎旅行后，在纽约定居，朋友和熟人里，渐渐有了观念艺术实践者。也是在这里，他告别往昔，仿佛获得了新生。1966年，河原温的作品开始成型，此后就这样固定下来。作品里出现了一些日历，地图，列表，以及旅行明信片和电报形式的个人交流性物品，每一种都分别蕴含了相同的信息：I GOT UP AT（上面是用橡皮图章印刻的，时间就是事情发生的日期）和I AM STILL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9.04

Nuria Ibáñez谈纪录片《裸屋》

西班牙纪录片导演Nuria Ibáñez的最新影片《裸屋》（The Naked Room ）(2013), 完全是在墨西哥儿童医院的一个儿科医生的办公室拍摄，影片将镜头对准来看病的小病人的脸上。本片从8月29日至9月4日在纽约的电影资料馆举办首映。

这个片子，我想表现的是常被视而不见的那些事物。如今，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媒体来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的创伤问题。在我居住的墨西哥城，拍摄这些孩子对心理问题进行咨询，这个过程帮助我了解之前没有见过或听说的事情。不仅通过病例研究，而且从一个又一个孩子青春稚气的脸庞，我看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

我选择儿童医院，因为我想面对的是初涉人世的创伤，这样的创伤会伴随我们一生。影片中的孩子言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拍摄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分为两个时期，这样我的拍摄团队我和自己就可以熟悉医生的日常生活，而他们也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但相比较而言，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很少，我只在拍摄当天见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相信“直接电影”的观察传统，不想打扰他们，也不想提前知道谁将会入院，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将会如何被治疗。在孩子们开始进行咨询时，我就接近他们和家人，解释我们的纪录片拍摄原则，想说明这个纯粹是我出于个人兴趣，不是受本地健康卫生部门的委托，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参加拍摄。只有他们同意了，我才跟着进入咨询室。

电影的题目所说的是裸露的房间，之所以

观点 SLANT 2014.08.20

关于胡向前的表演“一个忘词的演讲家”

胡向前定于7月16日在圣约翰大教堂进行的行为艺术表演前一个星期，我到艺术家位于上东区的工作室拜访。我们坐在他潮湿的房间里，周围是若干盆高大的绿色植物；这是某个朋友做作品留下来的，他告诉我。胡向前接下来的表演将为他在纽约的六个月驻留划上句号，而且这个项目完全由他自己发起。亚洲文化协会赞助的驻留对胡向前的要求只有一个：跟当地社区交流互动。但每次只要我问起他驻留进行得怎么样，我都会问他的英语课如何。

和对胡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谢德庆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行为艺术在面对后互联网艺术和双年展文化时，已经多了一个数码记录的层面。考虑到如今中文艺术话语和社交媒体（以前是微博，现在是微信）之间的紧密联系，胡向前对行为和现场艺术这种经过缩减、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看上去几乎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感觉。他以自己发明的人物角色和情感为媒介，而每次进行表演的不同语境则以不同方式推动他的工作，产生某种风格上的差异。此处，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融合在了一起：一种是情感上可感可触的现场化表演，另一种是间接的录像化记录。在他现场表演的整个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拍摄团队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观众该作品的第二种形态。尽管每次行为表演他都会记录，但这绝不意味现场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相反，这些表演需要遵循的只是某种格式。即便如此，正如7月16日的行为表演所示，哪怕是固定格式或结构框架也不一定能保证行为本身按计划进行。

在正式表演前的这场采

观点 SLANT 2014.08.05

纪念摄影师麦克•史密兹（Michael Schmidt，1945-2014）

如果我说以前他曾是个警察，以这样的开场白纪念一位对生命无比热爱的伟大艺术家，不知是否合适。不妨这样想，这是一位友好的警察，他深谙秩序与组织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麦克•史密兹（Michael Schmidt）行事从不敷衍。如果你和他讨论图片，他的态度就会非常明确，慷慨大方地给出建议，给予支持。在他将作品示人时，他很清楚作品本身，但也承认，他也不确定需要对作品再做些什么，这种发现过程可能会花上数年的时间。他很清楚别人的作品是怎么回事，这也令他帮助了很多艺术家，尤其是70年代末当他在柏林创立了传奇色彩的摄影工作坊后。

从某种程度上讲，柏林当时还是一座地方性城市。很大程度上，他将图片和沉重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当时，柏林墙还在，这里就如一个死胡同一样。实际上他也说自己是在一个死胡同里工作。当被问到他能否在别处工作时，他回答道：“当然能，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一些街角的黑白照片，没人喜欢，没人在意，这些作品甚至没有任何美学上的企图。然而他不是对空间没有感情，他只是不多愁善感，他对小世界清晰不含糊的视角，就如其他国家人所认为的那样，都是具有图像和肖像性质的。这些作品也也给别处的人们产生了灵感，尽管这些人并未生活在如此一个沉闷压抑之地。虽然他只是近些年在小范围内被认可，而不是被大众所接受（他本应享此殊荣），但他对一代又一代的德国摄影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今天看来，像是出自典型日尔曼人视角的那些

观点 SLANT 2014.06.30

作为现象的影像：中国早期录像艺术

虽然录像艺术已走向没落，但它在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和观念起着持续性的影响，此时对1996年的录像艺术进行重新梳理和思考，正是对这一媒介的一种认同和肯定。由于“现象•影像”录像艺术展这场展览，1996年在中国影像艺术史上依然保持着重要地位，“现象•影像”被普遍视为中国首个录像艺术的专题展览。这场展览将十年来在录像艺术上的实验整合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媒介类别，为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历史和理论基础，推动了录像艺术的广泛传播。

1996年，录像还是一种模拟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从那些在电视台、电影和艺术学院、商业广告公司学习和工作的朋友同学那里，借来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设备进行创作。在当时，作品通常是见缝插针地在机房里悄悄剪辑完成的。当时互联网和手持摄像机还未兴起，展览空间对于实验性和另类的艺术创作是紧闭大门的。做录像和其他特别媒介的艺术家们与85新潮的那些艺术家群体，尤其是与南方艺术家沙龙， M现代艺术研究会，池社，都有着不亲不疏的联系。就像当时的很多实验艺术一样，录像艺术只是私人创作，只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的艺术家发起的展览或艺术家出品的出版物上方能悄然露面。

“现象•影像”，从很多方面讲，都是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6.17

玛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谈1968年电影装置作品Minucode

作者按：六十年代，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经常去纽约，她发现，对于这座美国文化与经济中心而言，鸡尾酒派对简直是必不可缺。于是在1968年5月的第三周，为了Minucode这个项目，Minujín在曼哈顿的美联中心（CIAR）举办了四场宴会。每场宴会中，都有各行各业的人士们参加，他们来自政界，商界，时尚界，艺术界，这些人在现场四处走动，这些时刻就这样被拍摄下来，后来成为一件颠覆性的电影装置的原始素材。

导演米努辛，则一直是偶发艺术（Happening）的先锋者。Minucode是她的所有作品中，最具在地性特征的作品之一，如果不去考虑作品的发生地，几乎就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作品。CIAR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是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帮助政府推广冷战时期的软外交手段。仔细观看会发现，作品对这个中心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隐隐的批判。片中，人们闲谈，畅饮，偶尔扫一眼摄像机，慢慢的，观众会发觉，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鸡尾酒宴会，更像是一场场的阐述。事实上，这些参加者们，是通过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根据他们的问卷回答，由电脑进行选择的，选取的都是最最沉迷于工作的那些人。

1968年，美联中心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所以，我想使用这个中心做一个颠覆的作品。我发现在纽约鸡尾酒派对很重要，这是向上爬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做一些这样的派对，邀请一些痴迷于各自职业的人参加，比如，只关心政治的政客，只读经济的商人，用其他经济学家的肖像装饰自己办公室的经济学家，每天只想着穿着和变美的时尚人士，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艺术的艺术家。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6.08

斯科特•里德(Scott Reeder)谈《月球尘埃》

作者按：《月球尘埃》（Moon Dust）是画家斯科特•里德（Scott Reeder）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影片充满很多惊喜。但最让人惊喜的是终于完成了。这部片子在过去的十一年里，断断续续拍摄，游走于画廊展览和一系列活动之间。回顾拍摄过程，人们会觉得影片永远是无法完成的，永远在无限期变化。幸运的是，去年冬天在洛杉矶的356 S.Mission Rd.举行的邀请展，最终促使艺术家完成了影片的拍摄，一同展览的还有他的新画作和极简主义启发的影片装置。

我一直对那些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所做之物有兴趣。就好像the shaggs的一首歌，库查兄弟的一个电影，醉酒的嬉皮用浮木做的一间房子：当人陷入困境时，总会发生些什么。我喜欢有目的地将自己置身于这种情况下。比如，从现在开始我要用意大利面画画。再比如，余生我都要做一个长片，不花钱。

《月球尘埃》（Moon Dust）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它是关于月球上的一个度假地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一百年，那个时候，空中旅行是很正常的了。月亮已经不再是度假的唯一圣地了，火星成为了人们旅行的新宠。在月球上的度假村，某些东西不再受欢迎，其中有一台虚拟现实的机器，名字叫万花筒之屋。它的技术在这里刚开张时，很先进，后来却不行了。游客进入房间后，一个温和的全息影人就走过来和他们说上几分钟。但是因为技术非常先进，附近房间里的真人必须远程控制全息图。

《月球尘埃》的想法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5.14

《寻找小糖人》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访谈

第八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1977-2014），于近日在瑞典家中猝然离世，年仅36岁。本片问世后，获得很多奖项，也在中国影视爱好者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文编译自2012年《寻找小糖人》DVD发行前夕，英国《独立报》对马利克•本德让劳尔所做的访谈。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电影人。

独立报：你是怎么听说罗德里格兹的？

Malik Bendjelloul: 我背包在非洲和南美溜达，带着摄影机想找点故事。共找到六个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起初我并不相信。他们说他的音乐和滚石一样好，我说当然你们会这么说了，因为你们是粉丝，粉丝会喜欢任何奇怪的音乐，但我去开普敦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问他们“你见过这个人没？他们都说他在这里很有名，名字叫罗德里格兹，你听过吗？”每个人都说：“你什么意思呢，你问我听过他么？这么问就好比问我是否听过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一样，我当然听过罗德里格兹。”然后我就从另一个角度去听他的音乐，当你听了之后，当然，确实非常非常好。

独立报：从你初次听说这个故事到作品问世，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MB: 2012年1月首映，我第一次见到糖人（Sugar）（故事中罗德里格兹的粉丝）是2006年，08年开始全职做这部片。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4.29

沟口健二影片回顾展

日本电影巨匠沟口健二，曾凭借影片《西鹤一代女》（1952），《雨月物语》（1953），《山椒大夫》（1954），连续三年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大赢家。尽管这些作品DVD在国际上发行过，但早期的很多影片却并不为人知晓。这一次，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为沟口健二做一场全面的回顾展，届时放映三十部尚存的影片（1923年至1956年期间，他拍摄了八十多部），大部分是35毫米，少部分是16毫米。这可以说是全城近期最为重要的一场影展了。

沟口健二之所以被誉为女性导演，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片以女性为主角，而且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无论是战前战后，还是封建时代的日本，他都同情体恤女性的遭遇，对她们厚爱有加。与此不同的是，她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无情无义者，甚至包括《我的爱在燃烧》（1949）里面那位支持女性权益的激进头领。根据情节可以判断，即使在沟口健二那些失传的影片里，上述特点依然存在。起初他遵从的是“新派剧”（shimpa）传统，这种戏剧形式经常用于表现被社会环境和丧心病狂的男性所毁掉的自我牺牲的女性----女性受难的表现手法和视觉风格，将这种类型提升成高调悲剧，尤其是他晚期的影片。如果说他的故事里，大部分女人都是艺妓或街边娼妓，那是因为他心有戚戚，认为这样的环境具有一种象征性，表现的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吞噬。

一些日本

观点 SLANT 2014.04.14

阿布拉莫维奇追忆根特当代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扬•霍特(1936-2014)

编者按：扬•霍特（Jan Hoet）是比利时SMAK的创始人（比利时根特市当代艺术博物馆）。他因策划展览“友好之屋”而名誉海外，1986年，五十名欧美艺术家受邀，为根特的五十个家庭创作作品。1992，他策划了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1975年至2013年，他一直担任SMAK的策展人。2014年2月，扬因病去世，比利时首相Elio Di Rupo表示哀悼，认为比利时“失去了一位教父”。作为馆长，策展人，在艺术界他最伟大的成就是“推倒了当代艺术之墙”。表演艺术家玛利亚•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撰文，回忆了老友。

像扬•霍特（Jan Hoet）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扬属于一个稀有罕见的艺术部落，这个部落以充满生命冲动的独特视野，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扬1968年策划了传奇性的展览“友好之屋”（Chambres d’Amis），在这之前我认识了他，成为好朋友。他精力旺盛，做各种事都充满热情，很快令我产生共鸣。

在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他邀请我去比利时的根特做一场大型展览。我告诉他，藉此机会，我会打造一个阿根廷探戈之夜。扬对这一切充满热情。我们将这场活动称为“迫切之舞”，并且对场地做了严格规则限制。

四百五十人受邀参加，此前已经告知他们用六个月去学习阿根特探戈的基本规则。男士要求统一穿上晚礼服，抹上发油。如果忘了，他们可以去门口，右边有一大盆润发油。女人要求穿除了红色的任何颜色的晚礼服。我们甚至还请到一个阿根廷探戈乐团演奏。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4.04.13

备忘录II

犹如北京和外地城市的年轻艺术原生浆，至少有四个相互抗衡的部分加入了本场展览的混乱中，围绕着各异的位置凝结。最具特色的亚文化可以被称作是观念绘画（在此处还有一些装置元素在其中）：高磊，将一个蜂窝，通过金属管和轮椅上的飞行员联在一起，后者是一张单独的画。另外一处，杨冬雪将一个上框了的画和一个功能不定的设备联在一起。这些“组合”都无法与展览中形式上更鲜明的作品较量，后者坚持一种类型，形成一种借鉴和引用的艺术，对于它运行的系统相当有自觉性。

在刘诗园的《我们从不寂寞从不无聊》（2014）里，一个苹果和一个梨被放在色彩鲜亮的纸上，看起来很逼真，里面的物体就像有情感一般，随时可以要开口。与此同时，谭天的两个雕塑在形式上有着微妙而可见的指涉：一个题为Thea Djordjadze + Mona Hatoum + Franz West, 2014, 另一个是Jessica Jackson Hutchins + Nika Neelova + David Batchelor, 2013–14。前者是一个松软的粉色枕头和和一个明黄色的被子，中间拴上了黑色链条；后者似乎是三个裹上了彩色树脂的木头，堆在靠近两个发黑光的气球附近的垫子上。

具象绘画在此依然保留着稳固的地位，与以往同等重要。值得一提的是龚剑的作品，画上阳光照耀的雕塑，这种风格不似他的同行们翟倞，汤大尧，王强和王敏等来得忧伤。不过，他们都运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3.25

追忆邵逸夫（1907-2014）

邵家有四兄弟，邵逸夫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晚清末年，邵家是当地望族，邵玉轩希望他的四个儿子能继续他在上海建立的事业，做颜料生意。最初一切如其所愿，直到大儿子邵仁杰（原是一名律师，有心扩大他的业务范围）1923年在上海买下了一个破产的剧院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25年，邵仁杰的公司不再上演舞台剧，开始制作电影，他的兄弟们很快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一个月内制作了一部影片。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在东南亚扩大业务的各种可能性，当时，上海的另外六家电影公司，集体联合起来，不允许天一出品的影片进入中国的影剧院。但天一依然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不断扩大业务，公司在东南亚的“帝国”规模，占据了战后的电影市场。

三十年代，邵逸夫的家人将他的名字西化，改为肖（shaw），他（邵仁楞，后来他将中文名改成邵逸夫）忙于帮助哥哥邵仁枚在新加坡的电影发行事业。同时，另一个兄弟邵仁标也在香港经营一家类似的公司。这家公司在五十年代中期停滞不前，邵逸夫于1957年从新加坡赴港，欲将公司扭亏为盈。不久后他另起炉灶，成立了邵氏兄弟，以低价从香港政府那里买到一片地，在清水湾建造了邵氏影城，1958年影城正式启动使用。两年间，邵逸夫只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国泰的陆运涛，后来陆殁于空难，香港娱乐市场这块大蛋糕自然就归为邵逸夫了。

邵氏影城是一家根据三十年代好莱坞而打造的梦工厂。几乎全部都在室内拍摄，从布景和

观点 SLANT 2014.03.22

再次相聚：汉雅一百

提起1983年香港的文化和政治图景，不能不想到一年后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还没有人要想过去学习普通话。电影方面，成龙的《A计划》风靡大江南北。在这种语境下，那年的十二月，汉雅轩画廊在加多利山举办了第一次展览。被朋友称为“Johnson”的画廊老板张颂仁，从他的一个叔父那里借来空间，有点懵懂地一头扎进艺术界。

从那时起，张颂仁就成为了当地艺术界的先锋者和推手，主推中国书法、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1993年，张和香港艺术中心合作，组织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并于1995-1997年间巡展到美国，为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末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中国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是在1993年，当时的策展人是Achille Bonito Oliva, 栗宪庭，Francesca dal Lago)。2000年，张颂仁和徐文玠共同创办了非盈利机构亚洲艺术文献库---一家对当代艺术进行研究批评和记录的跨地区平台。除了经营画廊和运作众多的国际项目外，张颂仁还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汉雅轩的空间如今位于毕打大厦，这座九层的商业大厦，如今也是高古轩，Lehmann Maupin, Simon Lee画廊，林明珠画廊和Ben Brown画廊的所在地。

所以画廊上个月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也算是一桩大事。张颂仁和中国美院教授高士明共同策划了“汉雅一百：偏好”展，以及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为其

观点 SLANT 2014.03.15

艺术家大卫•里德回忆阿瑟•丹托（19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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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安•劳特巴赫（Ann Lauterbach）的推荐下，我读了阿瑟的《寻常物的嬗变》（1974），之后去了他在西八十街的纽约工作室学校图书馆做的一场讲座（1984年）。当晚，我是首次听说了《艺术的终结》，起初我误以为是关于绘画已死的讨论的延伸，我以为自己要再次被告知不要奢望作一个画家这样的美梦了。但是阿瑟的评论却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有种自在解脱之感。他关注的是人与艺术的互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当我和别人看艺术时，作品呈现的方式和它真正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人们通过别人的眼睛和思想看待艺术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所以和朋友去看展览或去博物馆是非常有趣的。阿瑟是我这些艺术之旅中最喜欢的同伴。

他勇敢无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他一起看艺术作品，我就被带到了大胆的领地。

2003年，我去哥大参加一场关于阿瑟文章的研讨会。前一晚，在庆祝晚宴上，我能看出他的哲学家同事们对他的真挚的尊敬和温暖。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活动的礼节，所以第二天当同样的这群人攻击阿瑟的思想时，我感到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样的攻击是一种尊敬。阿瑟，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靠在一边在我耳旁低语：“他是真想扒了我的皮！”与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我们围圈坐在他身边维护他，但他并不需要我们。每场阐述之后，他就站起来，即兴回答，对于他所笑称的那些“鞭笞的花”完全免疫。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3.04

第六十四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这个二月份，就在我们美国的朋友冻得屁股发僵时，柏林人却早早迎来了春天。我想那些只来柏林参加电影节的人们很难确定自己的行踪，整个城市好像一座没有穿雪衣的裸体者一样。小册子上印着上百个影片的名字，一面是大名鼎鼎的佳片首映，一面是神秘未知的新作，对那些这个月注定要在黑暗中度过的人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日程安排告诉他们最先应该看什么。所以我决定像个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地在电影节的两个最大胆的电影宣言之间徘徊，二者都是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演绎：一个是布莱希特的《浪荡子》（1970，施隆多夫导演，法斯宾德扮演贝尔）另一个施隆伯格的Pierrot Lunaire（2014，Bruce LaBruce导演，领衔主演Susanne Sachße）。

很显然有一些作品必须要看的。其中包括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未删减的《女性瘾者：第一部》；乔治-克鲁尼的《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这部影片特别差，媒体场的时候不得不被打断；还有一部是理查德•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的《少年时代》（Boyhood），这部成长片的拍摄技法足以让大多数观众忽略平庸的剧本而为之叫好，其实影片拍摄跨度为十年，从中我们看到了小演员的成长（虽然长度将近三个小时，但也许只不过是我屁股坐疼了而已）。

最值得看的是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影片改编自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1.25

纪念纪录片导演艾德•品库斯（ED PINCUS）（1938-2013）

艾德•品库斯（ED PINCUS）生前创作了很多纪录片。但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令很多人刻骨铭心的作品当属《日记》。在1971年和1976年之间，艾德以16毫米胶片，记录了他和妻子简•品库斯的生活，其中还有他们的孩子，与艾德有染的几位女性。这部影片也是七十年代早期的一幅画像，更确切说，是后-六十年代的画像，在那段时期里，人们用于投入到生活、爱、政治表达当中，以身试法，但是文化也在渐渐衰落。

《日记》这个题目，真实直接，一如影片本身。从题目中也可以判断出来，本片可能也无法吸引到业外人士的目光。不过，当我初次观看《日记》时，却并没有窥阴癖的感觉，而是亲切感胜过一切。《日记》没有任何追求轰动的意味，而在纪实影片中，又没有哪部作品能像《日记》这样独特。

他曾执教过的MIT电影部，对他充满怀念。他作为一名电影人的勇敢，旺盛的创作力，不世故却又很有人情味的幽默，都将铭记在大家心中。

作者是曼彻斯特的一位电影人。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1.10

伊芳•蕾娜的《演员生活》

“1972年，我自己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and Drang）将我猛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表达领域，”伊芳•蕾娜（Yvonne Rainer）在她的回忆录《感觉即事实：一种生活》（Feelings Are Facts: A Life） (2006)中这样写道。那一年这位舞蹈家完成了首部剧情片《演员生活》，她也是贾德森舞团的创始人，1965年的《无宣言》（“No Manifesto”）的作者。

说起她从舞蹈转向电影，蕾娜说：“从种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活过来后”（1971年试图自杀），“女权运动给了我勇气，我感到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全新的词库。那些承载着具体情感体验的语言，蕴含了体验本身所有的愉悦和恐惧：诱惑，激情，愤怒，背叛，悲哀和兴奋。”

那种情感的不适，在《演员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里被疏离地表现出来，开头附加说明的字幕说这是一部“情节剧”。影片围绕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故事展开。一段开场白将这些情感纠葛阐明，蕾娜领着一些人进行Walk的演练，她说，在影片中，舞蹈包括四个“主角”，约翰爱德曼（John Erdman）, 瓦尔达•谢菲尔德（Valda Setterfield）, 雪莉•索菲（Shirley Soffer）, 和菲尔那多•托姆（Fernando Torm）。（这四个人里，只有谢菲尔德在1964年和1974年是康宁汉舞蹈团的成员，之前有过职业舞蹈经验。）

影像 FILM & VIDEO 2013.11.18

边缘之处--2013圣保罗独立电影节

一个男人在狭窄昏暗的走廊跑过去，手持摄影机追随着他，在中国一座不知名的精神病院里，一些病人就这样跑来跑去，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王兵最新的纪录片《疯爱》（'Til Madness Do Us Part，2013)中。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他和摄影师刘先辉很少离开病院，而是坚守在这里，用摄影机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最后完成的作品，所捕捉的一切完全超越了所有医生或工作人员的视野。在整部影片中，男人们在彼此的帮助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私密空间，无论是作为朋友，知己，临时的家人游荡在病院里，还是在走廊的边上紧密相拥，或是在小四方床上，想着过去和现在的所爱。

《疯爱》作为王兵作品回顾展的一部分，在圣保罗每年一度的独立电影节放映，使得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位四十六岁的电影人的作品，领略五味杂陈的边缘人生。他的摄影机一直和拍摄对象保持适中的距离，这些人有工厂工人和家属（《铁西区》，2003），乡下人（《三姐妹》，2012），右派分子（《和凤鸣》，2007，《夹边沟》，2010），这些影片在时间上拉长，令观众对人物的境遇产生同情之感。王兵片中的人物，常常是生活在某种压抑束缚的环境里，却对自由充满无限渴望。

和近期欧洲电影节获奖之作一起的还有美国的独立电影，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作品，独立电影节通常会对两位当代电影人举办回顾展。王兵擅用写实主义，而让-克劳德•布里索（Jean-Claude

影像 FILM & VIDEO 2013.10.31

纪念纽约地下电影明星Mario Montez (1935–2013)

亲爱的Mr. Siegel,

谢谢你对马里奥·蒙特兹（Mario Montez）的兴趣，谢谢热忱的邀请。你也许听说过，“马里奥从不坐飞机！”所以，去柏林的唯一方法是坐船和坐火车…罗纳德和哈利（Tavel)对我的职业生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我退隐后，我们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我希望能让内心那些关于地下电影经验的记忆复活，对学电影的年轻学生们有所帮助。再次感谢你。Mario Montez。

这是马里奥·蒙特兹给我写的第一封邮件，他已于2013年9月26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对于第一次联系他时的忐忑不安，我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当时，我得到了蒙特兹的老朋友，表演者阿古斯托·马卡多（Agosto Machado）的信任和鼓励。阿古斯托一直是蒙特兹非常信任的老友，他知晓蒙特兹在佛罗里达隐居三十年的一切，在这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友好说服下，我得以联系上避世的巨星。蒙特兹早年在Jack Smith的电影 Flaming Creatures (1962–63)扮演异装癖，之后，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成为纽约地下电影和戏剧界的巨星，他在将近二十多部影片里表演精彩，其中有 Normal Love (1963–65), Ron Rice的 Chumlum (1963), José Rodriguez Soltero的Lupe (1966), 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迪·沃霍尔很多早期的影片，其中有

译 | 王丹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