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的纽约下东区住满了来自欧洲的新移民，Eldridge大街184号的大学睦邻之家（University Settlement）随之应运而生，中产阶级给新移民带来了纽约的第一个公共澡堂，第一个幼儿园，教他们音乐、读书、打球。如今，这里仍旧是纽约新移民的活动中心。2023年9月15日至16日，纽约的两间独立书店Bungee Space的负责人Shisi（十四）和重音社的负责人李骄阳共同策划，将第一届“排练艺术书展”（Rehearsal Art Book Fair）带到了大学睦邻之家。本次艺术书展经过了两个月的公开招募和国内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推荐，共有49组独立出版人和团体、艺术家参展，此外还有280多本来自中文创作者的出版物首次集体出现在纽约。

书展期间，原排练大厅内参展单位的顺序并非按照字母顺序，而是策展人将有类似兴趣的参展方聚集在一起。在中国展厅内还呈现了一个特别策划的展览“Sam iz Dat”，展名的灵感源自俄语，其中“sam”意为“自己”，而“izdatelstvo”则代表 “出版社”。超过280本中文艺术书自由地放置在展厅中央的桌上与窗沿上，不羁的陈列方式打破了展品不可触碰的光环，而夹在书内的中英文双语展签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小部分。大都会博物馆图书馆也收藏了其中一部分展品，包括刺纸、桂林公园、独立漫画家anusman、艺术家张晓、一又二分之一工作室的出版物等。

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社会的变化，几轮下来好像都不用三十年。这种庸俗的感叹不是凭空而来，八月下旬为泰康美术馆的开馆展在北京短暂停留两天，早起散步看到酒店附近的央视大楼，回想起2009年前后灰蒙蒙的天空下这里还是一片工地时的情形。当时感觉仿佛是外星来客的庞然大物现在看来如此矮小和普通，和CBD其他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比起来甚至显得有些陈旧。也许这是所有时代的符号共同的命运：见效越快，有效期越短。

也是在2009年，当时的泰康顶层空间从798搬到草场地，同时更名为“泰康空间”。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这个面积仅两百多平方米的小空间以其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展览项目，逐渐成为国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之一。之所以说它独特，主要是因为它是国内少有的沿着现代和当代两条线索都做出了一定成绩的机构。一方面，从2009-2010年的“51平方”到2012年启动的“日光亭”，再到后来的“露台”和“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泰康空间一直关注年轻创作群体的想法和动向，并支持他们的实践，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或者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从围绕红色摄影师吴印咸的几次展览开始，到2012年底关于土改的摄影展“华北农村1947-1948”、2015年的“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再到后来与郑胜天合作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目，可以看出，在弥合中国现当代艺术间的意识形态断层（即将当代艺术视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并将文革甚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作为政治宣传的艺术与之彻底对立起来看的习惯性思维），建立自身文脉上，泰康空间投入了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边参与正在发生的艺术实践现场，一边为这个现场搭建能够为之提供意义定位的历史背景——即便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缝合度相对较高的环境，这也是件如同左右手互博一样的难事。也许正因为泰康空间一直维持灵活的小体量，才能存下足够的力气，在选定的方向上细水长流地坚持了十几年。虽然个案研究的叠加并不能自动保证意义网络的生成，但至少树种下去，树在那儿，哪怕有时旁逸斜出，也有长成森林的可能。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眼光独到的开发商开始在首尔市中心三清洞进行房地产开发。这里的北村曾是一个拥有将近6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直到这个开发商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使用现代材料来建造韩屋，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北村韩屋村”。现在这里充斥着各种高档住宅，而狭窄蜿蜒的街道也成了游客必去之处。

在首尔艺术周的周一，Various Small Fires在北村的一家韩屋举办了一场酒会，韩屋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Kyungmi Shin的彩绘版画的展厅。偷偷溜上楼的人还会发现更多惊喜，包括一幅雾蒙蒙的Will Gabaldón的画作，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窗户飘进来的。宴会的女主人Lucia Cho是首尔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幕后推手，她向我介绍了她家族的陶瓷器具公司广州窑（KwangJuYo） 的历史。她的祖父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国际上不乏对韩国传统工艺的关注，这些工艺在国内反而无人问津，因此创立了这个公司。“韩国人在受到国外关注后才学会了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遗产”，她解释道，而我的目光此时正扫过韩屋外形形色色的名牌高跟鞋。

理论上，弗里兹首尔的到来也暗示了类似的思想碰撞。这个诞生于伦敦的艺博会不愿与扎根本土的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Kiaf）形成竞争，而选择与其成为上下铺关系。弗里兹占据COEX会展中心的三楼，而Kiaf则在一楼驻扎。虽然弗里兹可能会有效利用国际画廊在首尔的井喷，但几十年来，首尔自己的艺术圈也滋养着自己核心画廊，包括国际画廊（Kukje）、现代画廊（Hyundai）还有PKM等等。

虽然是为A4美术馆成立15周年纪念及新馆开馆奔赴成都，但活动前一天上午，到成都的航班一落地，我便决定与同一班飞机上偶遇的格莱斯顿画廊的华沁蕊提前热身，两人带着行李直奔成都双年展“时间引力”和木木美术馆成都新馆落成首展——坂本龙一个展“一音 一時”。双年展庞大的体量（两百多位艺术家的近五百件作品被放到九大策展版块同时展出）让我这种游客型观众很难在短期内看完和消化，不过由此产生的焦虑刚好在坂本龙一的展览上得到了部分缓解。作为两年前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举办的展览“观音·听时”的延续，这次成都展览再度呈现这位今年年初刚刚过世的音乐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装置音乐”。《异步-沉溺》（2017，与高谷史郎合作）和《异步-空间脉动》（2017，与卅克柏岚合作）屏幕中的影像时而像素化、时而写实地再现了坂本龙一在纽约的工作空间，让艺术家以数字形态在场；而《异步-第一束光》（2017，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合作）听/看上去像是在每一个人的梦境与每一段旅程中与他告别。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时代地产赞助的广东时代美术馆和由华侨城集团赞助的OCAT馆群为代表，在经济大环境影响下，2010年代依托地产项目创立的“老牌”民营美术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这一点来看，2008年由成都万华投资集团创立的A4美术馆可谓是国内少数“逆风翻盘”的地产系民营美术馆之一，不仅存活下来，还在今年八月宣布“品牌升级”，从原来的美术馆变成美术馆集群，旗下包括A4美术馆、A4儿童馆、A4国际驻留艺术中心以及A4:X艺术中心四个“品牌”。从麓湖生态城迁至麓镇山顶广场的A4新馆开馆展由日本艺术家大卷伸嗣（Shinji

时隔两年，我再次拿到了五条人“大时代歌厅”巡回演唱会的门票，原定于2021年12月开的这场演唱会由于不可抗因素延迟至今。2008年，仁科和茂涛（阿茂）两位来自广东汕尾市海丰县的青年组建了五条人乐队，并开始用海丰方言（闽南语系）创作写歌，经历了在小livehouse的多年演出，2020年因参加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2》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今年7月22日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大时代歌厅”是他们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出生于广州，创作脉络与中国南方城市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家曹斐担任此次演唱会的艺术导演，负责舞台设计、服装造型、现场影像制作等。当代艺术家担任大型演出的艺术导演，这在中国娱乐史上非常罕见，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梦想——把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万人体育馆接受观众检验。毕竟，与演唱会现场的观众人数相比，美术馆展览的观众日流量还是九牛一毛。此外，曹斐2021年在北京UCCA的回顾展题为“时代舞台”，与这次演唱会主题形成完美的对仗。

8点的演出，我和朋友们7点赶到体育馆，现场已经将近满座，到处飘扬着五条人标志性的红色塑料袋。开场前，场内播放着五条人精选的经典广东歌单。台上的脚手架、高速公路布景、藏在后台的巨型红色高跟鞋和大量工地元素已经足以让我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回到了2005年曾参与过的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现场，淹没在人海里的身体感俨然来自上个世纪。

仁科与阿茂以

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印象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疫情三年，围绕这个城市产生过很多强烈的情绪反应，读过无数关于这个城市的个人和集体的书写，它好像已经成为心理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好奇，当实际到达此地的身体感官体验与长久以来堆积发酵的想象碰撞时，会不会反而有一种复杂的错位感。在坐上出租车开往酒店的路上，看着窗外一路过去的城景，我却感到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但又肯定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地方。当路过长江大桥和两边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时，我以为置身南京，驶进租界区之后，又仿佛看到了上海和天津，渡轮码头和重庆两相呼应，东湖和西湖也难分东西。这里似乎把我对很多不同地方的记忆拼凑起来，但每个看似熟悉的角度引向的都是新鲜和未知。同行的一位来自上海现居北京的朋友也说，走在武汉的路上内心竟然泛起非常强烈的乡愁。

此次来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剩余空间在华发外滩荟的新馆开幕展，李怒的“看一只黑鸟的十四种方式”。从

“你看这些观众，十几年前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来美术馆看当代艺术展览，这就是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UCCA馆长田霏宇坐在美术馆入口处的大台阶上对我说，我们身边有小朋友正尖叫着在台阶上爬上爬下。

的确，哪怕和疫情前相比，798园区也变得整洁很多：马路更宽，更平整，尘土飞扬的工地和大卡车越来越少，店面越来越精致，UCCA门口步行街上还能看到尺寸可爱的无人售货车，只要有人过去就自动停，扫码就可以买面包和甜品。

无论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有多少揣测担忧，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的确改变了城市的生活形态，当代艺术的受众不再仅限于小部分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三年疫情管控结束后的首届北京画廊周选择了高调回归，参展画廊和非营利机构达到40家，除了798以外，同时覆盖草场地、顺义博乐德、国贸路易威登Espace多个场地。光是应邀前来参观的媒体团就分了三组，三天的观展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25号媒体预览日，我所在的这组首站去了A07大楼的“艺访单元”，这里集中了所有海外参展画廊。二楼泰勒画廊带来了Chris Martin的一系列最新创作。尽管不是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大尺幅画作，观众仍然可以从混合了多种材料、笔触和色彩都自由多变的画面上感受这位备受同行敬重的纽约画家身心合一的幽默与能量。往楼上走，欢快的气氛逐渐让位于各式怪诞、间离的异世界。无论是David Claerbout用3D动画技术模拟的、亦动亦静的森林大火（施博尔画廊），还是在Isabelle

疑问似乎总是推动着当代艺术及文化领域的实践者一次次离开书房或工作室，从个体走向集体，从室内移至户外。无论是1980年代王璜生的“珠江溯源”、千禧年后由长征计划发起的一系列集体考察（2002年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和2009年启动的“胡志明小道”），还是近年来沿东南海岸线考察的项目（“港口与影像”、“口岸联盟”和“海洋学”）或者将视线投到东北及东北亚的项目（“从东北出发的生态缠绕”、“中东铁路”），以及走访西北和西南的“不周山”、“天地游戏”和“云下贵州”等计划，行走对不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而言，仿佛都构成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方法，通过它，疑惑逐渐清晰化为问题。最近我参与了“正向艺术研究会”（简称“正艺会”）于杭州发起的艺术项目“今天‘山水’有用吗？”第一次活动，也许算是上述行走项目的最新案例。

继上海“露台计划”之后，“正艺会”的主理人Alice 陈将项目基站搬到杭州，并尝试通过主动把活动引至户外，来实现一系列在西湖山水间发生的事情/事件/行动/行为。然而，面对往昔的山水与世界被今天的自然和都市替代，带有“社会/地方建构”的倾向很容易被发起者自己起疑，因而提问——“今天‘山水’有用吗？”

第一回，

伊斯兰艺术双年展中主题为“迁徙”（Hijrah）的室外部分有一些相较来说更加世俗的作品，其中几个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和建筑团体的创作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我的最佳是沙特本土建筑工作室Bricklab的装置，他们搭建了一座不知是造到一半还是拆到一半的脚手架建筑，并在其中陈列了建筑材料、历史文献、日常物品、采访录音等，这些不同种类的物料以自1950年代沙特现代化发展起朝觐者抵达吉达后的临时居住建筑和日常经济生态为研究对象。

当我后来联系上去年写了迪里耶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拉海尔·艾玛（Rahel Aima）（我太需要本地视角了）时，她告诉我，这也是展览中最具有政治性的一件作品，因为它可能影射了这几年吉达颇受争议的一则新闻。2021年起，吉达城南一大片被政府视为贫民窟的旧城区经历了大规模拆除，住在那里的人——以工人和移民为主——被迫搬迁。据媒体报道，这个事件引发了沙特国内罕见的批评声音。

这个大规模举措是城市更新工程“吉达中心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将吉达建设成为更多游客的目的地。而“吉达中心计划”只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近年来大肆宣传的经济规划“远景2030”（Vision 2030）中极小的一项。这位被本地人称为“Mr. Everything”但是不无争议的话题人物希望借鉴邻国阿联酋的模式，将沙特的经济从对石油的依赖上分散开来，其中旅游业是重点。不得不提的是，“远景2030”

迪拜

在阿拉伯半岛，好久没有如此频繁地被人问“Where are you from”，也好久没有在回答“China”之后，十有八九得到热情洋溢的回应。最先热烈欢迎我的，是从迪拜国际机场出来路上的巴基斯坦裔出租车司机。彬彬有礼的他告诉我，可惜劳务中介没能给他安排他的本行工作——市场营销，但驾驶出租也已知足，哪怕头两个月因为不熟悉迪拜的交通规则被罚光了工资。迪拜85%的居住人口（也有资料说95%）为外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流动工人；在这里我也遇到不少东欧人——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马其顿等，他们大多主动选择移居迪拜，并且对这里的生活评价很高。

纸醉金迷、科幻色彩、世界大同，这些对迪拜的刻板印象在当代艺术中被提炼为“海湾未来主义”，但都远不及这座城市在现实中能抵达的极致和激进。迪拜是一座被高速公路连起来的城市；对富裕的本地人和游客来说，也是一座被空调冷气连起来的城市。从酒店到私家车再到商场，商场里除了有汇聚全世界的消费品牌，还有滑雪场、水族馆、溜冰场、博物馆等各式娱乐和文化场所，再加上弥漫全城的一种平静而出世的电子背景乐，你会彻底忘记自己身处极端的沙漠气候。但如果坐地铁出行，你会看到的就是完全另一个迪拜了，你会觉得自己像城市的局外人。

当代艺术，当然属于前面那个迪拜。我无意中赶上了艺术迪拜（Art

3月20号抵达香港，在还没有开始任何的艺术类行程时，我决定与之前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室友吃第一餐晚饭。前室友是一名香港独立平面设计师，同时一直致力于艺术和本地社区结合的项目。她告诉我：“你搬走后的四年，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朋友离开了香港。”听完后我的心情复杂，尽管这里不再是我的居住地，而且和很多人一样，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访，但香港好像始终给我一种“故园风雨后”的熟悉与陌生。室友说到他们在申请艺发局项目资助的时候，需要上一门关于国安法的课程，很多艺术家的项目也可能不再被批准。我在庆幸我的粤语没有退步的同时，也发现她的普通话变差了。

饭后我们一起去了M+的派对，但很快在现场人潮的冲击下分散告别。费了一番力气，我终于找到约定在这里碰面的几位香港艺术家和策展人朋友。几轮紧紧的拥抱过后，大家的眼眶都有点湿润。音乐声很大，但也盖不过周围不断发生的久别重逢的欢呼和问候。聊不完的话题、不知从何讲起的经历，当然也不缺为明天即将开幕的博览会热身的职业客套。尽管现场音乐到位，大家似乎无心跳舞，重启的积极氛围背后多少也能感到些许忐忑和谨慎。

第二天的会展中心，香港再次用它的高效证明了这里依然是资本和机遇在亚洲流通的最佳中转站。我跟艺术家杨沛铿约在他这次参加巴塞尔博览会“艺聚空间”（

上一次来珠三角还是在2021年“OCAT双年展”期间，时隔两年的大湾区之行对我而言是一项“报复性看展”的文旅活动。以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化作通变：第七届广州三年展”开幕式为起点，在疫情管控放开后没多久开启的这段旅程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不真实感。由王绍强担任总策展人的本届广三邀请了吴洪亮、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艾墨思（Thomas Eller）、姜俊分别策划主展场的四个板块“边缘”、“慢板”、“触屏”、 “内生”。两位外籍策展人借助巨型屏幕同现场嘉宾隔空对话，本地外地各个机构的艺术同行齐聚一堂，热闹得仿佛疫情从未将大家隔断过，或者说，两个月之前的仓皇混乱从来不曾发生过。

也许正是现场这种犹如梦境一般真实的虚幻感把我引向了五条人乐队在一楼展厅营造的另一处人造景观：《梦幻丽莎》（2013-2022）挂满巡演海报、播放MV的粉色“发廊”空间。拿起杂志架上仁科的短篇小说集《通俗小说》翻阅，看到作者在扉页上写给观众的留言：“在虚幻中追求真实”，而我在整个房间充满年代感和地域特色的图文讯息中试图寻找的，其实是“我们那些不足挂齿的忧伤”（借用《三联生活周刊》的标题）。这样的寻找将我的行动轨迹彻底带离了馆方安排的学术会议日程。继中午跟随艺术家探店万兴煲仔饭后，晚餐又吃到恩宁路上需要和老板预定鸡而非订座的回乡鸡锅，作为外地游客的心情和胃口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漫步在旧城微改的永庆坊，眼前除了人山人海，就是新春-元宵-情人节的网红打卡点。路过一间破旧的冷饮雪糕店，看到屋内的电视屏幕，我开始幻想这是某个双年展的影像分场馆。而今夜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发现海珠广场的移动KTV，10元3首的跳楼价娱乐装置，公众参与性与氛围感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