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展览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在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周二预展后那个有风的夜晚，一位艺术家对我说。 她不是在开玩笑。由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策展的“处处都是外人” 巧妙地讲述了关于边缘群体通过艺术实现自我创新的故事，是一场罕见的以轻盈策展手法呈现深刻画面的大型展览。在尖刻的标题之下，“处处都是外人”展示了一种温柔、通俗易懂的叙事，讲述二十世纪跨国界艺术现代主义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的，以及这种融合如何渗透进当今艺术家的生活中。 展览在热烈、反抗和后殖民忧郁的情绪之间交替，庆祝一个世纪前的艺术家与我们这个多元化时代的艺术家之间的持续对话。 对于王水（WangShui）或弗里达·托兰索·耶格尔（Frieda Toranzo Jaeger）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都在军械库（Arsenale）中获得了充足的展览空间——多声性已经取代了单一的艺术运动。 王水的“Cathexis”系列手工蚀刻铝板安装在展厅的窗户位置，阻挡了光线的进入，看起来就像幽灵般褪色的密码，写着另一个世界的文字。 托兰索·耶格尔的作品呼应了墨西哥壁画传统，同时也包含了女同性恋意象和战时忧郁情绪的爆发。

展览认为，正是在当今的混合文化空间中，艺术才有了新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出生的画家路易斯·弗拉蒂诺（Louis Fratino）在中央展馆对我说的那样，“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会有机会亲眼看到布彭·卡哈尔（Bhupen

去年底是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正式结束的时刻，同样也是巴塞尔香港在大流行病后首次回归线下。大家戴着口罩涌入香港参与久违的艺术盛事，病毒在肆意传播它最后的余热，我还记得当时身体感染之后的糟糕状况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今年3月的香港艺术季行程安排已经明显恢复到2019年前的常态，各机构和画廊默契地将开幕安排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前的一周，饭局、会议填满了艺术周开始前的一个月。很显然，艺术世界正在逐步回到过去跟随博览会展开的节奏。

3月15日，常驻纽约的艺术家笹本晃（Aki Sasamoto）在Para Site呈现了她在香港的首次个展“测深线”（Sounding Lines），开幕表演拉开了整个艺术季的序幕。她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不管是第一次看还是熟悉艺术家的观众，都会被她作品中的幽默和禅宗气质所感染。笹本晃擅长将日常物品“点石成金”，这次的表演现场，观众在地面上看不到一件作品，所有的物品都被长长的金属弹簧串联起来，悬浮于空中，如同交叠的海浪线，与Para Site窗外的一线海景遥相呼应。仔细观察每个悬浮的物件，是一个个在厨房常看见的勺子、筛子、菜刀等，它们嵌入不同的鱼型模具之中。笹本晃的表演持续了大约20分钟，过程中她念念有词，边走边利用窗户上的蓝色亚克力板，用图像写下了她关于不同“距离”的思考。表演结束，观众可以穿梭行走在金属弹簧和“海鲜”之中，或观看本次新委托的影像作品《点反演》（

第三届泰国双年展“开放的世界”（The Open World）此次在泰国北部清莱府举办，行前不少朋友与我再三确定，我去的是清莱而非清迈，这或许能反映出大多人对于泰北最简易的认知——只能用普遍到成为标签化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一词取代解释。13世纪末，傣阮族孟莱王在如今的泰北建立兰纳王国，设都清迈和清莱。这片土地在此后的500余年中，不断陷入与缅甸以及暹罗军对于土地和权力的争夺中，直至归属暹罗至今。夜晚到达距离清莱中心城区仅9公里的国际机场，不论是机场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广告位，或是在等车时看到贴着双年展logo的车辆驶过，都让我确信双年展已经渗透进城市的日常。在和接机司机用英文闲聊几句之后，他蹦出几句中文与我对话。原来，他出生于清莱华人集聚的美斯乐（Mae Salong），所以会说几句中文。美斯乐的华人聚落来自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从云南撤退的遗军，多族群混居的现实状态让我开始期待这里举办的双年展会发展出怎样的叙事。

清莱市区最主要的展馆莫属清莱国际美术馆（Chiangrai International Art Museum，CIAM）。在位于机场西北不远处的田地中，14件主要来自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在一座新落成的多层建筑体和其周围的开放环境中呈现。从市区驾车往北，眼前的景色逐渐被远山、田野和荒地所取替。当车辆拐进这条为美术馆新修的道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路上仍留有将耕地改造成水泥路面的沙石痕迹——这让我实在难以想象在这里建造一座“国际美术馆”的意义。不过，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仅仅是第一阶段的工程，据说在双年展后，这里也会持续运作本地的艺术生态。这座四层复合建筑的黑白尖顶塔楼分别致敬当地文化胜地白庙（Wat

我回到柏林挺久后才感受到波兰旅程的结束，也许是因为我将它放置在当下不止的战火背景之上徘徊与想象。一起去波兰的旅伴给我发来她在北京歌德学院看足立正生映后谈的照片，旅程中我们浅浅提及的这位激进左翼，现在想来却可以成为波兰旅行笔记的最末一块拼图：《赤军/PFLP世界战争宣言》（1971）经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来重提上世纪的革命狂热及其失去。如今欧亚大陆两场并置的战争，告诉我们革命在六七十年代不仅没有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俄罗斯和原卫星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更使革命以及结盟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公信力。

在德国政府坚决捍卫以色列“自卫权”的政治环境下，《赤P》在北京歌德学院的放映本身就提示着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裂缝的存在。波兰行前，《艺术论坛》恰好发了克莱尔·毕晓普的华沙旅行笔记。我被警告，波兰的文化环境在专制右翼政府上台后从开放的左翼状态迅速收缩，近年开始波及当代艺术机构，保守派、激进右翼和西方自由左翼三者并存于华沙的文化语境中。这一叙述是精到的，如果我想起克拉科夫的十几个教堂里都有接连不断的祈祷者，又或许想到那位异见漫画家投机式的自由言论（参考《艺术论坛》11月刊文章《首都冲击》），想到在华沙独立艺术空间Foksal画廊基金会（Foksal Gallery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坐大巴去了崇明岛，看了由废弃鸡舍改建的没顶美术馆里正在展出的两场展览：廖国核的“金矿，雷鸣般的烟雾”和刘雨佳的“故事山脉”。前者营造的氛围被它新闻稿里引用的一句契诃夫完美地总结了：春天十分美好，然而没有钱，真是倒霉。在大部分艺术从业者努力把自己的最高收入穿在身上的艺博会期间把代表最低工资的数字挂到墙上，提醒人们市场经济侵入艺术如同资本主义侵入自然一样深。这很符合没顶美术馆的精神：徐震®的几件巨大雕塑被放在没了屋顶、杂草丛生的平房里，接受大自然的“改造”，也许是希望崇明岛的风雨可以冲刷掉一部分上海滩流出来的“罪恶”吧。这同时也让我想起同济大学教授陆兴华在由他担任哲学指导的展览“摸着收藏家过河”的展览小册子里力赞年轻收藏家周大为眼界高超时顺带夸奖徐震布展风格用到的比喻，大意是徐震摆放艺术品就像民工吃中饭时摆放一杯二锅头那样充满主权性（题外话：在iag艺术院线开幕的这场收藏展的确展出了不少值得一看的好作品，其很多布展细节也的确像民工摆放二锅头一样顺其自然）。徐震的这种“派头”还是建立在某种积极的乐观信念上，即相信可以在艺术市场内部扒拉出一片自留地，借系统之力捣腾自己的试验田。不过，正如“人民大众”在国内部分“左派”老师的论述里越来越失去所指，“市场”或者说在市场经济主宰下的社会生活在很多人的日常体验中也逐渐丧失魅力。

即便在艺术界，与资本共舞的幻想空间似乎也在迅速收缩。Barry

1880年代的纽约下东区住满了来自欧洲的新移民，Eldridge大街184号的大学睦邻之家（University Settlement）随之应运而生，中产阶级给新移民带来了纽约的第一个公共澡堂，第一个幼儿园，教他们音乐、读书、打球。如今，这里仍旧是纽约新移民的活动中心。2023年9月15日至16日，纽约的两间独立书店Bungee Space的负责人Shisi（十四）和重音社的负责人李骄阳共同策划，将第一届“排练艺术书展”（Rehearsal Art Book Fair）带到了大学睦邻之家。本次艺术书展经过了两个月的公开招募和国内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推荐，共有49组独立出版人和团体、艺术家参展，此外还有280多本来自中文创作者的出版物首次集体出现在纽约。

书展期间，原排练大厅内参展单位的顺序并非按照字母顺序，而是策展人将有类似兴趣的参展方聚集在一起。在中国展厅内还呈现了一个特别策划的展览“Sam iz Dat”，展名的灵感源自俄语，其中“sam”意为“自己”，而“izdatelstvo”则代表 “出版社”。超过280本中文艺术书自由地放置在展厅中央的桌上与窗沿上，不羁的陈列方式打破了展品不可触碰的光环，而夹在书内的中英文双语展签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小部分。大都会博物馆图书馆也收藏了其中一部分展品，包括刺纸、桂林公园、独立漫画家anusman、艺术家张晓、一又二分之一工作室的出版物等。

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社会的变化，几轮下来好像都不用三十年。这种庸俗的感叹不是凭空而来，八月下旬为泰康美术馆的开馆展在北京短暂停留两天，早起散步看到酒店附近的央视大楼，回想起2009年前后灰蒙蒙的天空下这里还是一片工地时的情形。当时感觉仿佛是外星来客的庞然大物现在看来如此矮小和普通，和CBD其他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比起来甚至显得有些陈旧。也许这是所有时代的符号共同的命运：见效越快，有效期越短。

也是在2009年，当时的泰康顶层空间从798搬到草场地，同时更名为“泰康空间”。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这个面积仅两百多平方米的小空间以其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展览项目，逐渐成为国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之一。之所以说它独特，主要是因为它是国内少有的沿着现代和当代两条线索都做出了一定成绩的机构。一方面，从2009-2010年的“51平方”到2012年启动的“日光亭”，再到后来的“露台”和“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泰康空间一直关注年轻创作群体的想法和动向，并支持他们的实践，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或者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从围绕红色摄影师吴印咸的几次展览开始，到2012年底关于土改的摄影展“华北农村1947-1948”、2015年的“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再到后来与郑胜天合作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研究项目，可以看出，在弥合中国现当代艺术间的意识形态断层（即将当代艺术视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并将文革甚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作为政治宣传的艺术与之彻底对立起来看的习惯性思维），建立自身文脉上，泰康空间投入了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边参与正在发生的艺术实践现场，一边为这个现场搭建能够为之提供意义定位的历史背景——即便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缝合度相对较高的环境，这也是件如同左右手互博一样的难事。也许正因为泰康空间一直维持灵活的小体量，才能存下足够的力气，在选定的方向上细水长流地坚持了十几年。虽然个案研究的叠加并不能自动保证意义网络的生成，但至少树种下去，树在那儿，哪怕有时旁逸斜出，也有长成森林的可能。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眼光独到的开发商开始在首尔市中心三清洞进行房地产开发。这里的北村曾是一个拥有将近6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直到这个开发商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使用现代材料来建造韩屋，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北村韩屋村”。现在这里充斥着各种高档住宅，而狭窄蜿蜒的街道也成了游客必去之处。

在首尔艺术周的周一，Various Small Fires在北村的一家韩屋举办了一场酒会，韩屋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Kyungmi Shin的彩绘版画的展厅。偷偷溜上楼的人还会发现更多惊喜，包括一幅雾蒙蒙的Will Gabaldón的画作，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窗户飘进来的。宴会的女主人Lucia Cho是首尔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幕后推手，她向我介绍了她家族的陶瓷器具公司广州窑（KwangJuYo） 的历史。她的祖父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国际上不乏对韩国传统工艺的关注，这些工艺在国内反而无人问津，因此创立了这个公司。“韩国人在受到国外关注后才学会了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遗产”，她解释道，而我的目光此时正扫过韩屋外形形色色的名牌高跟鞋。

理论上，弗里兹首尔的到来也暗示了类似的思想碰撞。这个诞生于伦敦的艺博会不愿与扎根本土的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Kiaf）形成竞争，而选择与其成为上下铺关系。弗里兹占据COEX会展中心的三楼，而Kiaf则在一楼驻扎。虽然弗里兹可能会有效利用国际画廊在首尔的井喷，但几十年来，首尔自己的艺术圈也滋养着自己核心画廊，包括国际画廊（Kukje）、现代画廊（Hyundai）还有PKM等等。

虽然是为A4美术馆成立15周年纪念及新馆开馆奔赴成都，但活动前一天上午，到成都的航班一落地，我便决定与同一班飞机上偶遇的格莱斯顿画廊的华沁蕊提前热身，两人带着行李直奔成都双年展“时间引力”和木木美术馆成都新馆落成首展——坂本龙一个展“一音 一時”。双年展庞大的体量（两百多位艺术家的近五百件作品被放到九大策展版块同时展出）让我这种游客型观众很难在短期内看完和消化，不过由此产生的焦虑刚好在坂本龙一的展览上得到了部分缓解。作为两年前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举办的展览“观音·听时”的延续，这次成都展览再度呈现这位今年年初刚刚过世的音乐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装置音乐”。《异步-沉溺》（2017，与高谷史郎合作）和《异步-空间脉动》（2017，与卅克柏岚合作）屏幕中的影像时而像素化、时而写实地再现了坂本龙一在纽约的工作空间，让艺术家以数字形态在场；而《异步-第一束光》（2017，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合作）听/看上去像是在每一个人的梦境与每一段旅程中与他告别。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时代地产赞助的广东时代美术馆和由华侨城集团赞助的OCAT馆群为代表，在经济大环境影响下，2010年代依托地产项目创立的“老牌”民营美术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这一点来看，2008年由成都万华投资集团创立的A4美术馆可谓是国内少数“逆风翻盘”的地产系民营美术馆之一，不仅存活下来，还在今年八月宣布“品牌升级”，从原来的美术馆变成美术馆集群，旗下包括A4美术馆、A4儿童馆、A4国际驻留艺术中心以及A4:X艺术中心四个“品牌”。从麓湖生态城迁至麓镇山顶广场的A4新馆开馆展由日本艺术家大卷伸嗣（Shinji

时隔两年，我再次拿到了五条人“大时代歌厅”巡回演唱会的门票，原定于2021年12月开的这场演唱会由于不可抗因素延迟至今。2008年，仁科和茂涛（阿茂）两位来自广东汕尾市海丰县的青年组建了五条人乐队，并开始用海丰方言（闽南语系）创作写歌，经历了在小livehouse的多年演出，2020年因参加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2》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今年7月22日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大时代歌厅”是他们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出生于广州，创作脉络与中国南方城市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家曹斐担任此次演唱会的艺术导演，负责舞台设计、服装造型、现场影像制作等。当代艺术家担任大型演出的艺术导演，这在中国娱乐史上非常罕见，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梦想——把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万人体育馆接受观众检验。毕竟，与演唱会现场的观众人数相比，美术馆展览的观众日流量还是九牛一毛。此外，曹斐2021年在北京UCCA的回顾展题为“时代舞台”，与这次演唱会主题形成完美的对仗。

8点的演出，我和朋友们7点赶到体育馆，现场已经将近满座，到处飘扬着五条人标志性的红色塑料袋。开场前，场内播放着五条人精选的经典广东歌单。台上的脚手架、高速公路布景、藏在后台的巨型红色高跟鞋和大量工地元素已经足以让我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回到了2005年曾参与过的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现场，淹没在人海里的身体感俨然来自上个世纪。

仁科与阿茂以

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印象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疫情三年，围绕这个城市产生过很多强烈的情绪反应，读过无数关于这个城市的个人和集体的书写，它好像已经成为心理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好奇，当实际到达此地的身体感官体验与长久以来堆积发酵的想象碰撞时，会不会反而有一种复杂的错位感。在坐上出租车开往酒店的路上，看着窗外一路过去的城景，我却感到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但又肯定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地方。当路过长江大桥和两边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时，我以为置身南京，驶进租界区之后，又仿佛看到了上海和天津，渡轮码头和重庆两相呼应，东湖和西湖也难分东西。这里似乎把我对很多不同地方的记忆拼凑起来，但每个看似熟悉的角度引向的都是新鲜和未知。同行的一位来自上海现居北京的朋友也说，走在武汉的路上内心竟然泛起非常强烈的乡愁。

此次来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剩余空间在华发外滩荟的新馆开幕展，李怒的“看一只黑鸟的十四种方式”。从

“你看这些观众，十几年前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来美术馆看当代艺术展览，这就是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UCCA馆长田霏宇坐在美术馆入口处的大台阶上对我说，我们身边有小朋友正尖叫着在台阶上爬上爬下。

的确，哪怕和疫情前相比，798园区也变得整洁很多：马路更宽，更平整，尘土飞扬的工地和大卡车越来越少，店面越来越精致，UCCA门口步行街上还能看到尺寸可爱的无人售货车，只要有人过去就自动停，扫码就可以买面包和甜品。

无论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有多少揣测担忧，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的确改变了城市的生活形态，当代艺术的受众不再仅限于小部分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三年疫情管控结束后的首届北京画廊周选择了高调回归，参展画廊和非营利机构达到40家，除了798以外，同时覆盖草场地、顺义博乐德、国贸路易威登Espace多个场地。光是应邀前来参观的媒体团就分了三组，三天的观展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25号媒体预览日，我所在的这组首站去了A07大楼的“艺访单元”，这里集中了所有海外参展画廊。二楼泰勒画廊带来了Chris Martin的一系列最新创作。尽管不是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大尺幅画作，观众仍然可以从混合了多种材料、笔触和色彩都自由多变的画面上感受这位备受同行敬重的纽约画家身心合一的幽默与能量。往楼上走，欢快的气氛逐渐让位于各式怪诞、间离的异世界。无论是David Claerbout用3D动画技术模拟的、亦动亦静的森林大火（施博尔画廊），还是在Isab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