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特别预展当晚，本土艺术家和艺术赞助人——以及一些遵照香港严格的防疫政策履行完访港手续的国际艺术界人士——小心地鱼贯进入这座总面积达65000平方米、堪称全球最大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之一的粗野主义（Brutalist-style）建筑内部。

从最早1998年有建立一个专注于视觉和表演艺术、场馆完备的文化区的提案开始，这座博物馆一路经历了诸多批评和怀疑。尽管自1960年代以来，香港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活跃的现代艺术圈子，但到2000年之后，这座城市被不公正地贴上“文化沙漠”的标签，海外的怀疑论者频频表示不相信在文化氛围如此稀薄的城市能够建成一座艺术机构。随后，整个项目又因为各种官僚程序，以及若干主创人员（包括泰特现代艺术馆的创始馆长，也是M+首任总监李立伟[Lars Nittve]）的离职而不断推延。在一段时间内，实体建筑竣工遥遥无期，项目运营状况又完全不透明，这座预算超标的未完成机构变成了妄想的象征：一个靠少数执着信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信念维持的复杂蜃景。

如今，几经波折终于落成的博物馆面临着另外的挑战。近期不少媒体报道都在强调中央政府的审查制度对该机构造成的威胁。毫无疑问，M+必须学会与国安法共存，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艺术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句话听起来当然充满不祥的警告意味，但将M+开馆仅仅限定于如此极端的政治话语下解读有可能导致削足适履，把原本内涵更为丰富的馆藏硬填进艺术家对抗国家的二元框架里，迎合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自我形象，而忽略了博物馆在提供更复杂的亚洲视野上的潜能。“亚洲是一个问题，”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在最近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筹款晚宴上说。“而且应该一直是一个问题，永远不该有一个固化的、完成的形态。”

翻看手机相册发现，我在今年6月去了两次次北京展览馆，10月去了一次全国农业展览馆。作为一个没有收藏需求的望京住户，赶场三次艺术博览会的主要任务是约几位平时生活在上海、广州的艺术家就近讨论工作。但这一年的展会之旅还未结束，10月下旬，我又参观了位于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博乐德艺术中心举办的五个开幕展览。

通往艺术中心的红毯上满是刚下飞机或驱车至此的客人，除了熟悉的当代艺术界面孔，还有不少目测来自政府和企业背景的相关人士。目前，博乐德文化集团（Blanc Art Group）投入运营的空间为A1和D7两栋建筑，分别用于展示古董与当代艺术，在此之外，园区内还有11栋建筑尚未启用。在D7大楼一层长期入驻的是空白空间的第二空间，展示面积在500平米左右。开幕展“感召”由沈宸策划，分四个章节展出21位（组）艺术家。尼娜·卡内尔（Nina Canell）的装置《隔离器》（Disconnector，2020）散落在后三个场域较大的章节里，它不时以似曾相识的形态再度出现，让人在全新设计的画廊空间中获得熟悉感——这种安慰可能也部分来源于去年9月我在柏林的Barbara Wien画廊看过她的个展“Dits Dahs”，同样是随着观众的走动，作品在视野范围内消失或游移。

同在D7开设长久或临时展厅的国际性画廊共有14间，其中长期开设的包括空白空间、里森画廊、Massimo De

这两年，张硕尹似乎很勤于把观众从展场拉到市场。去年他在立方计划空间的展览“台北机电人2.0”将夜晚打烊的龙泉市场改造成了类似反乌托邦科幻片的场景。这次新的网络艺术计划《肥皂》（SOAP）则把观众带到了位于万华区的西宁市场。

不少人是从蔡明亮的电影认识这栋大楼的——1998年的《洞》整部片几乎都在市场上方的西宁国宅拍摄，片中狭长的连通桥、潮湿的梯间与下不完的雨，形塑了这栋楼带给人们的影像记忆。那时的台北西区已没落许久，几乎让人忘了，1975年当这里开始兴建时，还是台北少见的16层高楼。不远处的西门町，仍是城里最时髦的地方。半年前，台湾疫情突然升温，万华是台北最早爆发的热区，化学兵在西宁市场喷洒消毒水的画面登上电视新闻。最糟的时候，市场生意掉到剩一成，直到最近人潮才缓慢回流。9月底，张硕尹的《肥皂》计划选在市场内举办为期两天的发表活动，摊位编号是1110。

1110摊位并不难找，毕竟不是太多市场内的摊商有鲜黄色的墙面，以及铺了白色细砂的地面。在有点奇幻的空间中，观众被邀请使用桌机线上登入作品。这是一部关于“肥皂工厂”的多线叙事的影片，各段落不时跳出谜样的旋转3D绘图物件，透过点击将观看者带往下一段落。影片实际拍摄地点在云林虎尾糖厂，斑驳陈旧的厂房场景错置着充满异国情调的视觉元素：蜗牛、热带水果、蓝色唇膏与内脏般的软雕塑。人们则都带着一种疏离又乖张的精神状态。这座虚构的工厂状似失能，生产线却默默运作着。

如果说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劳作，如诗人在开场白中的希冀，“在生活方式，也在美学思想上与文学的社会上升路径拉远距离的活动”，那么很难说这次现场的朗读不是另一次艰苦而且更加直白的身体劳作：两个多小时的朗读后，诗人的衣服已经湿透。这些长诗的朗读见证着诗人的体力，也见证了观众的耐力：这样的朗读活动永远是作者与听众合作完成的壮举。我想，观众里的许多人一定像我一样屏住呼吸，让诗句接连敲击耳鼓。这些致密的句子迸发得太快，以至于它们往往越过了思想，直接震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体与神经。

这次由“

今年香港巴塞尔首先吸引我的是一系列泛着玫瑰色光晕的海报。海报里，本地艺术家、画廊家、收藏家、策展人的半透明侧影彼此交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艺术社群彼此充盈和支持的隐喻呼之欲出。不去深究谁被包含其中、谁被考虑在外，新冠疫情中广泛萌生的社群意识确实在阴霾之中为我们各自都提供了不少力量。在许多国际画廊工作团队无法亲身到场的情况下，巴塞尔邀请了一批本地艺术工作者协助画廊进行展位安装、撤展和现场迎宾——香港与国际艺术群体的彼此连接在这五日里确实空前地紧密。如果你和我一样，被热情友好的巴塞尔同仁惠赐了一张电子VIP卡，你的正脸就会透过手机前置摄像头的捕捉加入香港艺术界人士的彼此辉映之中，毕竟，这是一场“参与式”盛会。

步入展会，位于前排的一众香港画廊占据着主场位置，感觉窝心之余，也明白似乎只有一场中断交通的疫情才能把本地画廊推到国际艺博会的前列。包围在画廊展位中间，艺术家陆浩明想象后人类世地景的大型装置《产物，残物》成为现场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悬挂、游移在半空的粉色聚苯乙烯雕塑既像是未来世界的塑胶熔岩，又像是萦绕不散的病毒，它们诡魅的持续旋转给博览会提供了一个应景的开篇：关于周而复始的、恐惧的、末日感的狂欢。

我拜访巴塞尔的

每次前往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我总是习惯从旁边的小巷子穿出，猜看看转弯时会看见什么人聚集在门口。今天也不例外，正要往门口走去，和林明弘坐在骑楼吃面的杨俊突然大声地叫住我。即使不久前才碰过面，他仍一如往常地用他特有的方式问候：“嘿，怎么样？”闲聊几句后，我穿越门口拥挤的人群走进去，先碰到平常忙得见不到人的邓兆旻，然后又被迎面走来的Frankie（苏珀琪）向外推，边推边念说快去跟隔壁面摊老板点餐，别让他们无聊，今晚餐点都是TCAC买单。

2月27日周六是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十周年新书发表会及熄灯不道别晚会，两天后，历经过三次搬迁、最后落脚于大稻埕的TCAC将正式结束营运。2008年，杨俊在台北双年展时提出了“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的构想，他使用花博公园里的一座蓝色小屋作为临时办公室，欢迎所有人前往，无论是关于艺术创作的讨论，还是对于文化政策的批判，都可以藉由这个空间发声。只不过展期尚未结束，这小屋就被北美馆为配合其他政策而提前拆除了。为了延续这件被提前中止的作品计划，杨俊再度找来许多朋友，包含徐文瑞、陈界仁、姚瑞中、林宏璋、崔广宇等当时台湾艺术圈的“大人物”，把这群人关在饭店里开了几天的会议讨论，继续推进对于一个当代艺术中心的想像。

杨俊常说，大家总是把台北当代艺术中心说成是他的（作品），但他却也始终执意说这是众人共同决定建立的。对我而言，杨俊始终作为一

从顺德回来后，我厌食了。

每天饭点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抗拒的情绪——不知道是因为北方冬天食物的贫乏，还是因为连续不断的雾霾，又或许是因为在疫情中”自肃”。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已经习惯了主动将生活在一个向量上极端化，把选择一再减少，理所当然地禁锢着自己的生活。每天起床、打开电脑工作和上网，我的饮食方式也随着生活方式一再简化，几乎一直都点着差不多的奶茶和外卖。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坐在去往广州的飞机上整理手机相册时，我才想起来，2019年的生活真的不是这样，而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我顺德之行的目的地是和美术馆。此次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万物静默如初，世间并非你所见”的论坛，是因疫情延迟、由冯博一主策划的“世间风物——和美术馆启动展”的延伸。乘车从广州抵达顺德时已经是傍晚，我们就突然驶入了一片颇为现代化的城区，许多发光美食招牌突然突然出现在眼前，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作为背景。即便是在这样浓郁的商业氛围中，招牌上的“手摇柠檬茶”、“海鲜”、“姜撞奶”等等字眼仍能让人浮想联翩，我和一同来参加论坛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赞叹：“不愧是顺德！”虽然名义上是来顺德工作，但是内心多少都留有一点小私心来见识这里的美食。2016年播出的《寻味顺德》纪录片让顺德美食家喻户晓。2019年《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到“顺德从旅游客源地转向目的地”，而美食正是很多人拜访顺德的原因。我第一次听到顺德的名字，是若干年前刚进入艺术圈时在上海的一个开幕饭上，画廊主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认识的顺德厨子。艺术圈开幕饭私人又神秘的场景和画廊主看似内行的讲述方式，让这个陌生的地名有了一种非常“私人定制”的感觉。

是谁在这漆黑的夜里，

仍徜徉在人造的星光之下？

是不是，又要去牵连那些无辜的小妹！

你快走吧，

快走吧，

快点回到你的堡垒。

带回打烊前的最后一杯美式。

在黑夜中注入三次开水，

待到十二个小时之后，

再次迎来那迷人的朝霞。

潮白河冰面上的雾气升腾了，

而我在窗外两栋楼之间的缝隙中，

也看得到。

2020年12月18日

大概凌晨四点多才睡着，早上8点38分接到三河疾控中心的电话，告诉我需要集中隔离，他们似乎是才接到了北京方面的“密接协查函”，因为在昨天晚上，北京有了第一例关联性的本地确诊。

我在电话里向疾控中心的人详细描述了我和确诊病例的接触过程，试图让对方相信我的“密接”没有那么密切，妄图逃脱集中隔离。没想到对方突然来了兴致，让我把所有过去几天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都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于是我从北京开始一路讲到了河北，但他们对于我在北京密切接触过的“七八十个开会的人”兴趣不大，他们的重点落在了我从14号清晨5点回到三河市后的行程，我对着我不长的账单回忆起了一切，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5分钟。

随即我被告知：集中隔离是必须的，强制的，并且是立即执行的！我需要马上打包并呆在原地。我问：那我能自己走出小区么？答案是：不行！你走出去的时候还有接触别人的机会，你所在的环境也需要做彻底的消杀！挂掉电话后，我觉得我已经确诊了。

这两天也一直是惶惶不安的，自从前天被朝阳疾控告知我

12/17 小邓

接到一个朝阳区疾控中心的电话就进入了“in limbo”的状态：不能出门，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某种控制范围中，不确定是否感染，不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什么比朋友Y发我的这张图片更不确定了。Y被告知自己与那位确诊病例——姑且叫他小邓，拥有一个称呼才与我们和他的“密切”关系有匹配感——在店的时间有重合，因此同样喜摘“密切接触者”的身份；于是虽然我很久没有与Y一起吃面（那天我们是分别前往面馆），曾经有一阵我们经常一起吃面，没想到今天吃面又把我们系到一起。Y找到一张当时他拍下的照片，这张照片要不是成为了唯一“目证”，可能永远不会被这样观看吧。因为小邓是一个人去吃面的，所以不是面前这桌中与两位女士共餐的男士，我们都觉得照片左侧边缘的这位眼镜兄，与右边刚取完面背对我们走路的老兄，目测都不止27岁（新闻里小邓年龄）。于是只剩下一个目标了，右前方餐厅深处阴影中独自吃面的那位，我们锁定了小邓，就在这张照片里，确定无疑！我们见到他的模样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密切接触者”。

Y变成了时间侦探，像法医一样对自己的记忆展开解剖。他翻看自己的支付记录，几点几分他支付了这碗面，几点几分在下个目的地买了烟，这中间的差减去高德地图告诉他这段路程需要的行走时间，得出结论他吃面只花了七分钟，因此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数码指纹，简直是记忆解剖的手术灯，照亮一切可能被遮蔽的细节，也是流行病调查的福音。然而看似无孔不入的防疫控制，原来身处其中的时候有的只有漏网之鱼的迷茫。

戴上口罩的互动让艺术圈的社恐患者们感到轻松很多——至少不必再绞尽脑汁地去想聊天的开场白。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戴着口罩的大家也没有那么难辨认。过去的一周，我醒着的时间要么是在搭出租车，要么就是混迹于各种开幕。上海的艺术活动遍布城市各处既有好处也是灾难，像我这样的艺术周参与者必须每天跨越这个巨型的城市，试图辨识出现在和去年11月的不同之处。当然，一切都变了。

第13届上海双年展虽然推迟了，但还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行了小规模的启动仪式，策展团队贡献了一场奠定基调的解读双年展主题“水体”的论坛。第一阶段称作“湿运行”，主要的形式是讲座和小组讨论——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Zoom活动，议题涉及“水体”作为艺术哲学、生态思考、社会组织、生命政治等等。讲者们的居家环境被投影在PSA大厅里一块巨大无比的屏幕上，空间中的自然回响模糊了讲者们被放大的声音。这一场景体现了在疫情时期重建艺术公共性的难处，因为置身“公共场所”就意味着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直到2021年4月实体展览开幕（不出意外的话），双年展都将以这种“环环相扣、渐趋增强”的方式运作。

11月9日，周一，浦东出现了一例新的确诊病例，距离上一次出现本地病例已过去了好几个月。大多数场馆因此加强了入场检查：体温、“绿码”，有时还要身份证。接下来的几天又多了几起新的病例。关于本地传播链的猜想成为了聊天的素材——无论是在理发店还是在某个开幕后的两百人晚宴上，我都听到了这样的闲聊。这样的场景似乎可以成为某个灾难片的完美开场镜头，只不过我们早已置身剧情之中。

“你好呀好久不见”，“啊我刚到，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或长或短，饱含浓重或曲折感情的问候语从无数张嘴里吐出时散发的二氧化碳充满了美术馆灯光明亮的大厅，走进去就意味着要做好准备，深呼吸，保持微笑，一头扎进这片氧气稀薄的海洋，同时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一部分排量。不知从何时开始，像点样子的展览总会以这样的前奏曲来宣告“开幕”。展览规模越大，人气越旺，这前奏也会相应地更加热烈绵长。在南京新成立的私人美术馆——金鹰美术馆的开馆晚宴上见到的几乎都是从外地连夜赶来的同行——重逢的愉快、惊喜与和谐在此情此景中翻了倍，当然，前提是你能成功地忘记自己是深度社恐患者这一残酷的现实。

可是干嘛要纠结于现实？难道环绕身边的一切不就是现实？新的美术馆，更多的展览，更棒的空间，可期的人流和票房，热闹的宴席和社交，好像艺术原地有了信心，甚至能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一定是内心秩序维护没有跟上，或者类似深度社恐这样的感觉盲肠还没有割干净。然而此刻，在距欢声笑语几百米开外的黑暗中，艺术作品正静静相对，同喧嚣的白天相比，夜晚似乎更适合它们，何况人类又不会白白为艺术点灯。它们真幸运，不需要说话就可以存在，可是人却不是总能向自己创造的东西学习……我找了个空档溜出来，尝试在黑暗中重新接近它们：展厅最前端是毛焰的一排大大小小的新画。在宣纸上密密排布一圈圈一层层极细小的笔触，最后仿佛在墨底上组成了一个一个彼此相连成群成片的环状负形，让人忍不住猜想，艺术家之前那些结构重复的肖像画其实源于同样的灰调子游戏及其伴生的纯粹愉悦。中央展厅的仇晓飞的两幅大画被分隔出若干区间，形象在每一个区间生长出类似复调的感性逻辑，挑战人的视觉在棋盘一般的平面上能同时处理多少想象的路径，这几乎复现了人脑中浮现的瞬时切片，它会不会也具有自己的心智？比它们更大的是林科的巨大电脑绘画（六米长，十米高，由二十块拼接而成），图画背景据说来自南京的天空。似乎到了这个份上，美术馆真的变成了乌托邦，很难想象还有哪里能够容许这么大的一块数码印刷桌面毫不客气地宣示自己的顶天立地，也没有什么比这种富于幽默感的庞大体量更能让人看清数码物的本质。

“声嚣剧读节”是由几位青年戏剧创作者共同发起的项目，今年是第三届。不过今年的状况尤其特殊：剧场演出行业因新冠疫情导致休克长达9个月、目测在未来不短的时间内还会继续造成重创；此次的活动也离开了剧场空间，进入美术馆，“声光电服化道”被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这反而令舞台效果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在一个仿佛所有人都时时刻刻守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首页准备“发声”和“反思”的世界里（大量的线上对话、直播讲座，第一时间译介传播着哲学家、学者最新见闻观点），我特别渴望看到真正近身的“创作”，可能这才是对抗人类遗忘本能的最佳途径。

独立戏剧创作所面对的各类审查压力相比于当代艺术有过之无不及，可好在他们都是天天与故事和表演打交道的艺术家，“剧读”的形式又进一步褪去演出自带的后台支持工作，把故事核心直接推到观众眼前。去年我本以为会看到几个人围坐朗读，结果发现根本就是看了一场带稿版的正经戏。后来跟联合策展人陈然聊了聊，才知道这是“声嚣”给自己设定的高标准。今年的“马拉松”展演形式是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连演10部短剧，每部戏结束后有15分钟换场，同一个人往往在不同作品里扮演编剧、导演、演员三种以上不同角色。

看到简陋的塑料折叠椅和第一部戏《如果你要撕裂我，请先撕裂我的心》（编剧、导演：何奇）前半段哀男怨女的故事，我不免为自己今天即将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