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晚些时候，烟雾笼罩了达卡的Shilpakala学院。透过烟雾，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的火焰。交谈仍在继续，没人知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一群穿着银色危险品防护服的人爬上一个土堆。我们望着“月球人”，“月球人”看管着火苗，这是瑞士艺术家拉斐尔·埃夫蒂（Raphael Hefti）熔炼表演的一部分。该作品原本是为米兰的一座火山委托制作，按照展览说明上所写的，这场重金属表演目的在于传达人类文明史诗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它只引发了我周围观众的陈词滥调的思考和不合逻辑的评论。“伦敦是我去过离达卡最近的地方，”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说道。如果我从未去过伦敦砖巷（Brick Lane），我可能会以为这是个荒谬的说法。

当天早上，我抵达达卡，为的是参加第五届达卡艺术峰会开幕活动。这一双年展由萨姆达尼艺术基金会（Samdani Art Foundation）主办，基金会创始人藏家纳迪亚和拉伊布·萨姆达尼（Nadia and Rajeeb Samdani）担任总监，戴安娜·坎贝尔（Diana Campbell）任首席策展人。下午，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座谈会，讨论本届峰会展览的“制作和去制作”，今年的策展主题“地震运动”（Seismic

“今天天气好晴朗…”早上十点，“艺术长沙”的大巴徐徐启动，领队用清亮的山地嗓音唱起了歌。歌声被众人打断后，她仍然保持了职业态度，继续热情讲解长沙的历史文化娱乐。

到达全天活动第一站——美仑美术馆时，美术馆所在的湖南美术出版社大院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逾百人。大家都是为陈淑霞与尹秀珍双个展而来。在宋冬策划的尹秀珍个展“废园”现场，作品《般若波罗蜜多》（2019）为观众提供了轻松的互动时刻。参与者通过抽签，有机会获取墙上条状的白色纺织物。有抽中的观众，脖子上搭着白条，面带喜色进进出出。和我同行的艺术家王智一和策展人戴卓群都喜欢里层展厅正中央的《歪塔》（2019）。这座“塔”被艳色衣服包裹，由带着小轮子的基座托底，塔尖直抵天花板。戴卓群仰望着塔顶说：“挺有仪式感。”我则对地面上挡住去路的《浪》（2019）产生了兴趣。宋冬写在走廊墙上的文字描述了这些铁做的波浪：“几十个锈迹斑斑的浪刀席卷而来，如同路障粗粝。”

在“艺术长沙”的设置中，美仑美术馆的双个展被描述为平行展，主体展览的开幕放在午后。已经进行到第七届的“艺术长沙”，今年的主题为“经验与策略”。分布在三个不同展场的展览都以艺术家个展为基本组成单元。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开幕仪式上，省博物馆主展区策展人舒可文对自己这部分展览的主题“经验的位置”做了简单解读：“我们个人的经验与时间的秩序是有关联的。如果只关注当下经历，那未来与过去就不能形成一个聚集点。”这座以考古文物闻名的博物馆内聚集了罗中立、段建伟、杨茂源、何岸、梁远苇五位不同世代的艺术家个展，五个人各有各的媒介和主题，但彼此又并未完全分隔。

夜抵蓉城后，看到手机上显示的研讨会地点，我好奇问起司机成都是否有岛。司机说有，因为近些年成都多了好几个人工湖。翌日上午，近四十位艺术家、艺术研究者以及策展人，汇聚在成都麓湖畔。由麓湖·A4美术馆举办的“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开幕研讨会如期举行。一行人在美术馆门口集合，登船前往麓湖生态城的云朵乐园。

会议在岛上的寻麓君咖啡馆举行，分上下两场，议题分别为“行为艺术的记录与资料”和“行为艺术的档案与研究”。如果说展览旨在提示当下（2008年后的新动向），开幕研讨会则是强调历史。上半场首先发言的机会交给了温普林，他的语言与记忆一样鲜活。三十年前，这个东北嬉皮士来到大西南，和本地人玩得不亦乐乎。“中央来人了！”讲起当初南下时西南艺术家的反应，温普林的话引起笑声一片。作为中国早期行为艺术的记录者，他坦承参与其中的驱动力主要是好奇，跑到成都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唯一一个接受行为艺术的城市，看到这帮兄弟做的行为艺术很感动。”温普林回忆了自己说服中央电视台的《美术星空》栏目组去西南拍摄行为艺术的理由：“行为艺术如果不记录就转瞬即逝。我的片子既记录了作品诞生的现场，也留下了个人的青春记忆。”

的确，“那段岁月是难忘的，”批评家陈默感慨，“我们有很多大小聚会以及公开和不公开的活动。”陈默和周斌一直致力于在本地院校做行为艺术的推广与教育。而坐在一旁的艺术家周斌，言辞简练，用几个成语概括了心境：“在成都做了22年的行为艺术，过去是静水深流，薪火相承；现在是厚积薄发，新人辈出；未来是居安思危，舍我其谁。”

“Inter-World-View”，顾名思义，代表了不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这场由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发起的跨学科交流活动被安排在一个紧凑的档期中间：前有纪念利奥塔著作《后现代状况》出版四十周年的“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后接青年学者云集的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与前后两个学术高压项目相比，“Inter-World-View”显得更加草根、甚至野生：参与人员背景多样、报告呈现形式灵活。然而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大概在于时间线拉得够长：连续十天从早到晚、从晨读到工作晚餐的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算下来所有与会人员要共处一室超过100个小时，贯彻了一种当代鲜见的肉搏交友理念。

早在九月份发出的活动招募公告中，主办方就明确提出与会人员要保证至少十天的在地参与，以确保每个小组在完成自己为期半天的展演之余，还有九天半的时间为其它小组充当观众。这与“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东浩纪（Hiroki Azuma）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要改变游戏规则，观众至关重要。在我们向垄断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单一优化逻辑发起对抗的过程中，如果想让小到体育竞技、大到政体模式的“语言游戏”能够以真正多元的形式存在，就必须正视“游戏观众”在这一机制链中起到的牵制作用——没有观众督导的游戏可以任意变动规则，观众是多元世界观各自成立的前提。

在全体与会成员的见证下，“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 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周期间，人们最期待的环节之一就是无节制的免费晚餐。这次上海的一系列盛宴则是从现代集团为庆祝他们与余德耀美术馆和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合作而举办的一场私人晚宴开始。有人告诉我，这将是整个艺术周期间唯一一场LACMA的CEO兼馆长迈克尔·高文（Michael Govan）和余德耀同时出席的晚宴。

周一晚上七点半，我准时抵达时尚的开放式厨房小餐馆Bloom，它们以精致的小碟餐点而闻名，如海胆烩饭和半烤金枪鱼。但餐馆的招牌菜——松针熏仔鸡只上给了余德耀。晚宴进行到一半，他站起来讲述了自己早年在家禽上的成功投资，这项事业也让他开始了艺术收藏并创建余德耀美术馆（最近，余德耀美术馆与LACMA和卡塔尔博物馆群之间开启了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他盘中的那只仔鸡是故意为之的道具，那真是非常高级的公关方式。如果不是的话，那就称这为机缘凑巧和余德耀绝妙口才的结合吧。“不好意思，但我时间不多了，”这位企业家在演讲结束时说道，并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离场。“我从来不习惯这么做，但是……请支持我们！”

两天后，作为余德耀与LACMA合作首展，由LACMA当代艺术部主管莉塔·冈萨雷斯（Rita

大巴驶过那座长十公里的跨海大桥就到了崇明岛。隔着车窗望去，车外绿意盎然，让人心情舒畅。偶尔从树缝里漏出来几幢房子，则多少显得寂寞孤单。心里不禁感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造物，与大自然相比，都是渺小无力的。

一路上，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述崇明岛的一些情况。据说年轻人大多已经离开这里，到城市去工作，岛上剩下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有一个村子，现在只剩下四位老人，平时他们就一起互相搀扶着出门遛弯。如何让这个地方重新恢复活力，的确是个大问题。

停车场距离前哨当代艺术中心2.5公里，沿河专门修了一条小路，途中放置了12件雕塑作品。在我们往小路走的时候，几位当地农民与们擦肩而过，他们怯生生地看着这群外来者，满面微笑，却充满疑惑。一路偶尔有车辆驶来，大家纷纷逃到路边的泥地里躲避那飞扬的尘土。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这条路应该会被修建成便于城里来旅行、采风、休养的旅客行走的道路吧。

首先迎来的是陆平原的作品雕塑作品《星期六——花脸雪糕》。站在巨大的雪糕下，远远望去能够看到远处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白色雕塑群，那是徐震的作品《欧洲千手古典雕塑》。两个作品在广阔的田地中，异常突兀，似乎昭示着某种完全异质的、高级的文化力量将要来改造这片尽管已经被开垦但仍然保持着文化处女地身份的土地。再往前走，便是庄辉的作品《公园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三日黑背生大名县旧址乡高庄村民合影纪念》。这是一幅尺幅惊人的超大幅照片，里面就是几百名村民的合影。照片中的景象恰好与我们身处的这个农村现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人感到心痛，很自然地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社会的破坏感到担忧。

同样作为实践者，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系令人尴尬且害羞。照理是共同打理家业的手足关系，却总是一不小心变成员外与正房的关系或，员外与侧室的关系或，员外与婢女的关系。因此，当看着策展人们罗列起来谈各自的实践，对于坐在台北市立美术馆视听室红沙发椅上作为艺术家的我而言，有种角色互换后诡异的奢侈感受。

CIT19（Curators’ Intensive Taipei 19）国际论坛为期三天，以“跨领域策展、展览机制和教育转向”、“跨地域、跨文化的策展与地缘政治”以及“策展与艺术史的构建”三个命题，串起十五组关注策展实践的策展人、写作者、研究者。如果单就讲题来看，会以为这些实践者们似乎有志一同地以跨越及连结作为关键手势——无论其工作内容及形式是更着重在时间或是空间——来针对“超越”工作，以想像当下的策展是什么，可以是什么。但实际上，讲者们对下列问题的思考大相迳庭：艺术在当今讨论的重点为何？谈亚洲的重要性为何？及在上述两个提问的前提下，艺术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为何？所谓的大相迳庭并非指方法上的暂时殊途，而是指定义的差异之大，导致同归的可能几希；而对于原点与目标的不同设想，当然也影响了实践过程中在地与全球的关系、作者与观者的关系，或换句话说，在“我们”、“你们”、“他们”人称之间游戏规则的订定。与其假装大家都在共作，下面我将列出对立项，而前两天的论坛也的确上演了两路头也不回的生产性岔开。

瑞克斯媒体

作为一个现当代乡土文学爱好者，参加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和南山社联合发起的“辋川复”在地考察之旅，我多少夹杂着些私心。这次山地行由梁硕实地导览，是他在南山社的个展“辋川复”的一个特别环节。参与者包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研究中心总监常旭阳，南山社联合创办人、艺术总监戴卓群，南山社的袁可，北京公社总监吕静静，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董梅，评论家鲍栋，5Art Space创始人吴洁，艺术家沈瑞筠、仝天庆、饶一帆、卞青以及梁硕的几位学生等。按照常旭阳的说法，梁硕“在展厅的作品只是他工作的一半，还有另一半的工作在野外。”是以有了此次实体探访活动。

九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半左右，一行人从西安出发，前往辋川。这里突出的文化属性与唐代诗人王维有着密切关系。晚年惟好静的王维在此半官半隐生活了约二十年，有描述“二十景”的《辋川集》传世。来的路上做了点功课，看到学者萧驰在《诗与它的山河》一书中写道：“《辋川集》呈现出中国诗中从未有过的一连串‘小空间’的体验。”事实上，时间在推动着空间的变化。在当下中国，这种变化往往来得更强烈。高速公路上，绿底白字的路牌在夜幕中很显眼。我饶有趣味地辨识着蓝田、蓝关、山阳、白鹿原这些带有古意的地名，直到车穿过辋川1号隧道、2号隧道时，方觉时代变化，亘古的繁星已被人工照明覆盖。驶入辋川镇，我们在当地的一间普通民宿落脚，为第二天行山做准备。

翌日上午十点左右，一队人正式出发。

“这件雕塑的光太适合自拍了，”尼古拉斯·恩德里彻（Nicolas Endlicher）小声说道，他是一名DJ和每个月在Tresor举办一次的酷儿Techno舞会“Herrensauna”（直译为“男子桑拿”）的联合创始人。这是柏林艺术周（Berlin Art Week）的开幕之夜。我们在尤利娅·施托舍克收藏美术馆（Julia Stoscheck Collection），王水（WangShui）首次展出的影像装置意在激活传统建筑的“致幻空间”。在附近的FRAGILE，当我们站在Analisa Teachworth用糖做的雕塑前，我和艺术家Lacra及Société画廊的杨诗涵交换了techno的肉体残像效应——周中发生的的肌肉知觉会一直持续跟着周末的音乐速度继续跳动。这些作品是有关上瘾、消费和欲望的殖民主义架构的闲聊的有效道具，在一个既过量又空洞、既会分散注意力又能够振奋精神的城市里，这样的话题非常切题。

第二天，在位于滕珀尔霍夫（Tempelhof）的柏林艺博会预览会上，人们恍惚地从展会中信步走出，在阳光灿烂的柏油路上喝咖啡。在那里，我遇到了艺术家周思维（他在Kraupa-Tuskany Zeidler画廊有展览）和上海天线空间的王子。“你看起来很瘦，”后者笑着说，暗示着柏林“穷但性感”的跳舞和娱乐生活。

周五晚上的TV很热闹。位于Schöneberg的这个酒吧兼表演和影像“舞台”是艺术家Max

华·美术馆的内外温差很大，玻璃墙像长了细细的绒毛。墙外或许是这个夏天最后几场暴雨，可在这个周末来参加两日四场的“策展课”论坛的观众却并不少。两个多月前，华·美术馆邀请崔灿灿作为发起人，挑选37位（组）艺术家的项目和作品作为基础素材策划一个不变的实体展览。这个预先策划的作品展共分为五个单元结构——策展的档案、世界无疆、城市奏鸣曲、大地的尽头和虚构的真实。作品展的部分如同一个锲子，又如同一个样本，在此基础上崔灿灿再邀请八位策展人针对此次展览素材提交展览方案，同时呈现出方案内容和思考轨迹，最后以作品和策展方案双线并行的方式进行呈现，此为之“策展课”。我听见身后一对情侣喁喁细语，“只有图示又怎么知道最终哪个展览效果更好呢？”——果真有观者把方案的汇集当成了一场battle，这不禁让人有点啼笑皆非。

作为“策展课”的闭幕活动，这次的论坛邀请了十几位身处策展领域内不同位置的艺术工作者作为嘉宾进行分享和对话。第一日的两场主题是“美术馆里的魔术：策展与机构”和“策展在中国：从批评家到策展人”，第二日为“在地行动：策展的语境”和“全球视野：移动的策展”。整个框架像是对当代艺术策展机制进行递进式反思，从艺术系统到系统中的角色，再从角色到行动，几乎面面俱到。但实际上从论坛话题就能看出讨论框架设置得实在太过宏大和野心勃勃，以至于最后嘉宾们只能自行将话题缩小到个人的实践，却又因为时间的限制无法详述或回应具体的项目，令人遗憾。

导航APP上的这个地理位置，仍叫东昌电影院，即便“东昌弈空间”的标牌已赫然挂在主入口，楼体也已完全改造成了新模样。这座新机构，对熟悉了东昌电影院存在的居民们来说，显然是陌生的。不论什么，若要在人们心中构建记忆，总是需要时间。

楼前朝着三岔路环岛的圆形广场或许尚能从空间上勾起一些对老东昌的呼应。微信公众号“浦东发布”关于东昌重开的推文留言区里是居民们对旧时光的满满回忆。作为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上海浦东（“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浦东在新区开发前都被视为落后地区，从浦东去浦西甚至会被说成“去上海”）首屈一指的文娱、商业、休闲中心，东昌电影院见证了几代人的学习、恋爱、购物和玩耍时光。留言中交杂着对新改造的诟病与期待，偶尔抬头的“还我东昌”的呼声则包含着对老建筑未能保留的痛心与惋惜。

在同样的地点，老建筑经历了重装，原来东昌电影院的模样已经不在，新机构的功能定位也与电影毫无关系，而是一座结合了电竞与艺术展示的活动场馆，因此，说它是“改造”或“重开”都不太恰当。然而这又显然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在浦东陆家嘴这片宝地的核心区域，没有改造成纯商业项目或许已经体现了某种背后的坚持。

作为一个综合体，东昌弈空间此次开馆展所在的场地有一个单独的名字，叫

进入爱知艺术文化中心10楼的爱知县美术馆，便看到矗立在大厅里的艺术组合exonemo的装置作品《吻》（The kiss）。两只巨大的手各自握着一个超大型“手机”，两只手机交错着紧紧贴在一起，屏幕上的人也因此相互亲吻，他们的表情似乎非常陶醉。这件作品不仅直接呼应了本届三年展主题“情的时代”，也向观众提示了这个时代在媒介与信息包围下所形成的某种伪情感。这种伪情感附着于每个人身上，大家隔着屏幕，努力地传达一些自以为真实的情绪，试图借此建立某种亲密关系，以纾解人与人之间日益增长的陌生感。

尽管“情”这个字包含着“情形”、“情况”、“情理”、“情面”等复杂含义，但身为中国人，我在看到这个中日两国通用的文字时，往往还是习惯性地只想到“感情”一个层面的意思。关于本届三年展的主题，艺术总监津田大介在展览概述中是这样说的：

“根据《汉字源 改订第五版》中的定义，‘情’字一共有三种意思，‘感觉导致的心里变化（感情、情动）’、‘真实情况、真实样子（实情、信息）’、‘人情、关怀（爱情、情趣）’。

……

信息过多也是一种灾难。每天，我们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而‘感情’也因此而发生动摇。

……

相较于‘事实’，想要相信某个对象的那种感情要来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样就算积累了事实，也无法抵达‘真相’。这些本来就必须区分对待。”

由此可见，本届三年展主题中的“情”字需要放到更广泛的意义网络中来理解。A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