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布希威克区（Bushwick）的一家新画廊与羊驼抢风头可是件稀罕事，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画廊的赞助下，Guillermo Creus策划的展览《孤独城堡》（Fortress to Solitude）在一个周六的午后开幕了。这个展览占据了Callicoon Creek公园的一个展位（这是“NADA’s County Affair”的一部分——“NADA”是“新艺术交易人联盟”的缩写，“NADA’s County Affair”是一个定期在纽约第27大道举办的综合艺术活动——译者）。Creus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孩子们兴奋地喝着加冰的柠檬汁，大人们跨过那些中规中矩的画作，来到附近的动物围墙那边观瞧。参加活动的人似乎并不介意纽约的炎炎烈日，似乎有一半的布鲁克林居民都来参加了这个惬意放松的活动。

正午时分，在Callicoon的主街和Delaware河之间，这个综合性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里的项目可真不少，各种展览汇聚一堂，还有出版人也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来自商业机构，有的来自非盈利机构，如Beechwood Barns和Catskill Citizens for Safe Energy（一个地区性的民间组织——译者）。风马牛不相及？非也！就算Delaware Valley Arts Alliance的组织策划者对Jack Hanley画廊和Nightboat

在炎热潮湿的伦敦地铁里穿行的滋味可不好受，但是和明星艺术家Linder上周六在Chisenhale画廊举办的长达13个小时的行为表演相比还是容易许多。这家画廊位于东伦敦的尽头，我一进来就受到了画廊总监Polly Staple的热情招呼，并且给了我一份展览概要说明。这个名叫《The Darktown Cakewalk: Celebrated from the House of FAME》的表演是在中午开始的，两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按照舞美设计表演着，画廊也吸引了不少好奇专注的观众。

这个表演的重头戏是剔除体毛和“性爱蛋糕”，但这些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Linder之前没有表演过这么长的时间，但从这个演出上就能看出她可是“来者不善”！Staple说：“Linder在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搞朋克的音乐人，那时她就说有一种呼声，强烈反对那种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的文化气氛，而现在时代变了，慢慢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昏暗的画廊的中央铺着一大块舞毯，空间的两头都摆放着架子鼓——乐手也参与其中。在迪斯科音乐中，整个画廊都仿佛浸泡在彩光中。Linder的“剪切”动作构成了这次行为表演的主体，并且12个动作相互衔接在一起，这显得有些抽象，可以说是静态的场面与热烈表演之间的动态拼接。

在画廊的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后台的化妆室，见到了设计师Richard

“不要！”

“而且那是个假阳具……”

两个坐在我后面的人一本正经地评论到，我是在瑞士当代艺术协会美术馆（Swis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临时电影院观看麦克·库查（Mike Kuchar）导演的《凶杀电影》，这是周六晚在这家非盈利机构举办的“低级趣味晚会”之电影节目的重头戏，这些骇人的短片变化无常，一会儿是口交特写镜头，一会儿是电锯截肢，引得在场观众无不惊呼。更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导演的作品《m.o》，不仅与他的兄弟George的放到了一起，而且还和艺术家Olaf Breuning做的四个错乱的录像一并出现。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这家SoHo的画廊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展厅，就连那个用鲜花装饰的前台区也是人头攒动。“绿蜘蛛”鸡尾酒（看起来像沼泽似的薄荷伏特加）和蓝色的冰块（那是必须的！）让这些年轻人振奋了起来，一部接着一部地看，可谓兴致盎然。这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一间黑屋子里，看着演员不断、或者漫漫地呕吐，或者把血滴洒在屏幕上的镜头。我来的时候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看《凶杀电影》，但是马上又将注意力转向了Breuning的《Home 1 and 2》，其中梳着火焰头、眼神冰冷的Brian Kersteller在路上漫步，扮演一个对文化麻木不仁的游客。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有Breuning的《Ugly Yelp》 和《

我们艺术界大部分人都自以为很了解波普艺术。直到上周日看了Mike Bouchet的波普作品我才知道自己错了，他将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注满了二氧化碳与热量较少的可乐。这次名为《Flat Cola Pool BBQ》展览是唐人街Mara McCarthy的Box画廊主办的，这也是Bouchet的《My Cola LITE》（2004）系列项目中最为轰动的事件，其中他还将可乐装罐运往中国进行免费分发。按照自由企业的精神，Bouchet为7月4日设计的这个展览探讨了美国特色、消费、过剩，以及快感等问题。

在这个活动的前一天我就起身来了尤卡谷（Yucca Valley），正好赶上Bouchet开始用5加仑的罐子往池子里注入可乐。这个浴池曾经是歌手Donovan的（但现在属于Paul McCarthy了，他可能还要在这里进行另一个项目）。不管这个地方之前属于谁，现在总有一种怪诞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原先的那个小木屋数年前起火了（因为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忘了熄灭炉子），所以现在就剩下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些砖墙。Bouchet看着自己那浓浓的黑色可乐注入池水中，说：“我现在知道海湾是什么样了。”第一批可乐倒了进去，蒸发之后空气中弥散着一些肉桂和丁香的气味。这些可乐中大约含有60吨二氧化碳，这是多么危险啊！我们看得可“Hi”,一共倒入了145加仑的可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被热浪冲醒的。

常言道，马德里从不睡觉，但纽约也从不睡觉（“没有休息的恶人”——语出《圣经》赛亚书 48:22和57:20-21，译者注），这样一来，在Douglas Crimp和Lynne Cooke上周三在索菲亚王妃艺术中心策划的大型展览《混合使用，曼哈顿》（Mixed Use, Manhattan）上这两个城市倒是可以“同床为伴”了。不仅纽约艺术来到了马德里，连纽约的天气也接踵而来，艳阳天一下乌云密布，但是雨却没有浇灭马德里观众对这次展览活动的热情。

Crimp在周三开幕式上说：“最初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从1977年以来就再也没策划过展览了”（但那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展览呀！）。这次《混合使用》展览既探讨了变化中的城市问题，也探讨了近几十年来摄影对于艺术的影响问题，摄影不仅是作为一种档案或者“批判性”实践，而且也是一种适当的“使用”方式。因此，现代主义的艺术家Peter Hujar和Danny Lyon等人都和辛迪•舍曼、Barbara Probst等人具有反思性的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摄影的再现方式，例如Glenn Ligon在他居住过的地方进行书写）。

这次展览并无新奇可言。但也并不是平淡如水，而是简简单单，充斥着很多漫无目的的作品。奇怪的是，“动态图像”往往是最“静态”的，总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题材（Steve McQueen的《自由女神》、Donald

John Wilcock编的《安迪•沃霍尔传及其性生活》（The Autobiography and Sex Life of Andy Warhol, 首次出版于1971年）是一部关于沃霍尔工厂的纪实口述史。John Wilcock是《村之声》（Village Voice）杂志的联合发起人、《访谈》（Interview）的出版人、作家，也是沃霍尔工厂的常客（“这既不是一部传记，也没谈性的问题”）。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对波普如醉如痴，沉浸在学校图书馆里到处搜寻这方面的书籍。在学校，我学着将战后美学和小道传闻混为一谈。1990年代初，编者Christopher Trela发现了沃霍尔晚年的很多简易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期，但之前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Christopher Trela决定通过艺术书籍来彻底改变人们对于他这个时期作品的认识，强调这个时期的创作价值，并且将其归入沃霍尔档案中。

时隔四十载，老书换新颜。本周三，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为这本书的再版举行了庆祝仪式，来宾包括Steven Watson博士（沃霍尔专家）、“研究美国前卫群体活动专家”，以及当时接受采访的一些人：沃霍尔的超级明星Taylor Mead（出演《Tarzan》和《Taylor Mead’s Ass》）、图片记者Gretchen Berg（他在传记中把沃霍尔塑造成了一位圣徒）、沃霍尔的助手和工厂总监Gerard

阿劳（Aarau）的魅力不容置疑，但在艺术世界地图上，它显然不是人们的目的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周日大清早上，我们一大堆人围着一张井井有条的瑞士自助餐桌开始享用燕麦粥、肉汤和咖啡，那些艺术知识分子终于在苏黎世和巴塞尔之间找到了一块歇脚的宝地，而且没有被奥尔藤（可怜的奥尔藤）隔开。但是把Eva Presenhuber、Barbara Gladstone和 Beatrix Ruf都拉过来还是不够尽兴，因为这里需要一些带“艺术”的东西，比如Aargauer Kunsthaus画廊，而且展览还要做大，就像Ugo Rondinone的《The Night of Lead》一样。

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看了看这家美术馆玻璃外墙上画的砖头图案说“你会让Kelley Walker嫉妒的！”Rondinone也诙谐地说“我们都受了Cady Noland的关照呀”，显然他没忘了三年前在东京宫（Palais de Tokyo）为Noland举办的展览。

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到处都能看到Rondinone的作品，他的《Big Mind Sky》挂在博览会广场的Ramada酒店上，这面有彩色窗户的墙延伸到艺术无限（ART

在伦敦皇家学院的院子里，已故的雕塑家Barry Flanagan的兔子雕塑前，疯狂的闪光灯对准英国电视主持人、杂志封面女郎Alexa Chung闪来闪去。周三开始的夏季展预展派对，如今已经举办到第242个年头，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公开作品征集展。一群富人蜂拥进了学院的厅里，这里遍布了1，200件作品，大部分都是用于出售的。

传奇赛车手Jackie Stewart的儿子Paul Stewart是来买画的收藏家之一。他希望能买到Sean Scully的画，结果很大失所望，这位爱尔兰艺术家的《由外而内》[Outside in (Yellow)]不卖。Stewart说：“我有他的一幅80年代早期的画。”在他不远处，英国内政大臣Theresa May正穿过人群，Chung则和她的爸爸平面设计师Philip在说话。Chung说：“我已经从之前RA的夏季展中买了两件作品。”并表示她并不喜欢George Condo的《屠夫、女仆和房东》（The Butcher, The Maid an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社交场上的花蝴蝶、英国模特Poppy Delevigne被John Hoyland的一件丝网作品所打动。其他的派对常客有Duran Duran的成员Nick Rhodes，他挑出了Sarah R. Key的画作《扮成小狐狸的乔纳斯》（Jonas as

COCKATOO岛以前是海军的造船厂。岛上到处可见残破程度不等的建筑，小岛的物理历史一目了然：十九世纪早期流放罪犯建造的船台上方有生锈的起重塔吊；二战防御工事遗址散布于殖民时期的房屋中间——这些防御工事都是为了躲避日本空袭而建，但最终空袭并没有来。Cockatoo始建于1839年，最初是悉尼港口的一座监狱，专门关押那些从英格兰流放过来但死不悔改的罪犯。岛上一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自从2008年首次成为双年展场馆以来，Cockatoo就一直是悉尼双年展的主展场之一，被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械库”。同时这里也是双年展开幕周热门活动——上周二艺术家Party——的举办场地。

要上岛参加Party，必须得坐船。要坐船，必须得排队。一千五百个客人同时到达2／3号码头，有人开玩笑说好像敦克尔克大撤退。我们就这样等啊等啊，身上的衣服可能比1940年困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要体面一些，但绝望程度、希望跟朋友爱人重聚的迫切心情一点儿都不输于他们。

等我们到了Cockatoo之后，涡轮大厅的吧台就被挤爆了。头顶上蔡国强爆炸的汽车为底下的混乱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叫绝的装饰性对应物。再加上“宝格丽VIP吧台”外面Brook Andrew只对成人开放的蹦床装置《蹦跳的城堡战争纪念碑》，Party上能见到的艺术作品就这么些。展览的其他部分被隔离在别处，以免艺术爱好者们一次性受到刺激太多。艺术家Party的全部奥义就在于喝啤酒和跟着DJ打碟的音乐唱歌——八十年代的金曲反复出现，如《爱的污点》、《疯狂的世界》——据可靠消息透露，这些是几乎所有地方艺术圈Party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女士们！一千到一千五。”穿灰色运动裤的女士望着第四十五号拍品——安迪•沃霍尔的《银色丽兹》说。她的意思是估价：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

“绷得不太好，”另一个穿Burberry外套的女士不屑地说。她指的是画布。“Trixie的丈夫有一幅沃霍尔在餐馆纸巾上画的自画像，”第三个人炫耀道。

佳士得周二战后和当代艺术品夜间拍卖会最后一次公共“观礼”的确看着有点儿像丧礼探访会，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聚在一起暗中观察竞争形势。一脸坚定的蓬蓬头女士们拿着老式的35毫米胶卷照相机逐个看货；穿着订制西装的男士手持咖啡纸杯四处巡视。John McEnroe头戴网球帽，脚蹬一双白色匡威鞋在一楼展厅飘来飘去，最后停在沃霍尔1964到1965年的蓝色“电椅”前凝神良久。当然，作品看上去无可指摘。

Louise Lawler也去了，扛着一台中画幅的Mamiya和三脚架。她说：“我不是很确定我来这里干什么——我经常没想要来，但总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很多年前，我拿到许可来拍现场拍卖，但等我带着照相机到了以后，拍卖行某高层看着我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同意让谁来拍照片啊。’就好像我不是个人似的。现在我感觉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带着照相机的。”

她说得没错——但她的出现为整个过程增添了一点灵光：艺术变成商品，商品再变回艺术。（接下来，也许－希望？－又变成商品。）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拍卖行越来越偏向当代，沃霍尔“一刻”魅力不减，总在催生更多艺术与商业的神圣结合（以及不友好的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