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卡特琳娜·格劳斯

    柏林艺术家卡特琳娜·格劳斯(Katharina Grosse)以巨大的装置作品而著称,这些作品探索的是绘画如何在一个扩张的领域内发生作用。在此,她讲述了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项目《更上一层楼》(One Floor Up More Highly),展览于12月22日在MASS MoCA开幕。而她目前的新画作在Santa Monica的Christopher Grimes画廊和马德里的Galería Helga de Alvear展出,1月8日结束。

    Mass MOCA的大空间非常不一般。很长又很宽,两边都有窗户,所以大量的光可以照进来。我已经做了一件填充整间屋子的作品,但人依然可以在夹楼里穿行,从那里可以往下看到它。所以,当人们穿过这件作品时,或者从上面往下看,都能看到整件作品。

    我使用的是用带电电线切割的大塑料泡沫。看起来有些像削尖了的铅笔。之前我一直很好奇用电线切开塑料泡沫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CAD很难做出那种好玩的貌似数学符号的形状。除非你手工分割,否则很难在里面打洞或回转。通常情况下,我在塑料泡沫上涂涂抹抹,然后用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将它们做成薄板,以便能固定住,这样就非常坚实耐久了。但碾压时,所有的剪裁和线条都没有了。塑料泡沫的白色极为美观,所以在这件装置里,这些大块都没有上色,很耀眼,就如水晶之光一样,与白色的墙面浑然一体。

    它们堆积在一起,周围都是成堆的上色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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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珊‧菲利普斯

    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是苏格兰的声音装置艺术家,2010年特纳奖获得者,也是首位以声音作品荣获该奖的艺术家。她的多场合声音装置《围绕我:歌声环绕伦敦城》(Surround Me: A Song Cycle for the City of London)是受Artangel委托创作的项目,1月2日前在整个伦敦城奏响。

    声音这种东西,尤其是没有伴奏杂音时,可以令人产生联想,唤起人们的记忆。在我的装置里,我想探寻的是声音如何决定建筑,人们如何能以新的方式体验空间。当你聆听音乐时,会被它带到另一个地方。我想当周遭萦绕着这些声音时,人们一方面畅游于作品中,一方面又身处当下这一时刻。此时,人的感觉被提升,对于所处的环境会更加敏感。我相信,人们对我的作品也会同时产生如此的感觉。

    当我第一次踏足伦敦为Artangel委托的项目找寻地点时,发现伦敦金融区在周末的时候极为安静,实在出乎意料。后来发现,那里是伦敦老城所在地,英伦银行和皇家交易所是早期现代城市的中心之地。皇家交易所在那里,但真正的交易活动则在Change Alley的咖啡馆进行。我对那段历史很有兴趣,通过调查,我发现十六七世纪,声音是早期现代化的伦敦城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除了机器声和车水马龙声,则是街面上的各种声音。当时,街头的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利用街上的声响,因为他们的声音一定要一波波延续下去。研究这点时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发声不协调之时,所以他们就要找到技巧,以便彼此声音能够和谐共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听起来很有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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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哈德•麦罗米

    以色列出生的纽约艺术家奥哈德•麦罗米(Ohad Meromi)近期受Art in General的委托,在六层的展厅内打造一件装置。他组织了一场不断变化的排练/工作室,在这里参加者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他所说的“特别的群体雕塑”。本场展览将持续到2011年3月5日。

    过去我做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作品,我的装置是以各种反乌托邦地点为基础的,如:边境通道,教室,诊所。最终,舞台这种形式和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地方可以变成其它任何空间。我不禁琢磨,人们究竟是怎样打造一个舞台呢?从建筑角度上讲,舞台是否是表演者和观众的分界岭?对着摄像机说一声“开始”就够了吗?我目前正在考虑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打造一个空间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以及这种设想将会如何激发我们的行动。为了这场展览,我决定只将画廊的主体部分涂成黑色,将它看做一间排练室:一个工作间。这里应该对人们的参与表示欢迎,在整场展览的过程里,进行一系列的排练;我称之为“排练雕塑”。和那种人们可以独自通行的装置不同,这样的排练最好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可以这么说吧,参加者将组成我的剧团。社会雕塑这种叫法可能夸张了些,但我们可以叫它特别的群体雕塑。随着项目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写了剧本的小册子,以及各种道具,比如合资,烟灰缸,花瓣上的巨大的圆形图案等等。这就要求观众/参加者动起来,也许对此要注入一些创造力进去。另外,还有一个几何形的木板连载一起形成了一个半圆,成为一个凹面的结构,将舞台和后台分开。我希望能看到这些动作能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一个投影仪可以把我故事板上画的场景都给表示出来,我希望看了之后可以说:“这一场真不错,在舞台上我们也会如此的。”我邀请几个朋友如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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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perflex

    当前,博物馆正面临着如何酿造审美经验以吸引新观众的压力,随着这种压力的不断增大,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对永久性的收藏进行重新思考,寻求新的解决之道,以新颖互动的方式展出作品。寓教于乐的倾向,是与博物馆解构历史宏大叙事的压力和弥补历史遗漏、矫正博物馆学盲点的想法相并行的。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邀请艺术家有建设性地参与到他们的收藏项目中去,Porcelain(2009),由Superflex和螺旋桨小组(The Propeller Group)在荷兰的泽兰盛省(Zeeland)的Zeeuws博物馆联合推出,正是上述这样的项目之一拉斯姆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是Superflex的三个成员之一,在此讲述了这个项目的进行状况,以及它从荷兰来到2010年双年展,再到胡志明市的San Art的是始末。

    Zeeuws博物馆是那种有木乃伊,金器,窟窿,长袍,人种志物品和瓷器的陈列的场馆。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按照“宇宙”博物馆的传统建立起来,如果火星人要参加地球,首先应来这里看看,想必将会受益良多。我们偶然看到了400年前登上欧洲的瓷器,当时欧洲人并没有瓷器制造技术。后来,他们逐渐掀起一股股潮流,比如第一部iPhone就是在欧洲诞生的。结果表明,东南亚的瓷器最先是出现在一艘葡萄牙的航船上,后来被荷兰海盗偷走,将其带到了米德尔堡,最后于1602年的拍卖会中以高额价钱售出。我们和越南的团体螺旋桨小组对于如何表现历史进行了无数次讨论,最突出的就是这一项目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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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包师的自白:箭厂西点屋

    11月的四个周末里,一家以社区为背景,策展人和艺术家合作的艺术空间在北京的胡同的门脸里出售西饼。业余的烘培爱好者(很多是艺术家,策展人或评论家)让公众们领略到了他们的手艺。他们将自家制作的面包和派出售,配上咖啡,令人们大饱口福。作为参加者之一,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贺潇,讲述了她的体验。

    八十多个鸡蛋,10公斤面粉,3公斤糖,8块 黄油,3公斤奶酪,变成了12种不同的甜点,于11月的下午在“西饼屋”售出。四个周末,八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在这个通常被看做是当代艺术前沿空间的地方出售糕点,可以说是大大满足了周遭邻里们的口福。在所有被品尝的各种糕饼里,最好的要属Martha Stewart的南瓜奶酪饼,Pierre Herme的巧克力蛋糕,欧式苹果派,David Lebovitz的大理石乳酪方饼。但是对甜点制作过程的回味,只是说明了我在箭厂西饼屋作为一个业余糕点师的体验。若没有箭厂提供的免费场地和看店的志愿者们付出的时间,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最为肯定的一点是,将一个前沿的当代艺术场所变成一个西饼屋的想法不仅仅是实行这样一个调查这么简单,接下来的结果肯定超出了当初的目的,至少对我—作为一个烘培爱好者而言,是这样的。

    在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场所烘焙比只是简单地练习烘焙技巧要复杂得多。每个步骤都涉及了制作和出售这些甜蜜,从配料,查询制作方法,生产和宣传,定价和包装,以及将蛋糕从我的厨房送到商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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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杰

    通过当代艺术实践中一次偶然的历史划分,香港的年轻艺术家例如李杰已经投身于新艺术的指导工作中了。 他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在伙炭艺术家社区的中心位置使得他及同代的艺术家对更年轻的一代画家起到了非凡的影响。李杰谈了自己对于当前青年艺术家的想法,温文尔雅的油画与素描创作构成的松散运动,即我们所说的“乖画”(Nice Painting)。

    现在有个现象是从本土政治到本土美学的转变。大半香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都强调所谓“本土美学”—— 指涉茶餐厅、港式酒楼、香港老巴士和童年游戏那种风格。“乖画”艺术家应该是这类艺术家的典型。近年“乖画”圈子从十几个艺术家变成比较大型的群体。

    我觉得在中大艺术系接受的是知识分子培训,成为全面的艺术家。 我们那时看书比画画的时间多,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肩负着文人的责任,要抵抗专业化,也要回应社会。年轻艺术家受的是专业艺术家教育,上学时看书不多,理论都从我们口中得知,对艺术系的“新亚精神”没什么了解。但他们看到的作品和艺术事件比我们读书时多。

    近年香港艺术圈涌起的一批年轻艺术家,目睹艺术圈的变化,知道要怎样预备和做得成功。他们视觉语言比较窄,作品理应概念上可以走很远,但实际上都走不远,里面动力不够。相反像白双全的作品从来都有动机,他不是解决艺术问题。而是用艺术去解决个人问题——某程度上也是社会问题。但新一代艺术家关心怎么表现个人的事情,解决跟画面的问题,但不关注绘画或者图像本身。他们对艺术没什么责任。可能“乖画”家有好想法,但实际考虑也多,例如什么作品配合什么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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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艾伦·弗林特·贾米森

    波特兰艺术家艾伦·弗林特·贾米森(Aaron Flint Jamison)是《Veneer》的编辑。这本刊物在运行了六年后,即将结束,一共出品了十八期,包括一个为订购者安放杂志的书架。《Veneer》的供稿人有Sturtevant, George Kuchar, Kevin Kelly, and Ray Kurzweil。贾米森将于明年二月在巴黎的castillo/corrales举办个展。

    我喜欢那种长期进行的项目,喜欢一切不断在发展、逐渐露出真面目的事物,因为这一癖好,从而促使了《Veneer》的诞生。书刊在我的生活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我进入艺术学校后,方才理解如何用全新不同的材料和内容,将这一媒介丰富、复杂化。开始做时,我着重的是材料的限量,当然,以一种之前我从未领略过的方式去做,也很关键。《Veneer》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每年出版两期。我目前完成的是第八期。第八期出品后,这个项目也将画上句号。

    所有的订阅者都会收到全部的过刊和今后的新刊。包括那些随刊物赠送的东西,如我在写的小书,图片,书架等等小惊喜。每期刊物的材质都是根据内容不同而变化,不一样的纸浆,平版和凸版印刷术,装订以及各种各样的插页等。对我而言,人们和制作生产过程产生互动,是很重要的事儿,尽量要和朋友同事一起动手做东西,比如把方晶锆石嵌入第三期的页面里,或者将第四期的百露香露擦到127页上。书脊上没有任何艺术家(或编辑)的名字出现,书本身没那么宽,所以能很容易塞到书架里。这些书,展出甚至出售,都不太容易。这点有些像那些对我很重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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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远苇

    梁远苇1977年出生于西安。她不仅以精细的油画作品为人所知,更因其艺术具有的观念深度和活力成为这一代艺术家的代表。她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创作的过程和精密的排布。她以日常生活中的花布图案为题,每天画一个部分,待画面干燥之后便不再回笔。其画面具有高度的表现力和丰富的细节。由于作品超过花布的原大,所以只有在观众亲自面对画面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种冲击力。她的艺术旨趣有别于以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为题材的同代艺术家。梁远苇的近作和习作目前在798艺术区的北京公社展出。

    这是我目前为止创作的最大尺幅的作品。每天至少工作六个小时,有的时候要工作十个小时,每组作品耗时两个月,之后休息两周,再进行下一组, 画作之所以有限是因为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这次展览的题目源于我之前读过的英国文学家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小说以五本笔记描述一个女性艺术家不断地反思自身成长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我来说,对绘画信任的建立是很困难的,只有不断地尝试和反思绘画对于我的意义,我才能继续相信它。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有知道边界,才能走向深入。

    在08年我试图寻找多种方式去突破,后来发现双幅绘画的这种形式对色彩关系的表现能力。 而在这两组大尺幅作品中不断重复的细节是为了形成一种艺术本有的风景,画面和墙壁之间形成的空间构成了一种纯粹风景的存在。我运用的是最简单的直接画法。因为不能改动太多,在创作时所有的错误和决定都随之保留在了画面里,在两个月中我需要不断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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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fiXXed

    Fiona Lau和Kain Picken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和设计组合‘ffiXXed’。2008年创立后,他们今年在深圳开设了新的工作室和生产基地。展览“何物,何时,何地”近日在北京的Triple Major展出。本场展览的主题是通过装置、雕塑、绘画和时尚设计,对消费生活中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范围进行探讨。‘ffiXXed’是一个创意渠道,通过它,可以触及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衍生出的问题。

    雕塑令空间具有活力:我们喜欢它衍生出的对话。FiXXed如今对消费品和这些产品迷人的表面很有兴趣,就如你想到服装和其他纺织品时的感觉一样。雕塑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吸收文化上的借鉴、连接和形式上的关注。时尚也有很大的雕塑性元素。Kain发现它非常特殊,所以雕塑一直存在。

    我们的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Fiona来自时尚界,Kain有艺术背景;一切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着。我们从柏林来到香港,然后去了深圳,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变化,所以工作程序和分工也发生变化。深圳像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中国的城市影响了我们;不是急速的、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影响着。也许在中国,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变化。

    消费主义对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个人并不代表基本的主观性;这些东西总是在变化着,而实际上我们也是上百万个可能的主观性的工具。人们形成生活风格,做出消费者的选择,多多少少为满足他们的主观性。Kain觉得一直是这样,很多人以漠然的方式买东西。他自己希望购买的过程能是带着评判性的,应该知道这件物品所产生的效果,试图去理解其形成的过程。很难去看到那之外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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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易格

    宋易格是来自哈尔滨的艺术家。她的首场个展,目前在北京的艺美基金拉开帷幕,她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两年半。她的那些忧郁的画作,色调暗哑,背景通常是封闭而空荡的房间。但这场展览,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幽默的暗示的。在此,宋详细讲述了作品的缘起和特征。对于未来的目标,她说,只是继续走下去,每日如此。

    我通常喜欢将建筑做为我作品的背景,因为这样很适合表现一种封闭而孤单的感觉。也画了一些自然风景画,但不是很多。对于我试图想表达的还不是很适合。我常画一些老旧的物件,时间给了它们生命,历史磨砺会让生命更有价值。那是我喜欢的;我不止一次地画过浴缸,太熟悉的东西,会对它有感情。而且在中文里,bath这个词的意思“浴”,听起来和“欲望”的“欲”是相同的。我喜欢这种双层意义的表达。

    2008年4月我来到北京。在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宽广起来。我喜欢这儿的环境:压力是大的,但竞争越多,机会就越多。我画画不是想解决我的困惑,而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作画的时候,一丝不苟的完全是自己,没有去刻意考虑观众,与我有同等情感的人或许能找到共鸣。无助感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情感。但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很严肃的。‘Boredom’描述了某个具体的时刻的一种情绪。还有一幅小一点的画叫‘Bathroom’,上面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些象征性的气球。它描绘的是青春期那种特殊阶段人所爆发的欲望,虽然有时过盛的欲望会变得不堪一击。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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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凯蒂·萨迦尔

    凯蒂·萨迦尔(Katy Siegel)近日为纽约的亨特学院的Bertha and Karl Leubsdorf艺术画廊组织了“Americanana”展览,她也是该校的艺术史学教授。今年秋天,伦敦的Reaktion Books将出版她的最新著作专集《Since ’45: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rt》。本场展览将于12月4日结束。

    AMERICANANA.每个人都省略最后这个“na”。他们觉得这是印刷错误。但我想强调这种荒诞性——欧洲移民者使用印第安词语来命名足球俱乐部和郊区街道,或是布鲁克林宰猪的新城市猎人,或是我们的文化里恢复一个已然消失的过去的无数次尝试。这一题目也是和“Indianana”相呼应吧,这是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一件不是很著名的作品,所以也算是向他致敬。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名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来重新展现美国。他们是按照自我想法进行创作,以新的方式重新进行演绎,无论是社会或政治目的,还是只是单纯的复原旧物的想法。在Robert Gober的覆盖着藤壶的奶油搅拌器中,你可以体会到某种感觉。就如一些久远的业已消失的东西,带着时光打磨的斑斑锈迹再次归来。

    举办这场展览的想法源于我为新书所做的调查。我意识到美国当代艺术史有种倾向是关注与美国历史、创作和社会价值。这本书并未强调这点,只是一个小的主题而已。但在我涉及到的所有社会史中,在视觉资料领域里,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值得为此做一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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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瑞贝卡·华伦

    伦敦的艺术家瑞贝卡·华伦(Rebecca Warren)以粘土和铜雕而知名,这些作品参照了一些艺术家的“杰作”,这些艺术家有罗丹(Auguste Rodin), 德加(Edgar Degas), 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漫画家Robert Crumb。新作个展在复兴协会(Renaissance Society)于10月三日开幕,三件纪念碑式铜质雕塑由芝加哥艺术学院委托创作。

    即将在艺术学院展出的铜像最初是由粘土做成,和你看到的铜制品大小一样。这些铜像在做法上,并不是先要做成小模型稍后再铸模。它们都是用手按照真实大小直接塑成。这对你正在观看的有着微妙的影响:它总是很大,粘稠,扭曲,由湿润的柔韧性材料做成,最后被塑成铜像。雕塑基座的高度,部分是由玻璃护栏的高度决定。我希望这些雕塑能比较低的护栏高,但是比最高的要矮。这样它们就可以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了。由于它们比其中的护栏要高,也有点超出了顶部的限度。说明这些雕塑的高度达到人的身高。看的时候有些奇怪,你必须得使点劲,仰脖,让视线能望到空中。

    从天台外面也可找到极佳位置看到这些雕塑。这也是它们对芝加哥那些知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呼应,因为它们令人想到了极端主义或超理性。这些雕塑从内里就面向彼此,将自身从一切语境中分离出来。也是这种动态三角状,使得它们没必要必须去迎合或融入这个城市。由于其表面不那么粗糙或具有反射性,所以可以与这座城以及一切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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