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总是孜孜不倦地对历史进行粗糙的现实主义还原，恨不得把一切某某曾在此生活的痕迹全都仿真地呈现出，虽然明显时空错乱的“马脚”却也同时被允许。绍兴的秋瑾故居也是如此，在她生前的卧室中，一具呆板无神的真人等比蜡像坐在窗前，这房屋主人的物理化身似乎合法化了整座宅子。卧室的亮点实在房间的后侧，靠近床尾有一扇小门似乎通向一间密室，小门内墙上放置着一个高光突出的陈列盒，里面是四把手枪，看似还有一封书信。导览文字并未多作解释，只是说秋瑾在绍兴的最后几年生活起居时刻配枪，以此体现出她作为革命人的英勇、警觉、置死生于度外。故居后半部分关于秋瑾生平事迹的展览也包括了一把枪，静静地躺在红丝绒布上，标签上只有几个字：“秋瑾用过的手枪。”这种利索而干瘪的展示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暗示一种浓烈，这种浓烈在曲折的历史河流中被加工成为符号，我很好奇它是否有余温残留，还是已完全丧失在符号固定的过程了？在已经通过课本印刻在每个人记忆中的那张秋瑾穿和服持刀黑白肖像（看起来像是将要或已经切割了自己的另一只手）之确切，与故居中那比一团面粉还无生气的蜡像之模糊之间，我试图看清一位革命者的面容。

秋瑾的革命者形象当然是被构建的。110年前她被处决后，坊间对于这一刑罚是否合适曾有激烈讨论。秋瑾是秘密地谋划起义，她的革命党人身份在她被处决之前尚未为公众所知，然而当时针对清政府的民愤与民怨已积压，秋瑾的死因此催化了更多的不满，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办学堂的女子会带兵起义，认为是官府强加罪名，散播恐怖，于是有人说：“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

11月8日一下飞机，我就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赶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和蓬皮杜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重置时间”论坛最后一场对谈—“重塑机构现实”。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跨学科文化发展部主任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作为对谈主持，邀请4位嘉宾质疑“机构”这一概念，在回溯它所发挥的传统功能的同时，反思机构在技术加速革新的当下能够起到的作用。奥地利哲学家阿尔曼·阿瓦尼斯安（Armen Avanessian）观察到，我们正经历从现代到当代，哲学到理论的历史转向。艺术在本体论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我们对理论的需求，每隔五年甚至是两年便催生出一套新的理论工具。邱志杰以自己的多重身份分享了他挑战不同机构/机制的尝试。担任明当代馆长的他，试图在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中间地带建构一座难以被娱乐化消费的美术馆；“被迫”做策展人的邱志杰，调侃自己2012年用城市馆取代威双国家馆的方法没有在接下来的两届上双延续，算是构建新展览模式的失败；作为艺术家，他以雅集的形式把工作室变成平行于非营利机构的展示空间。在Q&A环节，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学术总监贺婧的压轴提问将讨论延展到艺术家在体制内外所面对的中国特有的机构现实。邱志杰的回应如同明当代的定位一般in-between：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松动的部分进行向外的变革。

由付了了策划的“流动者会议”（Precariat’s

下午2点我到达四方当代美术馆时，曾根裕（Yutaka Sone）和他的伙伴们在地下展厅里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创作的大理石《油罐舞台》（2017）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奥斯卡·穆里洛(Oscar Murillo)躺在台上说唱，不时环顾四周，“歌词”的内容及语种都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写在了展厅墙上：“ (social) (political) movements are born out of the urgent desire to make abstract principles concrete. Public (demonstration) is one way to voice (opposition) to a ()’s actions believed to be () () or (). In the streets and on college campuses, in town halls () and () () has long been a tool of () whether taking the form of mass () or individual () () is ingrained in culture.” 这段手写的红色文字中，每个括号代表用铅笔画在墙面的一只陀螺，陀螺里有单词或留白。穆里洛会反复喊出关键词—“社会的”，“政治的”，“能否改变”，架子鼓的鼓点和吉他的旋律则配合他发声，如同游行现场。

受黄边站邀请，Amy Lien和Enzo Camacho于8月16日在广州上阳台介绍他们今年年初在金边的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时创作的作品。他们以东南亚文化中的神话人物Krasue（泰国：Krasue，柬埔寨：Ahp，菲律宾：Manananggal）为原型，制作了三个仅以器官连接头部的女性形象, 悬挂在半空中。在这三个影像雕塑的下方分别投射着三段圆形影像，以两个男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金边各种消费场所的影像与义乌工人工作的场景互相穿插，解构金边这个城市试图塑造的国际化形象，呈现宣传景观与真实的贫穷状态之间的矛盾性。在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期间，Amy & Enzo每周举办研讨会，与不同领域的人探讨全球化以及何为当代性的问题，他们最近在中国各地的考察和研究也延续了相关的思考。

去年秋天我们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是在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驻地。期间在义乌的淘宝村做调研时，我们感受到义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你从义乌火车站出来，可以看到一系列大幅的宣传海报，上面印着微笑的中东人和非洲人，仿佛告诉你来到了一个交易公平的国际市场。一直以来，我们有在各地的中国城买便宜的材料做雕塑的习惯，而到了义乌才发现原来这是我们所有材料的来源地，因为在义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中国城的商品。这就像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商品网络，而义乌就是网络中的一个交换点。为了进一步了解商品产业链上的不同节点，今年我们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就选择去广东看一看工厂的生产状况，同时我们在东莞的石米空间驻地。期间，朋友带我们去参观了工厂以及工厂附近的村子，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同时我们也阅读了一些与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的文本，以辅助我们反思在中国的观察。

由亚洲当代艺术周（Asia Contemporary Art Week）发起的第五届田野会议“思考计划”（FIELD MEETING: Thinking Projects）在亚洲协会和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天针对“计划”的表演、演讲与讨论。 “Project”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行动之前”，带有协作性、预先设计和拥有特定目标的内涵。从过去两届“表演”（Performance）和“实践”（Practice）的主题延续到今年的 “计划”，田野会议将目光从对过程的关注，转移到对目标设定的考量。对于田野会议这样一个关注亚洲移民社群、亚洲与全球，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年会来说，川普时代中的移民政策，以及国家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情绪的重新抬头无疑从关键上引导了此次论坛的方向。更准确的说，“思考计划”是关于 “抵抗” 和 “治疗”计划的思考 ——— 从被意识形态割裂的美国出发，探讨基于亚洲、行动在全球的艺术家如何抵抗各自所面临的，与当地特殊的身份、历史和现实挂钩的挑战。

田野会议本身的组织结构和实际操作就是一个面对全球流动性和国家界限提出的挑战：几乎每次会议都要应对艺术家在来美签证中出现危机的情况。对“国家界限”和“流动性”的忧虑笼罩着整届论坛。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系的主任Steven Henry

张培力在掩体空间的个展“没有网络”中展出了他新近创作的声音装置《不宜久留的场所》，巧妙地运用了掩体空间所处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中防空洞的地貌和历史背景，并在漆黑的空间中设置了一条试图控制观众，并让其丧失安全感的体验路径：观众进入空间后电磁锁会将门自动锁上，即时开启五分钟倒计时的声音系统，不断提醒观众剩余的时间，与此同时，观众的身体只要稍作移动，昏暗的灯光会亮起，停滞不前则灯光熄灭。艺术家利用灯光、声音做为媒介，同时透过人的经验差异和空间环境的历史语境转换，揭示出作品中声音倒计时背后由群体设置的系统，由此展开个体和系统之间关系的讨论。

我想通过设定一段时间，让观众对时间有一种体验，或者说有一个概念。十分钟可能有点长，两分钟又有点短，相对来说五分钟是最恰当的。当观众进入用防空洞改造的掩体空间时，门会自动关闭，然后会有警报声提示你有五分钟时间，并进入倒计时。不同的人听到倒计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你联想到什么都可以。

防空洞只有在它防空的时候，人进入其中才会感到舒适安全，想一直待在里面。当外面的环境是平静的、阳光灿烂的、风和日丽的，人待在里面肯定没有舒适感。随着环境的转换，个人身体或知觉上的感受差异也通过对比显现了出来。当具备防空洞历史知识或者对此有记忆感受的观众进入时，他获得的体验可能不同于那些没有此类知识和感受的观众。不同的天气环境，以及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进入空间，带来的感受也可能是完全

2013年时我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实习，很清楚地记得“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中国新锐艺术家”的开幕上，李燎在拿到五万元制作费后立刻上交给了未来岳父，真的就像是一个奋斗于华强北的有志青年，那么迫于证明自己；而我自己则作为开幕志愿者在六楼看护李杰（Lee Kit）的作品《是这个。》（This is it.），享受了一晚上甜美的气氛。那次的奖项主要扶持的是来自大中华地区的七位年轻艺术家，每位艺术家名字后面跟的是所在城市名，包括香港和台湾。至2015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的名称被正式启用，直接辐射包括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家，六位入围艺术家中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分别是关小和杨心广。此外还有台湾艺术家占据了一个席位。这些牵扯地理和地缘的叙述和措辞都让我觉得有趣。战后记忆的导入与导出在一些艺术家手上表现得格外深刻，尤其是谷口玛利亚具有内在时间结构的“砖画”。

当我看到今年的短名单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又开始在中国和亚洲之间摇摆了吗？我更感好奇的是，这次长名单变成短名单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翻开导览手册，原来有十二位提名人与五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机构策展人、独立策展人、媒体人、艺术家比例均衡），加上馆长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共同完成的甄选。拉瑞斯开始积极筹备与HUGO

到达威尼斯利多岛的第一天，一位本地朋友领我经过电影节主场馆，溜进主办方接待影展贵宾专用的Excelsior酒店，向我展示《美国往事》中男女主角共舞的大厅，就连不算影迷的我也感到一阵恍惚。接着他指给我看红地毯附近一对盛装的母女，很快我就明白了独属威尼斯电影节的一项本地传统：意大利本国人民酷爱在电影节期间盛装出没在红毯附近，期待被某位大导演相中。红毯的围墙外青少年扎堆，顺手在白墙上涂鸦，好打发明星出现前漫长的等待。我看到一则涂鸦写着: “珍妮佛·劳伦斯我们爱你!”后边补了一句: “中国人我们也爱你!”掐指一算，发现当天走红毯的其实是是枝裕和团队。

遇到不少意大利影评人和策展人都表示对现在的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贝拉（Alberto Barbera）感到失望，说他不去世界各地发掘新片，而是坐等知名电影人送上作品。大家都怀念上一任主席马可·穆勒（Marco Muller）——马可创立了富于实验精神的地平线单元，以区别于更偏向大众口味的主竞赛单元。但现在，这两个竞赛单元的选片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一位电影节选片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选片的过程中并不区分单元，仅将入围作品分为长片和短片。今年两个竞赛单元都充满了种族冲突、父母或孩子骤亡、强奸等剧情，让人每天都有些体力不支。近两年威尼斯电影节参赛作品中美国电影增多，好莱坞和独立电影兼收。今年拿下最高奖的《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艺术家魏晓光正在纽约SLEEPCENTER举办个展“持久像素”（Durable Pixels），展览中的一系列画作以极其逼真的手法描绘虚构的场景、荒谬的物件拼贴、甚至对电脑拟像进行写实，他通过绘画对抽象与叙事、心理层面的内外观照、绘画的历史与当下的新媒介等议题进行探讨。展览期间，魏晓光还与艺术家Jeffrey D’Alessandro持续进行一项在绘画与雕塑间跨越媒介的合作。在采访中，魏晓光谈及对自己作品“数码样式主义”的定义，他在绘画中想要呈现的不合理现实，以及他对绘画媒介本身的思考。

“像素”除了指我们通常理解的影像在屏幕显示的基本单位之外，它原本的词义是“图像的元素”。图像是通过笔触、尺幅、版本、屏幕、风格等各种元素而被人感知的，它们都是图像的载体。这次展览的概念以图像的元素为基本出发点，我想关注这些元素本身的局限，而不是预先假定其发展的无限性。

在艺术史上，欧洲绘画的样式主义（Mannerism）侧重于对文艺复兴大师风格的模仿，因为本身没有提供更新迭代的内容而受到批判。反观中国艺术，如果后来者没有首先师承前人，甚至都无法被审美语系所接受。书法、国画、京剧等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其内容涵义和风格在创作时已经锁定在表达系统的框架中，比如每个人写出的字意思是相同的，京剧脸谱的图案是程式化的；但是像《肚痛帖》这种文本含义没有太多艺术性的便笺反而突出了张旭的草书，使表现元素本身成为经典。对我来说，“样式主义”的意义，就是带着对表达系统的局限性的意识进行创作。实质上，中国书法的核心概念同波普艺术中贾斯珀·琼斯（Jasper

每天处在被警察追踪的幻觉中，罗宾不停换手机号码，我存了有7种。依次是这样的：robin，新robin，robin 512，robin 北京，robin新手机，焦作robin，robin新。有天他发短信告诉我，前些日子在偷渡中蒙边界时被抓了。当时蒙古的联络人已经在对面安排了车等他。只要过了境，再回中国，就有了合法的签证。当地警察不知道怎么处理白人，只能暂时把他软禁在一家酒店里 ，让店里的伙计看着他 ，慢慢地他们就把这事给忘了。

数年前，我坐大巴从纽伦堡去捷克，警车在中途拦下我们，男人下车站成一排接受检查。我的护照落在了西班牙，身上只有荷兰ID。警察带走了我，车在无尽黑森林的孤寂路上开着，开了很久也没遇到其他车。当时，想像自己可能会被新纳粹抛尸荒野，让德国的野兽吃得尸骨无存。到了警局，反倒是他们乱作一团。这是新情况，所有的警察围站着一圈交头接耳翻阅各种资料。一两小时后，他们载我去镇上唯一的银行取钱交罚款。我拿到一张临时护照，警察们送我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去布拉格的火车。

罗宾在被软禁的十数天后的某一个午后，天很热，酒店前台瞌睡着了。他装作去干洗店取衣服的样子乘机溜走，飞奔到火车站上了最近一班去西安的车。

为了回到中国时有合法的身份，他还在计划着从不同的地点偷渡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深圳到香港，从云南到缅甸。

有天晚上，大概3点，收到一条短信后，她马上起身洗澡化妆穿好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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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NK：

上次见面的交谈中，我们起了一点冲突，我对自己当时的武断言辞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你说得对，我应该更留意自己的措辞，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因此在这段时间，每当我有些许精神上的私人片刻，我总是会重新回想自己说的那些话，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理解与想像。

当我们在东京说到“欧洲”这件事时，也许身为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我们之间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差距。好比当我们谈到克罗埃西亚是否作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时，你给了极为肯定的看法。克罗埃西亚确实是欧盟的一份子（在2013年经过前一年的公投之后）。但在历史上，克罗埃西亚作为欧洲世界与鄂图曼土耳其两大文明的交界，近代曾隶属奥匈帝国之下，之后经历了纳粹占领，到战后成为共产革命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它与西欧之间有着若即若离的复杂性。

我想谈论关于一个文化的归属，不论是对于一个区域或是一个个体，都略嫌武断。而这个将一个个体放在一种认同结构中的诉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我其实并不想如此将一个生命体放到那么大的结构中，然而，它也可能是将一个个体放在众多个体命运的行进之中。只是，我在想那里是不是有一种契机，去谈论这种内里上的对应与矛盾性。

可能我在你作品中的状态里，总是看到一种无国界的身体的形象。至少在我生长的环境里，因着清帝国、日本帝国的殖民，到国民政府几乎压榨的统治，到今日中国这个形变为帝国主义当代版本的霸权的阴影。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向外看

Douche bag，我还是去查了一下字典，试图进一步明确这个词的意思。但这是回来以后的事情了。在奥伯豪森电影节Q&A的时候，一个胖子主持人问我，我有没有觉得我片子里的一个片段很多余，是一个douche bag？当时没有马上问问douche bag具体什么意思，让我有点追悔，我怎么就开始说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想，可能是因为有点没看懂这个、还有那个。他也没对此提出异议。几百部短片让人筋疲力竭，英国退役军人的犯罪问题，菲律宾贫民区，七十年代某希腊女明星上英国电视节目“帕金森秀”，巴西的日本人社区，以及一些我根本没弄清楚是哪儿发生的什么事……了解所有片子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加解释的呈现也招致了“传统”电影观众的不满，有人在论坛里开始把矛头指向当代艺术对电影的不良影响。一周内你会不断地听人提起：评委里有一些来自“当代艺术”背景的人。障碍大到如果你不了解他人的事情，这些影像可能完全不可接近。

有一天早上，四个土耳其人用不太流畅的英语做了一个论坛，主题是：“土耳其的独裁转向：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寥寥的观众中对土耳其有深入了解的更少得可怜，我连那些名字都搞不清楚，问题集中在：泛泛地——关于去年的军事政变上，更泛泛的——民主和自由上，女性问题（每一场问答、论坛都有至少一个基于男女人数统计的妇女问题）。我发现，急于辩解又说不清楚的不止我一个。那些宏大、激烈的政治社会事件难以回避（又为什么要“回避”呢？），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所有语言都显得陈旧、无效。台上一个土耳其记者大叔，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九十年代因为言论被关进监狱的经历。前一天，在一场德国电视电影学院的专场放映上，他就坐我旁边，我们随便聊了两句，我好像说了“这两天看的大部分片子都让我想问导演，他为什么拍这个”，之后，他递给我他的名片，让我写信给他。灯灭了，第一个关于一个衰老的过时女演员的故事开始五分钟后，大叔站起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