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营美术馆论坛的日程安排看，全球20多位美术馆、博物馆的馆长，将会为第二届中国民营美术馆论坛提前到达上海。论坛前一天正好是SH Contemporary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VIP开放日，闲逛在空旷的展馆，恰好遇到其中的两位馆长。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谈到前不久刚开幕的展览项目里与公众的互动，显得异常兴奋。广州时代美术馆的赵趄馆长则逗留在画廊摊位前，关心年轻艺术家的工作近况。第二天的论坛要求早上七点在酒店楼下等班车，大家决定早早回酒店。

论坛从12号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分三场进行，每一场由一、两位馆长的讲座开头，圆桌会议收尾，据说媒体上座率没有去年满当。去年的论坛也在龙美术馆举办，第一届将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现状及需求，运营模式，社会责任，从题目设定来看难怪有一些人抱怨说上届讨论大而空。本届论坛的大标题是“城市公共文化和互动”，以及“美术馆的造血机制”，听上去较为具体。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道路才十年，虽然有很多的外国学成归来的研究者，但西方经验又不能直接运用。每个馆都需要找自己的面貌，”这句话得到了大多数馆长的赞同，另一位馆长则说，“美术馆就像一个‘孩子’，要使美术馆经营得更合理，需要摸清楚它的脾气。”每一个美术馆都需要通过很长的时间去发现自己在当地文化背景中的位置，给出不同的经营方向。

日本福武基金会从

如同近年来流行的量子物理学所吹起的平行宇宙思维，多线平行叙事或者网络游戏式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是大众可接受的叙述形式。传统的电影单线叙事只围绕在一个主角，所谓的叙事主体，或是观众可以轻易认同的“我”身上，这样的叙事结构只能呈现单一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过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正因为只有人生成功组才有权利撰写历史，成为镁光灯的焦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永远显得极为简化单一并且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全然吻合。相较之下，近年来电视影集中流行的多线网络式叙事，在较九十分钟的电影更宽阔更能充分发展的篇幅下，使得故事得以去中心化并且呈现不同观点下的世界，也就是较接近现实的复杂世界。

从以《 性丶谎言丶录影带》（Sex, lies and video tapes）闻名的电影导演史蒂文・索德伯（Steven Soderbergh） 最新的电视影集作品《 尼克病院 》(The Knick)每一集都亲自执掌导演筒而非起头後转为监制，而且也已开拍第二季可以看出，这是十足继作者电影之后的作者影集。故事发生在纽约二十世纪初号称最顶尖的尼克医院，科技发明突飞猛进，用电趋於普及，人类寿命大幅延长的年代。体现在萤幕上的是血腥生猛写实的开肠剖肚，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残酷和原始野蛮。如美剧《急诊室春天》丶《波城杏话》，以医院为舞台的影集自九〇年代相继出现， 而从日剧《 白色巨塔 》，或大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影集《医院风云》(原名The

胡任乂身兼艺术家、教师、空间负责人等多重身份，他关注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个体真实性。“悔意”、“内疚”这些都是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体验，其项目“金盆洗手－无限忏悔计划”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展示了个体自主或被迫进行的忏悔，并通过“忏悔屋”和线上忏悔等多种方式引发了对忏悔这一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交流、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探讨。在本篇访谈中，艺术家谈及项目的始末以及在上海新设立的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空间。该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0日。

这个项目是在2012年底开始计划的，2013年4月开始实施的。在这次展览中，有我收集的与忏悔相关的实物和文献，包括自愿捐赠的被迫进行的忏悔。比如有朋友捐的一些饼干和巧克力的包装盒。美国所有的食品连蔬菜和肉也都是有包装，但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其实大约80%的食品都用了转基因玉米制作的玉米糖浆。一杯玉米糖浆可以做这么一桌子的罐子食品。所以我这个朋友觉得要替厂商制造商忏悔，另一方面忏悔自己吃太多。有许多很私人、敏感但是很普遍的问题，比如有人写到酗酒的问题或者没有经常跟父母一起吃晚饭。另两面墙是展示我收集的强迫的忏悔，比如服刑犯人的检查书、学校学生写的检讨。为了尊重我在展示的时候把检讨上他们名字部分都剪掉了。我想说的也是不同阶级的交流方式。

在展览里播放了我在纽约的公共场所走进观众去采访和收集忏悔信息的录像，我希望去走进观众、走近我的朋友去了解他们。人跟人最

在三里屯，你能看到北京最in潮流风向标，逛街、吃饭、夜店趴一条龙，你永远不用担心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娱乐活动，作为沉迷三里屯的icon人群，最可怕的不是特立独行，而是混杂在人群中，没有拗出自己的造型。

大声展选在中秋小长假前一天晚上开幕，我的朋友圈已经被提前下班享受小长假的朋友刷爆，或许其中就有奔着大声展来的。地铁上滚动播出的娱乐节目中，因《老男孩》一曲成名、近来的《小苹果》又成为广场舞首选曲目而知名的筷子兄弟在回忆往昔，调侃当初花了一万做的手机彩铃只赚回2000块，他们既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雄厚资金支持，单凭打动人心的词曲、剧情，以及新媒体推广方式，迅速火遍全中国。“年轻人如何发声”，这正是我今晚要一探究竟的问题。

一到三里屯，喷泉广场上的大屏幕已经开始播放雷磊为大声展制作的主题视频。近年来，雷磊连续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他人在外地，没有出席开幕。视频中，地球人去到外星，偶遇三缺一的麻将席，一番热烈的混战后，地球人打出了混一色的好成绩，也点出了本届大声展的主题“混”，“混乱、混合、混沌、混蛋、混生……”各种各样的观众混杂在开幕中，受邀参加VIP开幕的观众已经进去橙色大厅，被雷磊作品和玻璃橱窗内开幕吸引的路人也在附近围观，期待着能早点进入厅内一探究竟。

橙色大厅内，主策展人彭杨军和陈皎皎在对现场的嘉宾进行介绍，之后，人群散开，在布置如迷宫般的现场穿梭。想要在三里屯这样寸土寸金

说起河原温（On Kawara）的作品，从某些方面讲，就会和他的生平联系在一起。如今，就不免提到他的死亡了。艺术家的过世加深了一种缺席，不过，人们也许会说缺席已经很久了，因为有半个世纪，河原温都是有意地避开公众视线，过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避世生活。他的艺术特征早就被人所知，虽然量都很小，能见度若有若无。除了Dia:Beacon长期展示的系列绘画以外，他的作品往往只零星出现在画廊和博物馆里，很难看到全貌。

河原温是战后东京先锋艺术的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当时他开始考虑将早期的作品变成一本书。在五十年代为日本艺术媒体所写的文章中，他表现出了对那种作品的局限性（在日本有很多围绕他的新艺术）所产生的厌烦。1964年，他相继在墨西哥和巴黎旅行后，在纽约定居，朋友和熟人里，渐渐有了观念艺术实践者。也是在这里，他告别往昔，仿佛获得了新生。1966年，河原温的作品开始成型，此后就这样固定下来。作品里出现了一些日历，地图，列表，以及旅行明信片和电报形式的个人交流性物品，每一种都分别蕴含了相同的信息：I GOT UP AT（上面是用橡皮图章印刻的，时间就是事情发生的日期）和I AM STILL

“整个9月还不如搬到上海来得了，”某艺术杂志编辑跟我抱怨。9月上海的博览会实在太多了：9月4日，首届Photo Shanghai打响9月上海艺博会马拉松的第一炮；随后的还有艺术都市展、博罗那上海当代艺术展、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接棒。确实，对于媒体来说，这么密集的博览会行程确实让人有点吃不消。

VIP当日虽说4点才正式开始入场，但有展商表示，2点多就有不少人已进场，这导致由于陷入堵车大潮、7点才到达会场的我被同行告知，不少藏家都已经离场。不过我好像并没有错过什么，进门就遇到摄影评论人、策展人何伊宁在等朋友，我赶忙问“谁来了？” “全来了，摄影圈的人全在。问题是你想见谁？”

确实，相比于艺术界，这个所谓的“摄影圈”好像更加小众和封闭。而作为在国内首个针对摄影作品交易的博览会，又有哪个圈中人会错过呢？不知道是因为摄影作品基本都有多个版数还是藏家们都过于冷静，7点钟的会场，虽然人潮涌动但真正问价和交易并不多。这里更像是老友见面寒暄的场所，观众都不疾不徐的以自己的速度巡游。经过三影堂展位，荣荣正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友人聊天，一点也没有在商业展会VIP日的紧张气氛。而更区别于艺术博览会的是，看到不少脖子上挂着沉甸甸单反相机的爱好者们，一幅一幅作品的审视，时不时地向工作人员询问作品拍摄所用的器材，或是相纸，有时还会默许似的冲作品点点头——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公共开放日，展场被摄影发烧友们挤的水泄不通，完全成了一场“器材秀”。

黄然，2004年于英国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获荣誉学士学位，2007年硕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纯艺术专业。近日他在Simon Lee画廊举办了首次伦敦个展“An Experience Shaped by An Experience I Never Experienced”（我现在所经历的是被那从未经历过的经验所塑造的），展览较全面的呈现了其近两年来的艺术实践。艺术家选择用成熟的职业态度，非正面表达了自身对于对等关系、两面性、无解以及自我否定等关键词的看法。展览持续至10月4日。

“An Experience Shaped by An Experience I Never Experienced”（我现在所经历的是被那从未经历过的经验所塑造的）这个展览从多个角度在解构甚至破坏“历史”的价值和结构，幻想着个体同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个体实践进行了主观思考和推演。展览作品涉及了电影、录像、绘画以及装置。通过偶然的坦诚，对意义的刻意误导和反复无常地挪用历史语言这些方式，作品并非意在建立某种理解上的清晰，而是坚持了对于艺术实践思考的假情假意和一语双关的自我否定。“艺术家”这三个字的意义对于我而言，不是一个固定的角色定义或者职业的行为框架，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推演。我认为我的职业不应该只是创作艺术作品和参加展览这么简单，我希望可以通过工作来创作职业的可能性，推演我和这个行业的关系。

西班牙纪录片导演Nuria Ibáñez的最新影片《裸屋》（The Naked Room ）(2013), 完全是在墨西哥儿童医院的一个儿科医生的办公室拍摄，影片将镜头对准来看病的小病人的脸上。本片从8月29日至9月4日在纽约的电影资料馆举办首映。

这个片子，我想表现的是常被视而不见的那些事物。如今，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媒体来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的创伤问题。在我居住的墨西哥城，拍摄这些孩子对心理问题进行咨询，这个过程帮助我了解之前没有见过或听说的事情。不仅通过病例研究，而且从一个又一个孩子青春稚气的脸庞，我看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

我选择儿童医院，因为我想面对的是初涉人世的创伤，这样的创伤会伴随我们一生。影片中的孩子言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拍摄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分为两个时期，这样我的拍摄团队我和自己就可以熟悉医生的日常生活，而他们也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但相比较而言，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很少，我只在拍摄当天见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相信“直接电影”的观察传统，不想打扰他们，也不想提前知道谁将会入院，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将会如何被治疗。在孩子们开始进行咨询时，我就接近他们和家人，解释我们的纪录片拍摄原则，想说明这个纯粹是我出于个人兴趣，不是受本地健康卫生部门的委托，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参加拍摄。只有他们同意了，我才跟着进入咨询室。

电影的题目所说的是裸露的房间，之所以

在日本，横滨一直是一座冲在时代前沿的城市。导览在旅游大巴上告诉我们说，日本国内第一条铁路连结的就是横滨和东京。这一新式交通工具如此让人匪夷所思，以致于第一批乘客上车时很有礼貌地把鞋子脱在了站台上——最后发现自己已身在东京，离开鞋子有二十多英里远。

横滨的进步倾向显然也延伸到艺术节领域。其他主要三双年展还在努力想把进口明星策展人模式坚持到天荒地老，横滨三年展的主办方今年却已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任命艺术家森村泰昌作为本届三年展艺术总监。森村最著名的作品是他扮演从梦露到梵高的各种历史人物的肖像系列，作为策展人，他的资历并不深。这一点在如今的语境下反而成为他的优势：正如组委会所言，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紧随其后的核泄漏危机使“日本人的意识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开始向艺术家寻求“更灵活的观念和想法。”

灵活，的确灵活。森村为三年展定的主题（“忘却”）是受一本书（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的启发，而参展的65名艺术家的作品被分成11个章节呈现，每章都有一个小标题和一段充满诗意的解说文。比如，第八章的解说是这样写的：“我们是绝望的游荡者，漂流在生与死的波浪和幻灯片的闪光之间。”

开幕当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发了一瓶三年展特别饮用水。这也是件好事儿：梅雨季刚过，台风季还未来临，现在正是日本最热的一段时间。三年展主展场——横滨美术馆的空调马力全开，馆内的花岗岩台阶摸一摸都是冰冰凉的。由国内外记者组成的观展团沿着迷宫一般拐来拐去的走廊一路看去，绕过毛利悠子摇摇欲坠的音乐机器，再转过一个讲台，台下一群人正排着长队等看艺术小组Moe

编者按：本文以Artforum所见所闻的写作手法和观察角度，记录并试图还原一场关于电影节策展的讨论。

来到论坛举办地—SK大厦的日本文化中心，刚进休息厅，纪录片导演顾桃叫住我。寒暄一会，他忽然说：“你们应该写写宋庄的事…”我这才从窗外美不胜收的秋色中回过神来，想起头天晚上，不仅下了一场洗刷天空的秋雨，还有微博微信上关于电影节的各种刷屏。尚未细聊，主办方就招呼大家入场。半圆形的会议室，肃穆整齐，我在发言台附近的座位坐下。回头看，大厅并未坐满，可能是因为参加此次活动需要经过邀请和甄选吧，所以观众的人数，控制得比较严格。

主持人、杭州亚洲青年电影节的单佐龙做开场白，上午的论坛被称作是分享论坛，即来自各个电影节和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各自的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节目总监石坂健治。他提到了日本的“小型电影院”和“社区电影院”，尤其是前者，甚至了影响法律的制定，2001年，日本出台了文艺振兴法。他说：“电影节不是目的，是中转站，通过办电影节将好电影推广开来。”又提起小川绅介，这位毕生躬耕于纪录片创作的导演，认为人应该去“关爱弱者，”所以，“电影也应该如此。”紧接着是香港IFVA的总监邝佩诗发言。IFVA的名字，让我想起贾樟柯最早的作品《小山回家》，该片似乎就是在IFVA上获得金奖。果然，邝佩诗提到了贾樟柯和余力为的名字，他们都参加过IFVA，然后认识了周强，因为创作理念的相互认同，合作成立了电影公司，所以，IFVA是“年轻又潜力的电影人起步的平台。”

一直以来，梁玥的作品都在用镜头安静地捕捉着她所观看着的世界，近期她在箭厂空间的展览“20140706”，以录像装置的方式展示了她对北京市井胡同生活的一次记录。

我大学毕业于上大美院，中学毕业于上海第三女子中学。虽然学习经历对我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很多时候还是人的偏好和本能在做抉择，比方说我看过很多电影，但是会偏爱某种冷调调的；我也看过很多书，但是会偏爱散漫但不失逻辑的。

这次跟箭厂合作的契机是因为我跟箭厂空间的负责人认识了很多年，一直觉得这个空间很让人喜欢，但一直没找到恰当的点去做些什么。一直到去年，我在拍摄大量的关于时间和日常素材的时候，有了想给箭厂拍摄一条片子的想法。箭厂的所在地一点也没有展览感，简单又市井，把生活像揉面团一样的充满了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打算拍拍周围的时间。我觉得眼前的世界即包裹着我的周围的流动着的时间，这些内容太多太广泛了，只要活着，就在看这个世界，所以拍拍周围的时间也可以理解成拍拍眼前的世界。

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全部，每天发生的种种、头脑里的东西，总之人所感受到的全部都包括在日常生活里，日常生活又可以说成是活着。以日期命名作品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作品以日期命名很适合，是一段时间的惯性的创作，是令我感到舒缓的一种对作品的解读。我的创作大部分是依靠本能和天赋，而对作品何时完成的判断也是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每年都有可能会做出新的作品，但都没有什么计划，他们

胡向前定于7月16日在圣约翰大教堂进行的行为艺术表演前一个星期，我到艺术家位于上东区的工作室拜访。我们坐在他潮湿的房间里，周围是若干盆高大的绿色植物；这是某个朋友做作品留下来的，他告诉我。胡向前接下来的表演将为他在纽约的六个月驻留划上句号，而且这个项目完全由他自己发起。亚洲文化协会赞助的驻留对胡向前的要求只有一个：跟当地社区交流互动。但每次只要我问起他驻留进行得怎么样，我都会问他的英语课如何。

和对胡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谢德庆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行为艺术在面对后互联网艺术和双年展文化时，已经多了一个数码记录的层面。考虑到如今中文艺术话语和社交媒体（以前是微博，现在是微信）之间的紧密联系，胡向前对行为和现场艺术这种经过缩减、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看上去几乎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感觉。他以自己发明的人物角色和情感为媒介，而每次进行表演的不同语境则以不同方式推动他的工作，产生某种风格上的差异。此处，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融合在了一起：一种是情感上可感可触的现场化表演，另一种是间接的录像化记录。在他现场表演的整个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拍摄团队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观众该作品的第二种形态。尽管每次行为表演他都会记录，但这绝不意味现场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相反，这些表演需要遵循的只是某种格式。即便如此，正如7月16日的行为表演所示，哪怕是固定格式或结构框架也不一定能保证行为本身按计划进行。

在正式表演前的这场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