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二十分我们终于到达开幕现场，相比于在空间门口分散堆放的圆形装置，泰康猩红色的大门更显眼得多，但是这不妨碍它们成为此次展览中最舒适的休憩坐台。据泰康空间的推广总监窦子介绍，这次展览的布展过程有些一波三折。原本预计安装在顶楼露台空间的装置由于荷载承重限制，最后被挪至展厅门外，成为对露台公共空间的地面呼应。而另一件为本次展览专门制作的装置作品在凌晨两点才完成，运送到展厅完成布展的时间是开展前一小时。当然与某些国际大展的混乱状况相比，这些惊险似乎也不算什么。

七人群展“基础部”呈现了干净的形状、线条及色彩，规整而又有着微妙特殊性的作品占据了一楼空间。展厅中时不时穿梭着手握玻璃可乐瓶正在社交的前来观展的圈内人士，玻璃可乐瓶这个诞生于工业时代的畅销物在此贯穿了时间和空间，在略微缺乏活力的展览现场，它或许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通行道具。而作为一次主题性展览，此次的呈现也算清晰。在王思顺的作品《与神统一，并分享它的纯洁和不朽》前，不少人都仔细得琢磨上半天，一来是这样具有神学意味的作品标题实在扎眼，二来是因为谁也看不出这块扁平的蓝色长方体的原材料是结结实实的五百克黄金。更具幽默感的作品是杨心广的《线条》，视频中艺术家在桌前凝神静坐，突然犹如大神附身，俯身画下一气呵成的游走线条。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找几个刚刚还在眼前与人交谈的参展艺术家聊上几句，活跃的他们早就不知去向。而在一楼的观展结束后，我们发现此次大部分的展出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旧作甚至有些已经在近期有很高的曝光率。“这些年，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开始越来越难。资源总是有限的，作品的生产速度也恒定，艺术家的创作远远满足不了策展人的需求。”策展人苏文祥给出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答案，然而推演一步我们会发现隐形的消费社会模型似乎才更成为尴尬局面的关键所在。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一直是将华语电影介绍到北美的重要口岸。1992年刚刚完成处女作《落水狗》的昆汀•塔伦蒂诺在当年的电影节上带着全剧组成员为徐克制片、程小东导演的影片《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捧场。多伦多TIFF Bell Lightbox的艺术总监诺阿•科文（Noah Cowan）作为当年亚洲地区的电影节选片人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幕。20年后，他将更具雄心的计划带回多伦多——回顾中国电影百年的展览“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6月6日拉开帷幕。

活动首次集合中国电影资料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和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在两个月内，集中放映超过80部馆藏作品。从默片时代仅存的珍藏(《劳工之爱情》、《西厢记》)到经典大师级杰作(《小城之春》、《花样年华》)，从开创新纪元的新浪潮之作(《黄土地》、《投奔怒海》、《悲情城市》)到反哺好莱坞的功夫、黑帮及神怪类型片(《侠女》、《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科文将80余部影片按制作时间顺序划分呈现，并邀请陈凯歌、谢飞、成龙、施南生、杜琪峰等嘉宾开谈，从中追溯三地电影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历史渊源。

片单从整体来看，并无多少意外之选。“我希望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及可能被忽略的重要作品，希望让多伦多观众知道当谈论中国电影时，最重要的作品都有哪些。” 科文对于片目的选择这样解释，“一些影片的保存和修复状况，放映版权等问题也会影响最终的选择。同时也有些人为的条件设定，比如同一个导

虽然，梅尔•博赫纳（Mel Bochner）的作品主要探讨了色彩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但他七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则将小石头集合在一起，动摇了雕塑的传统和纪念碑特性。Bochner在此讨论了他运用不起眼的材料创作新的价值体系。他目前的展览“主张与过程：雕塑理论”“Proposition and Process: A Theory of Sculpture (1968-1973),”）在纽约Peter Freeman举办，直到7月12日，这也是迄今为止他最大的雕塑回顾展。

除却一切，一件雕塑就是一件世俗之物，出现在我们共享的空间里。之所以使用鹅卵石，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完全三维的物体和尘埃之间。从本质上讲，鹅卵石是无价的，很容易被取代，是一种无中介的材料。

第二个必须符合的条件是某些事物可以被计算成雕塑。一些人为的介入必须产生，其中包括一个目的，一个决定，或一个指令。人类创造顺序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计算，在拉丁语中，计算这个单词是calculus，直译就是“石头”，就如一种已经深深镌刻于我们语言中的思想。对我而言，关于计算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

雕塑的第三方面是与手作有关。尽管这些东西里没有一个经过了雕刻，铸模，挖孔，焊接，粘合，甚至重组，但数字五和十的应用意味着手的存在。（拉丁语手指的意思是‘数’的意思。）

这个装置背后的组织法则是与螺旋有关；这些作品按照风的逆

喜马拉雅美术馆的《意象》展览，不少人逗留在2012年“广州三年展”上展映过的《东极青浜》跟前：三个宽屏同时播映，视觉元素清丽逼人，叙事节奏极缓。而这类影片，一般只能“寄居”于当代艺术的展厅和美术馆展厅的“5分钟观看”场所里。高世强的这类创作，被划归为Video Art，但高本人认为，这类命名方式未必非常妥贴，但“只要有喜欢看的观众，我们就有愿望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渠道或创造新的展示平台。”

《东极青浜》得来偶然。肇始是源于一次政治献礼，我就去寻找“碧海蓝天”。正是出于避开黄泥浆一样的海水，我远赴舟山群岛的外海取景，也在青浜这里看到了30年经济大发展的另一面。就目前情况看，青浜被荒废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交通不便，但岛民都渴望被开发。

片中的那些剩下不多的岛民，与坚硬的岛礁互为一体。片中，有瓷器从空中掉落，这一镜内蒙太奇，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瓷器，另一个失落的中国。但是老人们神情岿然，波澜不起——凝滞的时间和生活怎么会被眼前的小小变故惊扰？

我在拍摄中的演员的运用和演技的需求可能与一般的影视创作不同。《青浜》里，两个演员是我的学生，没有受过任何表演训练。我要求他们尽量做到“零度表演”——在一遍遍的排练和重拍中，使他们麻木，由规定动作变成无意识地行动，从而忘掉表演，进入那种特定的生活，像罗伯特·布列松说的那样，“排干塘水好捉鱼”。演员所行的“表演”非“表演”，而是一种呈现——剧本、演员和我所要表达的东西需要不断调焦，直至“对焦”。三屏同播是一种空间的影像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或单屏非线性叙事不同，信息和感受纷涌在观众面前；也不同于装置的共时呈现，它会在时间之中徐徐展开，承载与容量却要远远大于单屏。

SHIMURAbros（志村姐弟）是一个日本姐弟艺术家组合，此次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邀请他们参加其“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在驻留工作的两个月期间，SHIMURAbros创作了一件大约半个小时的影像作品《弗洛伦斯•劳伦斯，你看到了什么？》。影片中杨宇扮演的搜查官正在调查被誉为“第一位电影明星”的弗洛伦斯•劳伦斯的丑闻是否属实。作品在A4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出时间从5月26日一直持续至6月26日。

在我们来成都之前，从日本图书馆的资料里知道了弗洛伦斯•劳伦斯（Florence Lawrence），这是第一个以真名闻名的好莱坞影星，在她之前电影最初的演员都是以如“粉红女郎”之类的代号闻名，而劳伦斯之所以闻名正是由于其影片公司特别制造了她本人街头死亡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人们纷纷疑惑并感叹其死讯，她却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劳伦斯因为这个虚假新闻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事件本身却因为时间的累积变得更加神秘。

成都迷雾的状态让我们联想到这个神秘的女明星。我们于是在人民公园访问了很多成都市民，问他们最喜欢的明星是谁，他们的回答都是张国荣、迈克尔•杰克逊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恰好这些明星都曾经有过炒作或各种类型的传闻，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萌生了想要创作这个作品的想法，于是就拍摄了这个影片，让一些非专业的演员参与其中，一个主演来扮演搜查官审问12个嫌疑犯，这些嫌疑犯的名字正是如张国荣、迈克尔•杰克逊等明星，演员要把自己当作这些明星来回答问题。“你知道弗洛伦斯•劳伦斯这个人吗？上一个星期天你在做什么？你能回忆起你在放假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昨晚做梦了么？”这些心理测试一类的问题，嫌疑犯的回答可能是撒谎，也可能是他们真实的经历。

很多人觉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为首的评审团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或者说，相当恰当的事——那就是将金棕榈奖颁发给女同性恋题材影片《阿黛尔的生活》（La vie d'Adèle） 的导演阿布戴-柯西胥（ Abdel Kechiche）。斯皮尔伯格在周日的颁奖典礼上声援法国“文化例外”政策（cultural exception），表现出他对法国当下事件的敏感度，将戛纳最高奖项颁发给了柯西胥和两位主演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Adèle Exarchopoulos)和蕾雅·赛杜(Léa Seydoux)。而此时另一场大型反同性恋示威游行在巴黎全面展开，该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成千上万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宗教极端分子聚集起来反对近期通过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法案。

这个金棕榈奖具有相当的象征分量，这个奖项的颁发也获得了认可。柯西胥的关键支持者众多，尤其是在法国，即使是这部电影的反对者也承认本片对两个年轻女演员来说是绝妙的展示：相对并不为人熟知埃克萨丘普罗斯在戏中扮演正在寻找自我性取向的高中生，愈发成熟的赛杜则扮演为女孩开启色欲欢愉和引导其走向成人世界的波西米亚画家。但是作为一个被介绍入伙的同性恋者和成年的讲述者，这部电影已经让人熟悉到有些多余，而且柯西胥对自然主义相当固执，夸张的场景和过多的特写镜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活力、幽默以及惊喜的可能性。细致而拖沓的性爱场景，成为电影节期间的话题，我计时发现最长的长达7分钟，虽然有些人将它算为20分钟，正如这部电影所期待的，它获得了狂热的、保守的赞美，胜过一些女性主义关于男性凝视的专题研究。柯西胥在采访中说道在拍摄埃克萨丘普罗斯时带她去吃午饭被她吃柠檬馅饼的样子震惊了，但这点却并没有使自己拍摄电影的理由站得住脚，这部电影的反对者阵营也从电影的漫画原作者尤莉•马罗（Julie

从六月十日艺术无极限的VIP开幕就可以看出，今年的巴塞尔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的一届。周一下午艺术无极限和设计/迈阿密巴塞尔预展中，人们汇集到赫尔措格和德梅隆新设计的会议大厅Messe里，大厅对防御风暴天气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有一个铝制的球状顶棚，还有一个眼儿对着天空。沃霍尔博物馆馆长埃里克•辛纳(Eric Shiner)说：“我们将其称为空炮眼。”这并非玩笑，而是一个很准确的形象，是对接下来的艺术体验的一个精妙的比喻。

在第二大厅里，说起展览，艺术无极限的总监吉亚尼•杰泽（Gianni Jetzer）说：“这就像一次没有离开地面的旅行。”在这个厅里，他布置了七十九位艺术家的大作。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 达拉•弗里德里希（Dara Friedman），和Tunga的影片脱颖而出，尤其是约翰•格里蒙普莱（Johan Grimonprez）的反战纪录片。不过，这里有西恩•兰德斯（Sean Landers）在毛呢上涂抹的三十英尺长的鲸鱼，麦特•穆里坎（Matt Mullican）七十二英尺长的黄色汽车涂鸦，麦特•康纳斯（Matt Connors）六米高的斜墙，西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巨大的焦油屋顶。再加上一些建筑环境类的作品，比如乔纳•弗里曼（Jonah Freeman） 和贾斯汀•罗伊（Justin Lowe）的迷宫，彼奥特•乌兰斯基（Piotr

当代政治艺术在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中，越来越不只是当代艺术潮流中的一种类别，随着双年展和主题展以参与、互动、知识生产、文化生产为名的策划和讨论，逐渐地变成艺术表达中几近“时代精神”的徵候。一方面似乎在政治性的意识开发上是有所成效的，但另一方面不可讳言的是，“政治”或“政治性”也以着各种方式商品化、形式化。

这个问题对于亚洲、南美与中东的当代艺术家而言显得更为复杂，因为全球化的艺术机制不仅开发出许多需要国际支持的区域政治，也让这些文化权力较为弱势的艺术家有机会受到青睐；但同时间“他人之痛苦”的可见性常常在国际展览中变成为一场场艺术“飨宴”，并以表扬各地的文化代理人和艺术家作为补偿。明显地，朗西埃前后以“感性分享”和“获解放观众”为主轴讨论通过美学而启动的解放，无法面对上述政治艺术（或说批判性艺术）层面的挑战。

相对于这种灵活而无坚持的当代体制，我们目前能够期待的可能不是策展人，而较是艺术家的作为，以及学术对此的严肃思考。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代表艺术家苏育贤，这几年不断与各种涉及民间生活或习俗相关的社会底层劳动者进行访调及合作；今年四月他于台北耿画廊推出名为“花山墙”的个展，或许可以说是陈界仁、姚瑞中之后，一个异类的政治艺术参照。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苏育贤没有继续待在对他创作算是友善也有所期待的“台北”，而是在以色列的驻村和展览之后，回到隔绝当代艺术的乡镇环境中。

集群艺术奖"系列访谈之二：以伊斯坦布尔为创作基地的艺术小组Ha Za Vu Zu善于以即兴与机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艺术立场，我们特此邀请他们来畅谈如何以小组的模式进行创作以及对于当下艺术系统的看法。

我们的工作方式相当灵活自由，场地、人员、时间都会因为创作项目的变化而变化。艺术小组中的成员不会拘泥于团体身份，也会以独立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在艺术小组的状态下他们会一起推进项目。

首先某位成员提议，讨论和创作由此展开。内部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我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因此非常复杂，有时这还牵扯到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每个项目我们都有一个领队，领队由项目内容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虽然由讨论决定，但是整个过程民主的方式不占主导，我们会共同协商最终达成某种一致，虽然会有成员并不认同，但是也不会完全反对。因此，协商探讨成为我们大部分创作的来源。

独立艺术家的身份有时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需求，讨论和交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小组创作能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东西，虽然独立工作时更轻松，但是共同创作时的艰难也给了我们乐趣。我们在一起创作时不完全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发现一种交流模式，小组并不是策略。我们不是为美术馆或者画廊进行共同创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为期一年的项目为例，我们选择了一个空间作为工作室，定期举办一些活动，但是并不展出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是邀请自己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空间中进行创作，而这些人不一定是艺术家。我们也会制作音乐、举办活动，所以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不同于在美术馆与画廊中展现出的面貌。

现任西九龙M+高级策展人的皮力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期间透过微博持续“吐槽”，针对本次双年展的策展理念以及各个国家馆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批评，我们特此邀请皮力将他的想法加以明晰与总结。

威尼斯双年展我到现场看过两次，另一次是2001年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策划的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为“人类的平台”（The Plateau of Mankind）。那次展览让我震撼。即使如此，我仍然不准备说这次双年展没有那次好，因为“今不如昨”是双年展评论中最廉价的一种。

就观展体验而言，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确实现了图像生产动机下各种界限的消融。漫步其中，它甚至不像一个双年展。为了消融这个界限，Massimilliano採取了非常系统的博物馆陈列方法，以致于展览好似一个博物馆展览，而不是双年展，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但我认为这一雄心勃勃的理念的动机还是应承了启蒙以来的早期现代主义观点。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似乎每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这种东西都会来一次。不过对我们来说，这种雄心其实隐藏着殖民主义或甚至欧洲中心的潜台词。我们说到的殖民从广义上看还并非是政治地缘的上概念，同时也还包括不同文化层次之间弱肉强食。虽然是取消了高级和原始图像图像之间的界限，但是其实却是高级对原始一次伪善的掠夺。这种掠夺如此粗鲁，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后殖民。本次展览的亮点是涌现了一批"民间艺术家"（非职业艺术家，outsider

公元1941年，二次大战交战正酣。这一年，布莱希特从欧洲大陆启程经苏联赴美；10月，饱受战火的中国陪都重庆，＂雾季公演＂开始，曹禺、老舍、郭沫若等戏剧家在在这里再次进入了他们创作的又一个繁盛时期。与满是疮痍的中国与欧洲大陆相比，在遥远的美洲，方才参战的美国似乎是一个文化生活的＂乌托邦＂。戏剧舞台上，百老汇的演出依然缤纷，尤金•奥尼尔等剧作家早已为剧场奠定了深厚的文学传统；欧文•肖、丽莲•海尔曼、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从不同侧面书写着戏剧人生。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纷纷涌向美国，不同的艺术观念相互碰撞。＂戏剧是什么＂这个古老命题（或者永恒的命题）再次充满了多种可能。

就在这一年，罗伯特•爱德蒙•琼斯出版了他的论著《戏剧性的想象力》，这本书似乎是对他几十年舞台艺术生涯的回溯，也是他非常“个人化”的艺术笔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所阐述的戏剧观念，其影响力几乎辐射了此后的一个世纪。

罗伯特•爱德蒙•琼斯，著名舞台设计师，出生于1887年。他为当时的美国戏剧引入了全新的舞台设计理念，第一次将舞美、灯光与导表演融为一体。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戏剧观念。舞蹈大师玛莎•格兰姆将他称作＂极富心灵洞察力的设计家＂。他的这本小册子深入浅出、语言丰富优美，影响了无数戏剧后进，直到今天。作者将这本书分为八个部分：新的戏剧，剧场艺术，剧场古今，给设计新鲜人，关于剧场服装的思维，光与影，新的企望，幕落之后----分别论述了影像与舞台、各创作部门与舞台、剧场流变、设计的内在与剧本的内在、设计者的人文精神、灯光与照明与剧场的特质。

第一杯贝里尼酒还未奉上之时，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就以一场宿醉开幕了。一个坐满了室内音乐演奏家的冰岛游艇，成为拉格纳•基亚坦松（Ragnar Kjartansson）的《宿醉》（S.S. Hangover）之地。“当我初次看见这艘船时，感觉就像是一个舞美师设计的，就好像是所有我想要的船的私生子。”艺术家咯咯笑着。我们站在军械库外边的堤岸处，开启了作品的巡游之旅。周二早10点，我兴致高昂地在此停留，内心盼望着今年的双年展方方面面都能弄出点内容来，还好，没有失望。

今年，威尼斯也许失去了它的查尔斯•雷，但双年展本身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更新的。首先是周二媒体有序预览的介绍，这说明在绿园城堡会相对平静一些，队伍会比较守规矩，艺术家可以放下心来，而且在每个折叠桌上还能拿到手提大包。

在中央馆前面的人群中看见画商亚历山大•赫特林（Alexander Hertling）和艺术家尼尔•贝鲁法（Neil Beloufa），我还是小吃一惊的。听到一些不靠谱的天气传闻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穿着简陋的记者服（以应对天气之变）出门了，这样的穿着跟一些精心打扮的画商格格不入。“我以为今天只是给媒体开放呢？”“不，还有艺术家，” 赫特林纠正道，马里奥•泰斯提诺（Mario Testino）坐船经过，在入口处亲了一个收藏家的双颊。

一切皆有可能，这正是今年新博物馆的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