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跨年

    巴黎,一场集体式血清素不足的欢庆

    图文 / 方言

    在一个快乐被强制奉行的时刻,选择性不快乐或许成为了一种需要争取的的自由。这场由巴黎市政府举办、“黄背心”宣称会参加的烟花跨年庆典,注定具有某种反新年意味。我和几位友人如大部分游客一样,因香榭丽舍大道路段地铁站关闭而选择从杜乐丽花园向凯旋门缓缓步行迈进,并在晚上十点左右进入协和广场附近的活动入口。尽管活动还未开始,但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的跨年活动较之往年的冷清:从禁止酒精的严格安检措施到大量出动的警力,再到香榭丽舍大道上不少正常营业的高级餐厅和闲坐在路边的游客;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向凯旋门广场行进沿途遇到的零星“黄背心”。

    自11月中至今已扩散至全国乃至欧洲的“黄背心”运动,或许就像一个脱胎于左右派分野的马克龙政党的镜像式对应存在;它令许许多多原本孤立的个体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分散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规律地封堵城市交通运行的要害,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症结的可见形态。然而,在这个据官方统计约25万人参加的活动中,到场的“黄背心”仅有二百多位,且大多分散在各处,与那些今晚身肩重任而神情严肃的警察相比,倒真显得有几分“轻松”。

    我们终于见缝插针地挤入了广场附近拥挤的人群中;聚集其中的一小群“黄背心”正高举着黄色气球,庆祝式地雀跃高喊着“马克龙,辞职”的口号,引得旁人也踊跃加入。在不乏欢笑声的友好互动中,Kader(一位住在巴黎92省的退休老人)谈到他长期参加多种游行是因为希望抗议能产生1968年运动的效果,却并不真正对这能带来的改变抱有太大希望;或许因为身为梅兰雄支持者,他甚至抱怨某些“黄背心”的极端破坏行为给集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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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暗中观察,静默燃烧

    相似的开幕之夜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开幕之夜各有各的不同。前者属于酒精,希望,人群,笑声,闲言碎语和大规模的友好气氛,后者则需要使用一种叫做回忆的技巧去再次接通那些弥散在心灵空间中的片段与细节:比如,这个被叫做“三亚艺术季&华宇青年奖”的颁奖之夜,在它留给我的各种印象中,包括了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僵硬寒冷迥异的,亚热带的温和空气;仿佛被玻璃穹顶笼罩的南方海滩一角,赤足感受到的沙滩;宴会厅喧闹的一角女孩儿们席地而坐,互诉短暂相聚足以累积的情谊与好感;慰藉之情,共同生活的所培育的默契,仅仅是最单纯的开敞相谈所蕴藏的潜在力量,尚未显露疲态的乐观;深夜微雨中天台上年轻人聚在伞底谈着广东与香港,日常与政治,而这一切又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海风最终吹散……第二日清晨大家又各自飞回或飞去了成都,香港,上海,北京,纽约甚至海参崴,仿佛这海岛的十天生活只是一次成年后的夏令营。而留给此岸的不过是日历上那些日子的纯真空白之后紧接着一整条填得满满的进度表,提示一切如常。

    然而谁说这里面没有某种意义存在呢?即便(知识的/美学的/各种的……)生产已经成为我们职业化的日常,即便创造性劳动在这体制中已积重难返,甚至成为创作者的某些负担,空隙仍然在这些不同的时刻发出微光。好比说,这个作为展览有机部分的,名为布展者之夜的特别项目,在策展人刘畑的构想下,布展全程的十个夜晚会变成由入围艺术家为主角,面对这个临时形成的有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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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女地和乌托邦

    在韩国水原市立公园美术馆(Suwon I’Park Museum of Art)举办的“欧亚乌托邦:附言”(”Eurasian Utopia”: Post Scriptum)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发起、由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策划的“聚焦哈萨克斯坦”(Focus Kazakhstan)项目的第四场主题展览;该展览囊括了来自50余位艺术家的100余件作品,时间跨度从前苏联时期直到当下。两位策展人分别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Yuliya Sorokina和韩国策展人Eun Young Shin 。

    开幕前一天晚上,我们和助理策展人Alexandra Tsay,参展艺术家Alexander Ugay以及Raman Zakharov一起走路去找餐厅。没想到首次来韩国的第一站既不是首尔也不是光州或釜山,而是京畿道的首府水原市。远远可以看到山脚下华城行宫的灯光,那是《大长今》的取景地,也是《这时对那时错》里两次偶遇发生的地点——这是我对水原市仅有的了解。而我对哈萨克斯坦所知也并没有更多,很多破碎的印象和知识来自央视“与全世界做生意”或者“远方的家”这类一带一路相关纪录片,哈萨克斯坦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站——外景主持人站在金字塔状的和平与和解宫(Palace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前,热情洋溢地将首都阿斯塔纳描述成一个充满潜力和活力的年轻城市。潜力与否不好预测,但活力的说法显然无法得到认同。Raman马上摇头,说不会有人想住在阿斯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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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的,日常的

    没有艺博会,没有全球艺术超级明星,没有美术史教科书级别艺术家个展,喧嚷繁华的上海艺术周后,我降落在竞选季的台北,意识到艺术并不一定是从业者的生活中心——大家见面时更可能聊及的,不是今天在西岸又撞见了谁,而是在此次市长和议员选举中会投票给谁。

    艺术家施昀佑和张允菡告诉我他们的公司正在承接一个政府委任项目,围绕“转型正义”的议题。去年年底,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意在调查和回顾1945年至1992年之间国民党前独裁政权的不义行径以及其对异见分子和其他普通公民的迫害和污名化。上述项目邀请策展人,公开招募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对戒严历史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在城市中留下的遗址作出回应,其初期文献及提案的展示“标志不义——不义遗址视觉标志与纪念物示范设计展”于11月28日在人权博物馆开幕。施昀佑作为该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认为,在社会民主化之后强调“转型正义”,除了反省、补偿、还原历史真相以外,“从很生活的面向上来说,则是一种处理过去的幽灵,或是说找到一种共同生活下去方式的过程。”

    一个新晋创办的艺术机构被称为“空总”,它的场地本身即浓缩了台湾近现代的不同社会转型历程。“空总”的官方名称为“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C-lab),这个机构的所在地在日治时期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4月,为日本提供军需产业化研究。我想起艺术家许家维以“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为题的作品,其从科学与技术伦理的视角重新叙述殖民历史。战争以后一直到2012年,这里曾是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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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薄若蝉翼的未来

    北京入冬后雾霾最严重的一天,我从海淀往央美去听侯瀚如与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座“在(坠落中?)的世界中心”。环路上水泄不通,雾霾中尾灯蜿蜒。因为知道伯瑞奥德是发言嘉宾之一,我预感“人类纪”将是今晚绕不开的话题,与眼前的景象倒也十分契合。这些年似乎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对人类纪话题的讨论,对这一热潮的批判反思也席卷了艺术界和理论界,谈论“人类纪”几乎和“人类纪”本身一样变成一种全球现象。这种感受与其说来自某种特殊的经验,不如说正是来自某种特殊性的丧失,一种在过去十几年间逐渐显露“成果”的中心化了的“去中心化”。断续的思绪在稍后的讲座中得到了或许意料之中的印证,比如侯瀚如关于2007年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述中伊斯坦布尔(抑或“第三世界”)“可疑”的在场,与伯瑞奥德展开尚在构想中的第十六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里这一特定地点近乎“毫无疑问”的缺席。

    六点半,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座开场是侯瀚如介绍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他首先概括地提示了彼时土耳其政治动向与经济复苏的特定历史时刻,伊斯坦布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侯瀚如在双年展的策划中对这座城市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阶段进行了标本式的切割,说起不同展场的历史和背景故事来“如数家珍”:“很多历史古迹往届常被策展人作为展场。而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和城市化有关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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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起见

    寒暄用语也必须时时更新;将上海和北京进行一番比较的破冰方式曾经很流行,但在今年的上海非官方艺术周期间却突然过时了。这一次,中国首都的名字仅仅在与艺术家玛格丽特·李(Margaret Lee)和艾莉森·卡兹(Allison Katz)晚餐时出现过一次;玛格丽特刚从那里回来,而艾莉森正在期待第一次去那里的旅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居北京的田霏宇没有来上海。虽然他有正当的理由(“去参加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大展的开幕,以及刁德谦在纽约的画册发布会,”他两周前在泰国苏梅岛的一场婚礼上告诉我),我还是无法不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的缺席读作是在故意躲开上海日益景观化的艺术圈。

    缺席自然是一种潇洒,但又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异常。今年的艺术周包括第五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第六届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上海双年展,以及众多城中展览,就像是艺术界的一次终极版黑色星期五。但有一位北京来客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今年的艺术周:习主席。他在上海参加浦东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向黄浦江对岸的西岸投下了一个静默咒。

    这一咒语的影响范围包括更蓝的天空(工厂的临时关闭),更干净的街道(有些道路甚至在几周前被重新铺设),以及默认的凌晨两点的宵禁。但是在室内的的明亮空间中,香槟无处不在,一切照旧发生着。周一,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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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龙卷风”

    11月的上海艺术季,从Gucci携手卡特兰和辛迪·舍曼中国首展就已经开始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当我看到各种报道甚至主办方都将舍曼标签为“世纪自拍女王”时禁不住感到伤感和惊讶,连艺术家自己极力声称的“我的作品不是自拍!”也成为展览宣传“自拍女王”的卖点。近年来国外有名的艺术家陆续在北京或上海举办了中国的首展或群展,表面上看双方似乎都在同一个开放的频道上进行友好对话,但我感受到更多的是艺术机构在用户经济的压力下不断被卷入的“网红展”逻辑,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开始了上海艺术之旅。

    周四一大早,我飞离已经入冬且轻度雾霾的北京,落地气候宜人的上海,收拾停当就马不停蹄地从下榻酒店奔向ART 021的主场馆上海展览中心。尽管是VIP日,展览馆内熙來攘往。魔金石的曲科杰在展览馆的二层中庭显眼的位置招揽熟人去楼下看姚清妹的作品,原来作为首届保时捷“中国青年艺术家年度评选”大奖获得者,姚清妹与同时获奖的张鼎、吴俊勇在一楼展厅有个“新作展”,但由于展厅位置不容易找到,老曲只能在二层中庭“截获”客人。空白空间几乎全员出动守在021的VIP日,田原满心欢喜地介绍她的排兵布阵:“我们今年还是两边都参加,西岸那边展位大点,所以是四个艺术家个展,021这边是群展。”贝浩登的Uli Huang忙得不亦乐乎基本没时间和我们聊天,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卖掉了加藤泉、E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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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蓬皮远渡,只见成都

    在和“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团队联络、定行程的过程中,包含展览信息的邮件一封一封地到,关键词一个一个浮现:蓬皮杜、方所、全球都市、延展智慧……但这些大词明显没有“成都”的表情明确。

    11月2号中午1点,巴士停在“东郊记忆”,这是主展场所在。一个类似798的音乐主题园区,被它的名字规定了联想。第一次混在媒体里等待发布会开始,只有背景屏幕关于夹江石堰村驻留项目的纪录短片可以打发时间: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Gudskul在被广场舞惊奇之余,用了地图、卡拉OK和涂鸦等形式帮助村人整合记忆,看起来好像没有村民们本来的生活有趣;建筑延伸合作社的四位成员在村里驻留了六个星期,了解到这里的发展规划,重新设计了已经存在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长凳,可能希望年长的村民们还能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住这条老街;澳大利亚陶艺家Yasmin Smith的作品《泛滥玫瑰红色盆地》是两组利用当地材料制作的陶器,有倒膜竹子和桉树枝形状的雕塑和一些随意的小盏器物。此次双年展,夹江的驻地项目是重头戏。对于那些隔一阵就被各地人类学家们调研一遍的村民而言,来来往往的艺术家们真正能提供的也许只对外村人的谈资。另一个循环的短片里介绍了“无定义音乐节”,策划人刘索拉在片中说:“这次不光有很多在各自领域很有价值的音乐人,还请了许多传统乐器演奏者来演奏新曲,这就是当代!”

    以上短片循环五遍后,漫长的发布会开始。每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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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费升级

    提到“阿那亚”或许很多人还感到陌生,但是北戴河和“最孤独的图书馆”想必无人不晓,阿那亚正是坐落在素有“京津后花园”之称的避暑胜地北戴河附近海岸的一处地产项目。在2015年阿那亚刚刚起步时,因一条“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视频得名的三联海边公益图书馆则是这个项目中最早落成的建筑之一。如今海边住宅楼、别墅、餐馆、商店林立,游客络绎不绝,孤独的图书馆也只能在社交媒体中调好角度的照片里扮演孤独,阿那亚已经逐渐建设成了一个封闭管理且自给自足的度假社区。据说,因为社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加之在人文社区理念下不断发生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社区内的房价要比社区外面高出来一倍还多。社区入口处的标语“人生可以更美”仿佛在宣告,进了这个大门,人生就可以消费升级了。

    沙丘美术馆是仍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的阿那亚社区中最新的一座建筑,由李虎和黄文菁主持的OPEN建筑事务所设计。建筑选址于海边自然形成的一段沙丘之下,意图用积极建设的方式来保护这硕果仅存的沙丘:和建筑合二为一之后,沙丘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人为平整海岸而被铲平了。除了深埋沙丘之下以此回应自然的尝试,建筑师还着重强调,这座建筑由纯手工打造,从浇筑混凝土的模板到幕墙,甚至到吧台的各种细节都出自手工的精细打磨。尽管沙丘是否能因此得到保护还有待时间考察,但其中深藏的匠心实在完美胜任“更美人生”的代言人。

    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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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不释手

    为期三天的“abC艺术书展·北京站”(art book in China)于2018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木木美术馆举办。第三届abC从公开招募到的165份参展申请中遴选128位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与创作者。当这一串数字所代表的内容实体陈列在书展现场时,你还是会对体量庞大却相对未知、地下、独立的艺术书出版生态感到震撼。

    一层的主展厅集中呈现了出版方、书店、艺术家、Zine创作者带来的艺术书。我拿起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吃的”(ReallyWant)印制的《我家就在大梅沙》,艺术家受邀回应去年“深港双城双年展”盐田分展场的“村市(是)厨房”策展主题。她们在大梅沙城中村驻地两个月后,出版了一期食物人文特刊,图文并茂地讲述寻常百姓家的衣食住行。“丝瓜集团”(Sponge Gourd Collective)的研究同样基于社区——《人民广场》系列期刊以摄影与田野调查的方式分别记录城市化进程中的场店村、簋街、鼓楼胡同。生活和工作在东京、莱比锡、巴黎三地的艺术家Tamami Iinuma则从技术的层面讲解了德国“Lubok Verlag”出版社发行的艺术家书,其出版物运用的是独特的麻胶版画工艺。展位上有一块橡皮版,可以演示如何通过纯手工刻制浮雕图案。

    逛书展相较于在“微店”、“淘宝”等电商消费的好处是买家能够直观体验不基于平面的创作。曾获得“The One Show”、“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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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谁?我在哪儿?

    为了便宜机票,我先从北京飞到了那不勒斯。六个小时的中转时间让我决定去那不勒斯城里走走,一方面打发时间,一方面故地重游——八年前我曾经在那不勒斯附近一个考古工地短暂工作过。

    那不勒斯城市很小,从机场搭乘公车大概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火车站附近,我便在火车站附近随便游荡。正当我在这座自以为熟悉的城市如鱼得水,甚至不忘通过微信给国内的朋友直播:“这个城市太好了,简直是人类之光!”时,突然身后一阵风,手里的手机便被一个极具爆发力的阴影拽走了,抬头只看到一个瘦小的疯狂奔跑的背影。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我稍微回了一下神才意识到手机没了,而没了手机,事先准备好的便利国际旅行也全部消失了!没有微信,联系不上家人朋友,也不能远程工作!没有谷歌地图,如何找路!就连晚上能不能顺利到达住的地方都变成了未知数!

    追已经不太可能,看到街边突然缓缓开过一辆警车,我忙跑过去拦车“报警”。在谷歌翻译的帮助下,我和警察开始勉强交换起一些简单的信息。问到抢手机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时,警察突然说:“Is he black?”

    “Black,黑色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巴勒莫的街上。第12届Manifesta的许多场馆门口都站着样貌与众不同、黑色皮肤的人,他们或在维持展馆秩序,或操着流利的英语做信息导览,其中不少是刚刚落脚此地的难民。我想,他们站在大街上的不安全感,应该和我——一个矮小的、仿佛游客的中国女性——在那不勒斯一样重。2017年以来,在欧洲登陆的难民数量锐减,至今已经缩减至2015年高峰期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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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为少数

    宋冬指涉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以及银川自认中国地理中心的《世界的中心》(2018)是观众进入展览遇见的第一件作品,其金字塔的形状稍稍遮蔽了后方玛杰提卡·波图奇(Marjetica Potrč)的《银川:农居》(2018)。中心与边缘的焦虑——弥漫在整个西北地区上空的情绪——在这个定调性展示空间的作品关系中有意或无意被揭示出来。实际上更能定调整个展览的,是二楼墙上正对美术馆入口来自普拉巴卡尔·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的壁画,上面描绘着孟买周围的农民在今年3月组织的一次无声夜行,抗议土地被强征。这次事件被称为“农民的长征”,名字借用的正是中国红军的长征,不同文化在危机中隔空对话了。这些失地农民的身影漂浮在挑空大厅上空,仿佛引领着“艺术或哲学所要带来的人民”(展览读本第一页引用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这些人民是“受压迫、杂种、更低级、无政府式、游牧式和不可救药地次要的”,他们的图像成为孤魂,游荡在这座沙漠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里。

    银川MOCA距离市中心20公里,双年展的确有点像是太空飞行物意外降落到了荒漠。建筑群周围整齐规划的草原和人工湖没有透露任何文化线索,蓝天和绿地都一望无际,让人怀疑自己身处爱荷华、荷兰或者北海道,但美术馆里面却汇聚了位于这些彼此相似的地点以外的地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加丹加矿区、咸海、纳米比亚沙漠、卡拉库姆沙漠、洞庭湖、印度的帕凯山区、尼泊尔的奇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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