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群聚集的高中校门口前，一辆全身红色像是没有驾驶的神秘大卡车挑性地驶过，所有人四处逃窜，留下女主角一人，名为“欧洲”（Europe）的北非裔少女。欧洲尾随其后到一块空地上，大卡车绕着她打转后在远处停下，车门打开诱惑着她。涉猎小说和剧场的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奥诺雷（Christophe Honoré）在新作《变形记》（Métamorphoses）中改编西元前一世纪的希腊神话同名小说，将小说中众神与凡人的情欲追逐，置放到当代法国的时空背景下。一言以毕之就是金发碧眼的天神爱上拥有当代法国新移民青春肉体的凡人，一连串优美的爱情动作之后产生各式变形的躯体。女主角欧洲分别与三位不同神止，展开三段预言般的篇章，其实欧洲在原着内只是个小角色，但在遇见宙斯（那台大卡车）之前，她做了一个梦，梦中，东西两个大陆都追求着她，于是擅长把玩叙述形式和讲述青春故事的奥诺雷选她做主角的寓意鲜明。

变形原指动物在出生或孵化后，产生形态或结构上急剧变化的过程，文学上最着名的莫过于卡夫卡的《变形记》，而片中的变形正是介于人神之间的暧昧状态。画面上中低收入国民住宅内的新移民凡人，与原野绿意中金发碧眼的众神形成强烈对比。凡人像是优雅美丽的众神手中的玩物，可以任意揉捏造型。而片中新移民群居的集中式住宅区也总是介于城乡之间，都市成长之际变化最快速的地带。在这些新移民充满生命力的青春肉体上浮现的是祖籍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历史上法国与殖民地阿尔吉立亚在妇女面纱上的争议，若接受法国政策形同承认殖民文化与价值的优越性和自身相对的落后原始，也别忘了殖民地战争中不缺屠杀与严刑拷打的残忍暴行，问题远超过外貌改变和个人认同。而如同卸下面纱的北非女性，片中变形的过程不啻是学习欲望的过程，个体欲望被开啓而诞生出新的身体

本文为作者参加第九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见闻，以笔记体的形式对放映的作品进行点评。

10月10日

台北，双十节。忽明忽暗的天气。总统府前上演着团体表演。制服，便衣，黄色警戒线，到底都是一样。围栏外巴望的大群看客，旗帜飞舞的机车队伍，一个将青天白日满地红踩在脚下，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能量、神情笃定的青年。不远处的街区，菜场，小商贩，熙攘却宁静。

整体的社会情绪似乎已经从上半年的那场躁动中平复下来，影像却要让那余热持续。不远处的光点华山影院正在一部由台湾纪录片工会集结10位导演共同创作的长片《太阳·不远》，纪录了那场被称作是1990年代野百合学运以来最大规模、最具历史性的学生运动。铺天盖地的抗议牌，单调而振奋人心的口号，言高即有理的麦克风政治，颇具表现天才的总指挥，立法院中的孤岛共和国，光鲜而娇弱的少年意气，狂欢节般的大集会。作为一个没有亲历那场运动的大陆人，会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被长辈人称为沉浸在小确幸中的一代，镜头前语调温柔而平易，拉拉杂杂讲很多却抓不着重点，三句开外便绕回自己的小世界，显然无法和经过多年历史崇高话语和唯物辩证法熏陶的我们相提并论。高压水柱，盾牌，警棍，肢体冲突，流血，在电视新闻中已经被消费到中空的暴力场面，放在小清新的感性运动中，配合着极具现场感的翻转的镜头，颇能调动观众情绪。只是在看完片子之后，除了公民参与的诉求之外，在不绝于耳的“民主”、“公民”口号背后却是一种快速动员起来的、能够给予危机感中的大众以速成解释和对象锁定的妒恨政治，一种指向不明的民族主义，反服贸已被放在一边，怨怼层层叠叠，理不清头绪。

《星际穿越》与其说是一部硬科幻，还不如说是一场关乎人类灵魂的大梦。在这种极端封闭的“梦”的题材下——其实极端的开放也就是极端的内闭——创作者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恐惧，以及对存在的终极看法。换句话说，如果其绕开了，只能说又是一次顾左右而言他的神棍创作——当然，我们的时代永远不缺神棍，也不缺显得愚蠢的真诚表达。而在这部片子里，我又看见了以诺兰为代表的人性保守者们走平衡木的胜利。

片子说的还是一如既往的拯救人类计划，穿越了硬科幻时代可以想象的极致壮观的洪荒宇宙，飞船几次近乎神秘主义的几次完美对接，一切美轮美奂。最后近乎摧毁时，重构的方式是人类情感，所谓“唯重力和爱不可以辜负”。父女之爱，爱人之爱，对生命万物的爱救赎了一切，跨越了维度，跨越了一切不可能。可以说，是头尾家庭剧的壳子，套上了中间一段祥和光明版的《2001太空漫游》。尽管诺兰的盲目光明和神启的解决方案遭到不少人的诟病，但是他未来主义的乐观组合，如同一味时代的迷幻剂，给观者带来很大程度治愈而非创伤体验。

首先，是人类未来的类如今第三世界的图景：沙城暴、农作物的枯萎、一切萎缩和匮乏、生存危机，种群需要去寻找新的土地空间，不然只能等死。该向度的描写，隐隐图绘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一直以来的焦虑与需求。前半截的父女亲情一直维持着困顿的生存，变成了一场温馨的家庭互动。后半段，不同于直接地仅仅报道地球上发生的事实，诺兰转换和建构了一种另类现实——让主人公寻找和出行，寻找新的星球，如大航海时代的出行——航向未知领域的殖民地。

不可避免的，关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越来越多的讨论围绕着奥斯卡季影片的抢跑与前哨。电影节一结束，人们便开始猜测获得今年观众选择大奖的影片《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2014）是否会在明年2月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收获奖杯。《模仿游戏》以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二战中协助军方破解德国情报密码系统“谜”（ENIGMA）的真实事件为主线展开。战后，图灵因同性恋行为被调查、定罪、强制治疗，为这位现代计算机之父的人生增添了悲剧性的收尾，影片的社会议题指向也由此提升——特别是考虑到今年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同性婚姻法律刚刚正式生效。

在电影节首映的人物传记作品还包括关于美国国际象棋大师鲍比·费舍（Bobby Fischer）的传记片《弃卒》（Pawn Sacrifice，2014）。影片讲述1972年冷战背景下，费舍代表美国击败苏联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Boris Spassky）的传奇故事，同样成为映射近日美俄紧张关系的银幕注脚。而传记片中最具私人情感视角的一笔，则来自描绘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罹患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前生活的影片《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2014）。几部影片均工整流畅，又或许因为过分工整，反而不抵真实人物原型的疯狂和力量。当鲍比·费舍的真人纪录影像出现在《弃卒》结尾——当时他已因不顾美国政府警告，在南斯拉夫参加比赛而被迫流亡多年——影片中，演员托比·马奎尔（Tobey

纽约艺术家Melanie Bonajo的作品多探讨科技进步和日常消费给个体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异化问题。目前，她最新的影像作品《人体粪便：虚假天堂-1，2014》（NIGHT SOIL: Fake Paradise (Pt 1), 2014）在阿姆斯特丹De Appel艺术中心的展览“当大象加入行进”（”When Elephants Come Marching In”）中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1月11日。

这件影像作品所关注的是一种叫做“死藤水”的致幻性液体，它由生长在亚马逊地区的植物——“死藤”浸泡而得，在当地已被使用了几千年之久。最近它在西方一些主流文化之外的小圈子中扩散。有意思的是，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以践行“都市萨满主义”的方式试图将来自于遥远地域上的文化传统融于大都会文化中。鉴于自己的宗教学背景，我所感兴趣的是仪式的形成过程以及在仪式中多元文化的融合——人们从不同文化里择取了什么又舍弃了什么？而新的文化背景又是否能还原“死藤水”在南美文化中带有神性和灵性的特质，还是已将其转变为娱乐消遣的工具？

我曾亲身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仪式——有些发生在自然环境下，有些发生在城市里；有的由男性执行，也有的由女性。其中一次在荷兰举行的Santo

《黄金时代》带给人的感受很复杂，绝不是痛哭流涕或抚掌大乐，更不是不痛不痒，或会心一笑；它甚至无法在今后的创作中充当任何教科书的角色，也不能提供什么激越的桥段。祖父苍老的脸，夸张的文明戏排练，年轻人踏过雪地的欢跃，从东北到上海，从重庆到香江，创作者为我们展开的那一幅幅白描的画卷。他们的手法不疾不徐，既不过分贴近权作代言，也不冷言冷语作壁上观，当事人徐徐道来，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左联的作家并不都是我们以为的“左”，那些看似凄风苦雨的岁月也并不都是苦难更有温情脉脉，至于那一段段情感纠葛，更是不偏不倚，不过分描画，却是戏眼都在、精当无比。《黄金时代》的创作者们下手算得上“狠”。可是他们对剧中人宽容关照，却对自己狠得下心、下得去刀。这种宽严相济决定了本剧的气质奠定在种种“矛盾”之上却收获了平衡。

如果将本剧的文本放置在戏剧舞台上，那么《黄金时代》的样式算不上新颖。这种“新历史剧”与“文献剧”的做法其来有自，所达到的“间离效果”奠定了本剧的语法：打破观众在看故事的幻觉，拒绝情感的沉溺，引领观众思索。这种舞台感很强的剧本打法或许是因为编剧李樯出身于戏剧学院。然而，电影的镜头语汇则更有助于讲述者们更加自由的“跳进跳出”。从文本来看，这是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叙事，事件在不同讲述者的主观回忆中递进游走，忽而是旁观者，忽而是萧红本人；同一事件也会在不同当事人的口中进行陈述。正是这种多角度、极度主观的呈现导致本片相对客观的气质，创作者们试图从众说纷纭中与观众一起逐渐寻找、完善出一个萧红的形象。

作者按：影片《蓝与红》的拍摄历时6个月，艺术家周滔弯曲了传统时空的概念，在广州和曼谷这两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采撷着写实的夜光碎片，并从中提炼出一个悬浮在地域概念之上新“时区”。在这个以纪实为方法，却并不指向现实主义的短片中，周滔对广场民众集体膜拜的“幻觉”对象提出了他的疑问。“蓝色”与“红色”都是色彩中不能再被分解的基本原色。广场夜晚的空气中弥散着的蓝光浮沉，这种可疑的梦幻感与红色的泥土、湖泊遥遥呼应。从空气到泥土的介质过渡，我们同样生活在色彩的渐变之中。

人类文明史上可考据的城市广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雅典卫城。在克里斯典王朝(Clisthène)民主改革的推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雅典集会(ekklésia)首先诞生于广场之中，倚荫于神庙的广场闪耀着城邦传统下的“神性”光辉，成为了市民集会、议事与思辨的开放公共空间。在雅典广场的高台上，巴门尼德曾宣称了感官世界的虚妄——生灭变换的世界皆是“非存在”，可被感知的事物都是单纯的幻觉，事物背后的那个不生不灭者才是万物尺度之“神”。

周滔的“广场”拍摄计划始于2013年9月。从广州市珠江新城广场的一栋临时会展中心开始。巨大的球体建筑被广场的强光涂抹上半透明的光芒，市民在蓝光浸染的巨大“布景”中随意行走。这个声光陆离的广场之夜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电子巨幕散射出的光线改变着人们的肤色。他们眯起双眼，四处张望，朝向光源用力挥动手臂，与忽明忽暗的光线游戏，放心地将身体没于这场迷幻的夜之嘉年华中。在草坪上拥眠的恋人，我们听不到他们的絮语。

Pauline Boudry和 Renate Lorenz是柏林的一对艺术家，他们在影像作品与表演中通过对酷儿文化的研究来重述历史。

我们喜欢将我们的电影称为“拍摄的表演”（ FILMED PERFORMANCES），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记录表演。表演和拍摄是重叠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从过去截取一些材料，比如图片，影片片段，舞蹈，或歌曲，作为这些作品的出发点。

最近我们用了Pauline Oliveros所做的一首1970年的曲子，名为《To Valerie Solanas and Marilyn Monroe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Desperation》. 非常有意思，因为歌曲本身就暗含着特殊的临时性。你可以自己再做一版，但它们在你动手改编之前，就已经被演绎很多遍，此后也许也会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改编。这就令我们在对档案的兴趣上，产生了新的角度，比如，我们如何运用过去的影像资料作为未来表演的“曲目”？

通过观看被遗忘的酷儿时刻，效果，动作，残留下来的片段，我们不仅想将它们作为一种政治介入（重新）考虑，而且也想试着再造过去，从而去诠释当代的一种欲望。回过头看，它们也具有一种建立非正常化行为档案的可能性。我们的作品主要是关注临时政治的具体化，我们认为学者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所说的“临时性异装”（temporal

蔡明亮个展“郊游”正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美术馆（MoNTUE）展出。整个展览基于对同名电影所进行的影像装置式改造，艺术家将《郊游》的素材通过不同形式的切削与重新结构，力图实现电影与美术馆空间之间的完整契合，并试图在展场内部打造出一种与影片气质吻合的时间浸润的气氛。这同时也是作为导演的蔡明亮在投身当代艺术后举办的首个个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9日。

艺术本来是不停在变化的一个概念，创作不是死的。现在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做完”后的样子，每次你就给人家看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我的创作不停在变，而且近几年更领悟到一个作品会生出非常多的作品，甚至生出非常奇怪的想象不到的作品。比如我“郊游”的投影布就是我在欧洲做剧场时用的纸，它们在演出结束后被我收回来。因为本来就是白纸，虽然后来画的线条，有演出的痕迹，但《玄奘》的创作本来也是我的作品，都有关联，它就很适合地放在这边做一个投影的媒材。很多不同来源的东西都是我将来需要的素材、元素。

另外我甚至觉得这个展场也可以不停地变，我只是没有时间变，我一直想我要怎么改变它。我最喜欢最初没有做完的时候，可是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用，人进不来，但那个时候我认为反而最棒。观众看一个作品是可以看很多次的，这跟阅读很像，具有延展性，而不是来买张票，买一个东西——这种观念太工业化、企业化，我不喜欢。对于电影，我现在都在讲一个概念：能不能回到手工业？当你的消费

如同近年来流行的量子物理学所吹起的平行宇宙思维，多线平行叙事或者网络游戏式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是大众可接受的叙述形式。传统的电影单线叙事只围绕在一个主角，所谓的叙事主体，或是观众可以轻易认同的“我”身上，这样的叙事结构只能呈现单一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过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正因为只有人生成功组才有权利撰写历史，成为镁光灯的焦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永远显得极为简化单一并且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全然吻合。相较之下，近年来电视影集中流行的多线网络式叙事，在较九十分钟的电影更宽阔更能充分发展的篇幅下，使得故事得以去中心化并且呈现不同观点下的世界，也就是较接近现实的复杂世界。

从以《 性丶谎言丶录影带》（Sex, lies and video tapes）闻名的电影导演史蒂文・索德伯（Steven Soderbergh） 最新的电视影集作品《 尼克病院 》(The Knick)每一集都亲自执掌导演筒而非起头後转为监制，而且也已开拍第二季可以看出，这是十足继作者电影之后的作者影集。故事发生在纽约二十世纪初号称最顶尖的尼克医院，科技发明突飞猛进，用电趋於普及，人类寿命大幅延长的年代。体现在萤幕上的是血腥生猛写实的开肠剖肚，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残酷和原始野蛮。如美剧《急诊室春天》丶《波城杏话》，以医院为舞台的影集自九〇年代相继出现， 而从日剧《 白色巨塔 》，或大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影集《医院风云》(原名The

西班牙纪录片导演Nuria Ibáñez的最新影片《裸屋》（The Naked Room ）(2013), 完全是在墨西哥儿童医院的一个儿科医生的办公室拍摄，影片将镜头对准来看病的小病人的脸上。本片从8月29日至9月4日在纽约的电影资料馆举办首映。

这个片子，我想表现的是常被视而不见的那些事物。如今，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媒体来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的创伤问题。在我居住的墨西哥城，拍摄这些孩子对心理问题进行咨询，这个过程帮助我了解之前没有见过或听说的事情。不仅通过病例研究，而且从一个又一个孩子青春稚气的脸庞，我看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

我选择儿童医院，因为我想面对的是初涉人世的创伤，这样的创伤会伴随我们一生。影片中的孩子言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拍摄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分为两个时期，这样我的拍摄团队我和自己就可以熟悉医生的日常生活，而他们也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但相比较而言，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很少，我只在拍摄当天见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相信“直接电影”的观察传统，不想打扰他们，也不想提前知道谁将会入院，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将会如何被治疗。在孩子们开始进行咨询时，我就接近他们和家人，解释我们的纪录片拍摄原则，想说明这个纯粹是我出于个人兴趣，不是受本地健康卫生部门的委托，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参加拍摄。只有他们同意了，我才跟着进入咨询室。

电影的题目所说的是裸露的房间，之所以

编者按：本文以Artforum所见所闻的写作手法和观察角度，记录并试图还原一场关于电影节策展的讨论。

来到论坛举办地—SK大厦的日本文化中心，刚进休息厅，纪录片导演顾桃叫住我。寒暄一会，他忽然说：“你们应该写写宋庄的事…”我这才从窗外美不胜收的秋色中回过神来，想起头天晚上，不仅下了一场洗刷天空的秋雨，还有微博微信上关于电影节的各种刷屏。尚未细聊，主办方就招呼大家入场。半圆形的会议室，肃穆整齐，我在发言台附近的座位坐下。回头看，大厅并未坐满，可能是因为参加此次活动需要经过邀请和甄选吧，所以观众的人数，控制得比较严格。

主持人、杭州亚洲青年电影节的单佐龙做开场白，上午的论坛被称作是分享论坛，即来自各个电影节和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各自的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节目总监石坂健治。他提到了日本的“小型电影院”和“社区电影院”，尤其是前者，甚至了影响法律的制定，2001年，日本出台了文艺振兴法。他说：“电影节不是目的，是中转站，通过办电影节将好电影推广开来。”又提起小川绅介，这位毕生躬耕于纪录片创作的导演，认为人应该去“关爱弱者，”所以，“电影也应该如此。”紧接着是香港IFVA的总监邝佩诗发言。IFVA的名字，让我想起贾樟柯最早的作品《小山回家》，该片似乎就是在IFVA上获得金奖。果然，邝佩诗提到了贾樟柯和余力为的名字，他们都参加过IFVA，然后认识了周强，因为创作理念的相互认同，合作成立了电影公司，所以，IFVA是“年轻又潜力的电影人起步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