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部同志电影《湖畔的陌生人》以及《阿黛尔的生活》备受瞩目，很公平，法国才刚通过同性恋结婚法，当然影片倒不是在法令通过后应运而生的，相反，影片将同性情谊视如日常般，事实上，同性恋者也确实有正常的生活，这样的态度才是通过法令的前提。《电影手册》随后登出的2013年十大佳片也就包括这两部片，分居第一名与第四名──尽管后者在戛纳得到的荣耀高后前者；只是《手册》评选的指标到底包不包括这社会气氛，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我们该问的是：两部片确实是日常的表达吗？

不过，我们难道能要求影片对同性恋议题的呈现态度上，也如拍摄异性恋的方案吗？其实这不自然也不公平。对大部分异性恋的观众来说，同性的恋情仍属奇观，它的情感生发与表达方式就像一个新的游戏规则，需要被建立，就像任何一部影片在建立其“片情”（diégèsis）机制的过程一样，你得首先让观众能够进入影片，这是需要铺垫的。不过尽管需要告知“游戏规则”，却不妨碍这个规则是从人类的情感共通性出发，事实上，必须再提醒一次：同性恋的爱情之发生方式与异性恋完全相同，我们要谈的这两部片已经非常清楚表达了这份主张。对同性恋日常生活的揭示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希望藉此转移对猎捕奇观的观影期待；即使，影片仍然出现了奇观。

但总之两部片都不过份诉求“少数”、“弱势”群体的压抑与苦闷，因为它们所依据的终究是带有先验性的前提。这个前提是非社会性的，也就是说，是自在自为无压

一个男人在狭窄昏暗的走廊跑过去，手持摄影机追随着他，在中国一座不知名的精神病院里，一些病人就这样跑来跑去，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王兵最新的纪录片《疯爱》（'Til Madness Do Us Part，2013)中。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他和摄影师刘先辉很少离开病院，而是坚守在这里，用摄影机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最后完成的作品，所捕捉的一切完全超越了所有医生或工作人员的视野。在整部影片中，男人们在彼此的帮助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私密空间， 无论是作为朋友，知己，临时的家人游荡在病院里，还是在走廊的边上紧密相拥，或是在小四方床上，想着过去和现在的所爱。

《疯爱》作为王兵作品回顾展的一部分，在圣保罗每年一度的独立电影节放映，使得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位四十六岁的电影人的作品，领略五味杂陈的边缘人生。他的摄影机一直和拍摄对象保持适中的距离，这些人有工厂工人和家属（《铁西区》，2003），乡下人（《三姐妹》，2012），右派分子（《和凤鸣》，2007，《夹边沟》，2010），这些影片在时间上拉长，令观众对人物的境遇产生同情之感。王兵片中的人物，常常是生活在某种压抑束缚的环境里，却对自由充满无限渴望。

和近期欧洲电影节获奖之作一起的还有美国的独立电影，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作品，独立电影节通常会对两位当代电影人举办回顾展。王兵擅用写实主义，而让-克劳德•布里索（Jean-Claude

亲爱的Mr. Siegel,

谢谢你对马里奥·蒙特兹（Mario Montez）的兴趣，谢谢热忱的邀请。你也许听说过，“马里奥从不坐飞机！”所以，去柏林的唯一方法是坐船和坐火车…罗纳德和哈利（Tavel)对我的职业生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我退隐后，我们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我希望能让内心那些关于地下电影经验的记忆复活，对学电影的年轻学生们有所帮助。再次感谢你。Mario Montez。

这是马里奥·蒙特兹给我写的第一封邮件，他已于2013年9月26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对于第一次联系他时的忐忑不安，我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当时，我得到了蒙特兹的老朋友，表演者阿古斯托·马卡多（Agosto Machado）的信任和鼓励。阿古斯托一直是蒙特兹非常信任的老友，他知晓蒙特兹在佛罗里达隐居三十年的一切，在这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友好说服下，我得以联系上避世的巨星。蒙特兹早年在Jack Smith的电影 Flaming Creatures (1962–63)扮演异装癖，之后，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成为纽约地下电影和戏剧界的巨星，他在将近二十多部影片里表演精彩，其中有 Normal Love (1963–65), Ron Rice的 Chumlum (1963), José Rodriguez Soltero的Lupe (1966), 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迪·沃霍尔很多早期的影片，其中有

MoMA的影展““Roddy Bogawa：如果电影有气味”（“Roddy Bogawa: If Films Could Smell”）回顾了了这位日裔美国艺术家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他出生于1962年，在洛杉矶长大，曾经是个朋克青年，后成为电影人，创作了大量的影片，主题各异，既有冲突的家庭故事（1991年的Some Divine Wind）又有极致的刻画自我的作品（2003年的Talking Shit About Myself）。影展时间为9月18日到23日。

这场展览的题目有好几处来源，一个是Clash的歌曲《如果音乐能说话》，另一个灵感来自普鲁斯特，他的文章里认为，气味能唤起回忆。所以我就想如果电影能有气味，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本质上讲，它们确实有气味。拿到一卷胶片后，放到鼻子下闻闻，真的有种原初的味道，一点都不象硬盘。技术如今正在改变一切，包括记忆在内。

Joey Ramone去世后，我带着照相机去了CBGB, 去纪录他记忆中的过往。当开始拍摄某人的手写信札时，过去的尿液，血，呕吐物的气味刺入我的鼻子，我忍不住啜泣。我知道我可以嗅到那种的电影，想知道自己是否极激起其他人的情感。

我的电影里有很多风景。在那部影片《我出生了，但…》中，我决定拍摄青少年时代去看过朋克乐队演出的俱乐部。我抓住能抓住的一切，其中有一个还在运作，一个petco, 有一个已经废弃。我并没有走进去，

在城里办公室看微博上的当代中国大概就是《天注定》这个样子，一个不管你关注的是谁都会看到的中国。想象着全体在电脑程序之下使用一种语言，操一颗心。很显然贾很忧虑，也自然不会去回避现实的这些状况。条件在变化，所以电影要有回应。这一次，他以及团队使用非常直接易懂的故事讲他听说的、不在场时发生的故事，尝试与当代社会讲和，寻一些出口。

四个故事似乎都是头条新闻。山西的一个匹夫打猎，有一把枪，乡里有个寡头煤老板。家在重庆的一个头戴公牛队线帽的匪徒骑着摩托为了路过山西而路过山西，然后回家给母亲过寿，再过年。重庆桑拿房有个姑娘做前台，被误认为是小姐，出了些事情。前台小姐的男友有妻室，男人到重庆和姑娘见面，临别在火车站分手，因为包里的水果刀没过安检，女的没能把男的送进站台。男人在广东有厂，制造业。厂里一个小工，做工的时候和人闲聊，对方工友不小心出了工伤。很多泄气的故事放在一起，四个故事都见了血，三个杀对方，一个杀自己。发生情节的部分还是在类似县城的地方，有一点土，一点洋气。国的界限清晰，拍到陆地的边境即海岸线，没有出国，小老板姓没这个选择。

人的迁徙是贾持续的主题。煤老板做飞机、张嘉译做动车、王宝强骑摩托。电影导演很难摆脱对于现代性的思考，特别当其肉身所在的实体世界面临持续的颠簸，个体迁徙的方式和位移的距离以加速度增长，人类的动物性变得那么的不重要。机器代替动物成为移动的工具，同时机器成为运输动

铁杆影迷们更喜欢的是对新潮流或之前被埋没的新潮流进行发掘并推崇。但即使是最铁杆者，也很难慧眼识金，近期多伦多的TIFUU Bell Lightbox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其中的好很难有人真正细细体会。“叛逆者大喊”（Rebel Yell）是一个为期一周的项目，放映新一代的土耳其女性电影人的作品，用选片人Rasha Salti的话讲，“对一个重要现象进行低调的展示”。

这个系列的展映活动举行得很及时。尽管近期关于 Yilmaz Güney等导演的国际回顾展令更多观众开始关注土耳其电影丰富的历史，但是，人们往往忽略近年来势头强健的女性电影人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电影文化里，这些女人几乎是隐身的。（Salti的记录显示，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这个国家制作的4,400部影片中，只有52部是女性导演所做。）自从90年代独立电影人所发起的新土耳其浪潮开始后，几乎没有女性导演被电影节青睐，获得同行如 Nuri Bilge Ceylan 和Fatih Akin等人的地位，这一倾向性的现实，也是Salti组织这场活动坚决要纠正的。

这里面的很多导演，作品都徘徊于记录和叙事之间。培林•艾斯梅尔（Pelin Esmer）是跟随导演雅武兹•奥茨坎（Yavuz Ozkan）学艺的伊斯坦布尔本地人，去年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瞭望塔》（Watchtower）备受好评，作品细腻生动。《演戏》（The

李珞生于湖北，学生时期去过史文华[1]九十年代末在武汉组织的一些电影沙龙活动[1]。之后他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获得艺术硕士，早期创作更多为抽象影像， 目前从事实验剧情片创作，独立电影导演。10年开始，李珞借《河流和我的父亲》在国内的独立影展首次亮相。《河流》有关地理与时间，从李对于世界以及中国版图内江河水系图像的前期研究开始，编织出跨代际的有关记忆与历史的再现与想像。之后，《河流》在北美最大的实验及独立影像节多伦多影像节(Images Festival)获得影像奖(Images Award)，同时入选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州、哥本哈根等多个独立电影/影像节。

《唐皇游地府》是李珞的第三部长片，改编自小说《西游记》第九、十、十一章。作品继续了与水的关系。龙王和袁守诚在东湖畔因为利益纠纷（鱼虾）而有关雨水的赌博因缘际会，成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契机。布列松式的黑白与表演，在当代中国重演十六世纪明朝中叶的小说家对与唐代传说的想象与重构。片中演员多是李珞的在武汉艺术家朋友，黑帮群男题材与当代艺术圈高度重叠，带出了一场鬼神与世俗的融合武汉神仙会。影片获2013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

周：怎么会选这三章小说的？内容上并没有处理四个主要人物反而更多是有关领导，比如龙王阎王唐明皇。

李：三章小说是《西游记》的第九、十、十一章。电影里选取的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完成之前就有好多个版本。小说包括了这个故事，但这三节还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简单讲，我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是因为它反映了权力、财富和道德在中国社会里的复杂关系。

“后窗放电影”今年五月在南京启动。十多年前，电影爱好者们在论坛“后窗看电影”交流观影心得，如今获得资源的渠道更为丰富，但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依然稀少。用杨城的话说，这是“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哥们一起闹革命。卫西谛是“后窗”论坛的元老；高达是它的现任版主；水怪，之前策划过多个电影展映；杨城，一个艺术电影制作公司的总经理。“后窗”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分享”的精神却未曾改变，他们把艺术电影带向更多城市。

“电影是有仪式感、社交性的。即使家里有再好的设备，在电影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感受还是不一样。”杨城说。中国放映艺术电影的渠道或者为集中性的影展，或者少数影片会放到网上供下载。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是少有的坚持放映的机构，不过在其它城市，文艺青年们很少有在公共空间分享的机会。后窗放映计划就是要把好电影带到更多城市，促成长效的观影习惯。活动启动不到三个月，已经走过了十个城市，计划今年到达四十个城市，这很可能会形成“中国第一条艺术院线”。

国内艺术电影的处境并不乐观，电影市场看似繁荣，赚钱的还是少数大片。政府每年从票房里抽5℅做电影专项资金，但资金的流向很难向艺术电影倾斜。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介入，那些“小成本的、有个人情怀的、有艺术特质的、有创新精神的电影”可能就自生自灭，导演得不到市场的反馈，影迷也只能对“传说”中的电影望洋兴叹。政府的扶持遥不可及，改良电影生态还得从民间做起，以放映促进生产是值得尝试的途径。杨城认为，大城市的年轻观众已经形成了付钱看电影的习惯，缺的是了解的渠道和放映的空间。后窗现在做的就是参与形成一个好的电影生态，让多元的观影习惯日常化、长效化。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一直是将华语电影介绍到北美的重要口岸。1992年刚刚完成处女作《落水狗》的昆汀•塔伦蒂诺在当年的电影节上带着全剧组成员为徐克制片、程小东导演的影片《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捧场。多伦多TIFF Bell Lightbox的艺术总监诺阿•科文（Noah Cowan）作为当年亚洲地区的电影节选片人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幕。20年后，他将更具雄心的计划带回多伦多——回顾中国电影百年的展览“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6月6日拉开帷幕。

活动首次集合中国电影资料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和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在两个月内，集中放映超过80部馆藏作品。从默片时代仅存的珍藏(《劳工之爱情》、《西厢记》)到经典大师级杰作(《小城之春》、《花样年华》)，从开创新纪元的新浪潮之作(《黄土地》、《投奔怒海》、《悲情城市》)到反哺好莱坞的功夫、黑帮及神怪类型片(《侠女》、《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科文将80余部影片按制作时间顺序划分呈现，并邀请陈凯歌、谢飞、成龙、施南生、杜琪峰等嘉宾开谈，从中追溯三地电影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历史渊源。

片单从整体来看，并无多少意外之选。“我希望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及可能被忽略的重要作品，希望让多伦多观众知道当谈论中国电影时，最重要的作品都有哪些。” 科文对于片目的选择这样解释，“一些影片的保存和修复状况，放映版权等问题也会影响最终的选择。同时也有些人为的条件设定，比如同一个导

很多人觉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为首的评审团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或者说，相当恰当的事——那就是将金棕榈奖颁发给女同性恋题材影片《阿黛尔的生活》（La vie d'Adèle） 的导演阿布戴-柯西胥（ Abdel Kechiche）。斯皮尔伯格在周日的颁奖典礼上声援法国“文化例外”政策（cultural exception），表现出他对法国当下事件的敏感度，将戛纳最高奖项颁发给了柯西胥和两位主演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Adèle Exarchopoulos)和蕾雅·赛杜(Léa Seydoux)。而此时另一场大型反同性恋示威游行在巴黎全面展开，该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成千上万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宗教极端分子聚集起来反对近期通过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法案。

这个金棕榈奖具有相当的象征分量，这个奖项的颁发也获得了认可。柯西胥的关键支持者众多，尤其是在法国，即使是这部电影的反对者也承认本片对两个年轻女演员来说是绝妙的展示：相对并不为人熟知埃克萨丘普罗斯在戏中扮演正在寻找自我性取向的高中生，愈发成熟的赛杜则扮演为女孩开启色欲欢愉和引导其走向成人世界的波西米亚画家。但是作为一个被介绍入伙的同性恋者和成年的讲述者，这部电影已经让人熟悉到有些多余，而且柯西胥对自然主义相当固执，夸张的场景和过多的特写镜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活力、幽默以及惊喜的可能性。细致而拖沓的性爱场景，成为电影节期间的话题，我计时发现最长的长达7分钟，虽然有些人将它算为20分钟，正如这部电影所期待的，它获得了狂热的、保守的赞美，胜过一些女性主义关于男性凝视的专题研究。柯西胥在采访中说道在拍摄埃克萨丘普罗斯时带她去吃午饭被她吃柠檬馅饼的样子震惊了，但这点却并没有使自己拍摄电影的理由站得住脚，这部电影的反对者阵营也从电影的漫画原作者尤莉•马罗（Julie

沿袭纽约市现代美术馆(MoMA)电影部始于二战前的国际主义视野以及纪录电影传统, 一九九七年中国当代纪录电影作品以“后广场第六代录像作者”身份首次在美国公开亮相。时值吴文光应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邀请在纽约访学,评论兼策展人Bérénice Reynaud促成中国当代纪录片在MoMA的首次展映。而后,在二零零一年起始于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真实中国(Reel China)”双年展在在纽约提供了更加丰富、开阔且持续的有关影像记录当代中国的集体观看机会,该影展自2006年起由纽大电影学系张真教授及宗教及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司徒安(Angela Zito)联合策展。时隔多年, 新纪录片的新鲜度已被“独立”二字取代, 消减类型本身连带的宏大叙事。结合本地以及海外电影发行资源以及日趋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 电影部助理策展Sally Berger联合李启万(Kevin B.Lee, 独立策展人/Dgenerate电影公司主管选片及教育项目, 副主席)呈现囊括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实践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的历史演化, 标题作“中国现实/纪录视野” (Chinese Realities/Documentary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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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整个五月的影展以八五后作者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作头阵。 该片出自北京吴文光发起的草场地工作站

热门纪录片节（Hot Docs）如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年，比起势头更强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Hot Docs以其与观众的友好互动，在多伦多电影节爱好者中间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但发展下来，如今它的规模变得过于庞大了，这里已成为北美纪录片最大的展示舞台，与此同时一些弊端也出现了，在有贵宾出席的放映中，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实际情况是，Hot Docs的嘉宾人物，往往并非好莱坞的大牌，而是像《无信仰者》（The Unbelievers）里的理查德•唐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这样的科学界名人，本片在电影节首映期间，举办的巡回演讲赚足人气。话又说回，一想到11天有205部影片轮番上映，心下实在感到气馁，对电影节如此的‘慷慨大方’着实无法领情。

除了近期在圣丹斯纪录片节中大热的《After Tiller》等已有知名度的作品外（导演为Martha Shane 和Lana Wilson，关于四个操作孕期最后三个月流产手术的美国医生），本届纪录片节也放映很多来自加拿大本地和世界各地电影人的新作。要是有观众有勇气能把所有的资料都看一遍，包括各种林林总总的个人阐述和简介，非得累死不可。所以结果往往是分类最不清楚的片子往往成了Hot Docs最容易记的片。

但是入围的新作，很少能有和莱斯•布朗克（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