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丹斯电影节于开幕前两周取消线下放映的消息传出后，精简版本的柏林电影节能够如期举行让人感觉安慰和开心。金熊奖最终归属卡拉·西蒙（Carla Simón）的 《阿尔卡拉斯》（Alcarràs）——描绘了一个加泰隆尼亚农场的消失——我不禁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能在现场真好”的气氛。评审团的阵容——既有奈特·沙马兰（M. Night Shyamalan）也有滨口龙介——可以说比多少有些四平八稳的《阿尔卡拉斯》更让人激动。但2022年的好电影都汇集于此了，而且数量众多。

《阿尔卡拉斯》似乎在每个场景开始变得有趣的时候就中止了，而竞赛单元的另一部作品、洪尚秀的《小说家的电影》（The Novelist’s Film）却通过偶然的友谊以及创造性的偶然和突发书写了一场令人愉悦的轻快戏剧。洪尚秀的这部黑白故事片始于一位言辞尖刻的作家（李惠英饰演）对一位旧日友人的拜访，朋友现在是一家书店的老板，经过了一系列菊链式的相遇，一位结束了工作的女演员（金敏喜饰演）出现了。金敏喜为她的角色带来了一种松弛感，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地与李惠英饰演的有些焦虑的作家产生了呼应，后者正在努力推进她制作一部短片的梦想。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导演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is）的《刀锋两面》（Both Sides of the Blade，将于今年夏天以《火》[Fire]的标题在美国发行）就像是她2017年的《让阳光照进来》（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电影国度里充斥着单亲母亲和姐妹情谊的亚文化。对此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男人里的坏种太多了：父亲强暴、殴打、出走，或是以其他方式逃脱父母之责——按照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考特的说法，这属于一种充满保护欲的母性天性。比方说，在阿莫多瓦最新的作品《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里，安娜（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饰演）因为一次轮奸而怀孕。就算恐惧的安娜和她受辱的父母愿意，她的小安妮塔的父亲也不可能出面认下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安娜的“平行母亲”，雅尼斯（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饰演）早已经把男性缺失内化成了自身独立的基本原则。雅尼斯是一位40岁的摄影师，她不想从她女儿的父亲阿图罗（依斯拉尔·埃雷贾德/Israel Elejalde饰演）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而作为一个已婚人士，他也给不了什么。雅尼斯已经是家族里第三代单亲母亲了，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她决心不依赖任何男性伴侣，而是招募来了一个全女性的待产看护团，除了一位女管家和一个帮佣的女学生，还有安娜本人。当这两位有女儿的母亲变成了情人，阿莫多瓦电影世界里的男性缺失似乎达到了一种绝对的极限。

她们这个小家庭原本可以成为某种逃脱了传统核心家庭结构的“天选之家”，但《平行母亲》并未走向这个方向。毕竟，电影的叙事结构就

《古驰家族》（House of Gucci）的预告片和《古驰家族》的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产物。前者看起来像是在《鲁保罗变装皇后秀》（RuPaul’s Drag Race）的剪辑室完成的，慷慨地倒出了一杯满溢着Lady Gaga式坎普风的贝利尼甜酒——同性恋文化的最爱。影片中充斥着诡异的口音，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亵渎（Lady Gaga比划出“圣父，圣子，古驰家族”），以及用咖啡勺敲击杯沿儿带来的不祥预感，这些细节甚至在电影上映的几个月前就已经掀起了一阵热潮。

至于这部由贝基·琼斯顿（Becky Johnston）和罗伯托·本提维尼亚（Roberto Bentivegna）执笔编剧、根据萨拉·盖伊·福登（Sara Gay Forden）的同名非虚构小说改编的电影，则是一部相对低调的奥斯卡季剧情片，跟我们所能想象的一部由Lady Gaga主演、披着古驰外衣的血淋淋的冒牌意大利家族传奇的华丽繁复背道而驰。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凭借《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这部散发出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弗里茨·朗（Fritz Lang）和安东尼奥尼·圣埃里亚（Antonio Sant’Elia）气质的赛博朋克电影，对电影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异形》（Alien）中他与H·R·纪格尔（H.R.

电影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并不特别关注情节的写实描绘，而是着重于编剧、导演、摄影师和制作人借助各种手段，通过运动图像来传达思想和情感。戏剧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之为“引起感官愉悦的技巧”（sensuous artifice）——作为这些电影的基础，其任务不是在银幕上重现真实，而是巧妙地阐明心理。阴影与强光、反复出现的物件、长镜头、静态镜头、富有表现力的表演和引人注目（但不一定要多漂亮）的面孔，都在观众的脑海中烙印下画面。但当电影语言随着技术的进步而相应演变，电影和戏剧之间的区别也随之变大，并且很快就被普遍认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艺术门类。

然而，这并不妨碍很多电影人对戏剧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设想如何有说服力地将这些思考投入银幕。沃纳·施罗德（Werner Schroeter）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在后现代戏剧的考验中锻造出他们的实验电影，而最近，亦有像王沛智（Patrick Wang，《面包工厂》[A Bread Factory]）、约瑟芬·戴克（Josephine Decker，《玛德琳的玛德琳》[Madeline’s Madeline]）、马蒂亚斯·皮涅罗（Matías Piñeiro，《维奥拉》[Viola]）这样的独立导演，采用“戏中戏”（play-within-a-film）的手法，挑战生活与舞台之间的界限。日本导演滨口龙介（Ryûsuke

“如果我不帮我母亲，如果我不救她，那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简·坎皮恩（Jane Campion）的新电影《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以这个问题开头，画外音来自电影的四位主角之一、青少年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柯蒂·斯密特-麦菲[Kodi Smit-McPhee]饰）。彼得话语和声音中的某些特质立即唤起了我们对《精神病人》（Psycho）中诺曼·贝茨（Norman Bates）和他那句毫无感情的“男孩最好的朋友是他的母亲”的记忆，而科迪的第一次露面就证实了这种联系——高、瘦，肢体语言是女性化的，或者用当时的行话（1925年）来说，这是一个南希男孩（Nancy boy）。但如果说希区柯克对恐怖（《精神病人》）和浪漫（《眩晕》[Vertigo]）的表现描绘了某些不确定自己身份的男人的变态，《犬之力》则更进一步，将父权定义为扭曲和摧毁它所控制的所有人生活的怪物。坎皮恩从不说教，她围绕着父权统治的核心权力动态关系来构建电影：这是一种两层的结构，对所有女性的压迫，以及对所有男性中的女性化个体的压迫。彼得的问题“那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潜藏在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角色背后，直到坎皮恩为我们准备好的答案——她在克制但充满触感的特写镜头中收集着证据，同时伴随着乔尼·格林伍德（Jonny Greenwood）编曲的黑暗和声——彻底曝露在我们眼前。

这部

今日社会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是受教育不足、“没文化”、“没素质”，因而乡村地区在近几十年的主流文化里缺乏话语权和公正的文艺再现。贾樟柯的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几位作家的生平经历和亲口讲述，力图重现文学与农村之间的本来就有的紧密联系，想要传达一种肯定的讯息：中国农村不仅是作家的写作对象，也是他们“写”这个动作的内在来源和动力——农村可以是文学的主人。

导演将革命文学作家马烽作为叙事的起点，而后缓慢展开，聚焦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三位依次出生于1950、60、70年代的当代作家的生命片段。如果说后三位作家的生动讲述都多少打破公众与“名家”的距离感的话，马烽的部分，尤其是他的女儿坐在他雕像下接受采访的那一段，其叙事路径和形式美学都显得有些“主旋律”。在马烽的章节之后，贾樟柯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发起的吕梁文学季启程，允许故事带着他到处跑，跟随不同人的脚步，去到不同地方，叙事节奏更加自由，话题推动话题，在移动中展开不同人的讲述：文学、农村、当代史、家族史这些线索在空间和时间的旅程中交织互文。

在旅程中，导演利用大银幕的观看方式“迫使”我们凝视平常拒绝凝视的：口齿不清的老人、城市火车站广场上的农民工、为生计匆忙赶路的人、高铁上你不情愿成为他邻座的人、城镇上游手好闲的人……这样的凝视不常发生，因为他明白那些使农村被发展的洪流抛在后面的力量，也在使我们不看见现实。《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意图使我们“重新看见”，但是，“重新看见”的下一步是什么，导演似乎没有想好，或者不将其设为本片的任务。

如果你听说过《钛》（Titane）这部电影，那你知道的信息十有八九是在电影里有人跟一部车做爱了。朱莉亚·迪库诺（Julia Ducournau）的这部金棕榈得奖影片——所谓“双性打光”（bisexual lighting）的液态霓虹色调中充斥着关于刑具和折磨的隐喻——是由耸人听闻的意象和不和谐的美学质地构成的冲击。我们看到二元对立不断被碾碎——硬的和软的，机械的和生物的，阳刚的和阴柔的。不过，迪库诺称这部电影也是“一个人走向自己的人性和爱的旅程”。所以让我们来试着认真对待这个命题。

《钛》从一个出身的故事开始讲起：艾力克西亚孩提时期在一场车祸中撞破了头，她的头骨被固定上了钛板，这一方面写实地反映了她那疏离的父亲（贝特朗·波尼洛/Bertrand Bonello饰）的情感虐待，另一方面也相当于是把她的问题“印在了脑门上”。成年后的艾力克西亚（阿加莎·罗塞勒/Agathe Rousselle饰）成了最耸动的一种当代叙事分毫不差的体现——现代文化将我们的孩子扭曲成了变态和性变态。我们看到她在车展上打扮成艳俗小妞儿，夸张地扭动着身体，而围观的男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但这不是一种能持续的生活方式，所以当她狂暴开始酿成死亡，她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上路前她曾偷偷地去看了父亲一眼。

汽车的意象在整部电影中无处不在——汽车象征着性、危险和自由，电影产业本身对这种认知的贡献也不小——将亚历克

去年，当第一波Covid-19疫情席卷印度时，各家电视台短暂地将注意力从精英阶层对沙文主义和社会名人的狂热梦想转移到了穷苦劳工噩梦般的处境上。与其说是病毒造成了这一切，还不如说是政府的应对方式带来的灾难。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于3月24日宣布封锁后几天后，大批工人逃离城市前往农村，其中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步行。一夜之间，超过1.3亿人失业；工资如此之低，社会保障又如此稀缺，这些人往往连维持几天生活的积蓄都没有。社会学家扬·布雷曼（Jan Breman）口气尖刻地反思道：“这些动荡不安的群众的图像，至少让城市居民看到了这些劳工微弱的存在，此前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庞大规模与其脆弱性。”社会活动家哈什·曼德（Harsh Mander）则评论说，这“可能会是大多数印度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评论者用严肃的口吻谈论着“移工”的“危机”。然而这次大规模驱逐只是证明了一个以“劳动力灵活性”为重的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跨国公司太知道这一点了：印度的工作环境标准是全世界上最差的。问题不在于法律本身——尽管自1991年以来，法律就不断受到侵蚀——而是当国大党彻底甩开已经腐败不堪的国家资本主义，转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绑定在一起（结果显然不妙）。受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的工人相对较少，这恰恰揭露了真正的问题。独立七十年后，绝大多数印度人都在“非正式领域”内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工作场所保护，通常处于欠债状态。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法律保护之外。

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的《安妮特》（Annette）是一个怪物，一种痛苦，一个既粗糙又新鲜的电影/音乐剧混合体。这是我在疫情隔离14个月后第一次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所以或许我受到的震动也需要将这些条件考虑在内。此外，我坐在了第一排，屏幕很宽，而且卡拉克斯从不吝惜使用特写镜头。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愤怒的男人的电影，他的愤怒直接冲进了我的太阳穴，把我摇晃了两个小时。它还引发了大量的联想——其中大部分是由导演本人暗示的——在影片最后，卡拉克斯感谢了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和贝拉·巴拉兹（Bela Bartok，他们是单幕歌剧《蓝胡子城堡》[Bluebeard’s Castle]的作曲和作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史蒂文·桑德海姆（Steven Sondheim）和金·维多（King Vidor）。我突然想起了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79 年的故事《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这是蓝胡子故事的女性主义版本——真希望卡拉克斯读过这个故事，此外还有《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匹诺曹》（Pinocchio）、斯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美女与野兽》（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版本）， 《绿色惨案》（Green for

抖音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个人表演设计的，它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成名，但Facebook-Twitter-YouTube这个生态系统——被英国电影人彼特·斯诺登（Peter Snowdon）称为“民间影像”（vernacular video）的载体——却可以创造历史。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达内拉·弗雷泽（Darnella Frazier）拍摄的弗洛伊德之死的视频，几乎可以称为近期最具影响力的影像事件。

2014年的《起义》（The Uprising）是斯诺登制作的一部关于阿拉伯之春的电影，使用的就是这些民间影像，这部里程碑意义的电影被大大地低估了。2020年的《暴力垄断》（The Monopoly of Violence，其法文标题“Un pays qui se tien sage”大致可以翻译为“一个举止得当的国家”）也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的素材大部分来自2018-19年黄背心抗议期间用手机拍摄的第一人称视角影像片段，由跨多媒体的记者-艺术家-挑衅者大卫·杜弗雷斯尼（David Dufresne）制作——当然没有来自法国文化部的补助。这部影片的重要性不亚于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1961年的首部真实电影《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Summer），片中各种巴黎人被问及他们的私人生活，影片最后，其中一些受访者观看了自己在银幕上的样子并且再次接受采访。

曹斐规模宏大的个展”时代舞台”是对其二十余年创作生涯的回顾：从大学时代充满着混沌失序张力的《失调257》（1999）到由无数感性和理性知觉象征意义符号构筑而成的鸿篇巨制《新星》（2019），即使是对实验影像一无所知的观看者也能分辨出这其中巨大的风格转换和思想跃进。而这一由悸动叛逆的感性意识到建筑师般规划美学构架的理性思维，也是很多中国当代实验影像创作者所走过的路程。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实验电影影像实践中可以看到两个较为明显的方向：一个是以人物+情境构筑，渗透着人类学、纪录影像甚至是戏剧化剧情的模式作为主要方向（如杨福东的《竹林七贤》系列）；另一个则以媒介/再媒介的思路和理论作为支撑，无所顾忌地将包罗万象的客体标记为符号并纳入到作品的影像组合序列之中，使之成为能指不断衍生漂移的意义永动发生体（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徐冰的《蜻蜓之眼》）。这两个方向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作品中不断互相渗透，但同时又因主次关系的不同而最终构成了风格与形式迥异、表意方式大相径庭的体验。

曹斐的作品无疑横跨了这两个方向。她以创作时的自觉将情境的创造和延展与对外部世界的媒介化改造相匹配，尽管在在不同的时期她的侧重点可能并不一样，同时她也有着对不同材质的主题进行天然区分、并用不同方法加以应对的直觉。

“时代舞台”以主题内容为依据将展览分为”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另类实境”四个单元——地域

在整部电影里，七岁的大卫都被要求不要跑动。他有心脏杂音，父母和姐姐都希望他安全。但他怎么可能不跑呢？周围就是阿肯色乡下的大片空地。只有他的外婆理解这一切，而且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她的关爱，既不是纵容他任性而为也不是鼓励他畏缩不前，而是教他对冒险、脆弱以及失败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就是这种不同的方式赋予了这部电影以基本轮廓。

《米纳里》（Minari）是导演李·以萨克·郑（Lee Isaac Chung）根据自己1980年代与自己的韩裔美国移民父母的生活经历拍摄的一部成长电影。电影跟随着一个韩国移民家庭从加州迁居到阿肯色，父亲雅各布（史蒂文·元/Steven Yeun饰）种植蔬菜并出售给美国南方越来越多的韩国移民。因为既没有周围的社群支持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照顾大卫（艾伦·S·金/Alan S. Kim饰）和姐姐安妮（诺尔·曹/Noel Kate Cho饰），雅各布和妻子莫妮卡（韩艺璃/Yeri Han）决定把莫妮卡的母亲顺子（尹汝贞/Yeo-jeong Yoon饰）从韩国接来。他们在新的临时居所安顿下来，莫妮卡负责摆放家具和整理衣柜，雅各布则在一个朝鲜战争老兵保罗（比尔·帕顿/Bill Patton）的协助下犁地、灌溉、收割。雅各布和莫妮卡还有另外一份兼职工作，就是在一个养鸡场帮忙把不同性别的小鸡分类。有一次大卫在父亲抽烟休息的时候呆在他身边。大卫注意到烟囱里有烟正飘向空中，便问父亲那是什么，雅各布告诉他他们挑选小鸡性别是为了把那些雄性的鸡仔处理掉，因为它们没有用。“所以你跟我要做有用的人。”他对儿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