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2012.09.24

英国动画导演Phil Mulloy访谈

菲尔•莫洛伊（Phil Mulloy）英国最重要的前卫主义动画导演之一，1948年生于英国的Wallasey。作品屡次在国际动画集获奖。他的作品被称为极端动画，在反映人性的同时，对当代价值观提出挑战。他的一系列作品于2012年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集中放映。

英文访谈全文由导演本人（以下简称PM)提供，采访者为Tori Tan（以下简称TT）。

TT：谈谈你的艺术背景，什么让你开始制作动画片？

PM：我在Ravensbourne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我拍了一个动画短片，凭借这个作品进入了皇家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在这里我主修动作片，毕业后编剧和导演了一些动作片。1989年，我开始做动画片，此后就做了三十个短片。

TT：虽然你开始是作为动画创作者而为人知，但你之前也是动作片的编剧/导演，是么？

PM：是这样的。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我做了很多动作片。可能很少有动画导演像我这样，从动作片发展到（也许用这个词比较准确）动画片的。1988年我等一部片子的钱，就是后来的《回归》（The Return），这期间开始画画。自从离开Ravensbourne，好多年我都没画了。我画了好多，就开始想能否将这些变成电影。结果就完成了一个短片叫《风暴之眼》(The Eye of the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9.11

历史，价值观与纯净的电影

对话起始于王兵最新的作品《三姊妹》，但由于影片还没未做公开放映的原因，所以开头的部分有所省略。真正的展开依然围绕着《铁西区》与《夹边沟》这两部王兵电影创作历程中的坐标式作品。他在谈话的过程中不断以某种“电影保守主义者”的姿态，强调在这个时代保持电影的纯净、价值以及理想主义的重要性。这种乌托邦式情结清晰的贯穿了整个对话——然而回到作品层面，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寻到这种情结所遗留下的饱满痕迹，即使这些痕迹总是以某种质朴、冷静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

杨：您似乎只有第一部作品《铁西区》是相对完整的关于城市的纪录，之后就似乎再也没有接触过关于城市的题材了。

王：是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称得上城市的，首先它要具备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而这个体系其实是人的生存与文化的体系。中国存在这种体系的城市非常少，上海可能有一点儿，比较完整，历史比较长；北京不见得，虽然是一个大城市，却并没有那么长的（现代）城市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只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它们没有促成真正的城市的生存经验与文化逻辑。你把大多数的城市解构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和农村没什么区别。

拍摄城市，事关你拍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城市不仅仅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还有文明。所以中国的情况，就是你拍城市还是农村，情况都差不多，因为生存经验与观念相差无几。底层的城市谈不上城市的文化，比较重要的无非是计划经济的体系，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但没有城市文明。我不愿拍城市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你看不到东西。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思维与处理问题的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区别不大。

所见所闻 DIARY 2012.08.24

不插电放映

中午在国贸等车时，陆陆续续遇见去影展的人，天气有些阴沉，但大家看起来心情都不错。站台边不时有人派发燕郊购房的小广告，绿色的长途大巴开进开出。虽然站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但却有一种已身处城乡结合部之感。在808路车上颠簸，沿途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少。窗外，每隔一段就是施工现场，昔日宁静的京东运河畔，早已面目全非。

今年的开幕地点在原创艺术中心内，宋庄美术馆下车向东，拐角即是。穿过铁栏大门进去，平时有些空旷的大院里，此刻已经站了不少人。画家、导演徐若涛和徐杉夫妇在院中央和熟人打着招呼，让耿军导演好好给大家拍照。。平时以绘画为主的徐若涛，今年完成了影像作品《折线》，将参加实验影像单元的角逐。人们来往进出，彼此打着招呼。开幕大厅的门口，台阶上铺了一小截红地毯。剧情片单元策展人郝建笑着招呼大家走红地毯进来。此时室内的楼上楼下以及台阶上早已坐满人，架起了摄像机。前排就坐的有不少是从国外赶来的嘉宾：本届影展评委、纽约大学的张真，以及同样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司徒安（Angela Zito），她带来关于中国书法的作品《水书》也将在开幕后放映。

基金的运营总监王宏伟介绍了影展概况。随后与王宏伟为电影学院师生关系的郝建上台，介绍评委和选片人等。他说自己做这件事的心情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因为担忧自己是否有权去做这件事，是否有自信去做，”但好在“独立电影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对话，在讨论质疑中形成相对认可的一个共识。”王宏伟提到2015年，电影学院新校址将在宋庄落成。届时，这个偏远之地将离电影更近了。他强调这是一场“影像展，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多媒体艺术，范围很大，而非强调某种概念，更多的是包容。”

采访 INTERVIEWS 2012.07.24

无关小组

无关小组于2011年成立于北京，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九位年轻艺术家组成。从2011年在黑桥苗莆艺术区的“我们是无关委员会”，到今年三月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自成立以来，这个新生的艺术集体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更无关”的态度去进行生活和创作的整合。6月23日至7月22日，他们站台中国举行了“与行走无关”个展，以视频的形式，对小组成立以后所进行的行走计划进行了梳理，播放了自成立以来的行走活动。在此，他们的成员之一陈志远讲述了小组的创办缘起和近期创作。

我们成立于2011年4月，在草场地村。由在北京的九个固定的成员组成，但因项目不同也会召集更多的人，也主要是杭州的朋友们。成员中有人有固定的工作，也有是就专职做艺术的。

大家都是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毕业来到北京的同学，就很自然的就在一个圈子里了，经过频繁的聚会大家觉得应该组织起来做点事情。2009年我们做了第一个群展“阳谋”，做完那个展览后大家觉得和外面随便凑齐来的各种群展也没什么不同。新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从中凸显出来。接下来的2010年我们曾大量地讨论互相之间的作品，这样的讨论还是很难让大家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气质，从在学校里学当代艺术到在北京不断的通过展览接触正在进行中的当代艺术，我们对当代艺术的标准开始迷茫和怀疑，在找不准应该去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通过当代艺术圈里现有的标准和模式，可以确立哪些是我们不想做的，通过排除法和结合大家的兴趣来判断自己的工作。2010年底我们根据游行这个现有的社会活动想了一系列称之为行走的方案，2011年4月2日在798实施了大家举栏杆把自己围起来的一个方案，这时候小组还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应该发一个无关的申明，而这个无关的申明也变成了小组的名字。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2.05.07

秦琦：氧化

由张离策划的《氧化》展呈现了秦琦近两年的一批绘画作品。这次个展在近一年前初步确定的时候，就已设定是展出艺术家的静物画。作者通过“摆静物”的方式，以准确节制的笔触，在还原真实的同时，描绘出一个纯然而又丰富的“物”的世界。

空间一层的绘画都是以日常食物为题材，有切开的肉、叠放的烧饼、排开的辣椒、豆腐等，这些作品在视觉效果上比较相似，放在一起相互很协调。其中有一幅《鸭子和土豆》（2011），多少令人想起了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的《绿头鸭和酸橙》。与之不同的是，这幅画中，鸭子被拔去了羽毛，横放在白色的桌布上，身体前后是零散的几个土豆。它们就这样孤单地留在那里，成为彼此的倚靠。艺术家让这些食物呈现出最为朴拙的状态：在它们身上看不到任何明快的色彩，也没有精致餐具的搭配，颜料浓厚得粗粝，显得与人们习以为常的“美食”这样的身份并不相符，在这里，它们就是作为物体这一身份而存在。

二层的作品的色彩要明亮许多，题材也由食物扩充到更多的日常用品当中，背景也不仅仅限于室内。在《棉鞋》（2012）中，有些斑驳的暖气片上是一前一后的军棉鞋。也许是为了烤干鞋上的潮湿才放上去的，也许只是“恰好”放在那里，竖立的暖气管令画面具备了井然的秩序。与之对比的是旁边的大幅《僧靴》（2012），源自作者几年前的边疆采风活动：彩色的寺院廊柱旁，是多双黑色僧靴，看起来有些凌乱。廊柱背后的一只黑猫，增添了些许神秘气息。另一幅《银壶》（2011），也是一幅具有边疆生活气息的作品：大红的褶皱帘布下，是一张黄色方几，桌角放着一只小银器。帘布因为下垂而泛起大褶皱，产生恍然的动感。帘布与桌子的尺寸、红与黄的明艳令银器愈发显得小巧却又无法被忽视。作者从基本的日常用品入手，对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3.20

“当代中国人的一生”电影放映项目

“当代中国人的一生”（To Live in China）是一项独立电影放映项目，由张献民、左靖策划，2011年四月份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九月份来到北京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十月份走入西南交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其中加盟的艺术空间还有成都的千高原艺术空间，重庆的器空间，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中心以及深圳的OCT当代艺术中心。这是一项类似巡展的循环展映项目。包括二十四部内地独立电影作品，有剧情片与纪录片，影片的制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远至1992，近至2009，以本世纪前十年为主。地域上南至福建北至黑龙江。关于展映主题“当代中国人的一生”，策划者之一的张献民在策展前言中做过简单的诠释：“我试图把人的生活史划分为通俗的几段，以每一段为题，组织一些作品，把那个社会构架，个人历练，公共话语表现出来。” 按照人生的不同阶段，策划者选择了各个阶段对应的作品。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讨论的线索。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2.03.16

解禁之后

在中国，性许久以来都是淫秽的代名词，处于压抑禁锢的状态下，人们谈性色变。改革开放以后，它从枷锁下一点点挣脱出来。如今，随着信息的发达与通透，性早已不再是神秘和羞耻的话题，变得稀松平常起来。“解禁之后——新一代的性与爱”展览，由朱朱策划，共有28名年轻艺术家参加。

这些作品，从绘画、摄影、雕塑到装置到录像，分布在时态空间的大厂房里。情色在艺术中的表达，已不再是对人体简单的描摹，它呈现了多样化的面貌。当禁忌不再是禁忌后，它就失去了危险的气息。现场的气氛是放松的，甚至有种游戏的意味在里面。在共同经受过从性压抑到性解禁的年代后，观众如今能够在公开场合直视这些以性为主题的作品，从中很容易找到共鸣。

入口处，是李青的玛丽莲•梦露和邓丽君的肖像画，他的号召是欢快的：“应该像安迪•沃霍尔热爱可口可乐一样去热爱杜蕾斯。”画中，两个中国美国的“军中情人”，头戴钢盔，盈盈含笑，乍一看，非常相似。在性匮乏和传播手段单一的环境下，大众偶像仅仅以姣好的容颜，即可撩拨起众人的欲望。解禁年代的初期，情色依然是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带有一定的克制性。李晖的装置《轮回》，则是一张笼罩在霓虹光影下的床。这件以气氛动人的作品，在此表达的主旨很明确：性看似神秘，但也就是一件简单的日常之事。

邱炯炯的纪录片《姑奶奶》，走近了同性恋这个群体。主角在镜头前袒露自己的性经历。直白甚至露骨的言语，在满足观者好奇心的同时，也产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12.28

胡柳：白天

展览的中文名为“白天”，英文名为“Night”，这实则是展览的两个部分。入口处节选了海德格尔的诗: “当晨曦静穆地吐展于群山之巅……世界黑夜从未通达 ‘在’之澄明”。寥寥几笔，将作者的创作初衷点到为止，没有累赘的絮语，与展览的气氛相统一。整个展厅只呈现黑白两色，安静而洁净。

胡柳将绘画的语言恢复到了最初级的状态，以铅笔和白纸为画材，省却了其他材质的铺垫和色彩的点缀。单一不是贫乏，也可以是丰富。《水仙》中的六幅铅笔画中叶脉与花瓣的纹络清晰可见，花与叶虽然均是黑色，却因细腻的笔触而呈现出分明的层次感。看久了，这些植物似乎在动。当观看不再是被动的习惯而成为主动的对待时，我们发现：生命虽微小，但却值得用心去留意，投之以情感。还有一幅画叫《要有光》，上边是翻滚的乌云，下边是平静的湖面，中间是透过乌云洒下来的光。光似闪电，锐利地直穿湖面。但因天空和湖面都用黑色来描绘，所以夹在缝隙中的白光奋不顾身地从一处黑暗跃进另一处黑暗。这是“白天”这个空间里最硬朗的一幅画。简洁的笔触和构图中饱含着冲破黑暗、要有光的真力量。

艺术家在“白天”中，打开了荧光灯，使这里真的成了纯粹的白昼。而这番带有“人为”痕迹的白昼令白彻底压倒了黑。通透的明亮使得人们将周围的环境、人与物看得清清楚楚。当视线从作品中转移出来时，不禁有种欲找到藏身之处的冲动。逃遁到黑暗之地仿佛成了唯一而又心甘情愿的选择。里屋的“

采访 INTERVIEWS 2011.10.14

皮三

皮三199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他创作的系列动画《哐哐日记》（2009）和《泡芙小姐》系列（2010）已成为中国网络原创动画的经典之作；也曾为电影《像鸡毛一样飞》（孟京辉导演）和《世界》（贾樟柯导演）创作动画片段，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中国独立原创动画的领军者。2011年10月4日，由皮三与董冰峰联合策划的首届中国独立动画电影论坛，于798艺术区开幕。是中国内地首次非官方、非盈利，由民间机构共同发起、策划的动画电影艺术项目，计划为双年展，2011年为首届。活动内容丰富，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798的微博之盐三个场地同时举办，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独立动画创作现状的机会。

相比于已经“独立”很久的纪录片和电影，独立动画只是我想用来表述状态的一个称谓，在我看来，独立动画就是那些坚持独立思考，趣味表达的动画作品，是帮助我们找到生活和思考乐趣、开启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我想在2000年左右，出现的“闪客”，应该是一个蓬勃的开始。目前更多的依托于院校的学生创作，还有来自民间的个人和工作室，在默默地坚持创作，不是很茂盛，但总有惊喜。

因为国内动画环境的艰难，也许对于投机者是淘金的幻想，但对于创作者来说产业已成废墟。但又同时看到，很多年轻人热爱动画开始自发的创造和寻找改变，我想应该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活动，激励这种新鲜的独立动画的创作，给他们以真正的交流对话的平台，希望能让创造力延续。还有，也许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除了自己的创作，总想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策划独立动画论坛的想法。

采访 INTERVIEWS 2011.08.09

何岸

2011年7月，艺术家何岸的三个展览“好奇之黄，好奇之蓝”、“风轻似小偷”以及“乳房上各有一颗痣，肩头还有一颗”分别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箭厂空间和魔金石空间同时展出。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重合，每个展览都有其独立的策划和艺术理念。尽管这是三个独立的展览，并且也值得被单独分析，但这其中自然而然存在一些共同的思路，艺术家通过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展览更多地向观众展现了他对于空间、互动等主题的思考，也在以下的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波折和体验。

我认为空间无大小，展览无大小，例如，我明年也许会做一个没有画廊的展览。三个展览在一起是个巧合，我与箭厂空间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谈了。恰巧，我的代理画廊也把时间确定在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我宁愿把魔金石的展览再往后推，因为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三个个展是不合适的。这三个展览对我的考验也很大，三个展览三个画廊会让人觉得我的代理背景很复杂。另外，去年一年来我的很多想法也积压到了一块。

关于空间我谈过很多，我并不区分展览空间和空间。我有很多建筑师朋友，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建筑空间本身的知识。在当代，所谓空间就是指人的空间，在任何一个作品里，艺术家都是考虑到空间和人的肉体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觉得魔金石的空间小，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做展览很合适，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展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展览我不清楚，我对于空间的把握就是把它做出来，也许我会把我的情感放进去，也许不会，对于这一点我谈再多也没用。比如，我说我放进去了多少情感，这是没有意义的。

所见所闻 DIARY 2011.06.27

回到影展

“西班牙–中国记录电影交流展”论坛开始时，恰逢伊比利亚的“飞跃对流层”展览开幕。放映厅外，人来人往，匆匆地看了几眼画，保安就挥着胳膊让展厅内的人们都集中到前厅，参加“正式开幕”。此时，电影放映厅的门半开着，一些关注纪录片的观众正安静地在座位上翻看着手中的小册子。

论坛开始后，参加讨论的中国导演只有丛峰坐在台上，赵亮和季丹都坐在观众席上，徐童此刻正在UCCA，放映他的新片《老唐头》，稍后过来。主持人董冰峰提到了本次论坛主题围绕的两个方面：“影展与纪录片”，他让作者谈谈对影展的看法和观点。拍摄了“甘肃的意大利”三部曲的丛峰，接过了话筒。他认为国内和国外的电影节，对影片的评判标准上，有文化差异，“这样创作者就面临着一个是否讨好西方电影节的矛盾。”赵亮则认为并不存在讨好一说。影展对小成本制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我边记录边想，“讨好”真是个模糊又尴尬的词，用这个词来揣摩作者创作和参展的目的似乎跑偏了。

台上的翻译流利地转述着嘉宾的观点。两位西班牙导演伊万.加西亚（Ivan Garcia）和夏巍（Xavi Camprecios）都表示，影展对纪录片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是导演和观众、导演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去年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CIFF）的策展人杜庆春以及CIFF的主席张献民，则对影展这一概念都提出了“乌托邦”一说。杜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这个活动本身可以抵御什么，那抵御的究竟是什么；张下的定义比较明确，认为它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内创建的乌托邦。

观点 SLANT 2011.06.20

张尕谈“媒体艺术”

“媒体艺术”这个名称对于艺术界来说已经并不算陌生，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对于“媒体艺术”的基本要素的确认也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新媒体艺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诞生以来就注定具有了与其他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特征。在当前的新媒体艺术领域，科技和艺术观念已经变得浑然一体，而媒体艺术的理论应该说还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艺术论坛》中文网站开设的这个新栏目致力于为有关媒体艺术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因此，就媒体艺术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实践发展状况，以及体制性的建立，《艺术论坛》邀请了媒体艺术策展人，研究媒体艺术理论的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媒体实验室主任以及纽约帕森斯艺术学院张尕教授编辑这个栏目，并对其进行了采访作为本栏目的开篇。

艺术论坛：您对媒体艺术和新媒体艺术有没有一个界定？

张尕：新媒体的用法、说法，作为一个范畴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93年以后成为一个艺术的分支。

艺术论坛：我前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参观，他们当时是在庆祝新媒体艺术博物馆成立二十年，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新媒体在欧洲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张尕：ZKM 有个媒体艺术博物馆，但没有新媒体艺术博物馆。虽然“新媒体”这个说法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但是媒体艺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二十年代就有这个概念。媒体本身指的是传播媒体，例如无线电、电视、电影，西方二十年代前卫艺术的很多肇始就是以媒体与技术作为颠覆传统的新灵感。七十年代兴起的

采访 INTERVIEWS 2011.04.13

徐童

徐童导演于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2007年起涉足纪录片领域，相继推出“游民三部曲”：《麦收》（2007），《算命》（2009），《老唐头》（2011）。作品以饱满的情感、锐利的视角、扎实的摄影功底，为底层民众描摹出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长卷。《麦收》与《算命》相继在国内外影展上获奖。作为“游民三部曲”的终结篇《老唐头》，讲述了一位生活在黑龙江东宁乡下老工人的故事。本片入围第三十五届香港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五一期间将在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放映。徐童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

说起片中主角老唐头这个人物的缘起，不能不提及我的前一部纪录片《算命》。《算命》讲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以算命为生的一对老人颠沛流离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屡遭不幸的按摩房老板唐小雁——她的父亲便是老唐头。老唐头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物。尤其是他在语言方面，自成一体，运作自如。井喷似的讲述时常表现为一种语言的狂欢。如果谈老唐头身上有什么特质，我不想用一两句概括的话，而把这么丰富的人物肖像化，简单化。我想观众会看到他的与众不同。所以，我还想强调的是那种感受力，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坎普”式的感受力。它是有赖于感性而获得的；它是无法用干巴巴的文字去描述的。一旦说出来的，就已经不是了。

拍摄是

所见所闻 DIARY 2010.10.28

梦想照进现实 [南京]

当我手拿片单往南大放映室赶路时，拐角处碰到CIFF独立电影年度展的主席张献民。听说几天前他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从北京将放映设备运到南京。但此时张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疲惫。从03年到如今，CIFF已经办了七年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七年征程的一小段路而已。他说五楼的电影论坛马上就开始了，我决定先不去看片，去论坛听听大家的想法。

主持人杜庆春提出了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未来十年的中国影像和中国想象。作为一场自由沙龙，大家的发言很容易离题。当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吴靖发问，如果没有龙标限制，独立导演做好了面对市场的准备么？导演们则对此似乎避而不谈。于大鹏认为不应该有独立电影这种叫法，而应该叫艺术电影。且他对中国导演在作品中，对周围世界的不够敏感提出了意见。高文东表示观众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中途加入的张献民，感叹大学生已经不是独立电影的观众了。未来将会更加复杂。CIFF艺术总监曹恺提醒大家，想说什么，怎么说，很重要。

第二日一点半档的三部影片为《恋曲》（张赞波），《寻欢作乐》（赵大勇），《姑奶奶》。分别在同一楼层的三个放映室播放。因此前在北京已经看过这三个电影，我就在室外看影展资料。中午刚到的赵大勇，对现场的放映技术不是很满意，要求工作人员解决这个问题。而《姑奶奶》的放映过程中，碟片卡住了，正在另一个场地看《恋曲》的导演邱炯炯，只好停止观影，来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开玩笑道，《姑奶奶》每次放映，都要出状况，让人费解。中途出来歇息的观众，跟邱表达了对这部影片的好感。一位女观众表示，起先对片中的人物有距离感，看了之后感觉到，导演没有把人物隔离，而是让大家能够走进去，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采访 INTERVIEWS 2010.09.22

毛尔南

由毛尔南导演的独角戏《慢的艺术》，本月在人艺实验剧场登台与观众见面。作为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首演剧目，《慢的艺术》讲述了一个照相馆的洗印师，在工作的最后一天里，内心的一场纠结而挣扎的独白。数码的兴起，胶片的退场，时代的风潮慢慢将洗印师这一实践着“慢的艺术”的行业淘汰。纯粹的精神坚守，化成了黑暗中的一抹孤独。本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毛尔南，向我们讲述了这部戏的创作源起和构思过程。

最初我想寻找一个独角戏剧本，作为毕业作品在舞台上呈现。但中国创作独角戏的剧本很少，除非找国外的。可我还是想在国内找到能引起共鸣的本子。于是遇到现在的编剧陈予婧，她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独角戏剧本。虽然现在是一个比较平稳过渡的时代，但我很想知道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而我们失去的又究竟是什么。恰好赶上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这个机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和展现平台。因为如果真的拿商业来运作这个戏，可能还是比较吃力。毕竟它是一部严肃的戏，与现在流行的那种搞笑的戏并不一样。

陈予婧在写剧本的时候，起源是她感觉到自己用胶卷拍出来的照片越来越少，而数码照片越来越多，但却无暇去看。她又是北京人，对中国照相馆是有情感的，于是有了这个想法，查阅了大量的摄影书籍，如《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罗兰•巴特的《暗室》等，正好我的朋友、这部戏的创作指导李冰，是专门搞摄影的，于是带我们进了他的暗室。大家一起洗过好几次照片，进行体验。于是对暗室的操作流程，就慢慢熟悉了。

所见所闻 DIARY 2010.07.27

湖畔论战 [北京]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采访 INTERVIEWS 2010.06.21

邱炯炯

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于6月19日在星空间开幕。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开幕当天，观众除了欣赏到邱炯炯的画作以外，还观看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姑奶奶》（2009-2010）。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复杂、身份双重的同性恋，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动直白的言语，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表演，似乎照见了人性中最私密最无忌的那部分。以下是导演本人对这部作品以及主角的解读。

当初裁缝每周二晚都会在三里屯南街的“法雨”酒吧进行异装演出——不为钱，只因这能使他痛快。第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的，刚上二楼就看见灯光昏暗的深处坐着一位比亚兹莱风格的“女士”正和别人聊天——朋友告诉我：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碧浪达”；不要乱说话，“她”脾气很暴。暴力而美艳——这是因惊鸿一瞥和道听途说而形成的粗浅印象。直到“她”开始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我凝视着 “她”脸上的那两道黑乎乎的眼泪，越看越含混——母仪天下的劲儿，河北地区的范儿，这个集“女神”和“金刚”为一体的“碧浪达”活脱脱是一只虚弱、顽固、絮叨的本地野兽。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拍摄“她”的欲望——我想从中求证：我想拍的仅仅是同性恋还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她”非常生动。这已经足够诱惑我了。

很快，“碧浪达”成了我女朋友的缪斯，她画了一系列的“她”，我阅读着这些画作，主动地设置了影片技术性的依据——走，去寻找画中人！我们每周都去看“她”的演出，也经常去裁缝家，与主人公的交流留给我的尽是奇妙的回忆。

采访 INTERVIEWS 2010.04.17

张献民

由影弟工作室和北京NPI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合作的“放眼看”春季纪录片放映活动于4月16日到20日期间在伊比利亚中心举办。此次活动共展出十部涉及不同社会现象的华语纪录片，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家公益团体参与观看并研讨，意在增进公众对纪录片作为社会影像的认知，增进社会工作和艺术创造之间的互动。Artforum中文网就此采访了影弟工作室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从黄亭子到大山子，从北京到外省，作为内地独立电影的重要推广者，这些年来张献民可谓步履不停。

我们一直在探讨独立作品的受益人群问题，既然没有经济上的循环，我们起码可以讨论其它方面的受益性。从申请放映到NPI带动放映，商量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NPI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对话对象。大约两个月之前，大家决定马上行动起来，去做这件事情。在这次活动里，NPI机构资助一些放映费，就是作品的版权费；寻找场地、导演出场和片单的安排由我们工作室来负责，伊比利亚提供场地并做一些宣传工作。举办这次活动，是希望这些公益组织之间能有一个互动，因为他们之间工作的关联也不是很大，比如有关注老龄化的，还有保护水资源的。其实处理的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方式都比较接近。如果这些组织之间有个讨论的平台，也是不错的，这个和经济毫无关系。收费模式上基本是一个团购的方式。很难把它变成一个个体的消费行为，等于NPI统一为大家买单。

纪录片大部份还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基础写实，这也是

杂志 PRINT 2011年4月

约翰•阿姆雷德（JOHN ARMLEDER）访谈

约翰•阿姆雷德（John Armleder）的艺术总是变动不居。四十五年来，他认为自己采用的形式之多犹如琳琅满目的超市，横跨了至上主义绘画、极少主义雕塑、设计师家具，以及各种明显的风格倾向。尽管他的作品在实际的呈现和观念上并非如此直白，仿佛不想被观者立刻识别。有时候他的艺术的确并非其自身，他居然毫不介意地将别人的作品拿到了自己的展览上展出。但这并非一种指涉或挪用策略，阿姆雷德认为艺术家和观众的媒介之所以能被激活正是因为这种微妙的自我差异化过程。在个体与类型、特殊与一般之间，阿姆雷德的作品找到了移动的空间，从而调动了一种奇特的参与模式，这正是他早年参与激浪派时就开始追求的东西。在下文中，批评家、策展人法布里斯•斯特劳恩（Fabrice Stroun）与这位艺术家进行了对话。没人能给阿姆雷德的艺术实践盖棺定论，甚至包括艺术家本人自己。

法布里斯•斯特劳恩（以下简称“FS”）：这些年来你的作品被划入了数个流派，例如激浪派、引用主义（citationism）、新几何图形派（neo-geo）等等，每种划分都是对你艺术的某一个方面的强调。有的评论家认为你是“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和“设计即艺术”（design-as-art）运动的先行者。你认为你的艺术为何能与这些差异，以及那些有时候相互矛盾的接受语境产生共鸣？

约翰•阿姆雷德（以下简称“JA”）:其实，每次人们把我的

采访 | 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