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2014.03.25

追忆邵逸夫（1907-2014）

邵家有四兄弟，邵逸夫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晚清末年，邵家是当地望族，邵玉轩希望他的四个儿子能继续他在上海建立的事业，做颜料生意。最初一切如其所愿，直到大儿子邵仁杰（原是一名律师，有心扩大他的业务范围）1923年在上海买下了一个破产的剧院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25年，邵仁杰的公司不再上演舞台剧，开始制作电影，他的兄弟们很快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一个月内制作了一部影片。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在东南亚扩大业务的各种可能性，当时，上海的另外六家电影公司，集体联合起来，不允许天一出品的影片进入中国的影剧院。但天一依然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不断扩大业务，公司在东南亚的“帝国”规模，占据了战后的电影市场。

三十年代，邵逸夫的家人将他的名字西化，改为肖（shaw），他（邵仁楞，后来他将中文名改成邵逸夫）忙于帮助哥哥邵仁枚在新加坡的电影发行事业。同时，另一个兄弟邵仁标也在香港经营一家类似的公司。这家公司在五十年代中期停滞不前，邵逸夫于1957年从新加坡赴港，欲将公司扭亏为盈。不久后他另起炉灶，成立了邵氏兄弟，以低价从香港政府那里买到一片地，在清水湾建造了邵氏影城，1958年影城正式启动使用。两年间，邵逸夫只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国泰的陆运涛，后来陆殁于空难，香港娱乐市场这块大蛋糕自然就归为邵逸夫了。

邵氏影城是一家根据三十年代好莱坞而打造的梦工厂。几乎全部都在室内拍摄，从布景和

观点 SLANT 2014.03.22

再次相聚：汉雅一百

提起1983年香港的文化和政治图景，不能不想到一年后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还没有人要想过去学习普通话。电影方面，成龙的《A计划》风靡大江南北。在这种语境下，那年的十二月，汉雅轩画廊在加多利山举办了第一次展览。被朋友称为“Johnson”的画廊老板张颂仁，从他的一个叔父那里借来空间，有点懵懂地一头扎进艺术界。

从那时起，张颂仁就成为了当地艺术界的先锋者和推手，主推中国书法、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1993年，张和香港艺术中心合作，组织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并于1995-1997年间巡展到美国，为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末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中国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是在1993年，当时的策展人是Achille Bonito Oliva, 栗宪庭，Francesca dal Lago)。2000年，张颂仁和徐文玠共同创办了非盈利机构亚洲艺术文献库---一家对当代艺术进行研究批评和记录的跨地区平台。除了经营画廊和运作众多的国际项目外，张颂仁还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汉雅轩的空间如今位于毕打大厦，这座九层的商业大厦，如今也是高古轩，Lehmann Maupin, Simon Lee画廊，林明珠画廊和Ben Brown画廊的所在地。

所以画廊上个月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也算是一桩大事。张颂仁和中国美院教授高士明共同策划了“汉雅一百：偏好”展，以及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为其

观点 SLANT 2014.03.15

艺术家大卫•里德回忆阿瑟•丹托（19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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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安•劳特巴赫（Ann Lauterbach）的推荐下，我读了阿瑟的《寻常物的嬗变》（1974），之后去了他在西八十街的纽约工作室学校图书馆做的一场讲座（1984年）。当晚，我是首次听说了《艺术的终结》，起初我误以为是关于绘画已死的讨论的延伸，我以为自己要再次被告知不要奢望作一个画家这样的美梦了。但是阿瑟的评论却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有种自在解脱之感。他关注的是人与艺术的互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当我和别人看艺术时，作品呈现的方式和它真正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人们通过别人的眼睛和思想看待艺术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所以和朋友去看展览或去博物馆是非常有趣的。阿瑟是我这些艺术之旅中最喜欢的同伴。

他勇敢无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他一起看艺术作品，我就被带到了大胆的领地。

2003年，我去哥大参加一场关于阿瑟文章的研讨会。前一晚，在庆祝晚宴上，我能看出他的哲学家同事们对他的真挚的尊敬和温暖。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活动的礼节，所以第二天当同样的这群人攻击阿瑟的思想时，我感到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样的攻击是一种尊敬。阿瑟，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靠在一边在我耳旁低语：“他是真想扒了我的皮！”与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我们围圈坐在他身边维护他，但他并不需要我们。每场阐述之后，他就站起来，即兴回答，对于他所笑称的那些“鞭笞的花”完全免疫。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3.04

第六十四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这个二月份，就在我们美国的朋友冻得屁股发僵时，柏林人却早早迎来了春天。我想那些只来柏林参加电影节的人们很难确定自己的行踪，整个城市好像一座没有穿雪衣的裸体者一样。小册子上印着上百个影片的名字，一面是大名鼎鼎的佳片首映，一面是神秘未知的新作，对那些这个月注定要在黑暗中度过的人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日程安排告诉他们最先应该看什么。所以我决定像个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地在电影节的两个最大胆的电影宣言之间徘徊，二者都是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演绎：一个是布莱希特的《浪荡子》（1970，施隆多夫导演，法斯宾德扮演贝尔）另一个施隆伯格的Pierrot Lunaire（2014，Bruce LaBruce导演，领衔主演Susanne Sachße）。

很显然有一些作品必须要看的。其中包括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未删减的《女性瘾者：第一部》；乔治-克鲁尼的《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这部影片特别差，媒体场的时候不得不被打断；还有一部是理查德•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的《少年时代》（Boyhood），这部成长片的拍摄技法足以让大多数观众忽略平庸的剧本而为之叫好，其实影片拍摄跨度为十年，从中我们看到了小演员的成长（虽然长度将近三个小时，但也许只不过是我屁股坐疼了而已）。

最值得看的是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影片改编自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观点 SLANT 2014.03.03

何岸、秦思源、张慧谈“一次”

展览“一次”是艺术家何岸、秦思源、张慧的首次合作，却并非群展，也非三个个展，这三位艺术家亦没有组成艺术家团体，而是由三位创作方式完全不同的艺术家进行的一次“合作”。此次展览呈现了由三位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一部影像作品，以及每位艺术家根据合作作品内容创作的一系列个人作品。在这篇访谈中，三位参展艺术家谈论了这次合作的缘起以及创作背景，分享了他们的创作方法与过程，并阐释了各自作品的涵义、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首次合作的收获。“一次”正在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展览预计持续到2014年3月5日，并将参加2014年10月的曼彻斯特三年展。

秦思源：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老在一起。我在上海桃浦策划了一个何岸的展览（“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2012/4/27-2012/5/26），前年5月又在长征空间策划一个张慧的个展（“空地”，2012/04/28--2012/06/17），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很多。

张慧：我们就考虑不如我们三人合作一个展览，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一年多了，只是大家之前都很忙，直到几个月前我们才聚在一起开始真正讨论。最早思源提出“一次”这个概念，我理解“一次”既非一个艺术家小组，也非一般常规性的合作群展或三个个展。我们想找一些觉得相对比较有意思、比较独特、特殊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最直接的名字就是“一次”，它最准确、最合适。

秦思源：对，三个人的展览如果是一个群展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1.25

纪念纪录片导演艾德•品库斯（ED PINCUS）（1938-2013）

艾德•品库斯（ED PINCUS）生前创作了很多纪录片。但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令很多人刻骨铭心的作品当属《日记》。在1971年和1976年之间，艾德以16毫米胶片，记录了他和妻子简•品库斯的生活，其中还有他们的孩子，与艾德有染的几位女性。这部影片也是七十年代早期的一幅画像，更确切说，是后-六十年代的画像，在那段时期里，人们用于投入到生活、爱、政治表达当中，以身试法，但是文化也在渐渐衰落。

《日记》这个题目，真实直接，一如影片本身。从题目中也可以判断出来，本片可能也无法吸引到业外人士的目光。不过，当我初次观看《日记》时，却并没有窥阴癖的感觉，而是亲切感胜过一切。《日记》没有任何追求轰动的意味，而在纪实影片中，又没有哪部作品能像《日记》这样独特。

他曾执教过的MIT电影部，对他充满怀念。他作为一名电影人的勇敢，旺盛的创作力，不世故却又很有人情味的幽默，都将铭记在大家心中。

作者是曼彻斯特的一位电影人。

影像 FILM & VIDEO 2014.01.10

伊芳•蕾娜的《演员生活》

“1972年，我自己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and Drang）将我猛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表达领域，”伊芳•蕾娜（Yvonne Rainer）在她的回忆录《感觉即事实：一种生活》（Feelings Are Facts: A Life） (2006)中这样写道。那一年这位舞蹈家完成了首部剧情片《演员生活》，她也是贾德森舞团的创始人，1965年的《无宣言》（“No Manifesto”）的作者。

说起她从舞蹈转向电影，蕾娜说：“从种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活过来后”（1971年试图自杀），“女权运动给了我勇气，我感到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全新的词库。那些承载着具体情感体验的语言，蕴含了体验本身所有的愉悦和恐惧：诱惑，激情，愤怒，背叛，悲哀和兴奋。”

那种情感的不适，在《演员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里被疏离地表现出来，开头附加说明的字幕说这是一部“情节剧”。影片围绕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故事展开。一段开场白将这些情感纠葛阐明，蕾娜领着一些人进行Walk的演练，她说，在影片中，舞蹈包括四个“主角”，约翰爱德曼（John Erdman）, 瓦尔达•谢菲尔德（Valda Setterfield）, 雪莉•索菲（Shirley Soffer）, 和菲尔那多•托姆（Fernando Torm）。（这四个人里，只有谢菲尔德在1964年和1974年是康宁汉舞蹈团的成员，之前有过职业舞蹈经验。）

观点 SLANT 2014.01.07

“拆了旅行社”谈自身创作

“拆了旅行社”目前由黄学斌、文武、翁奋三位成员组成。黄学斌，1979年生于海南岛文昌，毕业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文武，1969年生于甘肃，后移居德国，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海南、杜塞尔多夫以及北京；翁奋，1961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拆了旅行社”正式成立于2010年，名字中的“拆了”含义是取房屋或任何物体被拆除之意，“拆”为动词， “了”为感叹词。“拆了”和在一起包含动作和感叹的意思，英文名为“CHAILE TRAVEL”。

2007年由于海南文昌市东郊镇泰山村周边的部分地区计划被建成中国最大的商业卫星发射中心，整个地区和城市被规划为一个卫星城，当地农村因此将会被拆除和进行新建设。我们（翁奋和黄学斌）的家族居住在当地已有约800年的时间，家族的未来都将因此被改变和受到影响，由此我们开始关注这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与全球化需要下的地区变化，关注这种变化对未来的影响，以及这个过程中人、时间、记忆、地方性、乡村传统、现代化城市、社会系统、文化功能与作用、艺术家的意义、艺术在社会的功能与意义等诸多问题如何被呈现出来。翁奋、黄学斌和朋友刘军、梁艺等于2007年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察。2010年我们正式建立了“拆了旅行社”这个访问/研究/讨论问题的非营利性和概念性旅行机构，文武于同年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世界观的改变。我们认为“介入”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4.01.05

金闪：深渊

“你站在何处你就深深地挖掘，下面就是清泉！让愚昧的人哀叹：最下面是地狱！”（尼采《勇往直前》）。对于金闪而言，在这场主题为“深渊”的展览中，他选择的是后者。在放下画笔几年后再次面对绘画时，《从哪来，回哪去》（2011）的孤绝凄清并没有消散，只是这次更为冥顽，彻底。对于外部世界，金闪是疏离的，背向的，于是就将这种无法和解的状态转向了一种向内的暴力。此次个展，展出了金闪这一年来的画作、录像和声音作品。

展厅一楼对门的墙上，是一组彩色方块画，在这些题为《小工厂》（2013）的组画里，大小相差无几的图形交错在一起，画面整洁利落，但强烈的色彩对比并未衬出欢乐之境，却更凸显出一股孤寂、失落之感。如果说艺术家对这些小幅画作的把握尚且是自如的，而二楼的大幅抽象画则显得吃力，持重。斑驳的水纹中流淌着三团黑色的阴影，暗红的天空里滚动着乌黑的烟霭，面对大尺寸画板，金闪陷入一种近乎失控却又不得不戛然而止的克制之态。乍看这些绘画都是重彩的平面堆积，随意而为，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是有序可循的。一层层深重的垃圾色，被反复涂抹，脉络清晰而粗粝，在成形与未成形之间徘徊，它们既是艺术家畅快淋漓宣泄的结果，又是其情绪上极度压抑的一种无奈。这些画作似乎并未完成，在创作者无所适从的心境下，于单调中苦苦找寻着丰富和未知的可能性，但却因为材料本身的局限性，起初的狂放最终不得不以妥协之态收梢，它们也成为金闪内心变幻过程最直接的反映。

所见所闻 DIARY 2013.12.11

小时代里的不期而遇

从北京到三亚的飞机上，坐着不少游客装扮的人。时代真是变化太快。记得《野蛮生长》里写八九十年代去海南的人，全都是全国最失意最有梦想和最不安分的人。提到海南，冯仑在书中这样写：“海南不相信眼泪，海南不承认历史。”在那个江湖啸聚的大时代里，在南中国的这个小岛上，每天都有不可能变可能的传奇写就。我不禁产生一点一页风云散的哀叹，光荣只属于过去。在如今这个甜腻矫揉轻软单一的小时代里，去海南，除了逃避一下北京的雾霾，晒晒太阳发发呆，还能怎样呢？我在脑海里整理了一下此前查询的关于三亚艺术季的信息，旅游与文化这样的字眼，让人心生倦怠，接下来会邂逅什么，我并没做太高的预设。

下飞机到达酒店后，办理入住手续间歇，一位女性员工走过来和我打招呼，笑称自己是北京人，但现在已经留守海南不回去了。接待人员疏朗的笑容，椰风海韵的清爽气息，一扫我之前慵懒晦暗的心境。酒店的电梯里，门口的艺术商店里，都能看到艺术三亚淡绿色的宣传海报。在这样一个受到商业与外来文化冲击的南国小城，在如此的一个语境下，那些活跃在北方大陆的当代艺术家们，会为这里带来什么呢？

翌日的媒体见面会，在华宇酒店的龙厅举行。因主办方华宇集团来自山西，所以开幕式上来了不少山西的领导，会场布置得很隆重。主持人是凤凰卫视的王鲁湘。台上就坐的是策展人黄笃，徐钢，艺术家岳敏君，以及三亚的市委领导。形式依然是嘉宾发言。国际部分的策展人徐钢，解释了这次艺术展“不

影像 FILM & VIDEO 2013.11.18

边缘之处--2013圣保罗独立电影节

一个男人在狭窄昏暗的走廊跑过去，手持摄影机追随着他，在中国一座不知名的精神病院里，一些病人就这样跑来跑去，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王兵最新的纪录片《疯爱》（'Til Madness Do Us Part，2013)中。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他和摄影师刘先辉很少离开病院，而是坚守在这里，用摄影机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最后完成的作品，所捕捉的一切完全超越了所有医生或工作人员的视野。在整部影片中，男人们在彼此的帮助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私密空间，无论是作为朋友，知己，临时的家人游荡在病院里，还是在走廊的边上紧密相拥，或是在小四方床上，想着过去和现在的所爱。

《疯爱》作为王兵作品回顾展的一部分，在圣保罗每年一度的独立电影节放映，使得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位四十六岁的电影人的作品，领略五味杂陈的边缘人生。他的摄影机一直和拍摄对象保持适中的距离，这些人有工厂工人和家属（《铁西区》，2003），乡下人（《三姐妹》，2012），右派分子（《和凤鸣》，2007，《夹边沟》，2010），这些影片在时间上拉长，令观众对人物的境遇产生同情之感。王兵片中的人物，常常是生活在某种压抑束缚的环境里，却对自由充满无限渴望。

和近期欧洲电影节获奖之作一起的还有美国的独立电影，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作品，独立电影节通常会对两位当代电影人举办回顾展。王兵擅用写实主义，而让-克劳德•布里索（Jean-Claude

观点 SLANT 2013.11.13

唐昕谈泰康空间十年

泰康十年，其实我们做这个“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展览的时候要呈现的就是这个事儿：一个空间，从最早的策展人用一个地方，到开始考虑什么是空间，再到带着问题去理解空间这个概念，再到找到自己的定位、理念，逐步深化这个理念，以至于到后来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思考断代的方法和体系，这就十年了。

非营利机构、美术馆、画廊所有这些概念中国都没有，这些概念都来自于西方。我们的艺术界很开放，也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或者是参与各种国际展览活动，所以这种感性或者直观的经验非常多；但当你真正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经营真正适合中国的、在本土接地气的空间？这其实需要我们用经验或者摸索给出一个我们自己本土的定义。

当泰康空间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开始都是模糊、朦胧的。楼下的展览有一个大事记，基本上记录了每年当时大概有什么展览发生，但最开始的阶段其实只是之前工作方式的一种习惯性的延续。因为之前作独立策展人，圈子跟外界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是封闭性的，所以成立空间对于所有策展人来说都存在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当代艺术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想让外面的人认识你、接受你或者至少跟你握个手。艺术这么小的圈子没有多大的能力，必须社会化才会发展，这是大家的共识。那时策展人的想法之一就是找到赞助，这也是一种具体的、跟别人握手的方式，还能带进来一点社会上的其他资源，泰康人寿就是以这样一种角色进来的。但当泰康人寿介入之后，你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在我们引进了一种社会资源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栖身在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公司里面——你作为一个很小的部门进入到社会当中，在另外的体制当中生存，比例完全反转了。当时在复兴门的时候和公司系统之间的碰撞、摩擦非常严重。现实转换为，考虑自身如何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当中生存的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被动的：逃到798。

影像 FILM & VIDEO 2013.10.31

纪念纽约地下电影明星Mario Montez (1935–2013)

亲爱的Mr. Siegel,

谢谢你对马里奥·蒙特兹（Mario Montez）的兴趣，谢谢热忱的邀请。你也许听说过，“马里奥从不坐飞机！”所以，去柏林的唯一方法是坐船和坐火车…罗纳德和哈利（Tavel)对我的职业生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我退隐后，我们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我希望能让内心那些关于地下电影经验的记忆复活，对学电影的年轻学生们有所帮助。再次感谢你。Mario Montez。

这是马里奥·蒙特兹给我写的第一封邮件，他已于2013年9月26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对于第一次联系他时的忐忑不安，我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当时，我得到了蒙特兹的老朋友，表演者阿古斯托·马卡多（Agosto Machado）的信任和鼓励。阿古斯托一直是蒙特兹非常信任的老友，他知晓蒙特兹在佛罗里达隐居三十年的一切，在这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友好说服下，我得以联系上避世的巨星。蒙特兹早年在Jack Smith的电影 Flaming Creatures (1962–63)扮演异装癖，之后，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成为纽约地下电影和戏剧界的巨星，他在将近二十多部影片里表演精彩，其中有 Normal Love (1963–65), Ron Rice的 Chumlum (1963), José Rodriguez Soltero的Lupe (1966), 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迪·沃霍尔很多早期的影片，其中有

观点 SLANT 2013.10.18

仇晓飞谈展览“劳申伯格说，拐杖总比画杖长”及自身创作

谈早期作品及创作演进

2006年以前，我的工作方式只是去寻找素材、做，但是我不创造。我的工作就是临摹然后陷入一种情境之内，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渡过时间的方式。但是慢慢地它就失效了，就像一个人对安眠药有了抗药性，需要的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难陷入那种平静。皮力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形容是，我给记忆添加了一个手工的光晕，而从我的角度讲，这是体验与情感的成分，而不是因为技巧。

那时候，我并没有对绘画的本源性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觉得绘画这种缓慢的方式刚好适合于体验和渡过时间。但是我现在的看法是，如果绘画还有一些力量的话，是因为它的本源性，它可以推到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而不在于表现，不在于使用它去做什么，而是在于只是“认识”，如果跨越了想法的阶段，到了一个表现的阶段，它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所以当时对我来讲，那样的绘画慢慢失去了效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谈展览“劳申伯格说：拐杖总比画杖长”中的作品

这次展览中的《

影像 FILM & VIDEO 2013.10.13

罗迪•波伽瓦（Roddy Bogawa）谈MoMA的影展

MoMA的影展““Roddy Bogawa：如果电影有气味”（“Roddy Bogawa: If Films Could Smell”）回顾了了这位日裔美国艺术家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他出生于1962年，在洛杉矶长大，曾经是个朋克青年，后成为电影人，创作了大量的影片，主题各异，既有冲突的家庭故事（1991年的Some Divine Wind）又有极致的刻画自我的作品（2003年的Talking Shit About Myself）。影展时间为9月18日到23日。

这场展览的题目有好几处来源，一个是Clash的歌曲《如果音乐能说话》，另一个灵感来自普鲁斯特，他的文章里认为，气味能唤起回忆。所以我就想如果电影能有气味，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本质上讲，它们确实有气味。拿到一卷胶片后，放到鼻子下闻闻，真的有种原初的味道，一点都不象硬盘。技术如今正在改变一切，包括记忆在内。

Joey Ramone去世后，我带着照相机去了CBGB, 去纪录他记忆中的过往。当开始拍摄某人的手写信札时，过去的尿液，血，呕吐物的气味刺入我的鼻子，我忍不住啜泣。我知道我可以嗅到那种的电影，想知道自己是否极激起其他人的情感。

我的电影里有很多风景。在那部影片《我出生了，但…》中，我决定拍摄青少年时代去看过朋克乐队演出的俱乐部。我抓住能抓住的一切，其中有一个还在运作，一个petco, 有一个已经废弃。我并没有走进去，

观点 SLANT 2013.10.10

施慧谈纤维艺术与“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

纤维艺术不论是从它的材料、工艺还是表现形式上，与纺织品设计都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在其发展中许多方面又是彼此交错、相互影响的。我们给纤维艺术的概念是指，使用天然纤维、人造纤维、有机合成纤维及织成品、柔性现成品，通过编、织、结、缠、绣、扎、印、染和缝纫等技法构成的艺术作品。

纤维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的界分是以材料为出发点的。由于纤维材料与人类与身具来的关联，使得她具有一种日常的、温暖的、亲切的力量，在其不断地开拓之中，始终维系着人类与文化与生活状态的思考。因而使得她成为一种既可以切近社会历史，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来审视社会，又可以从社会变革的母体中来激活艺术的创新与变革的具有独特表现语言和多样展示形态的艺术门类。

织物的编织从一种传统的手工艺上升到艺术门类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她一方面传承织物的属性与技法，另一方面又开拓着新的可能。纤维艺术起源于西方古老的壁毯艺术，追溯她的历史，其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是1375年的《启示录》，她是一件以宗教为题材的壁挂作品，图案来自圣经上的插图，它的功绩在于用材料和编织的语言，将简单的勾线式图案表达得丰富而又具有浓郁的装饰感，使编织艺术自身表现语言的开拓达到了鼎盛期，并由此发展出编织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欧洲的壁挂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示录》的创作，使欧洲壁挂艺术进入了繁荣和成熟期。作为当时以教会为主导的欧洲社会，以圣经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壁挂艺术，直到17世纪前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欧洲社会的地位高于绘画和雕塑。

影像 FILM & VIDEO 2013.09.10

叛逆有理----记土耳其女性导演作品展

铁杆影迷们更喜欢的是对新潮流或之前被埋没的新潮流进行发掘并推崇。但即使是最铁杆者，也很难慧眼识金，近期多伦多的TIFUU Bell Lightbox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其中的好很难有人真正细细体会。“叛逆者大喊”（Rebel Yell）是一个为期一周的项目，放映新一代的土耳其女性电影人的作品，用选片人Rasha Salti的话讲，“对一个重要现象进行低调的展示”。

这个系列的展映活动举行得很及时。尽管近期关于 Yilmaz Güney等导演的国际回顾展令更多观众开始关注土耳其电影丰富的历史，但是，人们往往忽略近年来势头强健的女性电影人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电影文化里，这些女人几乎是隐身的。（Salti的记录显示，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这个国家制作的4,400部影片中，只有52部是女性导演所做。）自从90年代独立电影人所发起的新土耳其浪潮开始后，几乎没有女性导演被电影节青睐，获得同行如 Nuri Bilge Ceylan 和Fatih Akin等人的地位，这一倾向性的现实，也是Salti组织这场活动坚决要纠正的。

这里面的很多导演，作品都徘徊于记录和叙事之间。培林•艾斯梅尔（Pelin Esmer）是跟随导演雅武兹•奥茨坎（Yavuz Ozkan）学艺的伊斯坦布尔本地人，去年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瞭望塔》（Watchtower）备受好评，作品细腻生动。《演戏》（The

观点 SLANT 2013.09.03

李杰谈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及香港当代艺术界现状

做威尼斯双年展时我其实试图做一个极端的展览，但做好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部分比较极端，因为这个所谓的香港馆，但我不想做一些很代表香港的东西，我就重新再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香港？后来找到了四个Keywords（关键词）：爱，恨，当下，方向。我觉得对香港的感觉，也跟我自己做作品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处理的是爱和恨之间很小的一部分，那种所谓不清楚的状态和情绪。而香港永远都是当下的，又不会放假，在中间已经主动遗忘了很多东西。可能那个展览本身反映不出来，起码情绪上比较极端。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整个人在改变。我想情绪上是比较极端，形式上基本上不想，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做比较多纸版画，这次一张都没有，好像故意把以前的东西放弃了；但不是说因为要做新东西那么简单。应该说我对情绪很敏感，我不会乱发脾气，但是很敏感，这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看新闻，主要是香港的新闻，看完每天都有杀人的冲动——当然是针对某些官员、特首等等。我就是香港长大的，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知道改变不了。我刚才说的当下就是这种感觉，香港太主动忘记自己的事情。

政治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有的。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真的是想反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那种很平面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事业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所谓艺术家就是很纯粹的事情，做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这已

观点 SLANT 2013.09.02

徐坦谈“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

“社会植物学”是我跟时代美术馆的“开放工作室”合作的研究项目，跟我这次在维他命的展览有交集，但维他命这个展览跟土地的关系更密切点。这次展览并不表示项目做完了，只是采访阶段结束了，就在维他命搭了个台，把那些材料都放在台上，可以开始进行研究了。目前呈现的只是素材，但是胡昉说就是素材也很有意思。

调研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四月去过一次顺德，然后我就到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去了一个月，回来以后我六、七、八月每周大概出去一两次，主要是六七两个月，八月份基本上停了，八月主要是在搭一个研究性的平台，六七两个月出去采访了大概有二十次左右吧，去了顺德、番禺、从化、四会，还有香港。采访的人有纯粹的农民、农村的退休干部、苗圃老板、做园林生意的老板、大型苗圃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园林局领导、园林设计方面的管理人员、从事种植的家庭主妇，还有去种田的艺术家以及私人农庄的主人。

采访的内容首先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土地的使用和管理。维他命的展览上，胡昉和张巍选了我96年的一个作品，叫“问题”，这个作品当时是出于兴趣，讨论的是国际法是否合逻辑、合公理这样一个话题。我95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读了《罗马法》等法律、逻辑方面的书，做了这么一个项目，做完之后这十七八年我特别想忘掉这件作品，所以一般写简历我从来不提到这个作品。但是他们把这个作品翻出来重新做了。刚好这次调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土地，地和土，第二个才是植物。——关键词我现在拿它作为我工作的方法。

影像 FILM & VIDEO 2013.05.06

加拿大热门纪录片节Hot Docs

热门纪录片节（Hot Docs）如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年，比起势头更强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Hot Docs以其与观众的友好互动，在多伦多电影节爱好者中间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但发展下来，如今它的规模变得过于庞大了，这里已成为北美纪录片最大的展示舞台，与此同时一些弊端也出现了，在有贵宾出席的放映中，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实际情况是，Hot Docs的嘉宾人物，往往并非好莱坞的大牌，而是像《无信仰者》（The Unbelievers）里的理查德•唐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这样的科学界名人，本片在电影节首映期间，举办的巡回演讲赚足人气。话又说回，一想到11天有205部影片轮番上映，心下实在感到气馁，对电影节如此的‘慷慨大方’着实无法领情。

除了近期在圣丹斯纪录片节中大热的《After Tiller》等已有知名度的作品外（导演为Martha Shane 和Lana Wilson，关于四个操作孕期最后三个月流产手术的美国医生），本届纪录片节也放映很多来自加拿大本地和世界各地电影人的新作。要是有观众有勇气能把所有的资料都看一遍，包括各种林林总总的个人阐述和简介，非得累死不可。所以结果往往是分类最不清楚的片子往往成了Hot Docs最容易记的片。

但是入围的新作，很少能有和莱斯•布朗克（Les

采访 | 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