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阅读《东亚行为艺术史 1960-1990》时心想。

满腔热血的青年以身力行，不向专政当权者低头，民权运动、学潮、反战示威……人民提出的抵抗声浪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亦放下画笔以替之行为创作，开始批判社会和艺术本身，并相信自己能为世界改变些什么。

走进大卫·罗柏艺术基金会（David Roberts Art Foundation，简称DRAF）“亚洲行为艺术机构”（Institute of Asian Performance Art）展场，高松次郎（Jiro Takumatsu）的雕塑先印入我眼帘。这三件创作于1970初的雕塑极富达达主义的玩味，亦带一丝东方的味道。围绕其周边的作品是由高松次郎、赤濑川源平（Genpei Akasegawa）、中西夏（Natsuyuki Nakanishi）三人组成的“Hi-Red Center”小组的行为事件记录，以及韩国艺术家金丘林参与的行为事件剪报档案，此展览聚焦战后日本与韩国艺术家如何在美军占领与专政政权的环境下，拥抱又抗衡西方前卫艺术的思潮，终至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脉络。

以机构之名，“亚洲行为艺术机构”囊括展览、讲座、表演与研究出版《东亚行为艺术史 1960-1990》，致力发展成一个研究东亚行为艺术的新兴平台。计划中每一部分皆是独立项目，而非周边活动，引领观者从不同形式的对话中，重新审视东亚战后的行为艺术实践。就此，策展人王宗孚（Victor

在韩国水原市立公园美术馆（Suwon I’Park Museum of Art）举办的“欧亚乌托邦：附言”（”Eurasian Utopia”: Post Scriptum）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发起、由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策划的“聚焦哈萨克斯坦”（Focus Kazakhstan）项目的第四场主题展览；该展览囊括了来自50余位艺术家的100余件作品，时间跨度从前苏联时期直到当下。两位策展人分别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Yuliya Sorokina和韩国策展人Eun Young Shin 。

开幕前一天晚上，我们和助理策展人Alexandra Tsay，参展艺术家Alexander Ugay以及Raman Zakharov一起走路去找餐厅。没想到首次来韩国的第一站既不是首尔也不是光州或釜山，而是京畿道的首府水原市。远远可以看到山脚下华城行宫的灯光，那是《大长今》的取景地，也是《这时对那时错》里两次偶遇发生的地点——这是我对水原市仅有的了解。而我对哈萨克斯坦所知也并没有更多，很多破碎的印象和知识来自央视“与全世界做生意”或者“远方的家”这类一带一路相关纪录片，哈萨克斯坦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站——外景主持人站在金字塔状的和平与和解宫（Palace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前，热情洋溢地将首都阿斯塔纳描述成一个充满潜力和活力的年轻城市。潜力与否不好预测，但活力的说法显然无法得到认同。Raman马上摇头，说不会有人想住在阿斯塔纳。

这篇中亚考察笔记是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中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对新丝路沿线各个重要链接点（城市或地区）的记录考察，持续关注这些地区的美学发展是如何在整个新丝路项目的规划及实施过程中（被）逐渐改变的。比利安娜·思瑞克的考察将从中亚地区开始，明年会继续扩展至非洲及巴尔干地区，并从2020年启动一系列三至五年的长期项目。她将沿途见闻以文字记录，以便积累对当地文化生态的了解。

我这次中亚考察旅行的前期准备工作，是从与哈萨克斯坦艺术家Gaisha Madanova的对话开始的。Gaisha是一位现居慕尼黑的哈萨克年轻艺术家。她于2015年发起了哈萨克斯坦第一本独立的当代艺术刊物《Aluan》。“Aluan”的意思是“不同、有区别的”，名字参考了1989年发生在阿拉木图的当代艺术展览“Aluan-Aluan”——该展览也被视为本土当代艺术发展初期的重要展览之一。Gaisha邀请居住在柏林的策展人Thibaut de Ruyter将这本刊物视为“展览空间”进行策展，所以这本刊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杂志，另一方面，这种操作方式也回应了当地缺乏实体展览空间的现实。《Aluan》第一期于2015年在歌德学院支持下完成，但直到现在还没找到出第二期的经费。

在我们交谈的一开始，Gaisha就提到了哈萨克斯坦近年来最重要的国家文化项目：精神复兴计划（Rukhani

没有艺博会，没有全球艺术超级明星，没有美术史教科书级别艺术家个展，喧嚷繁华的上海艺术周后，我降落在竞选季的台北，意识到艺术并不一定是从业者的生活中心——大家见面时更可能聊及的，不是今天在西岸又撞见了谁，而是在此次市长和议员选举中会投票给谁。

艺术家施昀佑和张允菡告诉我他们的公司正在承接一个政府委任项目，围绕“转型正义”的议题。去年年底，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意在调查和回顾1945年至1992年之间国民党前独裁政权的不义行径以及其对异见分子和其他普通公民的迫害和污名化。上述项目邀请策展人，公开招募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对戒严历史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在城市中留下的遗址作出回应，其初期文献及提案的展示“标志不义——不义遗址视觉标志与纪念物示范设计展”于11月28日在人权博物馆开幕。施昀佑作为该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认为，在社会民主化之后强调“转型正义”，除了反省、补偿、还原历史真相以外，“从很生活的面向上来说，则是一种处理过去的幽灵，或是说找到一种共同生活下去方式的过程。”

一个新晋创办的艺术机构被称为“空总”，它的场地本身即浓缩了台湾近现代的不同社会转型历程。“空总”的官方名称为“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C-lab），这个机构的所在地在日治时期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4月，为日本提供军需产业化研究。我想起艺术家许家维以“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为题的作品，其从科学与技术伦理的视角重新叙述殖民历史。战争以后一直到2012年，这里曾是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由此得名。

北京入冬后雾霾最严重的一天，我从海淀往央美去听侯瀚如与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座“在（坠落中？）的世界中心”。环路上水泄不通，雾霾中尾灯蜿蜒。因为知道伯瑞奥德是发言嘉宾之一，我预感“人类纪”将是今晚绕不开的话题，与眼前的景象倒也十分契合。这些年似乎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对人类纪话题的讨论，对这一热潮的批判反思也席卷了艺术界和理论界，谈论“人类纪”几乎和“人类纪”本身一样变成一种全球现象。这种感受与其说来自某种特殊的经验，不如说正是来自某种特殊性的丧失，一种在过去十几年间逐渐显露“成果”的中心化了的“去中心化”。断续的思绪在稍后的讲座中得到了或许意料之中的印证，比如侯瀚如关于2007年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述中伊斯坦布尔（抑或“第三世界”）“可疑”的在场，与伯瑞奥德展开尚在构想中的第十六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里这一特定地点近乎“毫无疑问”的缺席。

六点半，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座开场是侯瀚如介绍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他首先概括地提示了彼时土耳其政治动向与经济复苏的特定历史时刻，伊斯坦布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侯瀚如在双年展的策划中对这座城市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阶段进行了标本式的切割，说起不同展场的历史和背景故事来“如数家珍”：“很多历史古迹往届常被策展人作为展场。而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和城市化有关的建筑。”

从2017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到2018年参加古根海姆美术馆的群展“单手拍掌”，杨嘉辉是近年最具国际声誉的香港艺术家之一。他近年的创作从专注于声音研究、音乐实验和政治议题，逐渐转向以更为视觉化、发散的方式去呈现这些严肃议题。目前马凌画廊（上海）展出了他的个展“马路如虎口”，这个来自于1990年代香港政府宣传交通安全儿歌中的口号，被杨嘉辉用来指涉汽车文化的发展与不同步的社会制度规范之间的矛盾。基于对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汽车历史的研究，展览通过现场可驾驶的3D打印巨大鞋履形状的碰碰车、关于汽车噪音的声音绘画，以及动画视频作品前散落一地的柠檬，以看上去幽默而轻松的方式讨论了关于汽车文化背后的种种政治性议题。

“马路如虎口”源自我去年在芝加哥对这座城市的研究。我从对芝加哥的兴趣，逐渐细化到对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1930年代的兴趣。这一时期美国刚刚从大萧条走出来，是一个明明经济依然很差，却要硬装得很好的年代。它很有趣，也很矛盾。你会在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中看到很多自动化的产品，汽车文化和汽车生活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是一种先于现实核实的天真。同时，这种自动化也具有黑暗面。汽车是这个研究计划的开口。在1930年代，汽车文化的普及随之带来的是该如何处理那么多汽车、人与车的关系、公共安全、行为规范和法律制度。它代表了国家意志的胜利，也是关于自由。它关乎危险和驾驭、奢侈生活的表现和工人阶级的基本需求。我们一方面对汽车的普及很自豪，但同时又对它没有控制，迷恋与恐惧并存。它是多维度的，同时又是非常加速和慌乱的。当我们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机器和系统时，我们只能去找那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它，所以我们过度地阐释和分析。

娜布其近期分别在北京C-Space+Local和上海香格纳M50空间内呈现了两个面貌皆然不同的个人项目：“双向入口”以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制作方式为出发点，“真实发生在事物具有合理性的瞬间吗？”则是利用现成品营造出总体场域，但无论如何，两场展览皆将观者带入了被包围式的观看。观者在其中与环境或事物的关联分别提供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而面对当下转瞬即逝的现实，人们又应如何寻求真实？“双向入口”将持续至11月28日；“真实发生在事物具有合理性的瞬间吗？”将展出至12月9日。

从《空间外的风景No.16》（2017）开始，我就希望通过做组合的方式让雕塑呈现一种在空间里面把人给包围进去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观众行走其间的时候，他不是在绕圈观看作品，而是作品的很多不同部分将观者包围。作品这样组合在一起，有点儿像构成了一个场域，也蕴含着叙事性，但这种叙事性是抽象的。它不一定有任何具体指向，或者讲述任何故事，而是更倾向于提供一种情节式的感受。观众在作品里穿行，这些小的场景就被串联起来，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

“双向入口”就是如此，里面大部分“场景”都让人联想到一些我们熟悉的公共场所，比如纪念碑、公园、体育场、通道等。这些场所都有一种公共空间的典型性，《持疑的场所（包围和放射的形状）》所代表的是由中心向外发散以及由外部向中心包围的空间结构，形状看起来像古希腊的圆形剧场，与注视和被注视有关。随着时间

寒暄用语也必须时时更新；将上海和北京进行一番比较的破冰方式曾经很流行，但在今年的上海非官方艺术周期间却突然过时了。这一次，中国首都的名字仅仅在与艺术家玛格丽特·李（Margaret Lee）和艾莉森·卡兹（Allison Katz）晚餐时出现过一次；玛格丽特刚从那里回来，而艾莉森正在期待第一次去那里的旅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居北京的田霏宇没有来上海。虽然他有正当的理由（“去参加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大展的开幕，以及刁德谦在纽约的画册发布会，”他两周前在泰国苏梅岛的一场婚礼上告诉我），我还是无法不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的缺席读作是在故意躲开上海日益景观化的艺术圈。

缺席自然是一种潇洒，但又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异常。今年的艺术周包括第五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第六届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上海双年展，以及众多城中展览，就像是艺术界的一次终极版黑色星期五。但有一位北京来客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今年的艺术周：习主席。他在上海参加浦东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向黄浦江对岸的西岸投下了一个静默咒。

这一咒语的影响范围包括更蓝的天空（工厂的临时关闭），更干净的街道（有些道路甚至在几周前被重新铺设），以及默认的凌晨两点的宵禁。但是在室内的的明亮空间中，香槟无处不在，一切照旧发生着。周一，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a

11月的上海艺术季，从Gucci携手卡特兰和辛迪·舍曼中国首展就已经开始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当我看到各种报道甚至主办方都将舍曼标签为“世纪自拍女王”时禁不住感到伤感和惊讶，连艺术家自己极力声称的“我的作品不是自拍！”也成为展览宣传“自拍女王”的卖点。近年来国外有名的艺术家陆续在北京或上海举办了中国的首展或群展，表面上看双方似乎都在同一个开放的频道上进行友好对话，但我感受到更多的是艺术机构在用户经济的压力下不断被卷入的“网红展”逻辑，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开始了上海艺术之旅。

周四一大早，我飞离已经入冬且轻度雾霾的北京，落地气候宜人的上海，收拾停当就马不停蹄地从下榻酒店奔向ART 021的主场馆上海展览中心。尽管是VIP日，展览馆内熙來攘往。魔金石的曲科杰在展览馆的二层中庭显眼的位置招揽熟人去楼下看姚清妹的作品，原来作为首届保时捷“中国青年艺术家年度评选”大奖获得者，姚清妹与同时获奖的张鼎、吴俊勇在一楼展厅有个“新作展”，但由于展厅位置不容易找到，老曲只能在二层中庭“截获”客人。空白空间几乎全员出动守在021的VIP日，田原满心欢喜地介绍她的排兵布阵：“我们今年还是两边都参加，西岸那边展位大点，所以是四个艺术家个展，021这边是群展。”贝浩登的Uli Huang忙得不亦乐乎基本没时间和我们聊天，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卖掉了加藤泉、Eddie

苏畅的雕塑作品常常通过简单有力的形式，去探讨日常与感知的边界。他的个人项目“一个临时空间”目前正在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314弄7号314室展出。本文中，苏畅讲述了此次个人项目的实施契机，以及他对雕塑工作以及人与居所的理解。展览将持续至12月9日。

选择这个空间的初衷，其实是因为它刚刚经历了清拆，正处于被改造的间歇状态。在我看来，这是个临界点。而我现阶段的兴趣正好是探索雕塑在常规空间之外对话的可能性。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发现房间中时间层层叠叠的痕迹与管道的水流响声可以与我作品中关于“人”的暗示相呼应。

我是上海人，这样的一个空间背景会让我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居住的环境。对我而言，在居民楼里呈现自己的作品，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回忆。我觉得心理上的事实可能比眼睛看到的更真实。这种混杂着经验与记忆的感知，通过我们的肢体感受投射到现实的残影，总是会让我更多地去思考物体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彼此之间的模糊联系被逐渐强化，构成了新的可能。

我原先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些事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去形容的。我在创作早期围绕这种模糊关系做过一些作品去帮助我拓展人与物之间的边界。大概十年前，我开始尝试寻找另一个“苏畅”，与我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后来我找到了。他是位发型师，于是我请他为我理发；再后来又找到第三个叫苏畅的人，他是个狗贩，于是我从他那里买了条狗……这种将不同时空的经历串联起来形成的临时关系会打动我，而我自己也致力于通过雕塑让观众感觉到这种模糊的、冥冥之中的宿命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展览在这里发生可能是注定的。

在和“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团队联络、定行程的过程中，包含展览信息的邮件一封一封地到，关键词一个一个浮现：蓬皮杜、方所、全球都市、延展智慧……但这些大词明显没有“成都”的表情明确。

11月2号中午1点，巴士停在“东郊记忆”，这是主展场所在。一个类似798的音乐主题园区，被它的名字规定了联想。第一次混在媒体里等待发布会开始，只有背景屏幕关于夹江石堰村驻留项目的纪录短片可以打发时间：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Gudskul在被广场舞惊奇之余，用了地图、卡拉OK和涂鸦等形式帮助村人整合记忆，看起来好像没有村民们本来的生活有趣；建筑延伸合作社的四位成员在村里驻留了六个星期，了解到这里的发展规划，重新设计了已经存在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长凳，可能希望年长的村民们还能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住这条老街；澳大利亚陶艺家Yasmin Smith的作品《泛滥玫瑰红色盆地》是两组利用当地材料制作的陶器，有倒膜竹子和桉树枝形状的雕塑和一些随意的小盏器物。此次双年展，夹江的驻地项目是重头戏。对于那些隔一阵就被各地人类学家们调研一遍的村民而言，来来往往的艺术家们真正能提供的也许只对外村人的谈资。另一个循环的短片里介绍了“无定义音乐节”，策划人刘索拉在片中说：“这次不光有很多在各自领域很有价值的音乐人，还请了许多传统乐器演奏者来演奏新曲，这就是当代！”

以上短片循环五遍后，漫长的发布会开始。每一个主

2018年10月20日起在凤甲美术馆展出的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离线浏览” （Offline Browser）由许家维、许峰瑞策展，共有四十四件作品参展。策展人表示，今日影像生产到观看的多重技术聚合孕育出了整体秩序，关于此一云端平台，“渺小的用户如何与这庞然巨兽拉出一点距离，以辨认出一些细节进而采取行动”为此展览的主要问题意识。艺术家用屏幕作为一处中介于现实与网路云端的转接平台，策展人称之“对接埠口”，由此“不再扮演传统录像艺术脉络中的角色，而是变成了行动的跳板”。

今天，我们是否还能把网络上发生、展开的事称之为相对于非上网时刻的“虚vs.实”？关于现实之如何被技术再现、而这个再现的世界又怎么反馈地重构人们思考之辩证，是否应迎来新的一步？随着不断升级的技术诱迫的增速和超载，所谓相对于线上（on-line）的离线（off-line）还能否成立？

穿过“离线浏览”一个又一个展间，密室与展延的墙，屏幕里新世界热烈上演，它们作为现实在新纪元的延伸，变了样子。艺术家表明了控诉，也必须战斗。可当我们面前已是绵密覆下的“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还有多少交战的余地？超现代性范畴里失控的加速与扩张，对新异近乎贪婪的渴望，技术至上的效率，对于当下的狂热，以及毫无羞耻也无内在张力的过剩，以吉尔·利波维茨（Gilles Lipovetsky）的话说，所撑开的正是“没有对立面的绝对的现代”。越渡过无可无不可的后现代区间，现代性迟延地展现其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