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期作品及创作演进
2006年以前，我的工作方式只是去寻找素材、做，但是我不创造。我的工作就是临摹然后陷入一种情境之内，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渡过时间的方式。但是慢慢地它就失效了，就像一个人对安眠药有了抗药性，需要的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难陷入那种平静。皮力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形容是，我给记忆添加了一个手工的光晕，而从我的角度讲，这是体验与情感的成分，而不是因为技巧。
那时候，我并没有对绘画的本源性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觉得绘画这种缓慢的方式刚好适合于体验和渡过时间。但是我现在的看法是，如果绘画还有一些力量的话，是因为它的本源性，它可以推到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而不在于表现，不在于使用它去做什么，而是在于只是“认识”，如果跨越了想法的阶段，到了一个表现的阶段，它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所以当时对我来讲，那样的绘画慢慢失去了效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谈展览“劳申伯格说：拐杖总比画杖长”中的作品
这次展览中的《
纤维艺术不论是从它的材料、工艺还是表现形式上，与纺织品设计都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在其发展中许多方面又是彼此交错、相互影响的。我们给纤维艺术的概念是指，使用天然纤维、人造纤维、有机合成纤维及织成品、柔性现成品，通过编、织、结、缠、绣、扎、印、染和缝纫等技法构成的艺术作品。
纤维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的界分是以材料为出发点的。由于纤维材料与人类与身具来的关联，使得她具有一种日常的、温暖的、亲切的力量，在其不断地开拓之中，始终维系着人类与文化与生活状态的思考。因而使得她成为一种既可以切近社会历史，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来审视社会，又可以从社会变革的母体中来激活艺术的创新与变革的具有独特表现语言和多样展示形态的艺术门类。
织物的编织从一种传统的手工艺上升到艺术门类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她一方面传承织物的属性与技法，另一方面又开拓着新的可能。纤维艺术起源于西方古老的壁毯艺术，追溯她的历史，其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是1375年的《启示录》，她是一件以宗教为题材的壁挂作品，图案来自圣经上的插图，它的功绩在于用材料和编织的语言，将简单的勾线式图案表达得丰富而又具有浓郁的装饰感，使编织艺术自身表现语言的开拓达到了鼎盛期，并由此发展出编织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欧洲的壁挂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示录》的创作，使欧洲壁挂艺术进入了繁荣和成熟期。作为当时以教会为主导的欧洲社会，以圣经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壁挂艺术，直到17世纪前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欧洲社会的地位高于绘画和雕塑。
在日语里，爱吃甜食的人被称为“甘党”，但它的对立面既不是“苦党”，也不是“咸党”，而是“辛党”，而且“辛党”也不是指爱吃辣的人，而是指爱喝酒的人。如果说语言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语言所属的文化，那么如上述例子所示，很多界限分明的二元对立项一放到日本，关系就迅速变得暧昧起来：“大型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展览现场，最抢眼的观众也许是一些年过半百、西装革履的日本大叔和他们身穿和服，宛如从昭和年代穿越回来的妻子；而“国际艺术节”开幕派对最后的余兴节目很可能是本地居委会合唱团的倾情献唱。比起中国各艺术机构在追求“国际化”的道路上“不能神似也要形似”的直白努力，日本同行的做法显得更加让人难以捉摸。
这也是为什么在森美术馆三年展“六本木Crossing”的开幕酒会上，来东京参加Japan Foundation策展培训项目的香港策展人Venus Lau会如释重负地说：“这里看上去就比较像香港的展览开幕了。”的确，在六本木Hills 51楼的俱乐部大厅里，窗外是东京市区的豪华夜景，室内人头攒动，手里的香槟和鸡尾酒温度正好，你开始后悔没能穿得更正式一点儿。欢迎回到你所熟悉的艺术界。
“六本木Crossing”是森美术馆自创立翌年（2004）以来就一直坚持举办的大型群展，三年一度，集中盘点日本当代艺术的最新动向。而今年不仅恰逢森美术馆建馆十周年，也是2011年3・11地震以来的首次展出，加上东京刚刚申奥成功，各种时间、事件重叠在一起，馆方显然在策划上颇具野心也颇费苦心。主题“Out
做威尼斯双年展时我其实试图做一个极端的展览，但做好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部分比较极端，因为这个所谓的香港馆，但我不想做一些很代表香港的东西，我就重新再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香港？后来找到了四个Keywords（关键词）：爱，恨，当下，方向。我觉得对香港的感觉，也跟我自己做作品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处理的是爱和恨之间很小的一部分，那种所谓不清楚的状态和情绪。而香港永远都是当下的，又不会放假，在中间已经主动遗忘了很多东西。可能那个展览本身反映不出来，起码情绪上比较极端。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整个人在改变。我想情绪上是比较极端，形式上基本上不想，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做比较多纸版画，这次一张都没有，好像故意把以前的东西放弃了；但不是说因为要做新东西那么简单。应该说我对情绪很敏感，我不会乱发脾气，但是很敏感，这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看新闻，主要是香港的新闻，看完每天都有杀人的冲动——当然是针对某些官员、特首等等。我就是香港长大的，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知道改变不了。我刚才说的当下就是这种感觉，香港太主动忘记自己的事情。
政治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有的。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真的是想反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那种很平面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事业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所谓艺术家就是很纯粹的事情，做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这已
“社会植物学”是我跟时代美术馆的“开放工作室”合作的研究项目，跟我这次在维他命的展览有交集，但维他命这个展览跟土地的关系更密切点。这次展览并不表示项目做完了，只是采访阶段结束了，就在维他命搭了个台，把那些材料都放在台上，可以开始进行研究了。目前呈现的只是素材，但是胡昉说就是素材也很有意思。
调研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四月去过一次顺德，然后我就到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去了一个月，回来以后我六、七、八月每周大概出去一两次，主要是六七两个月，八月份基本上停了，八月主要是在搭一个研究性的平台，六七两个月出去采访了大概有二十次左右吧，去了顺德、番禺、从化、四会，还有香港。采访的人有纯粹的农民、农村的退休干部、苗圃老板、做园林生意的老板、大型苗圃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园林局领导、园林设计方面的管理人员、从事种植的家庭主妇，还有去种田的艺术家以及私人农庄的主人。
采访的内容首先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土地的使用和管理。维他命的展览上，胡昉和张巍选了我96年的一个作品，叫“问题”，这个作品当时是出于兴趣，讨论的是国际法是否合逻辑、合公理这样一个话题。我95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读了《罗马法》等法律、逻辑方面的书，做了这么一个项目，做完之后这十七八年我特别想忘掉这件作品，所以一般写简历我从来不提到这个作品。但是他们把这个作品翻出来重新做了。刚好这次调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土地，地和土，第二个才是植物。——关键词我现在拿它作为我工作的方法。
集群艺术奖"系列访谈之二：以伊斯坦布尔为创作基地的艺术小组Ha Za Vu Zu善于以即兴与机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艺术立场，我们特此邀请他们来畅谈如何以小组的模式进行创作以及对于当下艺术系统的看法。
我们的工作方式相当灵活自由，场地、人员、时间都会因为创作项目的变化而变化。艺术小组中的成员不会拘泥于团体身份，也会以独立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在艺术小组的状态下他们会一起推进项目。
首先某位成员提议，讨论和创作由此展开。内部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我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因此非常复杂，有时这还牵扯到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每个项目我们都有一个领队，领队由项目内容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虽然由讨论决定，但是整个过程民主的方式不占主导，我们会共同协商最终达成某种一致，虽然会有成员并不认同，但是也不会完全反对。因此，协商探讨成为我们大部分创作的来源。
独立艺术家的身份有时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需求，讨论和交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小组创作能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东西，虽然独立工作时更轻松，但是共同创作时的艰难也给了我们乐趣。我们在一起创作时不完全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发现一种交流模式，小组并不是策略。我们不是为美术馆或者画廊进行共同创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为期一年的项目为例，我们选择了一个空间作为工作室，定期举办一些活动，但是并不展出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是邀请自己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空间中进行创作，而这些人不一定是艺术家。我们也会制作音乐、举办活动，所以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不同于在美术馆与画廊中展现出的面貌。
现任西九龙M+高级策展人的皮力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期间透过微博持续“吐槽”，针对本次双年展的策展理念以及各个国家馆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批评，我们特此邀请皮力将他的想法加以明晰与总结。
威尼斯双年展我到现场看过两次，另一次是2001年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策划的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为“人类的平台”（The Plateau of Mankind）。那次展览让我震撼。即使如此，我仍然不准备说这次双年展没有那次好，因为“今不如昨”是双年展评论中最廉价的一种。
就观展体验而言，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确实现了图像生产动机下各种界限的消融。漫步其中，它甚至不像一个双年展。为了消融这个界限，Massimilliano採取了非常系统的博物馆陈列方法，以致于展览好似一个博物馆展览，而不是双年展，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但我认为这一雄心勃勃的理念的动机还是应承了启蒙以来的早期现代主义观点。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似乎每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这种东西都会来一次。不过对我们来说，这种雄心其实隐藏着殖民主义或甚至欧洲中心的潜台词。我们说到的殖民从广义上看还并非是政治地缘的上概念，同时也还包括不同文化层次之间弱肉强食。虽然是取消了高级和原始图像图像之间的界限，但是其实却是高级对原始一次伪善的掠夺。这种掠夺如此粗鲁，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后殖民。本次展览的亮点是涌现了一批"民间艺术家"（非职业艺术家，outsider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于5月6日抵达浦东机场，开始了他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从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与导师阿尔都塞决裂的年轻“毛主义者”到如今以其独特的政治－美学理论而备受当代艺术界追捧的“异端哲学家”，朗西埃四十多年来的知识轨迹横跨了历史、社会学、电影、政治、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至于中国，除了学生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想象与投射，似乎从未成为过他特别关注或论述的对象。
这次朗西埃的中国之行能够实现完全有赖于另一位本土“异端哲学家”陆兴华。在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担任副教授的陆兴华在现实生活中勇于跨界，教学之余还在老家嘉兴经营一家服装店，自任老板。服装店生意不错，帮陆老师赚到了一份可独立支配的学术经费。这次他就不仅写信邀请朗西埃来华，还自掏腰包承担了部分费用。“我觉得这样很好，自己出钱，少受限制。”陆兴华底气十足。
当然，仅靠他一人之力远远不够，杭州、北京、重庆、上海四站的各主办机构都对此次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由于缺少总体统筹和协调，导致四座城市的活动就像四座城市的饭菜，除了吃饭的人不变，口味风格相去甚远。
杭州站学术气氛最浓。国美跨媒体学院的学生们在“夜读”展览现场的小型讨论会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学养，从布朗肖到福楼拜，再到Nicolas
"集群艺术奖"系列访谈之一：文敬媛与全浚皓 (MOON Kyungwon & JEON Joonho)本次参加集群艺术奖的作品《世界末日》（El fin del mundo）收到广泛关注，我们特此邀请两位艺术家就此录像作品所从属的庞大、复杂的项目《News From Nowhere》阐述其创作初衷、理念以及方法。
对于亚洲身份问题，坦白说，我们并不感兴趣，世界很小，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早就被分为“你”和“我”，我们不认同这种身份区隔，这早已不再是重要议题。艺术家会很自然地代表他们所在的区域，无论是亚洲或是其他地方，而更重要的却是艺术家自身所处的语境。我们更多地关注基本问题。例如：艺术对人类和社会的作用是什么？是否还需要艺术？当人们在美术馆中看到当代艺术作品，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印象，当代艺术由此被从人们和社会中隔绝了。我们假装彼此交流，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假装在交流而已，我们并不想这样做。我们的作品始于无意志。我们试图倾听他人关于艺术的美和对生活的看法。
到2007年为止，我们参加过一些像莫斯科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这样的国际展览。不过从那时起，我们就对自己作为艺术家这件事儿感到非常疲惫与局限。我们始终在同一个圈子中谈论自己，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真正含义。因此我们想定义作为艺术家的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继而开始拜访建筑师、时尚设计师、产品设计师来——逃离艺术界。有一些共同创作基于我们的对话，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以独立艺术家的方式交流：你对艺术家有什么看法？什么是当代？什么是艺术社群？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做什么？我们有非常多相似的经验，也处于相似的创作阶段，所以我们彼此分享问题，以对话方式展开创作。
如果要给从路易斯•布尔乔亚举办回顾展，恐怕用一个美术馆也未必能覆盖全貌。曾经的“落跑女孩”如今已是“传奇教母”，不仅作品被世界各地重要美术馆收藏，关于她的学术论著也不计其数。
因此，在已有的布尔乔亚回顾展中，林冠艺术基金会的这次展览也许并未提出更新鲜的观点，新鲜的是语境：作为布尔乔亚在中国的首场个展，“孤身与共处”希望为中国观众提供一个第一手接触这位重量级艺术家作品的机会。
从著名的“密室”系列到标志性的大蜘蛛，再到早期的青铜、大理石雕塑，布尔乔亚整个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若干阶段及主题都被囊括在内。此外，从作品的挑选和布置上也不难看出策展人的用心：第一间展厅两个“密室”周边错置的镜子暗示了自我意识的无限分裂，而悬挂的两个上半身变成螺旋条的铝制人形（《伴侣》）仿佛进一步说明了本来破碎的两个个体想要结合时会引起怎样的混乱；第二间展厅布头缝制的小人和巨大的蜘蛛彼此呼应，两者背后是“编织者／母亲”这一共通的隐喻；充满性别暗示的早期雕塑被放到最后两个小展厅，空间的私密让作品形态与材料之间的强烈对比以及意指的暧昧（比如既像男根又像乳房的青铜雕塑《重访阿温扎》）体现得更加充分。
布尔乔亚的作品与她成长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已是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她在漫长的一生中见证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但却无法被其中任何一场运动定义。她顽固地执着于自己
邱志杰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绘制的“重新发电地图”错综复杂，四个以Re打头的英文单词（Resource, Revisit, Reform, Republic）分别对应“溯源”、“复兴”、“造化”、“共和”四大部分。尽管中英文意义上存在微妙的出入，观众也不一定有耐心仔细考察这张像集成电路一样密密麻麻的手绘地图，今年的双年展的确跟往年大不相同。
浦西世博园区的城市未来馆（原南市发电厂）经过改造后变成双年展新的主展场，空间和规模超过了目前中国所有三、双年展，政府拨款也是往年的四倍。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晏思•霍夫曼（Jens Hoffman）和张颂仁加盟策展团队，带来不少优质的外国艺术家作品。但大有大的麻烦，新有新的问题，上双还没开展，坊间就流言四起：展场管理混乱，距离开幕不到一周城市馆还如同建筑工地，外国策展人无人接待⋯⋯最后邱志杰不得不站出来“辟谣”。如此种种，反倒让人对上双开幕充满期待：传说中的中国速度这次能不能再现神奇？
因为听说很多上海本地艺术家没有收到邀请函，开幕前一天碰到的所有熟人都在打听明天怎么混进去，为保险起见，我决定30号下午找机会溜进浦西世博园的主展场先看了再说。
一进大门就看到黄永砯的“千手观音”真的变出一千只手伫立在中庭，搞得一块儿溜进来的陆平原不停感叹“真是高富帅”。上楼发现邱志杰和许江正带领着领导看场地，为明早正式开幕做准备，于是混在
菲尔•莫洛伊（Phil Mulloy）英国最重要的前卫主义动画导演之一，1948年生于英国的Wallasey。作品屡次在国际动画集获奖。他的作品被称为极端动画，在反映人性的同时，对当代价值观提出挑战。他的一系列作品于2012年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集中放映。
英文访谈全文由导演本人（以下简称PM)提供，采访者为Tori Tan（以下简称TT）。
TT：谈谈你的艺术背景，什么让你开始制作动画片？
PM：我在Ravensbourne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我拍了一个动画短片，凭借这个作品进入了皇家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在这里我主修动作片，毕业后编剧和导演了一些动作片。1989年，我开始做动画片，此后就做了三十个短片。
TT：虽然你开始是作为动画创作者而为人知，但你之前也是动作片的编剧/导演，是么？
PM：是这样的。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我做了很多动作片。可能很少有动画导演像我这样，从动作片发展到（也许用这个词比较准确）动画片的。1988年我等一部片子的钱，就是后来的《回归》（The Return），这期间开始画画。自从离开Ravensbourne，好多年我都没画了。我画了好多，就开始想能否将这些变成电影。结果就完成了一个短片叫《风暴之眼》(The Eye of the
对话起始于王兵最新的作品《三姊妹》，但由于影片还没未做公开放映的原因，所以开头的部分有所省略。真正的展开依然围绕着《铁西区》与《夹边沟》这两部王兵电影创作历程中的坐标式作品。他在谈话的过程中不断以某种“电影保守主义者”的姿态，强调在这个时代保持电影的纯净、价值以及理想主义的重要性。这种乌托邦式情结清晰的贯穿了整个对话——然而回到作品层面，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寻到这种情结所遗留下的饱满痕迹，即使这些痕迹总是以某种质朴、冷静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
杨：您似乎只有第一部作品《铁西区》是相对完整的关于城市的纪录，之后就似乎再也没有接触过关于城市的题材了。
王：是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称得上城市的，首先它要具备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而这个体系其实是人的生存与文化的体系。中国存在这种体系的城市非常少，上海可能有一点儿，比较完整，历史比较长；北京不见得，虽然是一个大城市，却并没有那么长的（现代）城市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只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它们没有促成真正的城市的生存经验与文化逻辑。你把大多数的城市解构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和农村没什么区别。
拍摄城市，事关你拍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城市不仅仅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还有文明。所以中国的情况，就是你拍城市还是农村，情况都差不多，因为生存经验与观念相差无几。底层的城市谈不上城市的文化，比较重要的无非是计划经济的体系，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但没有城市文明。我不愿拍城市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你看不到东西。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思维与处理问题的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区别不大。
杉本博司在一篇类似自传的文章里写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早上在教会学校高唱赞美诗，晚上跟爱好落语的父亲出入于东京的曲艺场，听着三味线，吃艺伎给的糖果点心，这样长大的人“难怪会分不清东方西方”。
虽然像玩笑话，但的确准确概括了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摄影师作品最大的魅力：不仅东西方的界线消失不见，真实和虚构、今天和昨天的区分同样变得模糊不清。
此次佩斯北京的个展基本集齐了杉本博司最主要的几个系列，从早期的《透视画馆》到最近的《闪电原野》。非视觉现象的视觉表征是杉本博司长期探索的主题，如《剧场》中的时间、《概念形式》中的数学公式。
最后一间展厅的《海景》也许是杉本博司作品里最著名的系列之一。尽管作品标签上标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地，但观众从画面中找不出任何明显的地理特征。海被缩减为水和天两个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如果艺术家最初的问题是今天的我们能否用原始人的眼睛去看一片风景，最终得出的结果却奇异地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气息。这种时空上的错乱以及微妙的不协调感并不单纯来自拍摄技法，还有赖于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
从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思考线索。例如，《肖像》系列源自杉本博司在伦敦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蜡像馆的发现。杜莎夫人曾是路易十六的御用蜡像师。为削弱英国殖民势力，路易十六曾积极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而美国革命又反过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样本，国王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该系列最早的两张照片分别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美国第一任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绝非偶然。而在美国指导下制订的《和平宪法》几乎决定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命运。
“3•11”地震半年后，一场大型建筑回顾展在东京森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的主角是发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日本战后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陈代谢主义”。从标题可以看出，主办方希望向刚刚蒙受巨大灾难的日本民众发出某种积极的讯号。策划思路虽不出奇，但并不影响单个项目的魅力。加上叙述清晰、资料详尽，如果要了解“新陈代谢主义”的来龙去脉，这场展览绝对不容错过。
“新陈代谢主义”（metabolism）由建筑评论家川添登，建筑师大高正人、槇文彦、菊竹清訓、黒川紀章，平面设计师粟津潔以及工业设计师栄久庵憲司七人在1960年东京“世界设计大会”上首次提出，作为战后日本独创的建筑／设计理论，在日本人口激增、经济高度发展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很快演变成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运动。磯崎新、大谷幸夫等人均受到该运动的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这一运动的同路人和推进者。
“新陈代谢主义”者们强调建筑和城市应该和有机体一样，能够生长变化、自我循环。他们认为，设计与技术就像人类生命力对外的延伸，因此在面对历史时，不应只被动接受，而应积极促进其更新换代。
在本次展览上，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录像、文本、建筑模型、平面图等珍贵文献全方位了解“新陈代谢主义”七名发起人的理念和作品，还会看到诸如二战时期的《满洲开拓村计划》、五十年代战后复兴工程（以丹下健三牵头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为中心）等其他项目的详细资料。如此安排是为了阐明“新陈代谢主义”的历史脉络，即：日本的国家建设。
四位中年艺术家齐聚盛夏的798，品画廊的这场联展似乎选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名字：各行其是。的确，四个人风格迥异，关注点也各不相同。王音的绘画作品从日常风景出发，色调沉静内敛，但对画面的局部切割放大或模糊处理又留给人大片遐想的空间。方力钧继续“玩世”，人造灾难的黑白图像加上色彩鲜艳的金银珠宝，除了讽刺还是讽刺。杨茂源延续了他的动物主题，腹部鼓胀的牛马穿上条纹衫或涂上五彩的工业颜料，对许多初来798的观众造成了不小的视觉冲击。萧昱则利用华丽的金色画框装裱甚至是创作作品，追问的似乎是绘画观念和边界本身。
考虑到四人共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这种差异好像更值得我们注意。但仔细追究起来，差异背后究竟有什么共同的底色支撑，作为观众，我们并不能得出任何答案。去年泰康五十一平米群展聚集了目前较为活跃的十几个年轻艺术家，不同的个体性之间出现了某些一致的倾向，让部分人觉得应该警惕。那么，现在四位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老一辈艺术家共处一室，如果只能让人看到绝对的差异，是不是也值得反省？
毕竟，生活中的陈年往事，青春年少的意气风发，除了当事人，并不足以为外人道。“各行其是”的图像被放到同一个屋檐下，在强调差异之前，是否应该先考虑到底有没有让这种差异浮现的共同背景色？
2011年7月，艺术家何岸的三个展览“好奇之黄，好奇之蓝”、“风轻似小偷”以及“乳房上各有一颗痣，肩头还有一颗”分别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箭厂空间和魔金石空间同时展出。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重合，每个展览都有其独立的策划和艺术理念。尽管这是三个独立的展览，并且也值得被单独分析，但这其中自然而然存在一些共同的思路，艺术家通过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展览更多地向观众展现了他对于空间、互动等主题的思考，也在以下的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波折和体验。
我认为空间无大小，展览无大小，例如，我明年也许会做一个没有画廊的展览。三个展览在一起是个巧合，我与箭厂空间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谈了。恰巧，我的代理画廊也把时间确定在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我宁愿把魔金石的展览再往后推，因为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三个个展是不合适的。这三个展览对我的考验也很大，三个展览三个画廊会让人觉得我的代理背景很复杂。另外，去年一年来我的很多想法也积压到了一块。
关于空间我谈过很多，我并不区分展览空间和空间。我有很多建筑师朋友，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建筑空间本身的知识。在当代，所谓空间就是指人的空间，在任何一个作品里，艺术家都是考虑到空间和人的肉体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觉得魔金石的空间小，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做展览很合适，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展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展览我不清楚，我对于空间的把握就是把它做出来，也许我会把我的情感放进去，也许不会，对于这一点我谈再多也没用。比如，我说我放进去了多少情感，这是没有意义的。
“媒体艺术”这个名称对于艺术界来说已经并不算陌生，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对于“媒体艺术”的基本要素的确认也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新媒体艺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诞生以来就注定具有了与其他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特征。在当前的新媒体艺术领域，科技和艺术观念已经变得浑然一体，而媒体艺术的理论应该说还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艺术论坛》中文网站开设的这个新栏目致力于为有关媒体艺术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因此，就媒体艺术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实践发展状况，以及体制性的建立，《艺术论坛》邀请了媒体艺术策展人，研究媒体艺术理论的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媒体实验室主任以及纽约帕森斯艺术学院张尕教授编辑这个栏目，并对其进行了采访作为本栏目的开篇。
艺术论坛：您对媒体艺术和新媒体艺术有没有一个界定？
张尕：新媒体的用法、说法，作为一个范畴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93年以后成为一个艺术的分支。
艺术论坛：我前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参观，他们当时是在庆祝新媒体艺术博物馆成立二十年，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新媒体在欧洲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张尕：ZKM 有个媒体艺术博物馆，但没有新媒体艺术博物馆。虽然“新媒体”这个说法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但是媒体艺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二十年代就有这个概念。媒体本身指的是传播媒体，例如无线电、电视、电影，西方二十年代前卫艺术的很多肇始就是以媒体与技术作为颠覆传统的新灵感。七十年代兴起的
如果在今天做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变成千万营生中的又一种求生方式，那至少这种方式跟“生活”的距离最难界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五点之前做螺丝钉，五点以后找“自己”，职业艺术家却要以“自己”来保证“工作”的独立和独特。这种由无数可辨度或高或低的特殊“个体”组成的特殊“群体”以及该“群体”的劳动成果究竟具有多大说服力（或者，魅力）？
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光想显然不够，所以总会有“干点儿什么”的冲动。作为泰康空间“51平方”项目启动的由来，想“干点儿什么”并“动手实现”的做法值得肯定。项目长达一年多的展开过程中，也有不少同样值得称道的时刻出现。但最后形似集体谢幕一样的群展“16位年轻艺术家”却不幸未能与早春三月沆瀣一气，春天的门外汉来现场看展，心里难免留下缱绻的遗憾。
从题目可以看出“51平米”的一贯态度，不为艺术家预设主题，不对创作进行过多干涉。自由放任的策展理念在呈现艺术家相对“素颜”状态的同时，也集中回放了整个项目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51平米”的艺术家虽然被冠以“年轻”之名，但一路看来就会发现，大部分参展艺术家的创作都已经过推敲，不加控制的年少恣意在这里基本看不到，相反梁远苇、刘窗、赵要等人的作品让人感觉到明显的针对性。但推敲的度却很难把握。
在东莞灰蒙蒙的街头一路走一路拾捡废纸并烧掉（刘窗，《无题（节日）》），两人一起划橡皮艇沿北京护城河绕行（徐渠，《逆水行舟》），黑色
从2009年到2010年，北京草场地的泰康空间在他们51平米大小的展厅内举办了一系列个展，取名“51平米”。参展艺术家都相对年轻，大多数是艺术圈的生面孔，部分人展览经验很 少，但这个系列引起了批评界广泛关注，极大改变了北京年轻艺术家生态。《艺术论坛》在“51平米”实施过程中曾经报道过部分艺术家及展览，但现在我们决定从一个宏观角度对整个项目进行审视，通过访谈策展人以及部分艺术家了解项目启动、组织始末以及这种另类模式对单个艺术家创作实践以及整体艺术生态有何影响。另类展览平台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如何与艺术市场产生交集，以及它们在中国的意义和可行性，这些都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首轮访谈对象是该项目发起人、艺术家、策展人苏文祥。“51平米”回顾展目前正在泰康空间展出，展期截至4月16日。
“51平米”正式启动是在2009年10月。但筹划可能从四五月份就开始了。具体时间安排上并不是谁先谁后都定好再按步骤走，因为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不允许你有这么严谨的计划。所以实施过程中伴随很大随机性。在这种随机性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会考虑每个艺术家间的对话或媒介上的区别。比如之前做了好几个偏向日常化的展览，我们就会想接下来是否可以穿插一个像辛云鹏那样针对展览空间和制度考虑问题的艺术家。每次展览都有固定预算，除去制作费、布展、海报等花销，材料费根据需要多少不等。也有一些收藏。有的艺术家作品不是很大，也不会很贵，双方有时能达成协议，完全出于自愿，绝对不是你在这里做一个项目就必须给我一件作品。